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發表70周年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5月2日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一次。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去70年了。1976年12月26日，經過毛澤東親自審定的《論十大關系》整理稿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距今也已經50年了。中央檔案館館藏的《論十大關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講話記錄稿）、毛澤東關於印發《論十大關系》的批示等珍貴檔案，真實反映了《論十大關系》出台前后的歷史瞬間。

70年前，正是我們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端。這個開端，因為有《論十大關系》這樣的經典而顯得庄重又偉大。久而彌芳，遠而彌光。70年后，回望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創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生動情景，仍讓人心潮澎湃。

從一場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說起

1956年1月中旬，毛澤東從浙江等地視察后回到北京不久，聽說劉少奇正在聽取國務院一些部委匯報工作，立刻引起他的興趣，提出組織有關部門匯報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問題。隨后，就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有名的34個部門的匯報會。

匯報按“口”組織，從重工業“口”開始，每個“口”先由國務院主管辦公室作綜合匯報，然后是各部門匯報。參加匯報部門的數量，按照檔案記載，實際是35個。根據《毛澤東年譜》記載，具體日程是：2月14日主管重工業的國務院第三辦公室，2月15日電力工業部，2月16日、17日一機部、二機部、三機部，2月19日國家建設委員會，2月20日建筑工程部，2月21日城市建設總局、二機部，2月22日二機部，2月25日重工業部，2月26日石油工業部，2月27日地質部，2月28日電力工業部，2月29日煤炭工業部﹔3月1日主管輕工業的國務院第四辦公室、紡織工業部，3月2日地方工業部，3月3日輕工業部，3月4日手工業管理局，3月5日主管交通、郵電的國務院第六辦公室，3月6日鐵道部，3月8日交通部，3月9日郵電部、民航局，3月13日主管農林水利的國務院第七辦公室，3月15日農業部，3月16日水利部，3月18日林業部、氣象局，3月19日、20日、21日主管財貿金融的國務院第五辦公室，3月26日商業部，3月27日對外貿易部﹔4月2日全國合作總社，4月5日糧食部，4月8日農產品採購部，4月9日財政部，4月10日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4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

為了增加工業建設方面的感性知識，結合聽匯報，從4月12日到17日，毛澤東連續6天參觀了在中南海瀛台布置的機械工業展覽。他每天下午參觀，少則一兩個小時，多則三個來小時，看得十分認真。有時不滿足於解說，就找來一些有關的圖書和材料進一步鑽研。從4月18日到24日，6天聽取李富春代表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這是毛澤東向各部門作系統調查的延續。前一階段是專業性的，這一階段是綜合性的，先分析、后綜合。

在聽匯報的日子裡，毛澤東的時間安排得十分緊張。一般匯報的時長都在四五個小時，有的匯報甚至長達7個小時。比如，2月15日，早上9點40分開始聽電力工業部匯報，一直聽到下午1點才吃飯，稍事休息后會見外國客人，晚上7點10分會見一結束立刻趕回來繼續聽匯報，一直聽到晚上10點多結束。3月5日，從下午5點20分開始一直到午夜12點20分才結束。4月2日下午3點有一個接見，4點20分結束，4點35分繼續聽匯報，晚上8點45分結束，9點20分開書記處會議，直至晚上12點結束。有時匯報中間吃飯，飯后繼續聽匯報。43天中，已經63歲的毛澤東“淹沒”在匯報材料和數字中，幾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聽匯報，中間穿插著處理日常事務，聽完匯報就上床休息。參加聽匯報的有周恩來、彭真、薄一波等，劉少奇、陳雲、鄧小平有時也來參加。

各部事先把匯報寫成書面材料送給毛澤東。他聽匯報不喜歡照本宣科。有的部長按照寫好的材料念，盡是干巴巴的條文和數字，毛澤東就不滿意，批評說你們要請我的客，又不給我肉吃，意思是不要光講條條，還要講具體的例子，講得出結論的依據。他不光是聽，還一邊聽一邊不斷插話，提出問題，發表意見，加以評論。部長們要隨時准備回答他的疑問，不得不做非常細致深入的准備。

在聽取這些匯報過程中，毛澤東還於3月30日審閱修改中共中央給上海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的指示，要求各省委、市委、區黨委准備好材料，等候通知來京匯報。這個計劃雖未完全實現，但各省、市以及中央非經濟部門的機關都報來了書面匯報材料。根據中央指示，工交部門的幾百個基層工廠、工地也都寫來了匯報材料。

這次調查，是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周密而系統的經濟工作調查。毛澤東一輩子重視調查研究。對這次調研，他很珍視。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提到，解放后11年，我做過兩次調查，一次為農業合作化問題，又一次是十大關系。

為什麼要進行這次調研

調研的直接目的，是為黨的八大作准備。根本的，是要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1956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國內國外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國際上，整個形勢趨向緩和，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比如說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戰爭打不起來。在國內，基本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將不再存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在中國建立起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著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轉變。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應該如何建設和發展？這是黨面臨的全新課題。我們黨不論在經濟方面還是政治方面，都需要提出一些新的方針，以便“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就要承擔起這樣的歷史任務。

新中國成立初期，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隻得照抄蘇聯。我們從蘇聯學來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依靠這一體制，“一五”時期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基礎。蘇聯好的經驗，雖然對我國經濟建設起了有益的作用，但蘇聯一些不好的經驗被我們“抄”過來后，也暴露出許多弊端，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建設。“以蘇為鑒”，現實地擺在我們黨面前。就在這次調研期間，1956年2月25日，莫斯科時間24日深夜，赫魯曉夫向參加蘇共二十大的代表作秘密報告，系統否定斯大林的貢獻。毛澤東不得不抽出時間研究和思考由此引發的涉及國際共運的重大問題，多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會議，主持起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並於4月5日在《人民日報》發表。雖然毛澤東不贊成蘇共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但蘇共二十大畢竟第一次揭露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缺點錯誤，使人們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許多問題，不能不重新思考。正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開始指出的：“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這就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根據本國國情走自己的道路這一根本思想。

事實上，自從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的時候起，毛澤東就提出希望經濟建設走上軌道的時間，比革命走上軌道的時間短一些。在聽取2月17日那次匯報中，毛澤東說：我們搞革命，有二十年不上軌道，經過整風才上軌道。搞建設究竟多少年才上軌道？應該縮短。看樣子三個五年計劃可能加快，三個五年計劃變成兩個五年完成，甚至還要縮短，這是可能的。毛澤東指出，這次調研的“目標是為八大做准備。五月中央全會上提出工業問題才好，農業問題沒有了，搞個高級社章程就行了，知識分子問題督促一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也不是基本問題。在這三個月中間，我們這些人就研究工業問題”。就是說，如何盡快走上建設的軌道，毛澤東就從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抓起。

調研中逐步形成對“十大關系”的系統思考

《論十大關系》是這場系統調研的直接成果。毛澤東后來回憶說：“那個十大關系怎麼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麼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的確，《論十大關系》就是在毛澤東聽取匯報發表意見和評論中逐步形成的。

2月20日匯報結束后，國務院相關部門負責同志對毛澤東說：幾天來向主席匯報，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有些具體問題，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談一次。毛澤東要求把問題集中一下，答應一個月后一起討論一下。到了2月底，聽了十幾天的匯報，毛澤東對經濟建設問題已經開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帶戰略性的問題。

3月1日聽取匯報時，在談到對上海、天津等工業基地的利用問題時，毛澤東十分明確地指出：“限制發展是錯誤的，不能限制發展，應該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強調：“沿海地區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與此相聯系的，關於上海、天津企業是否內遷問題，毛澤東說：上海、天津的企業一般不內遷，個別有條件的，經濟合算的，可以內遷。在匯報劃分中央和地方企業隸屬關系時，毛澤東說：是不是中央部門想多管一點？要注意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劃分的主要根據是供銷范圍。

匯報中提到“新建一個八萬紗錠的紡織廠，生產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資”。這個材料給毛澤東很大啟發。他肯定地說：“輕工業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很重要，能多搞盡量多搞些。”

3月2日，在聽取地方工業部匯報時，毛澤東繼續談到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問題。他說：蘇聯有一個時期很集中，也有好處，但缺點是使地方積極性減少了。我們現在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權那麼多，不要使他們感到無事可做。關於沿海地區問題，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要採取積極合理發展的方針。有的可以內遷，不能內遷的應該積極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戰爭就要來的樣子，准備著架子等待戰爭，因此要限制沿海。這樣不妥。輕工業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積極利用還靠什麼來提高生產？

3月3日，輕工業部匯報中談到了沿海地區工業的利用問題和多發展輕工業積累資金的問題。毛澤東說：“鞍鋼、石景山鋼鐵廠、上海造船廠等沿海的重工業都利用，輕工業為什麼不利用？要積極合理利用。”他不贊成匯報中關於上海地區不作大的發展的意見，說：“還值得考慮。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賺錢，內地建廠，這有什麼不好？這同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並不矛盾。”毛澤東又說：“多搞些輕工業，就是多搞重工業。只要有原料，有銷路，盡量搞。投資一元，回來四元、三元，為什麼不搞？”

4月18日，毛澤東聽匯報時再次強調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必要性。他說：許多新產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廠，可見沿海工業作用很大，應充分利用。沿海老廠加以適當擴建，投資少，見效快。他認為現在的危險是基建投資太多了，非生產性的建設也多了，農民負擔不起，勢必妨礙個人利益。又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輕工業投資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總之，要向蘇聯學，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月19日，毛澤東把思考中的問題歸納為三個關系。他是這樣說的：“三個關系必須很好地解決，即沿海與內地的關系，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真想建設內地，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設重工業，就必須建設輕工業﹔真想搞好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就必須搞好個人所得。”他警告說：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基本建設和非生產性建設太多。應該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搞命令主義和減少農村副業也是錯誤的。

就在這次聽匯報中，毛澤東提出“兩個萬歲”的口號。他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著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澤東的一個形象的說法，即接受監督的意思。這個思想后來被概括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4月20日，毛澤東批評了一種不正確的思想：“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他說：當奴隸當慣了，總是有點奴隸氣，好像《法門寺》裡的賈桂一樣，叫他坐，他說站慣了。

這一天，毛澤東進一步把問題歸納為五個關系。他說：“除了輕工業與重工業、沿海與內地、個人與集體、地方與中央幾個關系，還有經濟與國防的關系。”

4月24日，毛澤東又進一步歸納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個關系：一、輕工業與重工業﹔二、沿海與內地﹔三、國防、行政與經濟、文化﹔四、個人與集體﹔五、地方與中央﹔六、少數民族與漢族。他說：“這幾個矛盾如果調整得好，工作就會搞得更好些，犯錯誤也犯在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個矛盾上犯了錯誤，東歐兄弟國家在第一個矛盾上犯了錯誤。”毛澤東不久又增加提出四個關系，即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成為十大關系。

《論十大關系》的公開發表

調查研究是4月24日結束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25日，毛澤東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這次會議從4月25日開到28日，原定議題是討論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問題。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后，會議便集中討論這篇講話。4月28日，毛澤東就討論情況再次作了總結發言。5月2日，毛澤東在有110多人參加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又講了一遍《論十大關系》。1956年5月3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干部會議上作了傳達，各地紛紛要求印發周恩來的傳達記錄稿。但由於各種原因，這個稿子並沒有印發。

1965年12月15日，在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時，劉少奇寫信給毛澤東，希望公開發表《論十大關系》。他寫道：“主席：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覺得對於一些基本問題說得很好，對現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建議將此件作為內部文件發給縣、團以上各級黨委學習。”毛澤東看了這個講話的整理稿后批復：“此件看了，不大滿意，發下去征求意見，以為將來修改之助。此意請寫入中央批語中。”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中央各部委等發出指示，在指示中指出：“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作的《論十大關系》，是一篇極為重要的文件，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問題做了很好的論述，對現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為此，特印發縣團級以上黨委學習。”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工作期間，向毛澤東提出，將《論十大關系》的兩次講話記錄稿進行整理。后來在胡喬木的具體主持下完成了該項工作。整理稿於7月10日送鄧小平，13日轉送毛澤東審。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論十大關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較成功”，“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開發表，並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當天，毛澤東即審閱了這個稿子，並批示：“同意。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

這樣，經過毛澤東親自審定的稿子未能在毛澤東在世時發表，而是在1976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83周年當天才公開發表。

這篇講話何以重要？

《論十大關系》重點是討論經濟問題，同時也包括同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前五個關系是重點，就是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就此提出了一系列不同於蘇聯模式新的指導方針。《論十大關系》標志著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了初步的但也是比較系統的思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1956年4月，毛澤東同志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這是對《論十大關系》歷史地位的科學表述。

《論十大關系》是黨的八大的指導思想。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后，主持黨的八大政治報告起草的劉少奇就決定：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以《論十大關系》為指導思想。他說，有了毛主席的這個講話，我們這個報告的主調就有了。起草八大的報告要以毛主席講的這個十大關系為綱，這樣把八大報告和十大關系就聯為一體了。劉少奇代表中央作的黨的八大政治報告，不僅系統論述了以《論十大關系》為中心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而且進一步提出和解決了一系列戰略問題，特別是明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如果說，《論十大關系》是我黨探索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那麼黨的八大的召開，則可以說是這一探索而獲取的初步成果。

《論十大關系》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周恩來在1956年5月3日那次傳達中，強調政府部門要結合實際工作，准備用兩個月的時間進行討論。要認識客觀存在著的這些關系與矛盾，很好地處理這些關系，克服這些矛盾而前進。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在領導國民經濟調整中，克服“左”的錯誤，重新提出和實行關於十大關系的許多重要思想原則，並且立足新的實際進行補充和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

《論十大關系》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理論創新的高度自覺。以《論十大關系》為開端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和思考，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刻骨銘心的記憶，深刻融化在血液裡。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在各個重要歷史轉折時期，都能夠立足中國實際、國際環境和時代特征，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帶有全局性、戰略性的重大關系進行辯証的分析，並且全面把握各種關系之間的內在聯系，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才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迎來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04月24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