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東征：全民族抗戰的重要前奏

1936年2月，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在毛澤東、彭德懷率領下，從陝北渡過黃河，進入山西，發起東征戰役。紅軍東征轉戰山西50余縣，進行百余場戰斗，“打了勝仗，喚起了人民，擴大了紅軍，籌備了財物”，宣傳了黨的抗日救亡主張，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在中國革命史上書寫了光輝一頁。

打通抗日前進道路、以發展求鞏固的重要決策

1935年，繼侵佔我國東北后，日本侵略軍又將魔爪伸向華北，國民黨當局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抗日救亡成為四萬萬同胞心中最急迫的呼聲。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即瓦窯堡會議），提出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策略。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明確將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確立了東征山西的戰略決策，明確紅軍東征的重點任務是打通抗日通路、鞏固擴大蘇區，把國內革命戰爭同民族解放戰爭緊密結合起來。

當時的陝北地瘠民貧，紅軍缺糧少衣、彈藥匱乏，還受到國民黨重兵的封鎖與圍困，生存與發展壓力巨大。毛澤東在闡述東征戰略方針時一針見血地指出，紅軍東征山西是“以發展求鞏固”的唯一正確抉擇：向北發展無出路，作戰需單純攻打堡壘且無法征糧﹔向南開赴渭水以北地區，為張學良軍隊駐扎，是我們的統戰重點，不宜作戰﹔向西發展同樣困難重重，唯有“取閻錫山為對手”渡河東征，才能突破困局。

山西素有“表裡山河”之稱，作為華北脊梁，東有太行山俯瞰華北平原，西有呂梁山縱貫南北，境內重巒疊嶂、關隘林立，戰略地位至關重要。在當時日軍已侵佔熱河、染指華北，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形勢下，紅軍進入山西，等於打開了通向抗日前線的東大門，可根據實際情況東入河北或北轉綏遠，對日直接作戰。東征期間毛澤東也多次強調，“經營山西，是對日作戰的重要步驟”“沒有山西即不能設想同日帝進行大規模作戰”。

瓦窯堡會議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兩次會議，討論東征山西的方針和准備工作等問題。1936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發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紅軍主力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開通抗日前進道路，同日本直接開火。之后紅軍抓緊擴紅，加緊訓練，逐步集中到靠近黃河的永坪鎮、延長之間及其以東地區。紅軍政治部先后發出《東征部隊政治工作的訓令》《關於東征地方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全軍上下按要求普遍開展了深入細致的政治動員和政策教育，並組織、培訓地方工作團（隊），以配合地方黨的組織，宣傳發動群眾。后勤工作由周恩來全面負責，主要包括：征調、訓練水手﹔趕造船隻﹔設立兵站、成立運輸隊，運輸糧食、軍需物資和傷病員﹔等等。同時，毛澤東、彭德懷等親自實地察看地形，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先頭師師長、先頭團團長等深入黃河沿岸，詳細偵察渡河點和對岸敵軍的兵力火力配備等情況。根據偵察情況分析，最后確定了渡河地點。到2月19日，渡河東征的准備工作全面就緒。

轉戰山西，軍事斗爭與政治斗爭共進的重要行動

紅軍東征在山西歷時75天，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月20日至3月10日，紅軍強渡黃河，初戰呂梁，佔領晉西有利陣地。20日晚8時，毛澤東、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發起戰役，中共中央政治局隨軍行動，拉開了東征的序幕。紅軍分別從綏德溝口、清澗河口等地強渡黃河，一舉突破晉綏軍的黃河防線。正如《紅軍東征歌》所唱，“密雲遮星光，萬山亂縱橫。黃河上渡過民族英雄們，摩拳擦掌殺氣高，我們鐵的紅軍……紅旗山西飄，同胞齊歡迎”。至23日，紅軍完全控制了辛關至三交之間各渡口，佔領包括三交鎮、留譽鎮、義牒鎮在內的數百裡地區，勝利完成東征第一步任務。

24日，毛澤東、彭德懷發出訓令，明確下一步任務為粉碎晉綏軍進攻並爭取在山西發展抗日根據地。25日起，紅軍連戰連捷，先后取得蓬門、關上等戰斗勝利，迅速攻佔了石樓、中陽、孝義、隰縣四縣交界的樞紐地區。3月10日，毛澤東、彭德懷親自指揮，紅軍在孝義兌九峪地區與晉綏軍展開激戰。紅軍在長達10公裡的戰場上布下袋形陣地，奮勇沖殺，擊潰敵第二、第三兩個縱隊。因敵援兵迅速集結，未能全殲敵人，但予敵以沉重打擊，粉碎了閻錫山的第一次大規模反扑。

第二階段，從3月11日至3月下旬，紅軍分兵南下北上，擴大戰果。兌九峪戰斗后，紅軍兩大主力撤至大麥郊地區休整。3月11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主要負責同志，指出我軍主力要乘勝東進，徹底打破閻敵總進攻部署，擴大戰果，擴大宣傳，擴大蘇區，擴大紅軍。12日，毛澤東在孝義縣郭家掌主持召開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領導干部會議，決定紅軍分左、中、右三路作戰，以進一步發動群眾、創立河東根據地。分兵后，右路軍沿汾河和同蒲鐵路南下，先后佔領趙城、洪洞、臨汾、襄陵、曲沃等縣廣大鄉村，破壞同蒲鐵路100余公裡﹔左路軍北上，25日襲擊晉祠鎮，威脅太原，成功牽制並調動晉綏軍主力回防，之后進至興縣以南曹家坡地區﹔中路軍轉戰於隰縣、交口、石樓、永和一帶，運用“飄忽不定”的戰術與敵周旋，牽著晉西方面的敵軍“兜圈子”。

第三階段，從3月下旬至5月5日，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晉西會議），紅軍集中兵力，打破圍攻，回師西渡。為爭取早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實現對日作戰，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晉西孝義、隰縣和石樓等地召開會議，會議圍繞政治、軍事、外交（統一戰線）三大議題展開。一是傳達討論共產國際七大決議，認為瓦窯堡會議決議與之相符，黨中央的工作與共產國際決議一致﹔二是分析華北時局，決定爭取迅速對日作戰為黨與紅軍的重要任務，第一時期以經營山西為基本戰略方針﹔三是深刻分析當時國內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態勢，進一步明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方法。

3月31日，紅二十八軍渡河參戰，開始掃除羅峪口至黑峪口一段黃河封鎖線。4月初，左、右兩路軍向晉西集中，再次重創晉綏軍。12日，在三角庄戰斗中，擊潰敵第六十六師一個旅，消滅一個團，俘虜晉綏軍第三九二團團長郭登瀛。13日，紅二十八軍進攻三交鎮。三交鎮是山西西部靠黃河的一個重要渡口，該鎮南北兩面環山，西面臨水，對岸為陝北蘇區的綏德縣境，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佔領三交鎮有利於打通山西前線與陝甘蘇區的聯系。戰斗中，軍長劉志丹親赴前線觀察敵情、指揮戰斗，不幸被敵槍擊中，壯烈犧牲。15日，紅一軍團攻克吉縣，俘虜縣長及民團300余人。17日、18日，紅一軍團掃除平渡關至清水關40余公裡沿河據點。

紅軍的節節勝利使閻錫山被迫將入陝“圍剿”蘇區的4個旅兵力全部撤回河東。同時，蔣介石為阻攔紅軍東進，緊急抽調部署於陝南、河南的中央軍10個師入晉增援，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為保存抗日力量、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4月28日，毛澤東、彭德懷決定紅軍回師西渡。自5月2日起，紅軍分批經清水關、鐵羅關西渡黃河，至5月5日全部返回陝北，毛澤東、朱德簽發《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東征戰役勝利結束。

紅軍東征山西，不僅是軍事斗爭，也是政治斗爭。東征期間，我黨始終將統戰工作作為重大政治問題予以考量，分別對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和蔣介石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1936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派聯絡局局長李克農多次與張學良等會談，中共主張得到積極回應。3月4日，毛澤東等通報與東北軍六十七軍訂立的口頭協定：互不侵犯、恢復交通通商、允許購糧等。3月中旬，毛澤東、周恩來等在大麥郊聽取北方聯絡局負責人王世英匯報與楊虎城簽訂的包括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協定、互派代表電台聯絡、十七路軍助運物資及掩護人員、共同准備抗日等四項協議，中央批准該協議並加強對楊虎城部的工作。4月，毛澤東在康城接見被俘晉綏軍團長郭登瀛，講述我黨的抗日主張和統戰政策。5月，托郭攜親筆信致閻錫山，提議“聯合一致，抗日反蔣”。此后經過持續努力，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統一戰線先於全國形成。

對蔣介石南京政府的接觸也悄然開啟。經宋慶齡安排，中共秘密黨員董健吾、張子華於1936年2月27日攜南京信件抵達瓦窯堡。3月4日，毛澤東等電告表示“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5月5日，毛澤東、朱德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呼吁國共雙方以“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范圍內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磋商抗日救亡辦法。這為后續國共談判和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

由國內革命戰爭轉向民族革命戰爭的重要一環

紅軍東征是中國革命由國內革命戰爭轉向民族革命戰爭的重要一環，是長征的繼續和延伸，是全民族抗戰的重要前奏。

紅軍東征壯大了紅軍力量，鞏固了陝甘蘇區。東征期間，紅軍廣泛開展群眾工作，籌款30余萬元，收繳大量糧食、布匹、醫藥等緊缺物資。紅軍高舉抗日義旗，在山西各地掀起了踴躍參軍的熱潮，擴充新兵8000余名。其中，年僅12歲的山西少年王東平報名參軍，在前衛連擔任通信員，被親切地稱為“山西娃娃”。東征紅軍繳獲各種槍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門，幫助地方組建30余支游擊隊。紅軍東征所取得的物資補給與兵員擴充，極大緩解了陝甘蘇區的困境，為鞏固和擴大陝甘蘇區奠定了堅實基礎。

紅軍東征擴大了抗日宣傳，喚醒了救亡意識。東征期間，為做好宣傳工作，紅軍總政治部增設地方工作委員會，連隊組建地方工作組，動員地方干部及游擊隊分散開展工作，形成“人人做宣傳員”的氛圍。紅軍每到一地，便深入群眾宣講黨的抗日主張，揭露閻錫山阻攔紅軍東進的罪行，使抗日救國成為全社會的強音。東征期間，黨和紅軍多次公開發表抗日宣言，堅定昭示抗日決心。3月1日，毛澤東、彭德懷聯名發布《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宣布本軍東行抗日，“一切愛國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舊，不分派別，不分出身，凡屬同情於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本軍均願與之聯合，共同進行民族革命之偉大事業”，主張“停止一切內戰，紅軍、白軍聯合起來，一致對日”。3月1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發出為抗日救國宣言，明確告知全國民眾，紅軍渡河東征其目的是出兵河北平津，直接對日作戰。4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指出東征是對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的當頭棒喝，呼吁全體中國人聯合起來、共赴國難。紅軍東征用實際行動在三晉大地播撒抗日火種，有力喚醒了民眾的民族救亡覺悟。

紅軍東征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凝聚了抗日力量。東征進程中，黨和紅軍扎根群眾、服務群眾，贏得了群眾衷心擁護，匯聚起強大革命力量。紅軍在山西的20多個縣積極發動群眾，將“最廣大的基本群眾抗日斗爭與土地斗爭”緊密結合，建立黨組織和鄉村蘇維埃政權。每到一處，紅軍便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沒收漢奸、賣國賊及惡霸地主的財產與土地，公平分發給窮苦群眾。在靈石縣雙池鎮，紅軍干部帶領群眾將惡霸當鋪中窮人所當之物無條件歸還，沒收高利盤剝的紙煙庫。對鎮內存糧豐厚的四五家糧店，嚴格按照黨的政策處置，多用於救濟窮人和供給軍需。紅軍抗日、愛民、守紀的優良作風，徹底揭穿了反動勢力污蔑紅軍的種種謠言，讓廣大民眾看清了誰才是真正抗日、真心救民的隊伍，紛紛主動投奔紅軍、參與抗日活動。紅軍東征，以鮮明的抗日旗幟、堅定的革命行動、系統的宣傳舉措和扎實的群眾工作，凝聚起團結抗日的磅礡力量。

（作者系山西省委黨史研究院副院長）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04月03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