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筆杆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

善於使用文稿實施領導，或報告工作、宣傳政策，或釋疑解惑、統一思想，這是黨的領導干部的一項重要工作能力。鄧小平是善於“拿筆杆”寫稿、改稿的領導人。革命戰爭年代，他既組織打仗、建設，也負責報告、宣傳和動員工作，經他手的決議、指示、計劃、電報難計其數，他寫作或組織寫作的工作匯報、大會報告、文章更是比比皆是。建設和改革時期，他是黨的八大等大會的文件起草組成員，領導了黨的十二大、十三大以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重要文獻報告的起草，參加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等重要政治文獻並逐篇審定修改了自己的文選。從鄧小平留下的文章和修改的稿件裡，可以一窺他寫稿、改稿的習慣和思考方式。

寫文章“主要是要意思好”

鄧小平認為，寫文章也不是很困難，“主要是要意思好”。意思好的關鍵是站位要高、認識要到位。鄧小平寫稿子重視指導實踐、服務大局，注意從局部和部分的工作出發，提出對全局帶有普遍意義的意見和思考。1944年7月，時任北方局代理書記的鄧小平，用700余字的電報，簡潔、清楚地回復了毛澤東關於抗日根據地各方面工作內容的十個問題，毛澤東看后評價說，“此報很好”。其中對於如何團結黨外人士，鄧小平報告說，調整辦法是：開生產運動、生產勞動等會時，請參議員和一些經營生產好的士紳參加﹔對政權中黨外人士整風的方法加以改善﹔增加時事教育，糾正生硬方式……寥寥數語，清晰明了。毛澤東過了數日后再次致信鄧小平，肯定這封報告“內容極好。除抄給此間許多同志閱讀外，並轉發各地參考”。解放戰爭時期，鄧小平撰寫《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從中原地區的實際出發，制定了一整套適合新解放區的土改和整黨工作的政策，而且列舉了具體的經驗和實例。毛澤東將它轉發給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稱“有了中原局這個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發這類文件了”。

1956年，鄧小平作為黨的八大文件起草委員會的成員，在起草、審改大量會議文件和發言時，特別注意吸收、貫徹毛澤東《論十大關系》這一重要講話的主旨和實質，完整准確地表達中央的意圖，深受與會者的贊揚。在寫作修改黨章的報告時，鄧小平在第一部分親自加寫了約1700字的內容，充分論述了黨所處歷史環境的變化以及由此引發的黨組織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並提出黨的建設的總任務，使得這一部分提綱挈領，成為整個報告的綱。

意思好的關鍵是觀點要鮮明、要有針對性。鄧小平在討論會議文件時提出：黨的八大議題和安排發言，應該突出討論國家經濟建設的主題。他舉例說，像工業方面，除了一些比較系統性的發言外，還要組織那麼二十幾篇稿子，這樣才表現出會議是在討論建設這個重點。毛澤東當即表示：小平同志說得對，這一次重點是建設。在鄧小平的建議和組織下，68人作了大會發言、45人作了書面發言，圍繞經濟建設這一主題展開方方面面的討論，非常熱烈、深入。李雪峰回憶說：我在黨的八大上關於工業方面有一個發言，起草完給小平同志看，他審閱后認為“可以”。結果，我在大會發言之后，他聽后問我：怎麼搞的？不是原來的稿子，原來的稿子可以嘛。我回答，這是又請“秀才們”修改過的。小平同志說，壞就壞在這裡。他認為，有時修改后的文章面面俱到，不能突出重點。

“稿子應有新內容，要回答和解決一些問題”

鄧小平作大會講話，一般不事先准備稿子，都是有感而發。隻有在一些重要場合，一些重大問題需要進行深入闡述時才由別人幫助起草稿子，而且往往自己先口述主要內容或者擬列提綱。1978年10月，鄧小平在籌備中國工會九大的致辭時，和起草組同志談話說：“現在這個稿子很平淡，沒有鼓動性，稿子應有新內容，要回答和解決一些問題。”接著，鄧小平提出稿子內容應包括實現現代化、發揚民主、貫徹按勞分配、加強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教育工人愛廠如家、反對派性等內容。同時，鄧小平介紹了他在東北視察時提出的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業務工作上來的思想。他的這一想法，需要有相當的膽略和勇氣，也讓聽者為之一振。起草組同志把鄧小平的口述內容整理進中國工會九大的致辭稿中，提出“開始新的戰斗任務”的觀點，隱含著后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工作重點轉移的意思。看到稿子后，鄧小平又加寫了兩段話：一是在原稿的“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之后，加寫道：“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否則我們不能擺脫目前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的落后狀態……”二是加寫了關於廠長負責制的一段話：“我們的企業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或經理負責制，要建立強有力的生產指揮系統……”這兩段話實際上是把改革作為黨的方針、作為全國人民的一項重要任務提了出來。有了這兩段話，鄧小平在中國工會九大上的致辭《工人階級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優異貢獻》有了更高的視野和立場，不僅成為新時期指導工會工作的綱領性文獻，而且吹響了改革的號角。

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鄧小平原本籌備的講話稿，定好的主題是講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然而經過會議前期的討論，鄧小平敏銳地意識到，關於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大家的意見比較一致，沒有太多阻力。但是，在歷史轉折關頭，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突現出來，需要黨的領導人抓住時機，作出回答，指明方向。鄧小平准備好了！他深思熟慮，親筆在16開的白紙上擬了包含七個方面內容的提綱，共3頁，近500字。經過與寫作班子多次探討后，這個提綱最后形成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一重要講話提出並回答了人們關注的實現歷史轉折和進行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最重大、最關鍵的問題，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指導思想，實際上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被譽為“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

“可以不說的去掉，該說的就可以更突出”

鄧小平寫稿子或者指導工作人員起草文件、報告時，總是要求壓縮文字、把復雜的問題說得清楚易懂，讓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都能理解並接受。1950年9月，西南財政部起草了《西南軍政委員會對五〇年農業稅征收工作的指示》送鄧小平審核。鄧小平對這份文件作了很多修改，並寫了一段評語，“這個指示內容無問題，文字拿不出去，重復的話很多，至少可省略一半。請你們重新寫過”。1979年3月，為了准備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他專門約寫作組談稿子。他說：現在文字太多，枝葉太多，比較平淡，吸引力不夠。現在要強調的只是幾個問題，語言太多，把要突出的問題沖淡了。這篇講話是政治性的講話，不需要講很多理論的話。這段話比較典型地反映了鄧小平對講話稿的要求。

1980年10月，鄧小平審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稿時對中央負責同志說：“決議討論稿的篇幅還是太長，要壓縮。可以不說的去掉，該說的就可以更突出。”討論稿經過反復修改后，於1981年5月提交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鄧小平在會上肯定了這個稿子的基礎是好的，“要說有缺點，就是長了一點……如果大家討論當中能夠在一些地方壓縮點篇幅，那更好了”。1982年6月25日，黨的十二大報告框架出來以后送他審閱，他說：報告架子可以，但要寫得精彩些、短些。1983年12月，他在審閱有關同志起草的鄧穎超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的講話稿時，作出批示：“一個問題幾句話就夠了，不宜解釋太多。我看文字壓縮一半，更為恰當。”

鄧小平為什麼能在日理萬機中更好更有效率地處理文稿？一方面是他在思想上高度重視。他說過：“拿筆杆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不懂得用筆杆子，這個領導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鄧小平非常注重打磨文章的立意和思想，1956年他作修改黨章的報告，與起草組反復討論了十幾次。他領導寫作《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僅收入《鄧小平文選》的談話就有九次。他89歲高齡還親自主持編輯並逐篇審定《鄧小平文選》，稿子打磨得邏輯嚴密、理論扎實。另一方面是他的文章言之有物、有感而發，既有切切實實的解決方案，也有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因此情理交融，富有感染力。“文革”結束后，1977年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在1976年被撤銷的全部職務，這一決定得到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對於復出工作，鄧小平在大會發言中講道：“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應該老老實實地履行黨員的責任，聽從黨的安排。”這一段近乎內心剖白的大會講話，體現出無產階級革命家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看淡個人得失的崇高風范，感動了無數人。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04月03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