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習近平文化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性貢獻

習近平文化思想由若干重要的觀點、判斷和命題組成，有些論述是針對文化的“體”層面展開闡釋，有些論述是針對文化的“用”層面展開闡釋，呈現“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立體式辯証關系。因此，不能簡單將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不同觀點、判斷和命題進行直接並列處理，而是需要在深刻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理論內涵豐富性和系統性的基礎上，對其中若干重大觀點和論斷進行原理化命題化提煉，從多元維度出發把握其內在有機統一的邏輯體系和層次結構，進而把握這一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原理性貢獻。所謂原理性命題，從哲學上來說就是通過對長期實踐經驗歸納總結而形成的反映普遍規律的陳述，具有超越單一事實、揭示深層規律以及不可再被歸納等特征。之所以要重視對習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命題的研究，主要原因在於總結凝練原理性命題是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理化闡釋的重點，系統研究系列原理性命題之間的邏輯關系是深化習近平文化思想體系化研究的關鍵。一方面，深入推進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學理化闡釋，需要以原理性命題為支撐。推進學理化闡釋的核心內容，就是用學理方式講清楚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創性貢獻。隻有從重要判斷、重要觀點、重要原理中凝練出原理性命題，才能從整體上系統呈現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貢獻。另一方面，“體用”結合的鮮明特點，決定了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科學體系結構必須凝練原理性命題。習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極其豐富的理論內涵，不同的論述具有不同的針對性。這些系列論述在邏輯層次上並非完全處於同一層面，不能以化約主義的方式簡單將不同層面的論述進行並列處理，而是需要從總體上進行總結凝練提升，形成在邏輯上處於同一層次的原理性命題。通過研究不同原理性命題之間的邏輯關系，就可以系統呈現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內在體系結構。從總體上來看，可以嘗試從“文化自信論”“兩個結合論”“人類文明新形態論”“黨的文化領導權論”等基本原理性命題出發，系統闡釋習近平文化思想從本體論、方法論、價值論和保障論等不同維度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作出的重大原理性貢獻。

一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視域中，文化作為一定經濟和政治條件的反映，盡管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但本質上仍處於上層建筑領域的作用范圍之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探討文化問題的時候，首先是從唯物史觀中經濟基礎的決定性意義角度出發把握文化一定的具體的歷史性存在。例如，在探討作為文化原初形式的意識時，馬克思明確從物質生產的變革特別是從分工的視角出發加以把握。“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換言之，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文化始終是作為被經濟基礎所決定的東西，盡管在一定意義上具有相對獨立性和能動性，但其作用范圍始終受到物質生產條件的決定。毛澤東在論述新民主主義文化時明確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可以說，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視域中，文化首先是處於被經濟和政治條件所決定的地位。在充分肯定文化的被決定性基礎上，經典作家也指明了文化的能動性和反作用，但明確規定了文化反作用的范圍和限度。

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新歷史背景下，推動文化繁榮興盛的重要性被中國共產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化具有了“似本體論”的重大功能和價值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治國理政的全局出發，把文化建設擺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就文化建設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和論述，其中原創性提出了文化自信，由此構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原創性、標識性概念。習近平圍繞文化重要性發表了一系列原創性論述，進而形成了“文化自信論”的原理性命題。“文化自信論”包含堅定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的文化根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守護中華文化根脈、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系列重要論述。“文化自信論”構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原理性命題，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體系結構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文化自信論”不是單純文化層面的問題，而是從根本上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堅定文化自信從根本上就是要堅持不懈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如習近平所言：“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文化自信論”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整體視域出發，使我們能夠從更加寬廣的歷史文化縱深中把握“走自己的路”的內在邏輯必然性，從本體層面夯實了中國道路的文化根基，創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功能理論。

（一）從關乎“四個自信”的根基出發，把握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意義

文化自信是關乎文化但又超越文化的總體性概念，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新時代新征程的宏偉實踐出發，提出的關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大深層次戰略性思考。文化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大征程中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與物質生產活動同樣重要的高度加以把握。因為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既是推進民族復興的重要精神支撐，也是衡量民族復興實現與否的重要標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願景，不僅僅是關於物質生產力巨大提升的描繪，更是關於文化繁榮發展圖景的集中表達。正如習近平所言：“當高樓大廈在我國大地上遍地林立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廈也應該巍然聳立。”以往學術界在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和發展的問題時，一般主要側重於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具體實際的特殊性出發加以把握，即主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特殊性出發，論述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但問題是，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不能單純從具體現實的特殊性角度出發加以理解。因為西方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就錯誤地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在特殊條件下的實用主義選擇。所以，理解中國道路形成和發展的內在歷史與邏輯必然性，需要從更加深遠的歷史審視距離出發，把握其中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這是進一步深入理解和認識中國道路所需要回答的重大問題。

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角度強調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實際上是以大歷史觀為指導把握中國道路來龍去脈的必然選擇。1840年鴉片戰爭是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分水嶺”，“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近代以來，求索偉大民族復興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敘事的核心主題，而實現民族復興既意味著推動近代中國從亡國滅種的生存性危機中擺脫出來，也意味著徹底完成從“文明蒙塵”泥潭中的解脫。換言之，實現從“文明蒙塵”向“文明復興”的邏輯轉軌，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在中國共產黨百余年的偉大奮斗歷程中，文化和文明的復興問題始終構成黨的歷史敘事的重要維度，民族復興敘事與文明敘事高度統一。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關於“新中國”的政治設想蘊含著深厚的文明意蘊：“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從民族復興敘事和文明敘事有機統一的視角來看，中國共產黨既是肩負民族復興重任的使命型政黨，也是致力於推進文明復興、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文明型政黨。

植根於中華文明的文化自信具有更深的歷史縱深，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的深層根基。2014年，習近平集中論述了文化自信和其他“三個自信”之間的關系：“體現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最高層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一個民族精氣神的凝聚。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2016年，習近平進一步闡釋文化自信在“四個自信”中的重要地位：“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2020年，習近平明確闡述了文化自信所具有的深厚力量：“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2021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系統闡述了文化自信在“四個自信”中的關系和地位：“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三更”的表述直接表明文化自信在“四個自信”中的重要地位，“三最”的表述直接彰顯文化自信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征程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自信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軔於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於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華五千多年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植根的文化沃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彰顯自身特殊性及其邏輯發展必然性的深層次原因。中華文明是人類古文明中唯一以國家形態延續至今的文明樣態，“在這種文明框架之中，並沒有出現過現代西方與‘傳統’過去之間發生過的全盤的質變性的決裂”。中華文明內在具有的突出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不可能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必然會走出一條符合自身實際的發展道路。正如習近平所言：“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從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出發，既是把握文化自信基礎性作用的重要精神底蘊，也是認識“四個自信”內在歷史與邏輯必然性的深厚底蘊。

（二）從更為本體性層面出發，認識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是“走自己的路”的文明基因

如前所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形成，絕非如西方一些人所言是實用主義的選擇，而是特定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因素相互交織所催生的內在必然選擇。因為從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歷史進程而言，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發展道路的選擇，既受特定政治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也受特定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國情，注定了中國必然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中國道路的形成不僅僅是特定政治經濟因素作用的產物，更是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內在形塑的結果。綿延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既構成了中國人獨特的精神標識，也內在塑造了中國人對待自身和周遭世界特有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刻形塑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選擇。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使得中國人在選擇道路的過程中始終或隱或顯地具有內在的主體性和主動性。

從文化本體層面出發把握中國道路的來龍去脈，不僅僅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論創新，更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整體性理論的重大突破性發展。從中華文明的宏大視角出發把握中國道路的內在歷史與邏輯必然性，為更加深入透徹地理解這一問題提供了更加寬闊的理論參照系、更加深遠的審視距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走出來的，是從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中走出來的，中華文明是塑造中國道路深厚文化底蘊的重要因素。從文化層面出發探尋“走自己的路”的根源，拓寬了關於中國道路本體論的認識，即不僅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決定了必然選擇獨具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而且中國獨有的文化信仰系統和精神結構從更深遠更普遍的層面決定了黨帶領人民必然選擇中國道路。習近平明確指出：“隻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

那麼，究竟中華文明如何塑造了中國道路的內在歷史和邏輯必然性？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需要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顯著特質，而這一點正是習近平文化思想中關於文化自信、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等相關理論闡釋中所集中回應的問題。習近平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裡有什麼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麼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重要論斷集中闡述了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即中華文明的“中國特色”塑造了“中國道路”的歷史選擇和邏輯展現。進一步而言，何謂中華文明的“中國特色”？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中華文明的“中國特色”進行了系統闡述。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從更加深遠的層面塑造了中國道路的顯著特質。例如，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使文明基因的傳承始終得以不斷，中華文明的內在特性也成為中國人選擇自身道路時的思想支撐。“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立足於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既讓我們能夠從更加深遠的歷史距離和更加深厚的文化根基出發審視中國道路形成和發展的內在歷史必然性，也能夠更加清晰全面地把握中國道路獨具的內在顯著特質及其比較優勢。

理解文化自信不能單純局限於文化領域，必須上升到歷史與現實的深刻互動、理論與實踐的同頻共振中加以把握。從更深遠層面來看，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深遠歷史文化縱深中所塑造的歷史自信。“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自信，既是對奮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對奮斗精神的自信。”歷史自信是中國共產黨堅持唯物史觀指導、在深入推動“兩個結合”基礎上形成的理性歷史認知，是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未來發展態勢科學認知基礎上的自信表達，是在紛繁復雜的歷史潮流中對歷史主動的徹底掌握和對歷史發展大勢的科學研判。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大歷史觀指導，從歷史文化的長時間段審視距離出發，超越了歷史發展的特殊階段性和歷史事件的相對偶然性等因素的制約，從總體上深刻把握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並在此基礎上深刻洞察歷史發展的一般趨向，以堅定的自信姿態把握中國道路的未來走向。

二

基於對文化重要性的深刻把握，如何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如何推動文化繁榮興盛以更好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目標，成為習近平文化思想著力思考的重要問題。回答這一問題必須要有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即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習近平指出：“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表明，‘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兩個結合論”特別是“第二個結合論”，包含關於馬克思主義“魂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以及二者相結合、中華文明突出特性、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時代精神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鞏固文化主體性等系列重要論述。“兩個結合論”構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方法論原則，堅持科學理論指導與立足中國具體實際、堅守本民族文化立場有機統一，為推動文化創新發展提供了新動力，對馬克思主義文化創新論作出了重要原理性貢獻。

（一）“兩個結合”是重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根本方法

由西方資本現代化所推動建構的世界體系，呈現“中心—邊緣”的巨大權力支配關系。馬克思在闡述資本擴張導致世界市場形成的過程中，也深刻批判了由世界市場所催生的“世界歷史”的差序性和非正義性：“正像它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在此背景下，廣大后發民族國家處於世界體系和秩序的邊緣，既喪失了歷史發展的主體性，也喪失了民族文化的主體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近代中國在殖民主義現代性的沖擊下，不僅僅面臨“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更面臨文化心理結構層面的“文明蒙塵”。原先維系中華民族數千年之久的文化價值信仰系統，在西方堅船利炮的沖擊下徹底瓦解，重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同實現救亡圖存，一並成為近代中國人孜孜以求的核心問題。

面對“亡國滅種”的生存危機和“文明蒙塵”的文化危機，近代中國仁人志士展開了一系列艱辛探索，但無一例外都走向失敗困境，在求索文化出路的問題上呈現“古今中西”之間的巨大爭議和對峙。所謂“古今”，就是文化主體性重建中必須回答的文化傳統根基與文化現代走向之間的辯証關系問題，這在近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又進一步表現為保守復古與現代轉型之間的尖銳沖突。所謂“中西”，就是文化主體性重建中必須回答的中華文化本土性與西方文化異域性之間的沖突與調適問題，這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又進一步表現為傳統文化的所謂前現代性與西方文化所謂現代性之間的關系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對西方“民主”與“科學”精神進行了大規模引介，並將其視為解決中國未來出路的唯一方式。“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但問題是，重建文化主體性本質上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化問題，不能僅僅寄希望於文化領域的概念改造和邏輯演繹，而必須將文化問題與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問題相挂鉤，在推動歷史的現實進步中把握文化前進的方向，在推動歷史的發展中重建文化主體性。

中國共產黨不是以“返回書齋”的思辨式方法重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而是從推動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特別是在推進中華民族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歷史飛躍中，把握文化前進規律、重建文化主體性。中國共產黨人明確提出“兩個結合”，具備了成功破解“古今中西之爭”、重建文化主體性歷史難題的科學方法論。一方面，作為建立在現代物質化大生產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理論本質的現代性——基於現代工業化生產的現代主義文化表達，代表著現代文化的前進方向，其能夠超越中華傳統文化的時代性局限，不斷以真理的力量激活傳統文明，推動傳統文化實現現代轉型。以時代精神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生命力的關鍵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生產相貫通、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堅守了中華文化的根本立場，又不斷賦予其以現代生命力。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堅持從本土實際出發把握馬克思主義，使其牢牢扎根於中華文明的深厚歷史土壤之上，不斷以民族的形式和內容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推動異域理論的本土化中國化。歸根結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進程及其在客觀經驗事實層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入發展，是重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的根本保障。中國的現代化實踐是建構文化主體的根基，而文化主體性反過來又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脊梁。

（二）“兩個結合”是推進文化創新發展的動力機制

推進新時代文化繁榮發展需要科學方法指導，因為文化的創新發展不是單純抽象思辨的事情，文化既是對現實實踐的精神表達，也是對既往歷史傳統的接續發展。“兩個結合”科學建構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辯証關系，為新時代推進文化創新發展提供了科學動力機制。新時代文化創新發展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使其具備了強烈的科學性內涵﹔堅持扎根中國式現代化具體實踐發展文化，使其具備了突出的現代性維度﹔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使其具備了鮮明的民族性意蘊。上述三個方面共同構成了新時代推動文化創新發展的基本動力，並使得新的文化形態呈現既扎根本土又堅守文化根脈更面向未來的顯著特質。

一方面，堅持“第一個結合”為文化創新發展構建堅實的物質基礎。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既是中國共產黨一直堅守的基本理論立場，也是貫穿百余年中國共產黨文化實踐的理論“紅線”。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關於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建構過程中，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其中，“科學的”就是實事求是的意思，就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在今天的時代語境下，堅持“第一個結合”推進文化創新發展，就是要將文化生產創新的基底奠定在新時代的偉大實踐之上，即通過對新時代偉大變革、偉大成就的經驗總結，以抽象化方式進行文化層面的表達。離開新時代偉大實踐的文化創造，不過是脫離實踐、脫離人民的抽象“文化實驗”，是無根的浮萍。換言之，立足於當代中國偉大實踐，書寫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經驗、書寫人民群眾參與現代化的偉大探索，是推動新時代文化繁榮發展的不竭動力之源。

另一方面，堅持“第二個結合”為文化創新發展提供豐厚理論滋養。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實現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在融合，關鍵在於二者之間存在邏輯上的相通性，彼此契合是相互結合的前提。“‘結合’不是硬湊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內在融通性，既可以從外在顯性層面加以把握，即從具體觀點或結論上的相似性加以理解，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相關概念或命題“比擬”馬克思主義相關原理，比如追求大同社會、天下為公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尊崇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強調親仁善鄰、協和萬邦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也可以從更加內在隱性層面出發，把握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相通性，即從相似觀點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層次世界觀和方法論角度出發把握二者的內在契合性，比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深刻彰顯的變化生生的宇宙觀，與馬克思主義辯証法之間存在著強大的邏輯相通性，這是使二者的結合在根本上呈現深刻“化學反應”而非簡單“物理拼盤”的關鍵所在。

三

以“兩個結合”為科學方法論指導，扎根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基礎上所形成的新文明樣態，本質上是一種復合型文明，是文明創造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本土性與世界性的有機統一。習近平文化思想直面人類文明發展步入“十字路口”的歷史困境，就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問題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形成了“人類文明新形態論”。“人類文明新形態論”包括中國式現代化的傳統文化根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落實全球文明倡議、推動文明交流互鑒、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講好中國故事、提升國際傳播能力、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等系列重要論述。由中國式現代化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文明創新主體力量的歷史性重塑，從價值層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主體論。

（一）實現文明創新與現代化的雙向互動，從現代化實踐把握文明發展的方向

文明從表面上看似乎是抽象思辨的產物，但歸根結底是對現實物質生產實踐的理論表達。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調從現實的物質生產活動出發把握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軌跡，特別是以生產方式的變革作為標定人類文明發展的尺度。正如恩格斯所言：“文明是實踐的事情。”離開現實實踐談文明是抽象空洞的，離開現實的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個人談文明的創新也是抽象空洞的，因為文明的發展始終需要聯系現實實踐及其真實的歷史主體加以綜合把握。唯物史觀革命性意義的重要方面就在於，它確立了從現實實踐出發把握歷史發展的內在走向，“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証科學開始的地方”。現實實踐是文明創新的力量之源，從事現實活動（現代化實踐）的歷史的具體的個人是文明創建的真實主體。然而，西方現代文明是建立在西方現代化基礎上的理論表達，在以資本邏輯為核心的現代西方文明邏輯框架中，資本的抽象統治力量抽空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具體歷史性內涵，因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文明觀也呈現“抽象佔統治地位”的特點。抽空現代化具體歷史性內涵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必然呈現巨大的抽象虛幻性特征。

相反，中國式現代化是現實可感的現代化，是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中心的現代化。隨著現代化的深入推進，一種新文明樣態的建構具備了理論與現實的可能性。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特征從更深層角度來看是由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所形塑，中國式現代化也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生命。因為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將新文明的創建與現代化的實踐相互關聯，現代化敘事邏輯與文明敘事邏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實現了內在有機統一。中國式現代化本身的邏輯展開就蘊含著傳統文明的潛在影響，傳統文明的生命力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不斷被現代物質生產方式所激活。這裡所言的“激活”，不僅是指從外在表達形式方面得到現代轉型，而且包括從內在內容革新方面不斷被賦予現代性文化因子，即中華文明在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相互交融中產生深刻的“化學反應”，進而催生出一種既勾連歷史傳統又彰顯現代走向的全新文明樣態，亦即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表達和文明敘事。

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實際上是中華文明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的產物，其絕非簡單地在現代社會對傳統文明的重釋或重讀。因為將傳統典籍置於當下的重解，本質上不過是給經典概念或命題提供一種全新的理論解釋框架而已，並不能直接催生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是在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文明表達，是反映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文明形態。所以，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不是一種單一的文明形態，其內部蘊含著多元因素的有機融合，即馬克思主義文明觀和中華文明的有機融合，而實現二者結合的載體就是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

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構成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形態的“魂脈”。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的“現代”屬性之所以能夠呈現，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發揮了內在邏輯基底的重要作用，馬克思主義文明觀是對工業化大生產的文化表達，是超越前現代草根浪漫主義文明觀的現代新文明觀。另一方面，延綿不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的豐富滋養，發揮著重要的“根脈”作用。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不僅僅是“現代的”，更是“民族的”，是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傳承、獨特文明基因的文明樣態，其並非異域文明的簡單復制粘貼或空間平移，而是具有深厚的歷史根基和文化主體性。與此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絕非傳統文明的簡單時間轉化或現代復現，而是經過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激活、經由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所中介過后的文明樣態，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之后的文明表征，在本質上創新了文明發展的路徑機制。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入推進實際上就是中華文明現代更新的過程，這種“文明的延續更新觀”從根本上超越了“傳統與現代”二分的線性文明觀。

（二）超越西方形而上學文明觀的抽象封閉性，人類文明新形態重構文明的主體性力量

西方現代化服務於資本無限增殖的目的，其文明觀的建構也成為資本抽象力量所操控的差序性文明秩序向全球拓展的過程，文明建構的真實主體性力量被人為消解為抽象性存在。一方面，就西方社會內部而言，原先作為文明創造主體的真實個人被抽象為服務資本的原子化存在，資本成為西方社會推動所謂文明建構的終極力量。原先作為推動人的自由解放的啟蒙理性，開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而成為冷冰冰的“鐵籠”。另一方面，在西方文明的歷史敘事中，人類文明發展多元形態被強制劃分為傳統與現代的巨大對立，由所謂前現代文明向現代文明、由東方文明向西方文明的線性升級，似乎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意志”。而這種抽象排他性文明體系的演進，本質上是西方殖民主義現代性擴張的必然產物，因而文明創造多元真實的歷史主體被人為消解。正如有學者所言：“自從提出並確立‘西方中心論’之后，自從西方文化異化為‘帝國文化’之后，當今西方現代化就創造不出人類文明新形態。”

不同於西式現代化始終圍繞資本增殖的中軸而轉動，中國式現代化是關乎人的現代化，是具有深厚文明意蘊的現代化。2021年，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概念：“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判斷，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厚文明指向和文明邏輯。中國式現代化從根本上超越了西方以資本邏輯為中心的現代化模式，是現實可感且有溫度的現代化，其深入推進從根本上服務於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終極目的。正如習近平所言：“我們要堅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現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真實主體性力量。因此，中國式現代化不僅著力滿足人民群眾物質層面的需求，而且著力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層面的需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解中，始終堅持“兩個文明”相協調的理念，強調從文明敘事維度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突出特質。

圍繞現實的人而展開的中國式現代化，重建了文明創新的真實歷史主體性。由人民所參與推動的中國式現代化，為新文明的建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經驗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既有自身鮮明的民族特色、民族風格，也有符合人類現代文明發展一般規律的現代特色和時代屬性。其中，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特征，塑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的本質屬性。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在其文明邏輯布展的過程中，必然會超越西方文明所設定的文明高低、優劣的邏輯局限，開啟人類文明共榮共生的新圖景。由中國式現代化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彰顯交流互鑒包容的文明觀，始終以開放的姿態汲取人類現代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這既是其不斷超越西式文明抽象封閉性的根本保障，也是對人類文明創新真實主體性的重構。“歷史告訴我們，隻有交流互鑒，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麼‘文明沖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進一步而言，創造新文明不是西方少數國家的“專利”，各個民族和國家都能獨立創造出符合自身實際的文明形態，不斷豐富人類文明的百花園。

四

推動文化繁榮興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必須堅持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而其中最為根本的保障便是堅持黨對文化的領導權。在“七個著力”中，著力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處於首要位置，構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命題。“黨的文化領導權論”包括堅持和加強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鞏固壯大奮進新時代的主流思想輿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掌握信息化條件下輿論主導權、培育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網絡文化、建設網絡文明等重要論述，從根本上保障了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

（一）將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置於治國理政全局的重要位置，發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從功能來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意識形態功能的理解，主要是從受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筑領域維度加以把握。“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從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的高度出發，將意識形態工作提升到關系治國理政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明確提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將其提升到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高度，強調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從事關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的整體性高度把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從功能層面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作出了重大創新性發展。

從內容來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意識形態的論述主要有兩個維度的建構。一是針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虛假性的批判。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集中批判了德國意識形態學家們以“頭足倒立”的方式顛倒意識與存在、思想與現實的關系。二是從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角度出發，提出意識形態建設的基本設想。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對抗性分工的消滅，意識形態的虛假性也將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作為社會真實意識表現的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歷史時期都高度重視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從系統性總體性層面推進了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內涵的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突出強調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並且從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方方面面，從思想理論、新聞輿論、網上網下等多方面把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的豐富內涵。一是堅持“黨管意識形態”，堅持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決不能旁落﹔二是堅持“黨管媒體”，強調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姓黨，不斷增強主流輿論影響力﹔三是堅持“黨管互聯網”，提出長期執政必須過好互聯網這一關，不斷提升網絡和信息化安全水平，扎實推進網絡強國建設。

（二）以制度化方式確定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為文化建設沿著正確方向發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是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重要內容。馬克思主義成為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不是歷史發展的偶然性選擇，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生根發展並不斷指導中國實踐取得偉大勝利的歷史必然選擇，是符合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一般趨向的合目的性選擇。“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這是黨的歷史上首次從根本制度的重要維度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既是歷史發展的結論，也是在多元多變的思想文化中保証我國文化建設正確方向的必然要求。因為以制度化方式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具有超越時空條件的穩定性和長久性。特別是根本制度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和長久性，不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遷，發揮了管總管長遠的持續性功能。從根本制度層面筑牢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是一項系統性總體性工程，首先要以制度形式確立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是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重中之重。“在當代中國，堅持和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真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鑄魂是一項整體性工作，既涉及制度層面的健全完善，也涉及理論研究層面的學理化闡釋和體系化研究，還涉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等重大工程層面的推進，以及理論宣傳層面的大眾化普及化等重要工作。而上述重要工作都統攝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總綱之下，並且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固定和推進。

從習近平文化思想中進行原理化總結凝練出來的基本命題——“文化自信論”“兩個結合論”“人類文明新形態論”“黨的文化領導權論”，四者之間具有緊密的邏輯關聯性，從不同層面以立體化方式共同構筑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內在體系結構，凸顯了習近平文化思想從不同維度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作出的原理性貢獻。其中，“文化自信論”構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邏輯基底，從更加深遠的歷史縱深把握“走自己的路”的文明根基，從本體論層面進一步夯實了文化繁榮興盛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兩個結合論”構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學方法論，通過正確處理堅持科學理論指導與堅守本民族文化立場之間的辯証關系，為新時代文化創新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動力基礎。“人類文明新形態論”構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學價值論，通過文明與現代化的相互挂鉤，重構了人類文明創新的真實歷史主體性。“黨的文化領導權論”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保障論，以制度化方式確保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性。概言之，“文化自信論”從基礎層面強調了文化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征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必須要有科學方法的指導即“兩個結合論”，在科學方法指引下必然創造出新的文明形態即“人類文明新形態論”，而上述邏輯環節實現的關鍵在於堅持黨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即“黨的文化領導權論”。

（注釋從略）

（作者系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大學協同研究基地研究員、南京大學至誠特聘教授）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