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時期的政績觀

中央蘇區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主要革命根據地之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發揮了治國理政試驗田的重要作用。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方面，“如何創造政績”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重要課題。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蘇區時期的政績觀，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的實踐中探索形成的寶貴精神財富。

一切為了群眾樹立政績

政績觀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是“政績為誰而樹”，這是理論問題，也是立場問題。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此作出了明確回答：“一切為了群眾，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明確指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政績不是為少數人謀利益，而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

政績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人民服務。毛澤東在瑞金沙洲壩帶領群眾挖井的故事蘊含著深刻的道理。正是這口井讓群眾認識到“共產黨真正好，什麼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它証明了共產黨人的政績不是做給自己看的，而是做給群眾解決問題用的。

1933年，長岡鄉一位貧苦農民馬榮海的房子不慎失火。鄉蘇維埃政府得知后立即發動群眾幫助他重建房屋。毛澤東在調查中了解到這件事，在隨后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專門表揚了長岡鄉的工作人員，稱贊江西的長岡鄉是模范鄉。他們深入到群眾中去，把群眾的油鹽柴米問題、土地問題、婚姻問題都放在心上，“最具體最實際地解決群眾中的每一個困難問題”。正是這種把群眾小事當成心頭大事的工作作風，讓長岡鄉在擴紅支前、籌糧籌款等各項工作中都走在了前列。群眾也認識到“幫紅軍做事，就是幫自己做事”。隻有當群眾真切感受到干部是在為他們謀利益，他們才會把革命事業當成自己的事業。

答好“政績為誰而樹”這一根本性問題，關鍵在於站穩人民立場。在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用最朴素的行動給出了答案：多想想“群眾要什麼”，少惦記“自己留什麼”，把群眾提出的每一件小事都干扎實了，把百姓身邊的每一個困難都解決了，最后才能筑牢偉大事業的根基。

以解決群眾實際問題追求政績

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從土地、婚姻、教育、衛生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入手，扎扎實實為群眾辦實事、解難事，讓政績真正落到了群眾的心坎上。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1933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員部發布關於實行土地登記的布告，給農民頒發土地証，從法律上保障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土地問題的解決，使千百萬農民從封建壓迫下解放出來，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

婚姻問題關系到千家萬戶。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確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原則，廢除包辦買賣婚姻，禁止童養媳。蘇區婦女第一次獲得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她們沖破封建束縛，紛紛投身革命和生產。

教育權是工農群眾翻身的重要標志。1931年11月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確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証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蘇區普遍建立列寧小學，學齡兒童多數入學﹔廣泛開辦夜校、識字班，掃除文盲。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說：“誰要是跑到我們蘇區來看一看，那他就立刻看見這裡是一個自由的光明新天地。”

回顧歷史，凡群眾生活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大至分田造屋、架橋鋪路、小孩讀書，小至油鹽柴米、生老病死，蘇維埃政府無不想方設法解決。福建省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召開縣、市、區交通科長聯席會議，針對蘇區山多路險、交通不便的實際情況，作出了一系列修橋筑路的具體部署，極大改善了蘇區交通條件，方便了軍民出行和物資運輸。可見政績不是喊出來的，是干出來的。政績的實現路徑就是在鹽罐空的時候去送鹽，在群眾最需要的時候出現在群眾身邊。正是這些小事，日積月累，匯成了群眾心中那座不倒的豐碑。

通過調查研究、以上率下創造政績

蘇區時期的政績創造，離不開一支作風優良的干部隊伍。這支隊伍以“蘇區干部好作風”聞名於世，他們的實踐為“怎樣樹政績”提供了生動范例。

毛澤東強調，“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蘇區時期，他進行了大量深入細致的調查，寫出《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僅《長岡鄉調查》，就詳細記錄了全鄉的區劃戶口、政權建設、群眾生活、文教衛生等20項具體內容，精准掌握了群眾最真實的需求。他逐一展開調查：當兵是怎樣去的？對紅軍家屬如何照顧？購買公債是怎樣宣傳的？並詳細詢問群眾的生活情況。在調查物價時，毛澤東的細致程度令人驚嘆：豬、雞、鴨、蛋、布、鹽、油等物品的價格，一概問個齊全。正是深入調查群眾生活的細微小事，才讓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掌握和解決群眾需求，形成以上率下創造政績的良好風氣。

毛澤東強調：“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蘇區時期，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人員發揚“自帶干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干革命，夜打燈籠訪貧農”的作風，干部們帶頭學習政治軍事、帶頭遵守黨的紀律、帶頭參軍參戰、帶頭購買公債、帶頭節省糧食支援紅軍、帶頭優待紅軍家屬、帶頭慰勞捐獻、帶頭參加生產勞動、帶頭深入群眾、帶頭穿草衣住茅棚，從而創造出令后人稱頌的政績。毛澤東帶領工作人員挖“紅井”，朱德等紅軍領導人帶頭下田幫助農民插秧收稻，周恩來、張聞天等帶頭幫助紅軍家屬砍柴挑水，深深感動了蘇區群眾。

以制度為繩、民心為尺檢驗政績

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注重創造政績，更注重建立科學規范的制度體系來保障和檢驗政績。

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瑞金葉坪創立，統一發行“蘇維埃國幣”，蘇區的財政金融管理趨於科學化、規范化和制度化。中國共產黨人立下規矩：每一筆賬，必須清清楚楚﹔每一分錢，必須明明白白。賬本上記的不只是數字，還有每筆錢的來龍去脈。1934年紅軍長征前，國家銀行把金庫裡的銀元、金條、印鈔設備全部打包帶走。一路上，翻雪山、過草地，隨時可能犧牲，但沒有人動過一分錢。后來部隊到達陝北，銀元還在，金條還在，沒有損失一塊銀元，沒有人貪污一分一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通過建立和健全各級財政機構，頒布預算決算制度、會計制度、國庫制度、審計制度、稅收制度等一系列規章制度，為中央蘇區不斷創造政績提供了制度保障。

政績的最終檢驗，是民心向背。所有的政績，最終都要接受一個檢驗——民心。1932年至1933年，中央蘇區發行戰爭公債和經濟建設公債，總額達數百萬元。在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如何籌集這筆巨款而又不加重群眾負擔？為此臨時中央政府確立了一條制度：公債認購必須完全自願，嚴禁攤派。當時有的地方干部為了“表現積極”，採取按人頭攤派的方式推銷公債，甚至出現了強迫命令的現象。毛澤東得知后嚴厲批評了這種做法。他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中指出：“我們一定不能要命令主義，我們要的是努力宣傳，說服群眾，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群眾情緒，去發展合作社，去推銷公債，去做一切經濟動員的工作。”蘇維埃政府建立了嚴格的公債發行管理制度：每一筆認購都要有群眾簽名或畫押，群眾有權隨時查看公債用途。可見政績的價值在於這種信任的積累。正確的制度能夠反映民心，是連接黨和群眾的信任紐帶。

回望中央蘇區那段崢嶸歲月，中國共產黨人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用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的實踐，書寫了創造政績的早期范本。這份穿越時空的歷史智慧至今仍是我們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的根本遵循。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04月10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