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秉持正確政績觀的歷史經驗

政績觀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關乎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延安時期，面對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秉持正確政績觀，以實干創實績，以實效贏民心，最終領導廣大人民把革命事業不斷推向前進。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秉持正確政績觀的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經驗，可以為黨員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提供歷史啟示。

一

“政績為誰而樹”是政績觀的本源問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以人民立場作為政績的價值取向，把為民造福視為最大政績，將群眾擁護作為政績評判標准。

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黨“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1939年，毛澤東在致張聞天的信中，首次提出“為人民服務”的概念。1944年9月，毛澤東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著名演講，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頁）1945年，黨的七大將“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寫入黨章。延安時期，黨員干部將站穩人民立場作為政績觀的根本價值取向，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作為一切行動的最高標准，堅信“任何人離開了人民，離開了黨，一件事也做不出來”（《陳雲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面”，實現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相統一。

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共產黨人干事業、創政績，為的是造福人民。延安時期，黨把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作為局部執政的根本目的，始終心系民生、情系百姓，自覺踐行群眾路線，成功走出通往革命勝利的“延安道路”。1939年，陝甘寧邊區政府針對群眾食鹽、布匹及日用物資購置不便問題，專門選址修建新市場，解決群眾實際困難。1940年，中央機關、附近部隊和當地群眾在棗園修筑一條長6公裡的“幸福渠”，使一大片旱地變為水澆田。1944年，毛澤東聽說有村庄婦女無法生育，指示延安市委書記張漢武請中央醫院化驗水質。張漢武顧慮“隻怕這種小事醫院不願干”，毛澤東指出：“對於共產黨人來說，人民的疾苦絕非小事”。后來經過化驗，查明並解決水源有害物質問題，該地又傳出嬰兒啼哭聲。領導干部把好事實事做到群眾心坎上，以實實在在的業績贏得民心。1946年，延安縣川口區六鄉群眾將“人民救星”金字大匾獻給毛澤東。一位從國統區來延安的王老漢稱贊道：“這裡的老百姓真是住在福窖裡了！”（《從湖南的飢民想起》，《解放日報》1946年7月31日）

群眾擁護是政績評判標准。“一個人的成就，要靠群眾的判斷和歷史的考驗，不是靠自稱的。我們口稱不如上秤稱”（《陳雲文選》第一卷，第279頁）。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政府頒布《邊區公務員考核獎懲暫行條例》《陝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等，制作《邊區干部考績書》，形成以實績為依據、以群眾擁護為標准的干部考核導向。中國共產黨人為贏得最廣大群眾的衷心擁護與支持，重視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根據革命形勢發展適時調整政策，從“減租減息”改變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等土地制度，極大地激發群眾發展生產、參軍參戰、支援前線的積極性，凝聚起革命勝利的磅礡偉力。1947年，在扭轉陝北戰局的沙家店戰役中，糧食極度匱乏，佳縣人民把僅有的口糧拿出來，提前收割未成熟的高粱、玉米，甚至不惜把家裡的羊、驢送出，傾其所有支援革命。毛澤東深情地說：“有這樣好的老百姓支持我們，解放戰爭一定能夠取得勝利”。

二

“樹什麼樣的政績”是政績觀的導向問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艱難戰爭環境和復雜根據地建設中，統籌兼顧當前與長遠、整體與局部、集體與個人的關系，創造了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成績。

統籌當前與長遠的關系。中國共產黨人兼顧遠大理想與現實任務，堅持“暫時的利益服從長遠的利益”（《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頁）。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擘畫了“新社會和新國家”的宏偉藍圖。《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作為邊區憲法性文件，將新民主主義理論具體化、政策化。經濟建設是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領導干部按照“任何地方必須從開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計算到將來的很多年”（《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19~1020頁）的要求，貫徹“發展生產，保障供給”方針，以發展農業為主，綜合發展工業、運輸業和商業等，統籌謀劃長遠布局、著力破解當務之急。在面對邊區通貨膨脹、金融不穩的嚴峻挑戰時，陳雲臨危受命、勇挑重擔，於1944年至1945年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工作，實現金融穩定、財政平衡和生產發展，既保障了戰時供給，又為戰后各項建設奠定基礎。

統籌整體與局部的關系。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地方黨組織的利益服從全黨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從整體的利益”（《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29頁），堅決反對宗派主義、山頭主義，認清其本質是“隻管自己不管別人，隻顧到局部不顧到全體，也就是不顧大局”（《董必武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頁）。抗戰初期黨內曾存在宗派主義傾向，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為全黨樹立規矩，要求黨員干部做到“四個服從”。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確立一元化領導體制，解決各自為政問題。12月，《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統一領導與精兵簡政工作的指示》中規定“每一軍區，每一分區，必須承認一個比較優秀一點的同志為領導核心”，解決群龍無首問題。1945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中指出“我們要向中央基准看齊，向大會基准看齊”。中共七大使全黨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實現了黨的空前團結與統一。

統籌集體與個人的關系。中國共產黨人明確“共產主義事業是一件千百萬人長期集體創作的事業，任何個人也不能包辦”，堅持“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42頁、第130頁）。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大會選出18名政府委員，共產黨員佔7名，超過規定的三分之一，徐特立主動請求退出。1942年10月，中央警衛教導大隊和軍委警衛營合並成立中央警備團，張思德由班長調整為戰士，他不計個人得失，堅決服從組織安排，在平凡崗位上無私奉獻。與此相反，部分領導干部隻想做政治工作，不想做技術、經濟、事務工作，“以為在技術工作中埋沒了他”。對此，劉少奇批評“這種人的腦筋，浸透著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必須自覺卸下個人主義“包袱”，以此增強集體力量。實踐証明，“毫無個人主義，可以抵得十萬軍隊，一百萬軍隊，這是無敵的力量”（《陳雲文選》第1卷，第297頁）。

三

“靠什麼樹政績”是政績觀的路徑問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實干擔當，依靠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艱苦奮斗的精神狀態、戒驕戒躁的優良作風創造輝煌業績。

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通過整風運動，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同年底，林伯渠率領二十多人赴甘泉、鄜縣進行調查研究，運用“解剖麻雀”的典型調研方法研判問題，不斷改進政府工作。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張聞天率農村調查團到陝北和晉西北進行調查研究，寫出《出發歸來記》。1943年，習仲勛帶一個調查組到郝家橋蹲點調查，在普遍調查基礎之上，選取生活狀況和生產條件不同的上、中、下各兩個農戶開展調查，從中發現典型、總結經驗。領導干部通過調查研究掌握實際情況，“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01頁），創造出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政績。

艱苦奮斗的精神狀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由於日寇殘酷“掃蕩”、國民黨封鎖、邊區自然災害嚴重以及脫離生產人員劇增等，“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開源節流並舉，依靠艱苦奮斗攻堅克難。“開源”要求發展生產、增加收入。在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黨政軍民齊動員，以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奏響一曲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凱歌，培育了延安精神，為革命勝利奠定物質基礎。誠如毛澤東所說“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作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無敵於天下’”。“節流”要求厲行節約、精簡機構。陝甘寧邊區通過三次精兵簡政，達到了“精簡、統一、效能、節約與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

戒驕戒躁的優良作風。面對革命形勢日益好轉和根據地建設成效顯著的有利局面，毛澤東保持高度政治清醒，告誡全黨“我們必須謙虛謹慎，不要驕傲急躁，要戒驕戒躁”（《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頁）。他在《學習和時局》中，列舉黨的歷史上四次因驕傲導致失敗的教訓，強調印發《甲申三百年祭》目的是“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他把驕傲比作包袱，指出“如果我們既放下了包袱，又開動了機器，既是輕裝，又會思索，那我們就會勝利”。然而，有些黨員干部仍然滋生驕傲之氣。1944年，晉察冀邊區推選出席陝甘寧邊區英模大會代表時，“爆炸英雄”李勇因成名后居功自傲而落選。毛澤東致電程子華：“嗣后凡當選的勞動英雄，須勤加教育，力戒驕傲，方能培養成為永久模范人物。”黨員干部深受教育警醒，不斷加強黨性修養，清醒認識到個人取得功勞“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才輪到個人”（《陳雲文選》第一卷，第293頁），自覺做到“抑制自滿，時時批評自己的缺點”，堅決杜絕“自吹自擂，稱王稱霸”，秉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作風，以實干出實績。

延安時期的歷史啟示我們，業績都是干出來的，真干才能真出業績、出真業績。黨員干部應該從延安時期的實踐中汲取歷史營養，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歷史擔當，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事，創造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時代的業績。

（作者：楊偉宏、崔苗，分別系陝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共延安市委黨校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04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