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堅持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基於馬克思經濟全球化思想的分析
近年來，面對加速演進的全球化變局及其逆流，中國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強調並切實推進“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堅持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很有必要激活馬克思的經濟全球化思想，並對其展開歷史與現實的分析。無疑，當下的全球化變局依然屬於馬克思經濟全球化思想之閾限。按照習近平的判斷，馬克思有關經濟全球化的“洞見和論述”，“深刻揭示了經濟全球化的本質、邏輯、過程，奠定了我們今天認識經濟全球化的理論基礎”，這也清晰地給出了本文的意義。
一、馬克思設想的經濟全球化及其歷史方向
要歷史地審視當今的經濟全球化狀況，首先需要回溯至馬克思的經濟全球化思想。馬克思對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弗裡德裡希·李斯特等人所構建的基於民族國家的國民經濟學體系和古典自由主義進行了深刻批判，並將論域引向了世界市場與經濟全球化。馬克思構建了一種從早期資本主義批判轉向壟斷資本主義批判，並最終指向世界歷史時代的經濟全球化構架與歷史方向。從馬克思的經濟全球化思想出發，可以清晰地分析新自由主義傳統之持續演進與矛盾轉變，判定東方國家民族的獨立解放及其自主發展道路，並察知當今全球化逆流之錯謬。
（一）馬克思有關經濟全球化的洞見與論述
馬克思的經濟全球化思想提出了資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以及世界市場六大環節及其運演。其中，資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勞動三個環節構成了“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均是在資產階級民族國家治內完成的。接下來便是發生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外貿易以及更大范圍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最后一個環節，也是揚棄資產階級社會並形成未來社會的基礎樣態。馬克思經濟全球化思想有著西歐早期資本主義的現實背景，但又不限於這一背景，而是指向現代世界歷史的自覺轉變，指向東方社會之現代轉變以及東方國家民族的獨立解放，其中就包括古老的中國社會擺脫其“腐朽的半文明制度”，進而實現中華民族朝向現代世界的艱難而偉大的復興。
經濟全球化乃是諸多現代要素如工業、技術、大生產、分工、資本一般、活勞動、自由貿易及市場化、法治化的全球擴展。這乃是構成現代工商文明及其法治社會的諸要素，也都得到了馬克思的肯定：工業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公開的展示”，“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馬克思肯定基於大工業要求的社會分工，並將活勞動與人的類本質活動相提並論。馬克思充分肯定資產階級社會在發展大工業及其社會生產力方面的巨大意義，認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大工業也一定會通向世界市場。工業革命帶來的機器大生產，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產生了國內市場無法容納的大規模的產品過剩。因此，國內市場必然要求向外擴張，再加之“交通工具的驚人發展……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場”。在馬克思看來，市場原本是人類生活與交往的基本空間，它以交換的方式呈現生產與交換以及人與人的關系。在馬克思看來，民族國家的治內市場自覺通向世界市場，法治化則有效保障市場經濟之協調有序。在馬克思那裡，市場社會與法治社會在本質上是相通和統一的。
對於現代要素的肯定，是馬克思對既定社會即現存資產階級社會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前提。批判的切入口則是資本一般何以突破作為物的資本成為社會關系，進而通向、建構並控制世界市場，“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在馬克思那裡，世界市場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和最終結果。它不僅是商品交換的全球場所，更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在全球范圍內的普遍化。資本的流動帶動了勞動力、技術、知識和文化的跨國交流，標志著“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資本一般表現為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等資本要素，是指能夠用於生產的資源，包括物質資本（如機器、設備、建筑物等）和人力資本（如作為勞動力的技能和知識），是資金、勞動力與空間的集聚，是現代工業及其擴大再生產的前提。資本也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當這一價值完全並且歷史性地受制於資本主義私有制進而實現了對所有現代要素的宰制時，即實現了一切現代要素的資本化，進而將人的活勞動變為死勞動（即異化勞動），從而完成了剩余價值的生產亦即資本主義的生產。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了諸多現代要素何以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必然從屬於資本化，並在世界市場的背景下衍生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馬克思特別強調科技對於世界歷史和世界市場的推進作用，肯定科技發展導致的平均利潤率下降以及活勞動的實現，“隻有在大工業已經達到較高的階段，一切科學都被用來為資本服務的時候，機器體系才開始在這條道路上發展”，即實現“資本對活勞動的佔有”。“一切科學都被用來為資本服務”，科技作為現代要素仍然從屬於資本主義，而且越是到國家壟斷與帝國主義階段，越是如此。這解釋了當今時代美西方技術殖民背后的帝國主義性質。但是，要打破技術殖民，就必然要切實增強非西方國家的國家實力尤其是科技生產力。非西方國家的自主科技實力與能力的提升，是擺脫受制於西方國家技術壟斷與技術殖民的保証。科技有理由成為擺脫單一資本主義模式的最重要的現代要素。在未來，不是一切科學都被用來為資本服務，而是科學依其自身滿足人類進步的要求從而幫助人類駕馭並利用資本，包括以人類發展的內在需要克服有可能出現的技術對人的過度控制以及技術異化現象。當社會主義通過包括國家與企業在內的各種力量發展起足以抗御美西方技術壟斷與技術殖民的科技實力，並使人類科技發展處於整體的反思與可控狀態時，科技才成為超越資本統治的人類力量。
（二）馬克思對壟斷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先行分析
在馬克思對壟斷資本主義的分析批判中包含著帝國主義批判思想。馬克思的經濟全球化思想蘊含著壟斷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批判的一般理路，並在現代帝國主義和東西方矛盾關系中顯化出來。
資本主義一旦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就必然會強化國家。在一般資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勞動從屬於國家之后，必然會發展出以國家形式出現的壟斷資本主義，進而出現西方支配非西方的格局。“東方從屬於西方”是資本向全球擴張的必然結果，西方壟斷資本主義的擴張，帶來東西方完全不對等的經濟全球化。其中，對外貿易與世界市場乃發源於西方的資本主義的全球拓展過程，且直接表現為西方支配東方的單一的經濟全球化。資本主義過程必然是西方資本主義宰制現代歷史的過程。民族資本主義是非西方國家部分地和有限地實現資本支配的國家形式，這一形式本身必然從屬於西方民族國家或超民族國家對非西方的支配，這種支配的極端形式即帝國主義及其殖民主義。列寧所謂壟斷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的判斷，切中了實質。可見，壟斷資本主義控制的世界市場並非中性的，它不僅由資產階級的西方民族國家所支配，而且非西方民族資產階級之獲利，越來越受制於由壟斷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超民族國家與現代帝國。壟斷資本主義將國家性質的資本力量強加給世界，加劇了帝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尤其是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壟斷資本主義表明，西方不僅佔得資本主義的先機，而且擁有了霸權。國家支配的資本現代性不僅表現為對落后及弱小國家的剝削與壓迫，還表現為以帝國的方式對其他國家的奴役及對其文化傳統的褫奪。
對馬克思經濟全球化思想的把握，不僅要求將其內置於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還要求將其置於世界歷史時代轉變的視野中。馬克思所謂“現在的生產條件就表現為正在揚棄自身”以及“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本身就要求關聯並且具體化為從民族的、地域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在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中，民族與國家從屬於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僅具有經濟功能的民族國家將逐漸被揚棄，社會化成為國家的基本發展方向。面向世界市場，應當弱化政治國家，並將其轉變為社會化的國家。國家社會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國家融入人類社會。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會促使傳統的民族消融為“統一的民族”。這表明，在通向世界市場的過程中，國家將實現其政治經濟學意義，並從國際主義中得到合法性，進而消解於未來人類社會之中。
（三）馬克思論國際主義、東方國家的獨立解放與經濟全球化
馬克思既反對國家壟斷，也反對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早在1848年批判自由貿易制度時，馬克思就揭示了自由貿易所包含的資本對雇佣勞動的奴役關系，並分析了資本壟斷化的“另一種情況”：“正如一切都已成為壟斷的，在現時，也有一些工業部門支配所有其他部門，並且保証那些主要從事這些行業的民族統治世界市場。”這裡提到的“民族統治世界市場”，指的就是歐洲民族國家對世界市場的壟斷。壟斷一開始就是自由貿易的天敵。馬克思以舊制度與立憲制來類比民族國家的壟斷與自由貿易，進而指出，自己對自由貿易的批判不是“為了維護保護關稅制度”。在此語境中，馬克思實際上贊成“零關稅”。在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對外貿易有助於擺脫國家壟斷，趨向於世界市場。但是，隻有當世界市場擺脫無政府狀態，成為各民族共享、建立在公平公正秩序與人類共同價值基礎上的體系時，才能成為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基本手段和“經濟活動條件”。國際主義是馬克思經濟全球化思想的基本考量，國際主義的基本功能是指通過國與國的團結互助，免除無政府狀態。而且，對馬克思而言，對外貿易以及世界市場這兩個環節並非完全限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全球化顯然也不等於西方的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手段，是西方資本主義拓展的方式，也是非西方世界能夠接榫於世界歷史的基本方式。世界市場是一種與工業及其技術發展相適應的國際交往空間，社會主義也必然置身其中，因而走向民族獨立解放、面向自由王國的非西方世界同樣應當積極融入世界市場。
馬克思對自由貿易制度的批判指向歐洲的社會革命，這一設想與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的探索是同構的。馬克思希望在歷史的同一個時空解決人類解放問題。在馬克思那裡，西方通過資本主義方式超越歐洲中心主義並推進社會革命，非西方通過社會革命實現國家民族之獨立解放、進而實現新社會建構，這兩種方式是東西方真正進入全球經濟社會建構的前提。資本主義在西方的延宕及其持存性、馬克思所謂“兩個決不會”的判斷，是在慎重研究了1857年那場發生在英國但具有世界性影響的金融危機之后得出的結論：“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兩個決不會”所反映的正是現存社會即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的延宕及其持存性，揭示了資本主義在西方的在地狀況，但“兩個決不會”從屬於在世界歷史亦即整個人類共同體意義上的“兩個必然”，“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要世界市場還沒有擺脫資本主義全球化及其西方性質，就依然有必要利用其為全體人類社會創造經濟社會條件，實現全球人類社會的未來建構。在馬克思那裡，東方社會尤其是東方社會主義國家一旦通過社會革命參與並融入經濟全球化，其所推動的全球化本質上已不再具有資本主義性質，而是逐漸獲得社會主義的內涵與性質。在與資本主義並行的歷史歲月裡，東方社會有理由且必須將自身置於世界市場這一空間之中，並獲得自身的發展與進步，包括實現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超越。經歷社會革命的東方社會，通過發展世界市場來融入並重構經濟全球化，乃是進入現代世界的必然途徑。在此，擺脫被西方宰制的經濟全球化，使其從屬於整個人類共同體，是東方社會獲得自身獨立自主發展的歷史使命——其中必然要求體現東方社會的主體性。因此，顯然不能直接把經濟全球化定義為西方支配下的經濟全球化。
二、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經濟全球化
馬克思的經濟全球化思想，揭示並回應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也回應了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及其開啟的經濟全球化。19世紀7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義興起，其背景與當時形成的現代世界歷史大轉型及其前所未有的經濟全球化規模有關。從新自由主義的形成及其演進，一直到新古典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崛起，雖然從總體上順應了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但始終沒有克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更無法克服日益嚴重的西方中心主義以及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因此仍然屬於馬克思經濟全球化思想的歷史方位。
19世紀70年代，英國通過快速的工業化、資本積累以及龐大的海外殖民地市場，擺脫了早期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困境，進入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逐漸形成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一時期，T.H.格林為回應資本主義新形勢，提出了一種與社會的“共同善”（common good）相容的個人權利觀，奠定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並對L.T.霍布豪斯等人產生了影響，也為20世紀英國向福利國家的過渡奠定了基礎。新自由主義強調從古典自由主義的個人放任式的自由觀轉變為涵括社會自由的新功利主義，並且支持社會改革與福利社會建設，強調國家干預，積極回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義隻限於西方民族國家之內治，其另一面恰恰是同一時期盛行並以叢林法則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核心價值的帝國主義及其殖民化。
新自由主義是對19世紀70年代開啟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及其引發的全球大轉型的回應。作為地理願景的全球化起始於大航海時代﹔有理由將技術層面的全球化的起始確定為蒸汽機車面世的1814年（正是蒸汽機的出現奠定了全球化的動力基礎，使得世界市場及交流在技術上得以可能）﹔全球性的經濟大轉型則起始於19世紀70年代。正是在19世紀70年代及其后半個世紀，西方的工業化及相應的經濟全球化逐步展開，形成了以西方宗主國為中心的格局。先是英國，隨后是美、法、德等國家，通過工業化及外貿輸出擴展至廣大殖民地，構建起一個高度不對稱的世界市場，“1873—1913年的40年間，世界貿易網絡得到了高度的發展”。德國歷史學家於爾根·奧斯特哈默則認為，在19世紀60年代即出現經濟意義上的第一波全球化。他也提示新自由主義是對經濟全球化及其全球大轉型的回應。全球性大轉型必然表現為巨大的東西方差距。“始於1870年后的40年裡，全球性的大轉型才得以現身，‘發達的’西方或北方，與起初不發達，后來是欠發達，近來是（處於？）發展中的‘第三世界’、東方與（或南方）之間，在經濟增長、地緣政治、經濟實力、國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等方面，才出現了巨大的差距。”在不斷加劇的殖民化進程中，新自由主義所允諾的民族國家內的社會自由，越來越依賴於對外的國家壟斷及其殖民化統治。在東西方差距越來越大的境況下，新自由主義旨在持續推進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實現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逐漸發展為現代帝國主義。
20世紀以來，隨著國際關系的不斷極化，歐洲的極端國家主義以及美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佔據上風，兩次世界大戰實際上中斷了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也使經濟全球化陷入停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西方重新獲得自由資本主義空間。弗裡德裡希·哈耶克等人適時提出以自由放任主義為核心主張的新自由主義，進一步推進經濟全球化以及資本的全球擴張。但二戰結束后的冷戰時期，新自由主義並沒有贏得市場。事實上，由於形成了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一個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有可能打開的世界市場以更為森嚴的方式關上了大門。長達近40年的冷戰，無疑使世界市場受阻，社會主義陣營施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支配西方世界的則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西方“開放貿易體系”及其富國俱樂部，西方富國俱樂部又因無法實現資本的全球擴張而實際上陷入內卷、內耗與內斗之中。從更宏觀的層面看，資本的內生動力並不服從於政治上的陣營劃分，而是指向盡可能廣闊的經濟全球化。資本擴張顯然日益不滿於冷戰格局，即將一個巨大的東方社會主義市場排除在全球市場體系之外。冷戰作為兩次世界大戰國家對抗邏輯的繼續，顯然悖逆了經濟全球化的基本邏輯。冷戰所暴露出的巨大矛盾，預示著全球資本主義空間要求在更大程度上的重新開放，而這一要求最終通過裡根與撒切爾夫人在20世紀80年代初聯手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新政得以實現。
盡管再度打開的全球資本主義空間，本質上還是美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空間，但其在歷史發展方向上還是順應了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全球化及其世界市場大發展
冷戰結束以來，經濟全球化促進了貿易繁榮、投資便利、人員流動、技術發展，推動全球經濟取得了空前發展。1992—2022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從約25萬億美元升至約101萬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4659美元升至12647美元，直接投資淨流出從1863.6億美元升至1.74萬億美元。1992—2019年，全球貿易額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由40.15%提高到56.33%﹔全球貧困人口比例由36.5%下降至8.5%，人口預期壽命由65.6歲增加至73.4歲。世界三大經濟圈逐漸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德國與法國主導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於1993年生效，使得歐盟實現了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高度一體化，並通過吸納中東歐新成員，成為一個涵及五億人規模的經濟共同體。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融合了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並使其成為居世界首位的北美經濟一體化區域。在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實現經濟騰飛之后，近幾十年中國的高速發展，使得東亞地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區。此后，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2000—2020年，中國GDP增長近十倍，並深度嵌入世界市場，2020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佔全球28.5%（同一時間美國佔16.5%）。中國、印度、巴西等一批金磚國家的快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一件大事。截至2023年，金磚國家自2006年成立以來，經濟增長了10.2個百分點。2023年，包括中國與印度在內的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達到創紀錄的35.7%（其中中國又是印度的近六倍），略高於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北美經濟圈（34.2%）。盡管中國的經濟水平與美國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並且在人均GDP上仍存在天壤之別，但就區域經濟體以及以國家為單位的GDP總量而言，中國以及金磚國家的快速崛起，已經打破了西方國家對經濟霸權的壟斷。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國家發展意願強烈且發展態勢良好。非西方國家的快速發展，是此前的現代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
經濟全球化直接推進了世界市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積極推動，使得原本從屬於布雷頓森林體系、實際上帶有西方富國俱樂部性質的關貿總協定升級為具有一定普惠價值的世界貿易組織。經濟全球化向全球拓展，通過跨國企業、國際金融以及網絡空間等方式綜合發力，實現了在全球范圍內整合生產要素與資本市場，形成了全球性的分工體系。與此同時，各國積極推動改革、改善營商環境、開放金融服務業與資本市場，為各種資源流動提供便利，構建起與經濟全球化相匹配的世界市場，極大推進了貿易與投資自由便利化。全球產業鏈以及外貿的相互依存，已經決定了各國的相互依賴關系。近些年來，諸多跨國企業的產業鏈及其分工體系遍布全球，如蘋果手機涉及十幾個國家的上千個零部件與芯片供應，而日用品的全球性分工體系則更為普遍。
（二）推動了技術的加速發展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本身就有新技術革命的背景。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40多年間，新技術革命迭代推進，從先進制造技術、材料科學、新能源、生命科學、管理科學、信息技術到人工智能，技術創新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引擎。技術不只是一般現代要素，而且越來越成為總體性的現代要素，帶來全球性的先進便捷的交往、交通及其物流技術，也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生活質量與福祉。技術的高速發展大大提升了生產效率，導致馬克思所說的平均利潤率下降，使活勞動的實現成為可能。技術為新自由主義深度綁定，也是新自由主義得以維持的前提。但是，技術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種擺脫資本邏輯、從而實現人類自身發展的可能。技術異化的揚棄，既要求揚棄資本邏輯，也依靠技術本身的進步。
技術具有突破國家及諸多地方限制、從而實現直接服務於人類福祉的能力，並有超越西方性的一面。許多跨國科技巨頭如英偉達、微軟、蘋果、SpaceX等，本身就帶有不從屬於民族國家的技術帝國性質，技術外溢效應尤其顯著。可見技術發展與創新本身也在突破西方定向。美西方依賴技術壟斷與技術殖民，但科技又有一定的無國界性，大型跨國公司國籍身份的多樣化也在稀釋其國家屬性。非西方外籍職員被西方大型公司吸納，總體上有益於非西方國家積極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實現技術的自主發展，而整個人類社會的高新技術發展已不可能離開非西方國家。改革開放背景下，中國大學的國際化發展以及大規模海外中國留學生、頻繁的國際學術交流等，也極大地推進了中國人才的全球性流動，海內外中華優秀兒女以各種合理合法的方式效力祖國，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有生力量。從改革開放前的“兩彈一星”到近些年來高鐵及電子技術的突飛猛進，中國初步實現了科技自主發展。中國以舉國體制傳統發展科學技術，有效抗御了西方的技術壟斷與技術殖民，也為推進更高質量的經濟全球化打下了科技基礎。
（三）呈現出多極化的全球發展格局
新自由主義及其推動的經濟全球化，原本旨在通過市場自由化、貿易開放和私有化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由此形成一個以美西方為主導的單極化國際秩序。然而，實際上卻出人意料地推動形成了一種多極化全球發展格局。這一格局既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內在矛盾運動的結果，也是非西方新興經濟體主動適應經濟全球化格局、積極作為的結果。巨大的外債、工業空心化、失業等問題表明，美國靠美元體系越來越難以維持單極化世界，其對世界的霸權能力越來越弱。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9·11”事件以及美歐間某種程度的離異傾向等，均暴露了美國霸權的持續衰落。美國言而無信，動輒揮舞關稅大棒，導致其國際信譽度持續下降。民粹主義泛濫、種族和民族問題頻發，也顯示美國國內缺乏足夠的凝聚力及社會團結能力。與此同時，一批新興國家特別是金磚國家的快速崛起，以及全球南方國家越來越強烈的自主發展訴求，也要求形成多極化的國際格局。多極化逐漸成為新自由主義背景下全球發展的基本特征。
世界文化發展的大勢，也要求形成全球多極化發展格局。薩繆爾·亨廷頓認為，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全球化必將引發文明沖突。但實際說來，在多重因素作用下，能夠積極回應並取代“文明沖突論”的，恰是非西方世界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自覺批判，以及全球范圍內形成的文明對話和文明互鑒。其中，中國的發展及其和平主義理念發揮了主要作用。不同文明在各自溯源中實現了相互與交互的理解，凸顯人類文化傳統的多元性。對文化權力的強調反過來也使各國希望構建一種多極化的國際秩序，進而實現不同文明傳統的平等對話，並探索各具特色而又相互欣賞、各美其美而又美美與共的現代化道路。
新自由主義是否走在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上？這不是一個可以簡單回答的問題。從馬克思的經濟全球化思想看，新自由主義加劇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危機，包括壟斷、帝國擴張、生態危機以及全球治理難題，因而實位於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自我異化的歷史方位。新自由主義畢竟具有西方中心主義的性質，其未必自覺選擇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就實際發展后果而言，新自由主義使得諸多現代要素從屬於美西方支配的全球資本主義﹔然而，也正是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這些現代要素得以發展，並構成一個總體性的物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出現了揚棄自我異化的可能方向，同時激發了非西方國家的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它們積極而成功地探索出一條通過融入世界市場以應對后發問題的自主現代化道路，從而推動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市場及其全球交往空間的形成。
三、全球化逆流及其錯誤方向
20世紀80年代在新自由主義以及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展開的經濟全球化，近些年來遭遇來勢峻急的全球化逆流，迷失了方向。全球化逆流根源於新自由主義傳統。新自由主義必然導致全球性經濟危機。當危機不斷出現，新自由主義的主導者又無力通過經濟全球化手段解決新自由主義政策所必然帶來的過度消費、貧富分化以及生產不足等問題時，就有可能放棄或部分放棄經濟全球化，全面或有所選擇地停止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開放，由此出現逆全球化現象。當下的逆全球化，特別表現為美西方受到其所主導的金融帝國發展模式的反噬，實質上是為了轉移內部矛盾，並為自身調整爭取空間。這表現為美西方錯誤地將其所假設的戰略對手視為戰略威脅，訴諸科技壟斷、增加關稅，甚至阻止國際人員往來。逆全球化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美西方新自由主義矛盾持續積累的產物，它表明新自由主義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的負面效應大於並且否定其積極效應。全球化逆流顯然徹底背離了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
（一）破壞了經濟全球化的秩序與成果
40多年來高度發展的經濟全球化，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收益和整體發展成果，已成為人類共同發展的基礎。但逆全球化則意在減勢甚至抽離這一基礎，企圖將一個全人類共享的經濟全球化格局，強行弄成一個排斥和遏制其他國家發展的“美國優先”模式，“讓美國再次偉大”，實是一種不顧合作與共贏前提的排斥性話語。美國試圖獨享經濟全球化紅利而不願承擔乃至放棄引領全球發展責任。如果任由逆全球化沖擊，加之后疫情時代的經濟復蘇乏力、諸國家的自保式或內收式調整，經濟全球化程度必將會下降乃至衰退，全球性貧富分化也將越來越嚴重，發達國家與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矛盾日漸突出。逆全球化乃是既往40多年總體上正確的經濟全球化方向的直接倒退。
美國習慣於將其隨著新自由主義新政以來不斷擴大的巨大貿易逆差看成世界各國從美國單方面索利的結果，卻看不到其美元體系及金融帝國模式才是這一貿易逆差不斷增加的原因。美國放任龐大的消費與享樂市場主導經濟運行，卻缺乏以勞動力為支撐的相應生產體系，因而本身就不是一個健全的生產—消費平衡系統。美國看不到、更不願意承認，正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巨大的勞動力付出，才成就了美國日益龐大的消費與享樂市場。美國無視導致貿易逆差的真實原因，強勢逆全球化，以為把矛盾拋給其他國家即可解決自己的問題，但實際上隻會把局面弄得更糟，終將自食其果。
全球化逆流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深層矛盾。新自由主義採取金融帝國發展模式，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及其收入增長遠超實際經濟增長。十多年前，托馬斯·皮凱蒂揭示了當代金融資本主義越來越鞏固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規律，即資本收益率（r）>經濟增長率（g），而且，r>g的情形“在19世紀前一直存在”，並“在21世紀再次出現”。然而，r>g的背后，正是新自由主義傳統特別呈現的脫實向虛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必然導致全球性金融危機。因為美元體系的支撐，危機往往轉嫁到那些新興經濟市場，如拉美、東南亞、中東以及希臘，但終究會在新自由主義的中心地帶爆發。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即是表現，且當時已出現逆全球化征候。當時中國為顧全經濟全球化大局，通過四萬億投資計劃激活市場活力，主動救場，加之美國及時調整經濟政策，使經濟全球化得以延續，此后全球化也迎來一波高速發展。但是，近些年來，由於中國的快速發展及其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越來越高（居世界首位），同時美國自身卻在產業與就業等方面出現問題，加之疫情期間全球經濟萎靡等，使得美國針對中國的逆全球化傾向越來越明顯。但美國的逆全球化並非隻針對中國，事實上，只要認為有必要，其逆全球化可以針對且事實上也針對其他所有國家。
既有的行進在正確方向上的經濟全球化，正在造就一個普惠全人類、超越西方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格局，但美西方的逆全球化則試圖將其再度置於錯誤的美西方宰制的全球資本主義空間，一旦無力遏制其所臆想的對手，便非理性地走向逆全球化。
（二）導向新冷戰以及更為狹隘的單極化格局
經濟上的逆全球化必然帶來政治上的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強化美西方的國家力量，夸大西方與非西方的矛盾，激惹並利用右翼民族主義，導向新的冷戰以及更為狹隘的單極化格局。
基於美西方霸權並不斷鞏固全球資本主義空間的單極化世界格局，越來越為廣大的非西方國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所反感，即使歐洲也不願意重新回到美西方主導的單極化世界格局。美國是單極化世界格局的唯一擁護者。美國從意在排斥打壓所謂博弈對手的重塑全球化，走向將自身從經濟全球化體系中分離出來的逆全球化。全球化逆流顯示美西方正在經歷某種帝國的衰退，正如全球化過程中的任何帝國都有其衰落過程。
既有的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尤其是主要大國之間形成了相互依存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美西方主導的逆全球化將會導致如下主要問題。首先，出現國際亂局及新野蠻狀態。逆全球化必然導致全球政治狀態的惡化。國家之間的對抗性增強、美西方為所欲為、大國博弈加劇，各國家及地區被迫選邊站隊、無所適從，國際關系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區隔和壁壘，形成一種缺乏道義基礎的機會主義的國際政治環境，且難以修復。意識形態沖突還原或轉變為地緣政治沖突，民粹主義與右翼民族主義盛行，宗教與民族矛盾顯化，種族主義及恐怖主義抬頭，局部沖突與戰爭頻仍，存在著由局部沖突演變為世界沖突乃至世界大戰的風險。全球政治的惡化既是逆全球化的結果，反過來也加劇了逆全球化，將逆全球化置於無解的國際環境中，國際亂局持續加劇。其次，美西方操弄其他民族共同體的可能性加大。濫用民族國家而且是單一民族國家，本來就是現代帝國肢解其他國家尤其是非西方國家的常規性的地緣戰略。冷戰之后，民族國家觀和分離主義泛濫，代理人戰爭頻發，導致中東、前蘇東地區、巴爾干半島以及拉美的民族共同體矛盾不斷加劇。全球化逆流同民粹主義及右翼民族主義的合流，還會加劇更多的民族共同體矛盾及其沖突。再次，加劇美國與歐洲的疏離。美國單極化的帝國支配體系，意味著其對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支配性越來越強，但歐洲必然捍衛其民族國家體系，也必然要求反逆全球化，從而加劇美歐矛盾。實際上，在與歐洲同盟關系的價值觀被歸之於“白左”之后，美歐所謂同盟關系即存在被瓦解的可能。而美國的逆全球化傾向表明，其已放任美歐關系之疏離。隻不過，就近代以來的東西方矛盾而言，不必過於放大當下美歐的疏離。西方的確不是一個西方，但西方畢竟還是西方。
逆全球化無疑強化了國家力量特別是國家霸權。其一，國家霸權強制實現全球范圍的國家重構。民族國家與帝國觀念尖銳對立，奈格裡式去領土化帝國觀再度為在地化帝國觀所取代。新野蠻狀態下，國家狀態正在經歷某種艱難重構，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侵略行為也要求給予新的解釋，或被強制要求賦予合法性。美西方強行干預經濟全球化秩序，搞“極限施壓”“硬脫鉤”，試圖在新的、更強勢的單極化格局中脅迫各方力量，重構美國國家霸權，但其代價是終結新自由主義及其全球資本主義空間，並將自身置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對立面。霸凌、豪橫、任性，必然有其相應的后果。其二，國家霸權及其單極化國家格局，還會進一步強化帝國支配下的技術殖民。在技術發展已超出民族國家范疇並越來越朝向人類共同福祉方向時，由國家方式實現技術壟斷與技術殖民，完全背離了經濟全球化的前進方向。但逆全球化使得標志全球化正確方向的國家從屬於技術的邏輯翻轉為國家支配技術。美西方依然在零和博弈以及國家博弈的意義上看待技術發展所帶來的人類福祉。一旦別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發展超出了美西方的可能想象及限度，他們便會自覺不自覺地採取遏制措施。逆全球化就此成為鞏固技術壟斷與技術殖民的手段。新一波技術革命如果被美西方強行控制，就有可能成為逆全球化的幫凶。科技遏制成為美國的國家戰略。但近些年來中國在通信技術、工業體系、交通技術以及軍事技術等方面科技能力的提高，也對美西方的技術壟斷與技術殖民起到了反制作用。
多極化的全球政治與價值世界，是全球化交往的正確方向。在經過一番無謂折騰之后，美國唯一正確的道路，還是要回到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上來。但其必須擺脫單極化思維，真正拋棄冷戰思維，接受多極化的世界格局，接受非西方國家朝向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探索及其權力發展，並真正接受全球性的現代化道路。
（三）受民粹主義裹挾，人為制造區隔及價值沖突
經濟與政治層面的逆全球化、政治區隔、新冷戰等，必然帶來文化及價值觀上的隔閡。在新自由主義背景下，亨廷頓所謂“文明的沖突”已埋下價值沖突的伏筆。全球化逆流則把這一價值沖突引到極端。近年來，美西方民粹主義與右翼民族主義泛濫，既是逆全球化的“民意”基礎，也是逆全球化不斷加劇的結果。此類沖突與隔閡，煽動起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排斥和怨懟，以致交往和文明互鑒變得困難重重。而“白左”不被認同這一現象，一方面反映西方民眾對於所謂普遍價值的懷疑，以及對於霸權盛行的國際政治生態的失望，另一方面則是民眾對於逆全球化價值的消極順從。民粹主義與右翼民族主義的合流，不僅導向政治的右翼化，還裹挾了大眾的意識及情緒。
全球化逆流凸顯了西方近些年持續加劇的西方中心主義與種族主義。極端情形下，美西方甚至拋棄自由民主以及人類交往的基本理念和底線，赤裸裸地提出“去中國化”。美國的政治文化生態與其說是自由主義，倒不如說是民粹主義。在美國崛起過程中一直未被根除的種族主義，在全球化逆流中興風作浪，助長了美國版的“傲慢與偏見”。自托馬斯·霍布斯確立並在19世紀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強化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成為全球化逆流的主導觀念。
逆全球化是對歷史的反動，必將不得人心。交往便利化、技術進步、人文交流、民間往來已經成為與經濟全球化同向同行的肯定性實踐。然而，在全球化逆流沖擊下，這些實踐活動嚴重受限。2017年，美國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議》﹔2025年7月，美國第三次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年來，包括國際留學教育在內的多種民間文化往來、人文交流活動都受到嚴重阻礙，逆全球化正在成為嚴峻現實。
在美西方全球化逆流背景下，非西方社會同樣受到困擾，非西方民眾的仇美情緒愈來愈濃，短時期難以化解。時下非西方的逆全球化，有別於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激進左翼提出的非西方世界的反全球化思想。后者是非西方對於本質上拒絕非西方參與、使非西方進入后殖民及依附模式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拒斥與反抗，但忽視了非西方通過經濟全球化所實現的發展及其對全球經濟的巨大貢獻，實際上是將經濟全球化與全球資本主義捆綁在一起，無視經濟全球化的一般世界歷史意義。如今由美西方逆全球化激起的非西方的逆全球化，則是基於某種自負心理，對已有經濟全球化成果的非理性拒斥，而這一反應恰恰陷入了西方逆全球化策略的陷阱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用西方激進左翼的非西方世界的反全球化資源回應美西方的逆全球化，則會使問題變得更糟。無論“媚美”還是“仇美”，都是有害的社會情緒。
總的說來，逆全球化乃全球化變局的極端形式。盡管存在全球化逆流和逆全球化傾向，但經濟全球化並未徹底轉向逆全球化。各種進步力量仍在發揮作用，以有效遏制逆全球化的全面發生。從某種程度上講，逆全球化或可被視為美西方用以進行戰略調整的策略或手段。美西方雖借逆全球化策略遏制戰略對手，實現新的全球化或有限全球化、區域全球化﹔但就現實而言，美自身正遭受逆全球化手段之反噬，而全球社會對美西方的不信任心理也在加劇，從而給經濟全球化的價值修復帶來巨大貽害。
四、中國對經濟全球化正確方向的堅持和引領
面對當下全球化變局及其逆流，中國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旗幟鮮明地反對和遏制全球化逆流，堅持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堅持並引領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
（一）認清逆全球化的本質，察知經濟全球化的大勢
逆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內在矛盾的結果，也是美西方推卸、回避或無力回應全球性問題的表現。全球化逆流起於西方，在很大程度上表征著西方現代化的困境與危機。全球化逆流的實質是現代性日益加深的物化與新自由主義所強化的資本主義永恆性在形式上的同一，這種同一無視物化與資本主義異化的實質的同一，而將西方現代性危機轉嫁到非西方，並試圖進行粗暴的區隔和切割。美西方認為，通過逆全球化可以拯救當代資本主義危機，顯然這是一種錯誤的歷史性認知。
當下美西方逆全球化的典型表現是發動貿易戰。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目的在於遏制所謂戰略對手，提振美國國家經濟，解決美國面向全球的美元體系及其消費型社會難以解決的貿易赤字與產業空心化問題。然而，大打貿易戰的結果卻是對世界市場及其產業體系的直接破壞。無視佔全球20%市場份額以及全球70%產業鏈的中國市場及其深度嵌入經濟全球化這一事實，而任性地打貿易戰，不僅是與中國脫鉤，也是與世界脫鉤。無論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框架下，美國仍是經濟全球化的巨大受益者。將自身置於獲得巨大收益的全球化之對立面，與美國一直以來奉行的實用主義精神也是相悖的。
美國的逆全球化主要基於自身的結構性矛盾。美國推行國家資本主義，資本家集團多與國家綁定，其結果是最富的0.1％人群不斷從全球資本主義中獲益，而50％以上的底層人群的生活不僅沒有改善反而越來越糟。這種巨大的貧富分化，是美國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內在矛盾的必然表現。在這種情況下，打貿易戰、搞逆全球化，顯然是弄錯了方向。即使退出全球化，美國也不可能就此實現所謂工業回流，更不可能解決物價快速上漲及其帶來的市場蕭條與社會穩定問題。貿易戰隻會加劇這一危機，進而將全球引入混亂失序之中，並有可能帶來沖突與戰爭風險。
盡管遭遇當下美西方的全球化逆流，但經濟全球化的大勢沒有改變，已有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也不會改變。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以及世界市場發展的客觀要求，是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也是當今人類社會前進的必由之路，不可逆轉。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基本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及價值觀念。應對全球化問題，也依然要充分依靠經濟全球化，並走向更高水平的經濟全球化。
（二）堅持改革開放，持續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持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中國堅持走經濟全球化正確道路的題中應有之義。“改革開放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中國是在自身自然稟賦有限的國情下，通過改革開放，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從而解決佔全球1/5人口的發展中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簡單地歸於中國單方面享受了西方經濟全球化政策的紅利，而應理解為中國積極融入、主動推進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為全球經濟繁榮作出巨大貢獻，成為近20年來全球經濟發展的最大動能。近年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貢獻率基本保持在30%左右。面對全球化逆流，中國堅持不懈地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力推經濟全球化向更高質量發展。《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明確指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拓展國際循環，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與世界各國共享機遇、共同發展”。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高水平對外開放本身也是應對美西方全球化逆流的重要戰略舉措。
經濟全球化特別取決於世界市場及其流動性。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逐漸形成了全球性的世界市場架構。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制造業佔全球比重超30%，並且新能源汽車、光伏組件、鋰電池“新三樣”出口保持高速增長，2025年同比增長24.1%，表明中國外貿結構向高質量、高技術、高附加值持續優化。“一帶一路”倡議正在產生巨大的世界市場效應。過去十多年間，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數量從0增加到21、自由貿易協定數量從10增加到19，包括加入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全面實施，負面清單從93項壓減至29項。中國堅定維護並遵守世界貿易組織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各項規定，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與文化軟實力。世界銀行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境排名在十年間躍升了65位，目前位居第31位。中國佔有的高份額並頗具競爭力的國際市場及其對世界市場的引領作用，是中國堅定不移反擊逆全球化的底氣與信心所在。近些年來，面對美西方全球化逆流，中國沒有退卻，而是直面挑戰並進行綜合應對，順勢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形成了應對和化解美西方全球化逆流的戰略布局。
顯然，對中國而言，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及積極建構世界市場的前提，同時也是遏制全球化逆流的前提，那就是強有力的工業制造業體系以及完善的國內市場體系。這是中國能夠有效應對全球化逆流的壓艙石，也是中國發展的基礎。無論外部經濟形勢如何變化，必須確保中國經濟巨輪行穩致遠。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面對美國近年來的高關稅政策打壓以及疫情后經濟復蘇乏力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國際貿易總額仍然居世界首位並呈增長態勢。2021年，中國的國際貿易總額為6.05萬億美元，居世界之首（第二位為美國，4.69萬億美元），是改革開放初期的300倍，佔全球貿易總額比例達1/5。近些年來，中國已成為世界150個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國、世界最大貿易國、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中國經濟已經深深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與此同時，為應對美西方的逆全球化，避免受到美貿易戰及其加征關稅的影響，中國主動降低了對美外貿份額，擴大對東盟、中東以及俄羅斯的出口佔比，進一步放開外國人來華免簽政策，積極構建與多極化世界體系相匹配的多邊貿易體系以及豐富的全球供應鏈。中國所推動構建的世界市場已形成應對全球化變局的因應性及韌性，這不是美西方非理性打壓遏制所能輕易撼動的。
（三）堅定不移走科技強國之路，推進技術進步，形成遏制逆全球化的科技基礎
堅持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遏制逆全球化，必須繼續堅持推進科技強國之路。經濟全球化也是新技術革命不斷推動的結果。新技術革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勁動力，有助於加速提升社會生產力，創造社會財富，提高生活質量，解決全球問題，實現綠色發展﹔能夠推動人類的創造性與想象力，更新人類認知，深刻改變並重構社會結構。當今時代，人工智能、數字經濟、機器人技術、物聯網等實現了生產過程的智能化、自動化，大幅提高了生產力及生產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極大地解放了勞動生產力，實現了交往交換的便利化，也推動形成了全球性的國際分工體系，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連同整個社會的技術化，都使逆全球化在實踐上變得不可能。
科技發展不隻關乎平均利潤率下降的問題，更直接關乎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以及總體的人類進步。當然，不能低估科技發展對於資本主義延宕的支撐作用，但科技本身並不是資本主義的固有條件，而是人類生活與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同樣也是發展社會主義的前提。
當代中國是新技術革命的積極推動者，而中國自身也通過新技術革命得以立足並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雖然今天的中國還稱不上是一個科技強國，但已具備較強的科技實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積極發展高科技，有效阻擊了全球資本主義對中國的資本掠奪，遏制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與技術殖民。當下國與國競爭的關鍵在於科技競爭，各國紛紛加大科技研發投入，搶佔未來科技發展制高點。美國打貿易戰，搞逆全球化，倚靠的正是其技術優勢，通過這一優勢搞技術壟斷與技術殖民，用若干關鍵核心技術遏制所謂戰略對手。中國擺脫美國技術壟斷與技術殖民的根本方式，就是大力發展高科技，在新一輪科技創新中取得優勢與主動，實現中國科技水平由跟跑、並跑到領跑的轉變，擺脫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受制於人的局面，有效遏制全球化逆流。近年來，中國加快發展高端制造業與數字經濟，在芯片及新能源等“卡脖子”領域實現突破，降低對外部技術及其供應鏈的依賴，實現技術發展從“世界工廠”轉向技術創新引領的“創新樞紐”，有效實現了一些高技術領域的自主發展。目前，在先進制造業、高鐵、城市地鐵、5G、人工智能及機器人、無人機、電池技術等領域已經具有一定優勢，創新性與創造性較為突出，特別是一批中國高技術企業打破了美國的技術壟斷，堅定而快速地成長起來，也給國人以信心。
發展科技還要積極培育新技術市場。中國在這方面已初具一定的比較優勢，發展起佔有全要素產業鏈的世界市場。中國在創新產出方面長期處於世界前列，優勢明顯，2025年排名第五位，較2024年上升兩位。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及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持續增強，特別是在人工智能、半導體和綠色技術領域表現出色。例如在5G領域，至2024年底，5G用戶數達10.14億戶，基站數超400萬個，優勢明顯。發展高技術還可催生新興產業，推動傳統產業升級，形成新的經濟發展空間，提升經濟質量與效益。高科技形成的中國市場，直接增強了中國抗御全球化逆流的韌性。
（四）堅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定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自信
全球化逆流有著顯著的中國針對性，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及其對經濟全球化的深度融入和引領，一些敵對勢力加劇了對中國的妖魔化及“去中國化”。在此背景下，中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敢於斗爭、善於斗爭，並以文明互鑒為引領，持續而積極有效地傳播和平主義發展觀，堅定不移地批判單極化與霸凌主義，遏制逆全球化，推進多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的中國式現代化，意在超越資本主義，並堅持經濟全球化的正確方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5000年中華文明傳統在當代的展開，是當代中國立足中國國情、超越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並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所作出的努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中國式現代化，必然要求超越單一的資本主義文明，走向普惠型與社會主義性質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遵從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強調各國相互依存、合作共贏，追求多元、包容、普惠、合作的國際秩序。中國反對零和博弈和單邊主義，反對霸權主義，拒絕大國沙文主義，反對國際性的軍事結盟與陣營對抗，擺脫冷戰思維，團結全球南方國家，堅定不移地揭露和遏制種族主義、民粹主義，反對恐怖主義，積極應對全球治理挑戰。
面對全球化逆流，有必要發掘並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其哲學智慧。中華文明追求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和實生物、中道和諧，有著深厚而高明的實踐智慧。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中國發展從本質上區別於基於叢林法則的西方帝國擴張及其殖民化觀念，體現了利天下的長遠人類社會福祉與價值觀念。中國發揚和為貴的傳統，積極推進各國及各民族的人文交流及其文明互鑒，促進民心相通相連，傳播中華文化及其和平主義理念，努力營造遏制逆全球化的國際文化環境。中國能從自身的優秀文化傳統及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汲取智慧，為克服逆全球化提供寶貴資源。中國價值以及遏制逆全球化的鮮明立場，正在得到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認同、尊重與支持。
全球化逆流反向凸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呈現，必然延續著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比較優勢。西方的全球化逆流，迷信西方資本主義的永恆性，不願意承認、也看不到當代資本主義被超越的可能性，其對中國快速發展的負面情緒，也反映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美好前景的疑懼。一些全球化逆流甚至寧願將自己置於世界的對立面，也不願意接受或承認社會主義。可以說，全球化逆流的高度意識形態化，恰恰反映出社會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歷史超越性和現實優越性。我們有理由對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充滿信心。面對全球化逆流，中國必然要求堅持並引領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促使當下經濟全球化歷史地超越資本主義，構建起超越狹隘的資本主義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本雜志紙質版）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暨哲學學院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