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創建發展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戰略部署

山東抗日根據地在黨領導的革命事業中佔有重要戰略地位，其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發展成為革命的重要戰略支點，既有賴於山東黨組織從實際出發，正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更與黨中央對山東抗日根據地創建與發展作出的科學戰略部署密不可分。

一

山東連接華北與華中，控扼津浦鐵路，瀕臨渤海與黃海，北當京津門戶，南接中原腹地，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然而，天然的區位優勢並不意味著“順理成章”就能成為革命的戰略支點。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基本上沒有在山東建立起一支紅軍和紅色政權，更談不上形成革命根據地。抗日戰爭時期，這裡卻“發生了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巨變，在各抗日根據地中表現得十分突出”（金沖及：《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獨特歷程》，《抗日戰爭研究》2017年第1期，第5頁）。當時，其他政治力量基於各種考量對山東“虎視眈眈”，希望這裡能成為其治下區域。而要使山東成為中共革命事業的堅強堡壘，既需要與其他政治力量進行“對抗與競爭”，更需要作出科學的戰略部署。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迅速意識到，日本要佔領中國，必須首先控制華北，與滿洲連接起來，而要控制華北，就必須佔領山東。1937年9月17日，毛澤東給朱德等的電報中指出，日本對平綏、同蒲線採取“大迂回姿勢，企圖奪取太原，威脅平漢線中央軍而最后擊破之，奪取黃河以北。以此姿勢，威脅河南、山東之背，而利於最后奪取山東”（《毛澤東關於敵情判斷及八路軍戰略部署給朱德等的電報》，《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頁）。中央要求山東黨組織廣泛動員群眾，收編散兵散槍，組織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根據地。為支持山東創建根據地，10月，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抽調部分干部和青年知識分子到山東工作，推動了山東抗戰形勢的發展。

1938年1月，基於山東迅猛發展的抗戰形勢，中共中央專門作出指示，要求山東省委把“發動游擊戰爭與建立游擊區的根據地”作為中心任務，工作中心放在魯中地區，依靠新泰、萊蕪、泰安、鄒縣的已有基礎，以莒縣、蒙陰等廣大地區為重心，努力向東發展（《中央關於發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和黨的工作問題給山東省委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7頁、第419頁）。5月，到達山東的郭洪濤召開山東省委干部會議，制定了《發展和堅持山東游擊戰爭的戰略計劃》，明確了山東根據地創建的具體計劃：中部以沂蒙山區為中心創建魯中游擊根據地，北部以淄博山區為依托開創清河地區游擊根據地，向南開創抱犢崮山區根據地，向東發展開創沿海地區根據地﹔在津浦鐵路西創立梁山泊和微山湖兩塊根據地﹔在膠東創立以大澤山為中心的根據地（郭洪濤：《關於山東戰略計劃問題致毛澤東等電》，《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7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2頁）。這一計劃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肯定，成為山東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根本原則。

徐州失陷前后，日本將大部分兵力集中於隴海路准備進攻武漢，華北兵力相對空虛，中央開始考慮派主力部隊到山東。2月，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計劃將一一五師全部向東出動，將其一部轉入山東境內，在津浦路東山東全境作戰，建立魯南根據地。5月，毛澤東再次致電朱德指出，向山東雖然主要是派干部，但“派得力一兩個營去作基干則更好”，並要求做好長期留在山東的准備（《毛澤東關於在徐州失守后我軍應准備深入豫皖蘇魯四省敵后活動致朱德電》，《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7卷，第30頁）。根據這一要求，冀魯邊區省委代表馬國瑞及129師津浦支隊和115師永興支隊到達樂陵，與冀魯邊抗日武裝第31支隊會師，成立了冀魯邊軍政委員會，並將部隊改稱為八路軍冀魯邊區游擊支隊（后又改稱為平津支隊）。9月，蕭華率領115師343旅機關干部率先抵達冀魯邊，以地方武裝力量為基礎成立“東進抗日挺進縱隊”，建立了冀魯邊區特委，開創了冀魯邊根據地。1939年3月，陳光、羅榮桓率領115師師部、直屬隊和686團（343旅主力團）進入魯西，隨后在陸房突圍中斃傷日偽軍1300余人，鞏固了泰西根據地，為開創山東抗戰新局面保存了骨干力量。

二

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中共確立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山東是聯絡華北、華中的戰略樞紐，這一地區如何發展自然成為中共中央思考的重要問題。基於對山東戰略地位的考慮，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派兵去山東”的主張。這是一個關系抗戰全局的戰略性部署，是山東根據地創建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具有重要而深遠的軍事意義。1938年11月，毛澤東等致電彭德懷，提出由陳光、羅榮桓率115師師部及陳旅兩個主力團“全部去山東、淮北為適宜”，“分布於新老黃河間廣大地區，包括津浦路東西膠濟路南北在內”（《毛澤東、王稼祥、滕代遠關於以陳光、羅榮桓部開展山東、淮北工作給彭德懷電》，《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7卷，第54頁）。28日，彭德懷復電毛澤東表示同意該提議，並提出讓343旅685團先由長治出發。12月，685團到達湖西地區，同當地抗日武裝合編，改稱蘇魯支隊，很快打開了湖西地區的抗戰局面。1939年3月，陳光、羅榮桓率領的八路軍東進支部抵達山東運（河）西地區鄄城。115師進駐山東后，先后挺進冀魯邊區、魯西北、湖西、魯西、魯南等地區進行根據地建立工作，推動了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形成。

隨著山東根據地的初步形成，建立全省范圍內統一的抗日民主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1939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山東省委“在政權問題上，應認識無論八路軍部隊或地方游擊隊，如無政權則決不能發展鞏固與建立根據地。因此，已得的政權決不應放棄，並還應努力爭取新的縣區政權。在財政經濟問題上，已得的財源決不應放棄，公開說明八路軍游擊隊打仗不能不吃飯”（《中央關於山東工作方針的指示》，《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7卷，第102頁）。12月，中央書記處致電北方局、山東分局、115師，進一步指出“應當用一切努力爭取政權，這是山東與蘇魯斗爭勝利或失敗的關鍵”，要利用敵人“掃蕩”、舊政權塌台、權力出現真空之際，“立即委任新的專員縣長區長鄉長，然后再行民選”（《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山東及蘇魯戰區工作方針的指示》，《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7卷，第162頁）。北方局也要求山東黨組織，“凡有三縣政權的，即成立專署（如膠東），有兩個專署的地區，即成立主任公署。沂、蒙兩縣應利用機會成立縣政權”。山東各地的抗日民主政權迅速建立起來。1940年9月，在山東108縣中，民主政權已達79個，建立了10個專員公署，1個主任公署。其中民選縣長67個，民選區長186個，民選鄉長佔2/3，民選村長約達1/2，民選專員9個，1個行政區主任。成立了47個縣參議會，8個專區參議會，1個行政區參議會（《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工作》，《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7卷，第640~641頁），完全意義上的山東抗日根據地已經形成。

皖南事變后，日本加大了對山東的“掃蕩”，國民黨也加強了在山東的“摩擦”，山東根據地進入了極端困難的時期。1941年4月，葉劍英分析山東抗戰形勢時指出，敵人“掃蕩”華北，用意在於使中共離開華北南下華中，與國民黨直接沖突，兩敗俱傷，他坐收漁人之利，安然統治華北﹔國民黨企圖使中共離開華中，到華北與敵作戰，他坐收漁人之利，安然統治華中。他分析道，山東是華北前進陣地，是華中靠山，其基本形勢是“三馬歸槽”，如不抓緊時機，很可能會變成“二馬歸槽”，中共將在山東無法立足，如此則華北、華中聯系斷絕，發展華中、鞏固華北的任務亦難完成。（《葉劍英同志關於山東基本形勢與工作方針的指示》，《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8卷，第180~181頁）。根據這一指示，羅榮桓提出以魯西、魯南為基本根據地，打通魯南與魯西的聯系，控制最有利的機動地區﹔黎玉向山東軍民發出了“猛烈的展開建設根據地工作的大競賽運動”的號召，山東分局頒布了根據地十項建設的具體任務，如建設真正進步民主的抗日政權，建立自給自足供給后方的經濟建設工作，建立新民主主義的財政供給政策，廣泛建立健全地方武裝、民兵與普通自衛團，開展群眾性游擊戰爭，普遍組織各種群眾團體，開展社會文化與群眾性文化教育工作等。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制定了具體的落實舉措。這些對山東根據地渡過難關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

1942年3月，赴延安准備參加七大的劉少奇途經山東。經過充分調查，他把減租減息增資作為推動山東根據地發展的重要舉措。為統籌山東根據地的發展，毛澤東還建議劉少奇以中央全權代表資格長駐115師，指揮整個山東及華中黨政軍全局。他認為抗戰勝利后整個國家形勢，“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統一戰線的民主共和國局面”，中國“須經過民主共和國才能進入社會主義”，為了形成國共繼續合作的條件，要估計到日本戰敗從中國撤退時，新四軍及黃河以南部隊須集中到華北，甚至整個八路軍、新四軍有可能集中到東三省去，“山東實為轉移的樞紐”﹔那時國民黨有可能重兵出山東切斷新四軍北上道路乘機解決新四軍，因此，必須“掌握山東及山東的一切部隊（一一五師、山東、楊蘇縱隊），造成新四向北轉移的安全條件”（《毛澤東關於山東的重要性問題給劉少奇的電報》，《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第363~364頁）。經過減租減息，山東根據地有了扎實的群眾基礎，同時加強了建黨、建政、建軍、建立人民武裝和抗日群眾團體的工作。到1942年10月，山東根據地基本形成了轄津浦路以東山東地區和河北部分地區的格局。

及至1943年下半年，經過艱苦卓絕的對敵斗爭和強有力的建設舉措，山東根據地的形勢有了根本好轉。為更好適應復雜的抗戰局面，同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由羅榮桓任山東分局書記兼新建立的山東軍區（115師和山東縱隊合並為山東軍區）司令員、政委，山東根據地建立了黨政軍一元化的領導體制。到同年年底，清河區和魯南區基本上改變了被敵分割、封鎖的局面﹔清河區與冀魯邊區也已打通聯系，並於1944年1月合並組成渤海區。與此同時，為爭取戰后有利時機，中央軍委致電羅榮桓，要求除准備對付日軍大“掃蕩”外，“尤應准備一切條件以便在盟軍登陸后獲得迅速大量發展，為控制山東全局而斗爭”，“一切工作布置應從這點出發去考慮”。毛澤東提出，山東根據地工作的重點應放在使武裝力量在美軍登陸后獲得猛烈發展上面。12月，毛澤東致電羅榮桓、黎玉，要求山東根據地徹底完成減租任務，切實照顧農民利益，保証農民有地可種，同時抓緊生產工作、民兵工作、官兵關系、文教等工作，以為戰后准備有利條件（《一九四四年重要電文節錄》，《山東黨史資料文庫》第12卷，第78~79頁、第86頁）。根據這些指示，山東根據地一方面積極開展對敵斗爭擴大根據地面積，一方面發動群眾深入進行減租減息運動。到1944年底，山東根據地內的村庄有約63％進行了減租減息。經過減租減息獲得利益的群眾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同時推動了參軍、參戰和武裝保衛家鄉熱潮的興起。

進入1945年，在黨中央“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號召下，山東根據地面積不斷擴大。僅在夏季攻勢中，就擴大解放區面積約1.1萬平方公裡。到抗戰勝利前夕，山東舊縣城108個，我佔94個，共轄5個行政公署，17個行政督查專員公署，117個縣，6個市，3個特區，6個辦事處。其中77個縣、市、特區有參議會（《山東省行政組織系統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6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頁）。在大反攻前夕，山東境內各根據地已連成一片，山東解放區已有1700萬人口，28萬八路軍正規軍、游擊隊，50萬民兵與幾百萬人民自衛武裝（羅榮桓：《處在總反攻前夜的山東解放區》，《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5輯，第109頁）。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壯大凸顯了其戰略地位，成為抗戰勝利后黨領導人民進行解放戰爭的重要戰略支點和堅強堡壘。

（作者：王鳳青，系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04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