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對我國科技人才培養的重視與推動
科技人才培養工作是黨的一項重要戰略任務。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就科技人才培養工作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為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乃至更長時間內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
一、深刻把握我國科技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鄧小平就指出,科學研究工作是“基本建設性的工作”,“在舊社會,科學受各種反動勢力的束縛,不能得到發展。現在是新社會,可以大發展了”。20世紀 70年代后期,鄧小平再次復出后,主動要求分管教育和科學工作。他從戰略高度深刻把握科技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為新時期大力做好相關工作奠定了基礎。
(一)明確了科技人才培養的重要性
鄧小平從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以及確保未來我國在高科技領域“始終佔有一席之地”兩個方面論述了科技人才培養的重要性。
確保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鄧小平先是從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全局出發,確立了科學技術現代化在四個現代化中的重要地位。他鮮明提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然后基於科技人才是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重要支撐,闡明了科技人才培養的至關重要性。1982年 9月,黨的十二大在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主要任務下,把“教育和科學”作為未來 20年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之一。鄧小平在評價十二大確定的戰略重點時指出,“搞好教育和科學工作,我看這是關鍵。沒有人才不行,沒有知識不行”,這裡實際上就強調了科技人才培養的重要戰略地位。緊接著他在同國家計委負責同志談話時,深刻預見到,實現未來 20年規劃,“把科學技術工作和人才培養使用工作做好”是“最難的”,為此,“要開一條路出來,讓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長……人才不斷涌出,我們的事業才有希望”。科技人才不足必然會影響現代化發展戰略,這一點鄧小平深有體會。20世紀 80年代前后他多次提到,由於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受“左”的思想干擾,“在能源、交通、城市建設等方面都欠賬很多,特別是教育方面,損失最大,沒培養出年輕的人才,科學研究也耽誤了”,要“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欠賬要還,不解決這些方面的問題,想快也快不了”,必須“提高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培養出數以億計的各級各類人才”。
確保我國在高科技領域“始終佔有一席之地”的需要。20世紀七八十年代,發達國家搶佔科技制高點的角逐已呈白熱化狀態,美國的“高邊疆”、西歐的“尤裡卡計劃”、蘇東國家的“科學技術進步綜合綱要”,以及日本的“人類科學新領域研究計劃”等高科技戰略相繼提出。鄧小平始終以戰略眼光關注著世界科技領域的新進展,他指出,在這方面,“中國不能落后,必須始終佔有一席之地”。后來在南方談話中,他重申了這個觀點,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在未來要想在世界的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需要依靠廣大科技工作者為國家作貢獻、爭榮譽。在科學家的構成方面,他指出,“老科學家、中年科學家很重要,青年科學家也很重要”,實際上也是強調科技人才要有合理的梯隊結構,為科技競爭爭取人才保障。
(二)分析了科技人才培養的緊迫性
1978年 3月,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指出:“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我們的科學技術隊伍發生了青黃不接的現象,這就使加速培養年輕一代的科學技術人才的任務更加迫切了。”他緊密結合實際情況,指明了科技人才培養方面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一是科技人才“不夠用”,二是科技人才使用不當導致“浪費”,三是社會上對科技工作者存在“左”的偏見。
早在 1954年政務院第 221次政務會議上,鄧小平就指出國家人才培養的突出問題是人才“一方面不夠用,另一方面又有浪費”。到1982年,他談到科技人才問題時重申,“現在科技人員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窩工浪費”。人才“很缺”,從根本上來說,指的是我國科技人才的數量不能適應現代化建設需要。1977年 5月,鄧小平曾將同時期美國、蘇聯科研人員與我國科研人員數量進行了對比:美國 120萬,蘇聯 90萬,而我國僅 20多萬。人才“窩工浪費”,指的是有些部門對技術干部的使用不到位,存在用非所學、用非所長的情況。社會上對科技工作者存在“左”的偏見,實際上是人才“很缺”和“窩工浪費”現象的深層次體現。“很缺”和“窩工浪費”從表面上看是管理體制機制的問題,實則有著深刻的政治和社會根源。鄧小平曾惋惜地指出,過去受“左”的思想影響,一些人渲染“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言論,提出“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那些掌握了豐富文化知識的人,並將他們污蔑為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宣揚“不讀書的是‘英雄’”,反對學生以學習科學文化為主,認為這是“智育第一”的表現,這樣做就是“脫離無產階級政治”,結果使得“受破壞最大的是教育和科學技術。教育受到的破壞就是不讀書,使科研隊伍后繼乏人”。鄧小平還指出,科學需要實事求是、老老實實做學問,但一段時期以來,“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在學風方面出了不少問題,例如壓制討論、互相封鎖等。我們現在不同意見的爭論、討論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這些問題嚴重影響科研攻關和科技進步,迫切需要下大力氣解決。
二、對科技人才培養觀念進行破舊立新
在長期“左”的思想影響下,科技被賦予階級屬性,人們對科技人才當然也就存在觀念上的偏見,包括科技工作者在內的廣大知識分子並沒有被作為社會主義勞動者來看待,而是被污蔑為“臭老九”。為了徹底清除這些錯誤思想認識,鄧小平指導開啟了人才培養工作的破舊立新。他反復強調,“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復”“科技人員不要灰溜溜的”,“科技人員應當受到重視”。
(一)提出科學技術本身不具有階級屬性,明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
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有助於人們打破陳舊思維的束縛,為新時期加快科技人才培養奠定了理論前提。他從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出發,指出勞動力是生產力的基本要素之一,“勞動者隻有具備較高的科學文化水平,豐富的生產經驗,先進的勞動技能,才能在現代化的生產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創造性提出,“科學技術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資本家拿來為資本主義服務,社會主義國家拿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鄧小平關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和對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定性是聯系在一起的,在提出新論斷的同時,他引導人們正確對待從事科學研究的腦力勞動者,為科技工作者“摘帽”,強調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大大發展我們的生產力,當然就不能不大力發展科學研究事業和科學教育事業,大力發揚科學技術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積極性”。從中可以看到,大力培養科技人才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科技人才是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支撐。
早在 1975年 9月,鄧小平在聽取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時就指出:“科技人員是不是勞動者?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在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他再次強調,在社會主義社會由工人階級自己培養的腦力勞動者與剝削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已有所不同,“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並列作為“社會主義勞動者”,這無疑在政治上讓科技人員吃了定心丸。
(二)正確闡釋又紅又專
改革開放前很長一段時間裡,社會上存在著“知識越多越反動”的錯誤認知,導致人們在“紅”“專”問題上理解片面,對於曾經在歷史上犯過錯誤或者家庭成分不好的科技人員,政治上給予全面否定,即便那些曾經為國家科學技術事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人才,有的也被污蔑成“白專”典型﹔相反,個別交白卷的案例卻被樹立為“紅專”典型,這種顛倒是非與黑白的氛圍,對人才培養是非常不利的。為此,鄧小平提出:“對又紅又專要有正確的理解,合理的要求。”
首先,鄧小平對“紅”的內涵進行重新界定,認為科技人員“紅”與不“紅”,要“看他們自己的基本政治態度,看他們自己的現實表現,看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所作的貢獻”。按照這個標准,他肯定了新中國成立以后科技和教育戰線中佔據主導地位的還是“紅”線,因為“絕大多數科學技術人員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努力同工農兵相結合,滿腔熱情地對待自己從事的科學技術工作,做出了成績”。其次,在“專”的問題上,鄧小平認為,保証科研人員有足夠的業務時間非常重要。他指出,“科學技術人員應當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學技術工作上去”,“隻有把全副身心投入進去,專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勞苦,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攀登科學高峰”。最后,在“紅”“專”關系問題上,鄧小平認為,“專並不等於紅,但是紅一定要專”。因為如果沒有做到專,瞎指揮,就會有損於人民的利益,耽誤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就談不上“紅”。對二者關系的重新闡釋,有助於改變長期以來過分強調“紅”而弱化“專”的現象。在此基礎上,他提出:“我們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要有一支浩浩蕩蕩的工人階級的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大軍,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這就明確回答了新時期我們要“培養什麼樣的科技人才”這個根本問題。
三、突出教育在科技人才培養中的重要地位
鄧小平從戰略高度考慮科技與教育問題,明確提出“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面對當時我國科學技術力量還很薄弱的實際,鄧小平反復強調:“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抓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他要求全面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開展好教育改革,通過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全面提升科技人才培養質量。
(一)恢復高校招生考試制度,促進科技人才的合理選拔
高等教育是自主培養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徑,高校招生是保障高等教育培養效果的關鍵環節。鄧小平對此有著充分認知,他把恢復高校招生考試制度作為選拔科技人才的重要方法,要求高等院校 1977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以“早出人才、早出成果”。
在生源問題上,1977年 9月 6日,鄧小平提到,據調查,“現在北京最好中學的高中畢業生,隻有過去初中一年級的水平(特別是數學)”,因此,他認為,恢復高考之初,“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學生,須在社會上招考,才能保証質量”。在招生方式上,鄧小平認為,要做到不拘一格,只要考生能夠答得出來,“就不一定上一年級,可以上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有的甚至可以當研究生”。為此,1978年國家提出招生工作要打破常規選人才,規定高中生在學科競賽中特別優秀的可以不參加高考進入大學,這些競賽主要涉及數理化,針對重點是科技類人才,這種招生制度后來發展成為保送生政策。招生人數方面,鄧小平提出要“大量增加”大學生人數,還要根據社會結構與需求,優化大學招生專業的結構與比例。在鄧小平的推動下,許多有科研潛力的人考上了大學或研究生,他們后來成為科技隊伍的骨干力量。恢復高校招生考試制度給科技人才培養工作帶來了新氣象,以至於社會上流傳著“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號,因為數理化是與我國工業化、技術發展密切相連的基礎學科,數理化相關專業的學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亟需的科技人才的后備軍。
(二)處理好提高與普及的關系,完善科技人才培養的支持系統
鄧小平認為,“高等院校,特別是重點高等院校,應當是科研的一個重要方面軍”。同時,他並不是隻將目光聚焦於高等教育,而是同樣重視發揮普及教育的支撐作用,提出了處理好科技人才培養的“提高”與“普及”的關系的要求。
早在 1958年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教育工作時,鄧小平就提出:“目前教育方面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普及與提高的問題。我們的方針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兩者不能偏廢。 ”“提高”主要指的是高等教育,“普及”主要指中小學的基礎教育,也包括職業教育。普及教育能夠提高我國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推動各種發明創造多起來。1977年鄧小平在審改中共中央《關於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稿時,特地加寫了“小學、中學、大專學校是培養科學技術人才的重要基礎”。針對小學教育,鄧小平指出,“抓科研不抓教育不行,要從小學教育抓起”,因為可持續的人才培養需要很長周期。他觀察到,“聯邦德國、日本工人起碼要高中文化程度,而且是比較好的,這樣才能掌握技術”,因此,他提出培訓人才,“不但管理人員要合格,就是工人也要合格的”,不能夠讓不懂技術的人搞企業,“工人本身也要知識化”。這其實對中學和職業教育提出了要求。
(三)注重教師和教材在科技人才培養方面的基礎性作用
科技人才的培養離不開教師。鄧小平認為,培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合格人才,讓學生成為未來有社會主義覺悟和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勞動者,教師是關鍵。他指出:“科研是靠教育輸送人才的”,“我們要把從事教育工作的與從事科研工作的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他們受到同樣的尊重,同樣的重視”。教材也是鄧小平關心的問題。改革開放之初,符合新時期需求的教材短缺,尤其涉及科技方面的基礎學科類教材、自然科學類教材極為缺乏。為此,鄧小平一方面要求加強自主編寫,組織起一個“很強的班子”編寫各類大中小學教材。另一方面,他跳出以前的各種條條框框,考慮從國外引進優質教材。1978年 8月,鄧小平批復同意教育部、外交部《關於答復錢寧提出的四條建議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中提到,要“有計劃地購買和收集大學、中學的教材……盡快購買一批大、中學數、理、化基礎課的教學影片”。這些教材引進國內后,他強調要以此為借鑒,“結合我們的實際編出新的教材”。
四、改革科技人才培養體制機制
健全的體制機制是實現科技人才成長成才的重要保障。鄧小平認為,要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不斷完善杰出人才的遴選機制和各類管理體制,以更好促進科技人才培養。
(一)加強和改善黨對科研領域的領導
改革開放初期,為了徹底消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科研系統分散主義影響,鄧小平高度重視加強和改善黨對科研領域的領導。1979年 12月,聶榮臻在給鄧小平的信件中提到,當前科研系統各部門存在自成體系力量分散的問題,提議加強國家科委統一領導。鄧小平批示指出:“我完全贊成你的意見……不能顧慮太多,一經決定,堅決貫徹執行”。
在科技人才培養問題上,鄧小平把黨的領導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認為由我們黨將科技人才合理地組織起來,即使我們的科研人員“人數少,也可以比資本主義國家同等數量的人辦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加強黨對科研領域的領導,不是說黨委包攬所有工作,而是要落實好分工負責制,做到職責清晰、賞罰分明,從而提升效率。關於黨委領導的內涵與功能,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將其總結為“主要是政治上的領導,保証正確的政治方向,保証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此外,鄧小平堅持務實的工作作風與原則,認為黨委領導得好不好關鍵看能不能培養出人才來,他從反面指出,如果“不出成績,不出人才,不熱心為科學服務,就說明黨委不善於領導,領導得不好”。
(二)形成能夠讓杰出科技人才脫穎而出的培養制度
科技人才的選拔培養,必須有相應的制度保障。鄧小平大力推動形成讓杰出科技人才脫穎而出的體制。第一,打破常規思維培養科技人才。在 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就指出:“必須打破常規去發現、選拔和培養杰出的人才。”在 1985年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他進一步強調:“要創造一種環境,使拔尖人才能夠脫穎而出。改革就是要創造這種環境。” 當時有不少科技人才因為非黨員身份,或學歷不高或資歷不深,在傳統培養體系中被埋沒。這就必須摒棄固有守舊觀點,以制度創新識才愛才用才。第二,建立學位和技術職稱評定制度,發現優秀的年輕科技人才。鄧小平注意到,在科學領域裡作出杰出貢獻的往往是中年人和青年人。為此,他提出:“我們的科學工作者,只要做出了貢獻,符合研究員、教授的標准,哪怕隻有三十歲,也要把他們提拔到研究員和教授的崗位上,給予應有的學位和技術職稱”,“要把學位制度和技術職稱評定制度趕快建立起來”。建立完善這樣的制度,可以改變論資排輩的現象,及時發現和培養優秀的年輕科技工作者。第三,設立博士后流動站培養與使用高級人才。設立博士后流動站最初是由美籍華人科學家李政道向鄧小平提議的,主要是為了高科技領域緊缺型博士畢業生的持續成長,同時也是防止人才尤其是海外歸國博士流失。鄧小平聽后很贊成,指出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動站,成為制度”。1985年我國正式設立博士后制度,這一制度為國家高層次科技人才開辟了一條綠色通道,促進了對他們的培養與使用。第四,建立競賽制度選拔優秀人才。1978年 7月,鄧小平在審閱教育部《關於一九七八年全國部分省市中學數學競賽的總結報告》時作出批示:“同意報告所提意見。請教育部研究辦理。”《報告》中提到,競賽制度應堅持按規定執行。建議教育部門研究如何通過數學競賽加速培養人才的問題。鄧小平還提議,“物理、化學也可以搞競賽”。相關制度的落實,讓一大批具有科技工作潛質的年輕優秀人才脫穎而出並得到了更為專業化的培養。
(三)注重完善管理體制促進科技人才培養
要更好發揮科技人才的主觀能動性,離不開有效的管理制度。為此,鄧小平主張改革科技人才管理體制,“充分調動職工包括管理人員的積極性,培養和選拔科學技術和管理等各方面的人才”。
具體來說,一是建立以實際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制。鄧小平提出,“研究所要建立研究秩序,要搞定額,搞考核,要有淘汰制度”。考核內容主要看科技工作者的能力、成績,而不是資歷。對考核結果要分類對待,貢獻大的要提高技術職稱、提升待遇。二是加強后勤管理和服務保障。鄧小平認為,“后勤工作的任務,就是要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務,要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夠專心致志地從事科研、教育工作”。他要求后勤工作解決好科技人才最關心和期盼的問題,例如,要為兩地分居的業務骨干提供條件,多修建些宿舍解決分居問題﹔要增加科研教育經費,原來條件差的要逐步改善﹔要搞好圖書館,購置和供應器材、實驗設備,辦好食堂和托兒所﹔等等。三是培養管理人才。在鄧小平看來,管理也是科學,管理水平的高低,和管理人才密切相關。他指出,我們現在缺乏的是技術人才,但是我們也“特別缺乏管理人才,我們不僅要學習先進國家的一些技術,管理知識也要學習”。
五、科技人才培養要注重利用國外積極因素
改革開放初期,面對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引進技術卡得很緊的現狀,鄧小平強調:“毛主席提出以自力更生為主,這始終是我們的根本原則。不靠自己努力,許多問題都解決不了。”但同時他也深知,為了加快我國科技發展,必須充分利用國外積極因素。20世紀 70年代,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1978年 7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科技代表團時,強調要加強中美之間的科學技術交流,中國不僅願意吸收美國的技術,而且希望通過派遣留學生,用美國的條件培養我們的科技人才。鄧小平多次強調:“我們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吸收外國資金的方針不會變”,“凡是我們需要的先進的東西,條件適合的,我們都願意吸收”。他注重將我國科技人才培養逐步與世界接軌,通過增進與世界上高科技水平國家之間的交往,吸收他們的先進經驗,加快我國科技人才培養的進程。
(一)在國際交流中加快科技人才培養
鄧小平希望我國積極融入世界教育和科技界,以期在各種交流中提升我國科技人才質量。為此,他積極為科技人員融入世界創造平台。1978年 4月,他審批同意了教育部、外交部《關於成立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的請示》。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的成立,為中外科技人才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鄧小平還重視並推動與其他國家建立科技交流合作機制,親自出席科技合作簽字儀式,並和這些國家領導人就科技合作問題進行會談。例如,1978年 1月,他與法國總理會談時指出,中法兩國之間要積極發展科學技術的交流﹔在隨后出席中法兩國政府科學技術協定簽字儀式時又指出:“我們主張促進同外國的科學、技術、文化交流,就是要取長補短,相互學習。”該協定規定了兩國相互派遣科學技術代表團,互派學者、研究人員、專家等內容。1979年 1月,他在出席中美科學技術合作協定和文化協定簽字儀式上高度評價協議簽訂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並希望未來兩國在更多領域開展合作。中美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主要涉及農業、能源、衛生、環境等方面,包括互派科學家、學者、專家和留學生,組織聯合訓練班、會議和討論會等內容。
此外,鄧小平鼓勵我國科技工作者與其他國家的科技團隊開展合作研究,在合作中學習知識、鍛煉能力。例如,1977年 10月,他批示同意中國科研人員在國外可以同別國科研人員一起工作、聯名發表科研成果。1986年,在了解到“國際科學文化中心——世界實驗室”成立后,鄧小平大力支持中國科技人員加入其中,他在同主要發起者交談時指出:“中國是第三世界國家,中國的科學技術人員要積極參加這個世界實驗室的工作。”
(二)向國外大量派遣科技領域的留學生並鼓勵學成回國
為加快科技人才培養,吸取國外先進科學技術,1978年 6月 23日,鄧小平就派遣留學生問題強調,數量上“要成千上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在這方面多花些錢,是值得的”﹔方向上,主要把數理化方面“考得好的派出去”,“派出去主要學習自然科學”。出國留學資助方式也逐漸不再限於公費留學。1978年 9月,針對允許中國公民自費到美國留學的建議,鄧小平作出批示:“國務院辦公室商同有關單位處理,所提要求似可同意。”后經過多部門溝通與研究,1981年 1月,國務院批轉教育部等七個部門《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請示》和《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在規定中明確要求有關單位應協助申請自費出國留學人員提供學歷証明、成績單等材料﹔留學期間的工資、工齡問題,與在職職工在國內上大學或當研究生同等對待﹔我駐外使、領館要加強對留學生的聯系和教育管理工作﹔等等。這些舉措為自費留學人員提供了便利,消除了顧慮,推動擴大了留學生規模。
鄧小平不僅重視把學生“送出去”,還想辦法把留學生吸引回國。他多次強調,人是最寶貴的財富,“我們有幾萬名留學生在國外,這是財富,要爭取他們回來”。為此,他提出要改革束縛人才回國的各種框框,比如可以通過博士后流動站吸納人才,也可以在特區和開放城市中把最優秀的人員招聘回國工作。據統計,1978年至 1989年,國家公派和單位公派出國共計 73424人,回國 38223人,許多回國人員為我國科技事業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仍留在海外的人員中也有不少人成為間接推動我國科技事業發展進步以及科技人才培養的重要力量。
(三)聯絡外籍華人科學家助力我國科技人才培養工作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鄧小平持續與世界著名外籍華人科學家保持密切聯系,多次就中國科技人才培養問題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在鄧小平的關心下,外籍華人科學家助力我國科技人才培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派人前往華人科學家實驗室學習深造。例如,1977年 8月,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丁肇中和夫人前,與吳有訓、劉華清等人談話指出:“我們先派幾個人去丁肇中領導的實驗室學習。要用外國的條件,來培養我們的科研人員。”1977年 10月,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高能加速器專家鄧昌黎時提出:“我們可以派幾個人到你那裡去學習一年,時間不夠可以學一年半到二年。”二是參加華人科學家主導參與的留學項目。不少愛國華人和友好人士採用留學項目、爭取資助或提供獎學金的方式,支持我國科技人才培養,如李政道倡導的 CUSPEA項目,幫助我國培養了不少科技人才學成歸國。1981年 12月,鄧小平在會見李政道時,對他多年來為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和青年科學人才的培養所做的工作表示贊賞。三是邀請華人科學家回國幫助培養科技人才。1983年 7月,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提出:“要利用外國智力,請一些外國人來參加我們的重點建設以及各方面的建設。”9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引進外國智力以利四化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美籍華人數學家陳省身教授受聘擔任南開大學數學研究所所長就是在引智項目中實現的。鄧小平1986年 11月在會見陳省身時指出:“你立足國內培養人才,這個方法好。用這個方法可以培養更多的人。”
在鄧小平的重視和推動下,經過努力,我國科技人才培養的成效逐步顯現出來,科技人才既有量的積累又有質的提升,廣大科技工作者服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熱情明顯高漲,社會對科技人才認可度也越來越高。鄧小平感嘆道:“科學技術專家這樣廣泛地參加經濟、社會決策活動,是我國幾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深度調整,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要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促進科技自主創新和人才自主培養良性互動。重溫鄧小平關於科技人才培養的思考與實踐,對於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朱益飛,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趙小琳,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