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發展與勞動價值論的審思

人工智能作為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正深刻改變著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由人工智能引領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超級計算、傳感網、腦科學等新理論新技術驅動下，人工智能呈現深度學習、跨界融合、人機協同、群智開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全球治理等方面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人工智能在推動生產力飛躍的同時，也使關於勞動形態、價值創造過程等問題的討論更趨復雜，並對勞動價值論提出一些新問題新挑戰，亟待我們從理論上作出科學回答。

人工智能發展對勞動價值論提出的新問題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在揚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基礎上形成的科學創見。其主要內容包括商品的二因素和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及其相互關系的理論、價值量的規定性及其變化規律的理論、價值形式的發展和貨幣起源的理論、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規律的理論等。其核心在於闡述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活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圍繞勞動價值論展開過多次論爭。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及其帶來勞動形態深刻變化的當下，有關論爭顯得更為激烈。

其一，人工智能的根本屬性問題。與傳統的工業機器不同，人工智能機器、設備、系統呈現出類似人類智能的特征，引發廣泛關注。著名的“圖靈測試”旨在說明，如果機器能夠在對話上模仿人類到難以分辨的程度，就應該認真考慮其具有智能的可能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現表明，基於深度學習算法訓練的大規模神經網絡模型，已能夠生成文本、圖片、聲音、視頻、代碼等內容，其在生成新內容的過程中，展現出驚人的“思維能力”。這一技術進步也推動著人工智能向多模態、具身化方向快速發展。有研究認為，當前，人工智能在特定任務上已能達到類人的輸出效果，其核心機制是通過對海量數據的學習，模擬人類的思維結果，基於概率預測生成內容以完成指令。這種能力使其展現出不同於傳統機器的智能特性。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人工智能的行為表現正日益趨近人類智能。從能力方面看，人工智能已在復雜推理、跨領域知識遷移及顯性創造性問題解決等方面持續突破，展現出越來越強的類人適應性。一個深層的理論追問在於：當機器系統逼近人類認知水平時，是否可能涌現出自我意識或獨立的價值取向？這一問題正觸及人工智能作為“類人主體”的哲學邊界。從勞動價值論來看，人工智能在生產體系中具有怎樣的要素屬性？它是人還是物？是“人類的”還是“類人的”？

其二，智能勞動的主體問題。1984年，世界上第一座實驗用全自動化工廠在日本筑波科學城建成，由此“無人工廠”進入世人視野。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加速發展和廣泛應用，“黑燈工廠”呈現出快速發展態勢。這是一種依靠智能機器人、自動化設備和數字化系統實現全流程生產的智能生產模式，因其生產過程中未出現工人，工廠可以在“關燈”狀態下運行而得名。在這種情況下，人工智能對人類勞動呈現出顯著的替代效應。同時，人工智能的不眠不休、任勞任怨，可以規避因工人長時間、高危險、高強度勞動所面臨的生理局限、道德譴責與法律制裁，因而具備“完美勞動者”的優勢。因此，馬克思當年所說的“新勞動”，即工業革命帶來的“使人從事用眼看管機器和用手糾正機器的差錯這種新勞動”，即將成為過去式﹔智能勞動將成為新勞動，人類在一些行業中即將被擠出直接生產過程，而退居幕后從事監管、維護與系統優化等工作。人類勞動者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的離場性和人工智能的在場性，以及人類在研發維護端的“再出場”，共同構成一幅復雜的勞動圖景。這要求我們回答，誰才是真正的智能勞動主體？勞動價值論關於工人是勞動主體的有關分析是否仍然有效？

其三，價值創造的源泉問題。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活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商品的價值量同生產商品的勞動量成正比。在智能生產體系中，人工智能在顯著替代人類勞動的同時，也推動社會財富大幅增長、生產力水平大幅提升。有西方學者提出，馬克思的時代無法預見一種“無需人類勞動直接干預”的持續生產過程，當高度自動化的“無人工廠”能夠以近乎零邊際成本生產商品時，價值創造的源泉就從人類勞動轉向了機器和算法本身。事實果真如此嗎？在這種情況下，人工智能是否已成為獨立於人類的新的價值創造源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無人工廠”的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從何而來？質言之，勞動價值論關於“勞動是商品價值唯一源泉”的經典命題是否成立，需要新的回答。

勞動價值論對人工智能應用的解釋力

“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作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重要內容的勞動價值論，並未因時代的變遷而喪失其理論解釋力﹔其適用范圍的拓展，反而進一步証明了它的科學性和解釋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這個說法是武斷的。”

首先，人工智能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在現實生活中，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表現在多個領域多個方面。從社會再生產角度看，人工智能也是一種多樣性的存在。

一是作為產品的人工智能。馬克思在分析勞動過程時指出：“勞動與勞動對象結合在一起。勞動對象化了，而對象被加工了。在勞動者方面曾以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現在在產品方面作為靜的屬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現出來。”自然界沒有造出任何機器，機器是人類社會的產物。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產物，機器是人類過去勞動、知識、智慧的凝結。就此而論，人工智能與紡紗機、蒸汽機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它是科學家、工程師、程序員等協力制造出來的，是凝結的物化勞動，是具有一定價值量的勞動產品。

二是作為勞動資料的人工智能。馬克思在分析“機器體系和科學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化”問題時指出：“加入資本的生產過程以后，勞動資料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形態變化，它的最后的形態是機器，或者更確切些說，是自動的機器體系……它是由自動機，由一種自行運轉的動力推動的。這種自動機是由許多機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組成的。”在智能生產體系中，人工智能機器作為自動機的進一步發展形態，在本質上仍然是勞動資料，隻不過是改變了形態的勞動資料，但終歸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

三是作為固定資本的人工智能。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人工智能在物質層面仍然是由人類活勞動所驅動的、具有更高生產效率的生產資料﹔從資本形式上看，它同時還表現為在資本增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固定資本。關於科技進步對固定資本帶來的影響，正如馬克思早就指出的，“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

其次，人工智能無法取代人的勞動主體地位。人工智能是人類生產能力增強的體現。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標志，也是人類克服自身生理局限的體現。從人類發展史角度看，從人工體能到人工智能的發展，是人類以技術進步為手段不斷突破人身器官的生理局限、延長人的肢體，從而獲得自身解放的進程。蒸汽機等機器的發明，使人可以利用人工體能即強勁的機器動力，來實現對自身有限體力的替代。當前，人們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展現出的類人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自身有限腦力的替代。從一個人照料一台機器到同時照料多台機器，從在機器旁現場照料到離開機器遠程照料，這一發展過程體現了人類生產能力的不斷增強、自身解放的不斷發展。

一方面，人工智能不具有勞動主體性。從應用表現看，人工智能仍未改變在生產研發過程中的人造屬性、人為因素，不可能徹底脫離人類自主生產、自由生長。人工智能的一切“行為”，都源於預設的目標函數和訓練數據，而非出於自身的生存需要或社會動機。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例，其在技術原理上基於數學統計與模式匹配，仍屬於“弱人工智能”范疇。語言大模型能夠從海量數據中提取復雜的統計規律，通過深度學習算法與大規模訓練，實現高質量的文本生成與語義銜接，表現出類人的“理解能力”。然而，其運行機制本質仍是概率建模，無法進行人類意義上的抽象推理，更遑論進行自我意識活動。所謂的自我迭代、自我升級，實則是模型在算法工程師預設的框架與目標下的參數優化過程，不僅高度依賴數據的質量與規模，其演進方向也始終由人類定義和把控，這決定了當前人工智能本質上的人類工具屬性。

另一方面，這是人工智能時代“總體工人”擴大的反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有關分析表明，從工場手工業到機器大工業，“總體工人”的概念在不斷擴大。“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因此，隨著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本身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人工智能時代，隨著社會生產的分工協作進一步發展，“總體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進一步擴大，其范圍早已超出傳統工廠的圍牆。從本質上看，“無人工廠”並非真正無人，它只是企業整個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在其背后仍然有為數不少的科研人員、標注人員、運維人員等從事算法訓練、數據標注、硬件維護等工作。隻不過原先照看、調試機器的勞動者，現在變成了整理數據、分析數據、對機器下達數據指令的勞動者，他們才是智能勞動的主體。

最后，人工智能並非價值源泉。人工智能機器不僅直接參與商品生產，甚至還使工人離場，產生人工智能主導商品生產、創造價值的幻象。事實上，人工智能機器是物化勞動的產物，它“作為價值什麼也不生產”，無法成為價值源泉。在整個生產過程中，人工智能不具備完全自主性，不能完全脫離人、更不能撇開人的活勞動來創造價值。就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無論它“生產”的內容看似多麼新穎或有創造力，都只是基於既有程序設計、算法模型而進行的概率推演與結果輸出，這一計算過程本身沒有社會屬性。它必須在人的指令輸入、目標設定、過程干預下，即通過人的活勞動才能將凝結的“死勞動”激活並實現價值轉移。人工智能生產體系中的價值創造，源於從事智能生產的人類活勞動，源於“總體工人”的智能勞動。為什麼人類活勞動看似減少，而一些人工智能企業所生產和實現的商品價值量不減反增？大致說來，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智能勞動者的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勞動不是作為對象，而是作為活動存在﹔不是作為價值本身，而是作為價值的活的源泉存在。”智能生產體系中，價值源於操作、維修、管理人工智能機器進行生產的人的活勞動。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例，活勞動主要包括：計算機科學家、數據工程師、算法工程師等不斷進行模型優化工作，這些勞動基本上是以腦力勞動為主的復雜勞動﹔全球數字分工體系中難以統計的“數字勞工”所從事的數據採集、數據標注、圖像分割、語義清洗、內容審核等方面的較為機械、碎片化的工作，這些工作將海量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凝結在底層數據之中。這兩種活勞動共同構成人工智能產品價值的真正源泉。

二是不變資本的價值轉移。轉移到新商品中的價值，既有來自生產原料、輔料等方面的部分，也有人工智能機器的耗費。大批科研人員為新模型架構的研發、算法的迭代優化、算力系統的部署維護等花費大量勞動，凝結進人工智能機器的價值中。而作為勞動資料的人工智能機器，會“像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分一樣”，“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由它的服務所生產的產品上”。它在生產中“加進的價值，決不會大於它由於磨損而平均喪失的價值”。當然，這種耗費既包括算力硬件等因使用和閑置造成的有形磨損，也包括因技術迭代等原因導致的算法、軟件系統的無形磨損。

三是利潤的重新分配。《資本論》的有關分析表明，率先採用先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企業將獲得超額利潤。不難發現，在一定時期，少數人工智能科技企業憑借其在數據、算法、算力等方面的優勢，使其個別勞動生產率遠高於行業社會平均水平，從而形成技術壁壘、取得市場支配地位，並獲取超額利潤。這實際上相當於利潤在資本之間的重新分配。

勞動價值論在人工智能時代的生長點

與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時相比，當今時代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有生命力，就必須與時俱進。”我們必須認真關注和研究勞動形態變化、價值創造空間等方面的理論生長點，與時俱進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

其一，關注勞動形態的重大變化。作為人類特有的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社會實踐活動，勞動是人以自己的體力和腦力的耗費來調控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物質交換過程。當下，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應用廣泛，催生出智能勞動這一人類勞動新形態。與機械工業時代生產過程表現出來的在場性、重復性、具體性的勞動形態相比，智能勞動呈現出突出的離場性、創造性、抽象性，實現了人類勞動形態的迭代升級。馬克思在分析勞動過程中協作發展帶來的影響時指出：“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隨著智能勞動的發展，生產工人和生產勞動的概念進一步擴大。

在智能生產體系中，人類與人工智能形成互補協同關系，人工智能承擔重復性、高強度、高精度、高風險的程序化任務，人類則聚焦於創造性的勞動。數據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較多的人投身於“數字勞動”，生產表現出非物質形態特點。數據的生產、流通催生了一系列全新的產業分支，包括專門從事數據採集、標注、清洗、分類、存儲、分析和場景化應用的完整產業鏈。數據可被無限復制、人為刪除，不像傳統使用價值一樣具有有用物的特定性、有限性，因此，“數字勞動”難以用時間來量化。應認真研究“數字勞動”對生產性勞動作出的新界定﹔認真研究智能勞動的新特點，重新審視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別、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折算、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轉化，對勞動量計算作出新闡發。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言，應著重研究如何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

其二，關注價值創造的空間拓展。在智能生產體系中，生產活動表現出勞動時間碎片化、勞動管理虛擬化、勞動場所靈活化的重要特點。智能勞動從工廠車間延伸到數字平台、社會網絡，價值創造的空間得到極大拓展。有國外學者提出“平台資本主義”概念，指出公共網絡平台是價值創造的新平台，價值主要源於對用戶行為數據的提取與資本化，而不限於傳統的、有酬的雇佣勞動。用戶在數字平台上的關注、點擊、瀏覽、評論等行為均被記錄，被平台用於優化算法和定制更加精確的產品服務。就此而論，全球范圍內的“數字勞工”，包括生產硬件的工人、軟件開發工程師、數據處理人員以及通過網絡點擊產生數據的用戶等，在不同形式上共同創造價值。其中，各大網絡平台的用戶在使用過程中提供的“數字勞動”，往往是無償的、被動的且未被傳統價值理論所涵蓋，這就導致價值源泉的認定變得異常復雜。因此，必須擴展“勞動”“價值創造”“勞動者”等范疇，以容納人工智能時代的新現象，深化對價值創造新空間新特點的認識。

其三，關注勞動過程控制的新特點。勞動價值論不僅深刻揭示了商品價值形成的基本原理，而且為深刻揭示剩余價值的來源奠定了理論基礎。在人工智能廣泛應用的條件下，勞動過程控制不再主要依靠工頭的管理監視或具象的生產紀律約束，轉而主要依靠數據和算法所構成的系統支配來實現，表現出更大的隱蔽性、內化性和實時性。國內外學術界關於零工經濟平台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算法實現了對勞動過程前所未有的精細控制，通過派單、定價、監督、評級來進行“算法管理”。這就使得勞動過程控制更加“精巧”，形成一種所謂無人參與勞動、無人受剝削的生產“景觀”。事實上，不受勞動時間、空間限制的“數字勞動”會損害勞動者的身心健康，持續優化的算法會使勞動異化為“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的消極活動。恩格斯曾說，人類勞動能力不斷增長，“科學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類支配。這種無法估量的生產能力，一旦被自覺地運用並為大眾造福，人類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要實現恩格斯這一設想，關鍵在於科技發展的目的要從“價值增殖”轉向“人的解放”。就此而論，勞動價值論的當代使命就在於揭示資本邏輯下科技異化的根源，為科技造福大眾提供理論支撐。

（作者：孫來斌，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04月0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