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校系統與黨的干部培訓

重視思想認識是中共黨組織的重要特點，強調黨員不僅要在組織上入黨，更要在思想上入黨。組織上入黨有明確的標識，思想上是否入黨卻不易檢驗，也正因為沒有確切的量化標准，所以對每個黨員來說，思想錘煉永無止境。中國共產黨也因此發展出了一套制度化體系，不間斷地去訓練和純淨黨員思想。這套體系包括支部生活、批評與自我批評、民主生活會等，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訓練場域——黨校。黨校是黨員理論學習的重要陣地和黨性鍛煉的熔爐，而這“陣地”和“熔爐”無疑都是針對思想而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重視發揮黨校作用，用馬克思主義教育武裝干部，教育和培養了一批早期優秀革命干部。

一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很關注組織成員的教育問題。因為早期的動員對象主要是工人，所以，中共一大就計劃組織工人學校，如“運輸工人預備學校”和“紡織工人預備學校”等。按中共中央的設想，工人學校應通過不斷的理念輸出，提升工人覺悟，進而輻射四周，逐漸成為工人政黨的中心機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思想先行是中共革命的一個特色，早期工人學校的構想，實際上就是這一特色的體現。

從1922年起，上海第一工人補習學校、長辛店工人補習學校、唐山工人夜校、安源工人補習學校等相繼開辦。早期黨校正是在工人學校繁榮的基礎上應運而生。1924年5月，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設立黨校問題，目的在於“養成指導人才”（《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頁）。需要說明的是，按最初的設想，黨校主要是培養宣傳人才。這與其后來從屬於組織系統，專門進行思想教育，多少有點不同。

按中央當時的規劃，黨校可分為兩種形式開辦：一、地委之下的普通黨校，主要培養一般干部。二、區委之下的高級黨校，主要培養政治素養較高的同志和已經有工作經驗的同志。方案確定后，雖然中央多次發文督促，但各地進展遲緩。資金與人才匱乏是主要原因。因此，隻有個別地方成立了黨校。如1925年9月，北方區委創辦了北京黨校﹔10月，上海區委黨校開辦﹔1926年9月，廣東區委黨校開辦。這不多的幾所黨校，實際運行效果也不盡如人意——很多未如期開班，“或開辦后成效有限”（張仰亮：《中國共產黨早期黨校政策的形成及運作（1921—1927）》，《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3期）。

中共五大上，陳獨秀再次提到黨校問題。一方面是不滿意現狀﹔另一方面，是想重新梳理體制，建立中央黨校。當時有兩種意見，“一、中央想成立一個黨校，二、各個地區也想成立黨校”。但是，鑒於地方力量弱，師資不健全，陳獨秀認為應該集中力量謀發展，即設立可供500人學習的中央黨校（《陳獨秀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頁）。就規模來說，這相當宏大﹔可援引對比的是，當時最好的地方黨校——上海區委黨校計劃招生40人。

按陳獨秀的設想，應立即在武漢成立中央黨校。黨的五大后，中共中央也確實多次討論相關事宜。然而，這個規劃很快夭折。在武漢設立黨校的前提條件是國共合作能夠維持，共產黨能夠公開活動﹔但7月中旬汪精衛全面“分共”后，中共在大城市幾乎難以公開活動，建立中央黨校的計劃自然也成為泡影。

回顧大革命時期的黨校建設，其成就主要是意識層面上的，即中國共產黨很早就開始嘗試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訓練組織內成員。雖然這一規劃沒有得到充分落實，但是，思想萌芽並非毫無意義——革命根據地成熟后，中共關於黨校的構想開始逐步落地。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轉向武裝斗爭。倉促間，有兩個困境擺在眼前：其一，干部缺乏。其二，既有干部的理論素質參差不齊。翻閱當時的文件，黨員“政治素質低下”等表述隨處可見。為克服弊病，毛澤東初上井岡山，就在軍委、師委、團委各支部開設黨的訓練班。與此同時，中央也要求紅四軍在佔領區“經常的開辦黨的訓練班”，最好每個支部都能訓練出一二十個干部（張泰城選編：《井岡山的紅色文獻》，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頁）。

1928年，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見中共六大代表時建議“要多注意發展黨員的覺悟”，尤其要注重“對工人及斗爭的農民的教育”（《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7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480頁）。六大結束后，中共中央立即通告全黨：“必要時，斟酌情形，開辦中下級干部的小規模黨校或短期訓練班。”（《中共中央黨校校史文獻史料選編》上卷，中央黨校內部編印2013年版，第21頁）中央催促，再加上革命根據地趨於穩定，專門的思想理論教育陣地——黨校的創辦，終於再次被提上日程。1931年8月，中共中央專門下發“關於干部問題的決議”，要求各地大規模開辦黨校、培訓干部。在中央的統籌下，地方黨校首先興起，如閩浙贛共產主義學校、湘鄂贛省委黨校等迅速開辦。與此同時，中央黨校的籌建也很快提上日程。1933年1月，中央人民委員會決定與蘇區中央局、全總執行局合辦蘇維埃黨校。當時，為了紀念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就把中央黨校定名為“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並定於1933年3月13日開學——當時誤認為3月13日是馬克思逝世紀念日，實際上馬克思是3月14日去世。於是，3月13日成為中央黨校的誕生紀念日。

二

據擔任過教務處長的羅明回憶，中央黨校開辦之初，教學宗旨有三：其一，培養工農干部﹔其二，學習馬列主義，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其三，鍛煉思想意識，“洗掉舊社會帶來的臟東西”（《羅明回憶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154頁）。很顯然，黨校培訓不同層次的干部，各有輕重——基層干部側重業務學習，高級干部側重思想錘煉。

黨校學員分班，一般先按照工作性質劃分為黨班、團班、工會班、婦女班、新蘇區班和白區工作班﹔再按文化程度分為高級班和初級班。學制為4個月到8個月不等，高級班學習時間更長。開設課程主要有：馬列主義原理、政治常識、黨的建設、蘇維埃建設、工人運動、語文、地理、自然常識和數學等。學校專職教師不多，上什麼課，就由那一方面的負責人來講。如毛澤東曾講授蘇維埃運動史，任弼時、鄧穎超講授過黨史，陳雲講工人運動史，顧作霖講少共史，董必武講西方運動史等。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也都到黨校講過課。但需要指出的是，因為黨校開辦不久，第五次反“圍剿”爆發，迫於戰爭壓力，黨的領導人實際上很難有時間頻繁去上課。雖然他們授課次數有限，但革命勝利后，很多人回想當年的學習生活都難掩激動。例如肖鋒講，當時黨校有11門課程，以中共黨史和蘇維埃運動史為主。教員請中央首長兼任，蘇維埃運動史由毛主席講授，軍事課由朱總司令講授，地理常識由徐特立講授。他還特別提到：聽到毛澤東和朱德要上課，“高興得差點蹦起來”（《中央蘇區教育史料匯編》上冊，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95頁）。

除常規性課程外，黨校還經常舉辦學術講演。從《紅色中華》發布的信息看，學術講演有兩個特點：其一，面向群體廣泛，不限於學員——每次講演信息都在報刊上公布，並號召校外干部參加。其二，演講者都是重量級人物。例如，1933年3月18日，第一次學術講演，是副校長董必武講《巴黎公社》。4月9日，第二次學術講演，張聞天講《中國蘇維埃政權的現在與未來》。此外，張聞天還在中央黨校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各地區成立分會，研究會也經常舉辦學術講演。當時戰爭局勢緊張，但干部的理論學習依然循規有序。

三

對於學員而言，黨校當時傳授的知識可謂先進而新穎。因為相較於傳統的思想語言，階級斗爭的話語和概念，在偏遠閉塞的革命根據地極具先鋒性。如李堅真回憶，她在黨校聽成仿吾講辯証唯物主義，第一次接觸到那些名詞，雖然“聽起來有些玄乎”，但是“很新鮮”，“很感興趣”。這讓初來乍到的地方干部大開眼界（《李堅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頁）。

羅明也回憶，學員熱情很高，上課時大家都認真記筆記。“有個別同志因文化水平低，在課堂上記筆記有困難，則用心聽講，下課后再抄別人的筆記。”到討論環節，相互提問題，“發言熱烈，敢於爭論”（《羅明回憶錄》，第156頁）。革命初期，很多理論並未定型，學員理解不透，甚至是基於誤解而展開爭論，是課堂常態。李堅真就曾談及，“有很多理論，我們一下弄不懂，討論起來很熱烈”。工農干部基於傳統的生活經驗去理解革命，自然會有誤解，但“誤解”的提出、討論與澄清，有助於新觀念浸入人心。

思想教育的意義一方面在於提供正確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在於激發人們對理論本身的興趣。對於黨校而言，讓學員感受到“新鮮”，並能讓其圍繞著“新鮮”展開討論，已是某種成功。李堅真的經歷非常能表明這一點。她說，學習唯物辯証法時，大家整天爭論，“晚上睡覺還爭論不休，查哨的來通知熄燈，我們還在床上繼續爭論”（《李堅真回憶錄》，第61頁）。你一言我一語的爭論，是領會新思想的重要步驟。總體上看，革命時期的干部教育很注重討論、注重受眾的自我轉變。事實上，討論式教學也的確給學員留下深刻印象。很多人回憶黨校生活，都會提及熱火朝天的討論場景。譚啟龍談道：學習期間，“往往因為一個問題，大家激烈爭論”（《譚啟龍回憶錄（建國前部分）》，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頁）。黨校學員各抒己見，討論氛圍活躍，但這並不意味著信馬由缰，因為討論到最后，都會有標准答案來統一認識。

需要指出的是，黨校學員並非關起門來純粹讀書，他們也深度參與革命實踐，其中典型的有革命慰問、革命募捐等活動。《紅色中華》多次報道黨校學員的捐助活動，如1933年5月5日報道，黨校學生召集大會，號召延期歸還革命公債。1934年6月21日報道，中央黨校捐贈草鞋210余雙，干菜250余斤。成仿吾也回憶說，學員上課之余，參加很多社會工作，“如慰勞紅軍，募集公債，動員群眾參軍，幫助烈軍屬勞動，為戰士打草鞋，組織宣傳隊深入基層進行宣傳活動，等等”（《成仿吾往憶》，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213頁）。黨的干部教育並不是純粹的理論宣講，同時也注重在實踐生活中讓學員體認真理。

多年后，許多學員回望黨校生活，普遍感受是“收獲巨大”。這種影響不僅是文化水平的提升，更是思想認識的轉變。實際上，對於當時文化水平相對不高的基層干部而言，黨校提供的知識概念、理論解釋，好比黑夜之光，一下子就點亮了視野，並成為其永久的思想底色。等到他們走出校門，其所知所學則成為新一輪火種，推動革命星火向更廣闊的地方燃燒。

土地革命時期的黨校存續時間較短，加之戰爭因素，辦學過程中的曲折與艱難自不必說。但從制度上看，這一機構形成之后，作用巨大，並且延續至今。從革命的進程看，一方面要動員群眾﹔另一方面，革命者本身也需要思想洗禮與回爐重造。黨校的功能與作用，恰是把知識和政治融合在一起，即闡釋理論，堅定信仰。這一功能不僅是革命年代之所需，更具有深刻的時代與現實價值。

（作者：任偉，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04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