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裡求真——長征時期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淬煉

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圖為油畫《遵義會議》，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資料圖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征是一次檢驗真理的偉大遠征，真理隻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真理隻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確立，經過長征，黨和紅軍不是弱了，而是更強了，因為我們黨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找到了指引這條道路的正確理論。

長征是一次檢驗真理的偉大遠征。兩萬五千裡，面對亂雲飛渡、驚濤駭浪，我們黨堅持真理、追求真理，在血與火中蹚出了一條走向新生、走向勝利的革命道路。長征的勝利，使我們黨進一步認識到，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才能把革命事業引向勝利。

長征途中，紅軍面臨著敵人凶惡的圍追堵截，面臨著嚴酷惡劣的自然環境，還面臨著同黨內錯誤思想的激烈交鋒。正是在這多重的斗爭考驗下，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得到了空前淬煉，並從少數人的清醒認識逐步凝結為全黨的理論自覺。長征勝利的歷史証明了，真理隻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真理隻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確立。總結長征時期黨發揚理論聯系實際優良作風的實踐經驗，對於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堅持實事求是、走好新的長征路，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破除本本主義，推動理論密切聯系實際

“我們黨的歷史反復証明，什麼時候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得好，黨和人民事業就能夠不斷取得勝利﹔反之，黨和人民事業就會受到損失，甚至出現嚴重曲折。”這是歷盡滄桑的歷史結論，也是在血火交織中鑄就的深刻認識。

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就深刻闡述了理論聯系實際的極端重要性：“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他著重強調：“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然而，從大革命失敗至遵義會議前，這條正確路線還並未被全黨普遍認識和接受。“左”傾教條主義長期在黨內佔據著統治地位。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幾乎將中國革命引入絕境——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遭受迭次失利和重大損失。僅湘江一戰，中央紅軍從八萬六千余人銳減至三萬余人。血的教訓使紅軍上下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產生了強烈懷疑。

嚴峻的現實促使深刻的反思：照搬本本、罔顧中國實際的指揮方式究竟能否挽救紅軍？1934年12月，中央縱隊行至貴州黃平的一片橘林裡，病中的張聞天與負傷的王稼祥頭靠頭躺在擔架上，憂心忡忡地討論紅軍的前途。張聞天直言：“這個仗這樣打下去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出來，他打仗比我們有辦法。”這場“張王橘談”反映出黨在極端困厄中的深刻自省——要扭轉困局，必須改變脫離實際的領導方式，尊重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

1935年1月，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剖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根源，重新肯定了毛澤東等同志在歷次反“圍剿”中形成並經實踐反復檢驗的戰略戰術原則。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正如伍修權所回憶的：“人們在勝利時認識了毛澤東同志，在失敗中又進一步認識了毛澤東同志。”

遵義會議雖重在解決軍事和組織問題，但其對教條主義沉痛教訓的初步總結，已然觸及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一根本問題，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遵義會議后黨和紅軍的一系列實踐，四渡赤水扭轉紅軍被動局面，俄界會議堅持北上方針、抵制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瓦窯堡會議根據國內矛盾變化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無不深化著全黨對理論聯系實際的體認。也正因此，毛澤東后來總結道，我們黨“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長征不僅是一次軍事戰略的大轉移，更標志著黨在思想上的自覺與成熟，其核心內涵被概括為“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並成為長征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結合斗爭實際，靈活機動調整戰略戰術

長征不是書本上的推演，而是數十萬敵軍圍追堵截下的生死突圍。如何運用理論切實指導戰場決策，是關乎黨和紅軍存亡最緊迫的課題。這一點，在長征的戰略抉擇與戰術運用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戰略進軍方向的抉擇，首先檢驗著黨和紅軍直面實際的勇氣與能力。中央紅軍長征之初，原定北上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但湘江戰役后，國民黨已判明我軍戰略意圖，糾集重兵欲將我軍聚殲於北進途中。然而“左”傾教條主義者卻不顧敵情變化，執意踩著紅六軍團數月前的舊轍北上，“仿佛總是沿著一條用鉛筆在紙上畫好的路線，朝著一個方向直線前進”。危急關頭，毛澤東根據敵我兵力部署的實地研判，力主轉向敵軍薄弱的貴州。他一面利用與張聞天、王稼祥一同編入“中央縱隊”的契機，向二人反復陳述利害。王稼祥后來回憶，正是這一路交談，毛澤東“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更加堅定了我擁護毛澤東同志的決心”。一面在通道、黎平兩次會議上以敵我態勢的具體分析據理力爭，最終推動中央接受了“向黔西北進軍”的正確主張。這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勝利——從實情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終於使紅軍於絕境中覓得生機。老紅軍陳靖對此曾動情地感慨：“走在漫漫長夜裡的紅軍，對這片光明充滿了深深的感激，這種心情，沒有經過漫長夜路的人，是難以體會得到的。”

戰略方向明確之后，戰術上能否擺脫教條，因敵而變，同樣關乎著紅軍的前途命運。1935年2月，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布的《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提出了“六有”的運動戰方針：“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生動地闡釋了敵強我弱的總體態勢下，紅軍開展機動作戰，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勝利的基本原則。四渡赤水，正是這一原則的光輝實踐：土城一戰，因發現敵軍兵力遠超預期，毅然放棄原定渡江計劃，一渡赤水，避實就虛﹔在發現敵軍主力西調、黔北空虛后，便果斷二渡赤水，回師東進，重佔遵義﹔為調動敵軍、創造戰機，又三渡赤水，佯動誘敵﹔最終四渡赤水，南下烏江，佯攻貴陽，使黨和紅軍在國民黨重兵集團之間穿插自如，在川滇黔邊界馳騁縱橫，以三萬兵力跳出了四十萬大軍的包圍，奪回了戰略轉移的主動權。此后，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無不是結合實際、因地制宜的戰術典范，既是軍事上的光輝勝利，更是理論自覺的巍峨豐碑。

深入調查研究，淬煉求真務實優良作風

調查研究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基本方法和途徑，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時必不可少的“中介”環節。長征途中，黨和紅軍面臨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難題：如何利用敵人內部矛盾與爭斗創造有利態勢﹔如何在軍事行動中准確掌握敵情定下正確決心﹔如何妥善處理同少數民族同胞的關系增進民族團結﹔如何打破國民黨對紅軍的輿論歪曲贏得群眾擁護……這些難題的破解，無不有賴於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

從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與紅二十五軍四路紅軍歷時兩年，跋涉兩萬五千裡，足跡遍及十四個省區，經過了十數個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完成了舉世矚目的長征。這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第一次以如此巨大的規模、持續的時間跨度與廣泛的活動范圍，深入到中國內陸腹地。長征途中，上至黨的領袖，下至紅軍指戰員，均通過各種方式深入一線展開調查研究。長征伊始，周恩來、朱德經過周密調查，抓住粵系軍閥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促成羅塘談判“借道出境”，使八萬余紅軍得以從敵軍堡壘縫隙中悄然西進﹔劉伯承深入彝區訪風問俗，依彝俗與小葉丹歃血結盟，以真摯情誼為強渡大渡河贏得了寶貴戰機﹔廣大紅軍指戰員走到哪問到哪，將調查所得之社風民情與群眾切身利益緊密結合，把黨的宗旨凝練成簡短有力的標語口號，刷寫於沿途屋壁石牆之上，並以嚴明的群眾紀律、愛民的實際行動打破了國民黨的污蔑抹黑，贏得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

長征中的調查研究，以求真務實的作風深入展開：紅軍探明了沿途的交通地貌、氣候特征、水源分布與敵軍部署，對各地區的階級構成、生活狀況、民族關系及風土人情，亦有了切實准確的把握。這些珍貴的第一手調研成果，不僅為彼時軍事決策的制定與群眾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堅實依據，更積澱為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厚理論資源。可以說，正是通過這種遍及萬裡、深入肌理的調查研究，才打通了理論通向實踐的雄關漫道——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之光，由此穿透紙面、落於實地，在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結合中，迸發出改造世界的磅礡偉力。就此而言，長征堪稱一次世所罕見、史所罕見的特殊形式的對中國國情的調查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長征的勝利，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証明，理論一旦與實際相結合，便真正成為認識中國、改造中國的思想武器。道不可坐論，理不能空談。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作風，當好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堅定行動派、實干家，便是對長征這段求真之路最好的延續。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6年04月24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