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干部行為規范中的政績觀

——從1961年《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說起

作者:王永杰    發布時間:202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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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耳熟能詳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行為准則,但少為人知的是,黨內還有一個《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96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對約束干部作風、密切黨群關系產生積極作用。時隔半個多世紀,站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重新審視其中蘊含的正確政績觀,對於我們理解黨政干部行為規范、樹立正確政績觀,仍具有重要啟示。

《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制定背景與核心內涵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於黨和國家工作中的失誤和挫折,加上連續自然災害影響,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在一些地方和部門,浮夸風、命令風、瞎指揮風、特殊化風等不良作風盛行,損害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黨中央著手糾正經濟建設中的錯誤,強調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恢復黨的優良傳統,並下發《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份文件文字表達通俗易懂,直指干部作風中的突出問題,體現了毛澤東同志要求的“簡單明了,通俗易懂,使人容易記住,同時避免起反作用”。

關於“三大紀律”:“一切從實際出發”旨在反對工作中存在的主觀主義、瞎指揮現象﹔“正確執行黨的政策”強調政策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以及領導干部完整准確全面領會、執行黨的政策的重要性﹔“實行民主集中制”對於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保障決策的科學性和組織的戰斗力具有重大意義。這三大紀律,從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原則三個維度,為黨政干部劃定了基本遵循。

關於“八項注意”:第一,同勞動同食堂﹔第二,待人和氣﹔第三,辦事公道﹔第四,買賣公平﹔第五,如實反映情況﹔第六,提高政治水平﹔第七,工作要同群眾商量﹔第八,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八項注意從日常行為、群眾工作方法、政治素養等方面,提出具體、可操作的行為規范。

歷史証明,這份文件在發揚黨的優良作風、恢復黨在人民中的良好印象、融洽黨群關系、團結廣大人民戰勝當時面臨的困難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蘊含的豐富政績觀

這份黨的紀律建設史上的重要文獻,蘊含著中國共產黨人一貫的政績觀,它通過約束黨員干部行為規范,確保堅守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深刻回答了“什麼是真正的政績”“為誰創造政績”以及“如何創造政績”的問題。

政績的起點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被放在三大紀律首位,“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作為八項注意的重要內容,都說明黨政干部的政績絕不能脫離實際。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我們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政績的評判標准是群眾滿意。“同勞動同食堂”“待人和氣”“辦事公道”“工作要同群眾商量”表明,政績的最終評判權在人民。干部能否與群眾打成一片,能否在決策中傾聽群眾意見,能否在資源分配中做到公平公正,直接決定了工作實績的成色。人民群眾的滿意度,是衡量政績的根本尺度。

政績的創造過程是務實篤行。“如實反映情況”就是反對報喜不報憂、弄虛作假。真正的政績,必然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產生。這要求干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既報喜也報憂,既展示成績也直面問題。務實篤行的態度,是政績能夠經得起實踐、人民和歷史檢驗的根本保証。

政績的根基是錘煉黨性。“買賣公平”意在防止干部利用職權侵佔群眾利益,體現朴素的廉潔觀和權力觀。一個在廉潔自律上出問題、在特權上開口子的干部,其所謂的“政績”終究是“空中樓閣”。

總體來看,這份文件蘊含的正確政績觀,對政績究竟是靠什麼得來、為了什麼而樹、最終由誰來評判作出了深刻說明:靠實事求是得來,為了人民而樹,由群眾來評判。其彰顯的唯物辯証法的科學方法、嚴格遵循實踐第一的觀點,為新時代黨員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提供了歷史鏡鑒。

《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歷史啟迪

新時代黨政干部要准確把握其中的“變”與“不變”,在實踐中傳承和發揚其精髓與風格。

一方面,變化的是時代任務與實現方式。時代的變化、形勢和任務的演進對干部的政績觀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第一,時代任務不同。當時的紀律要求側重規范行為、遏制歪風、恢復秩序,具有“糾錯”和“兜底”色彩。今天新征程上高質量發展是首要任務。這要求干部不僅要守住底線,更要勇攀高峰﹔不僅要作風正派,更要本領高強、善於作為。新時代的政績觀,必須聚焦如何完整、准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如何在科技創新、區域協調、綠色發展、共同富裕等方面創造出實實在在的業績。

第二,行為規范形式不同。當時的紀律要求具體鮮明,便於對照執行,迅速扭轉干部作風、恢復群眾信任。新時代,黨中央提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干部標准以及“忠誠干淨擔當”等核心要求。與之相比,新時代的標准更加宏觀、系統,內涵更加豐富,涵蓋更多素質。這就要求今天的黨員干部必須從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高度全面提升自我。

第三,制度建設邏輯不同。當時的紀律要求具有一定階段性、應急性特征。新時代的干部隊伍建設更加注重常態長效和系統觀念,更加注重全周期管理和一貫表現,更加注重通過科學的考核評價體系來引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

另一方面,不變的是根本宗旨與核心要求。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實事求是的作風、嚴守紀律規矩的底線始終不變。從“同勞動同食堂”到“以人民為中心”,雖然時代場景不同,但干部與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是我們黨最大的政治優勢。新時代的政績觀,核心在於堅持人民至上,把好事實事做到群眾的心坎上。彼時要“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數智時代的今天,調查研究依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此外,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同樣強調把紀律挺在前面。隻有嚴守各項紀律,干部才能行穩致遠。

《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作為歷史縮影,體現了共產黨人“為民造福”的不變追求,是立足當下、建功新時代的實踐指南:它指明正確政績觀必須深深扎根於為人民服務的沃土,始終堅守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牢牢守住清正廉潔的紀律底線。這與新時代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一脈相承、高度契合。

(作者為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副校長、上海行政學院副院長、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北京日報》(2026年04月2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