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作出部署。當前，我國發展處於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對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們應深刻認識和科學把握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的時代內涵、重大意義和實踐路徑，不斷增強高質量發展動力，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1.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的核心要義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形成了政府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宏觀調控模式。宏觀調控的主體是國家，具體執行機構是政府相關經濟部門，調控的對象是市場，調控的手段是經濟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調控的目標是國民經濟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並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調控強調的是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短期均衡，意在熨平經濟周期波動。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發展條件和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客觀上要求更加注重完整准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更加注重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實現高質量發展，更加注重我國產業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和競爭力，更加注重統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更加注重經濟政策與非經濟政策的一致性，更加注重統籌發展和安全等。在此背景下，傳統的宏觀調控已經難以適應新發展階段新的任務和新的目標要求，宏觀經濟治理應運而生。

宏觀經濟治理是國家統籌運用發展規劃以及宏觀經濟政策與非經濟政策，促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協調發展，有效防范和化解風險的有力舉措。宏觀經濟治理不是對宏觀調控的否定或替代，而是政府治理理念和范式的深刻變革。宏觀經濟治理的主體是國家，具體執行機構不僅包括經濟部門，也包括非經濟部門，強調的是多元共治和政府在宏觀層面的統籌協調和制度建設作用﹔治理的對象既包括宏觀經濟運行，也包括文化和社會發展、生態保護、防范風險等﹔治理的手段既包括經濟政策，也包括非經濟政策﹔治理的目標包括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公平分配、民生保障、環境改善等，具有多元性。宏觀經濟治理強調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注重實現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政府不同部門之間以及政府、社會、市場的協同﹔政府不僅要調控市場，還要為市場主體提供高質量服務，致力於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有效防范和化解風險，保障公共利益實現。

宏觀經濟治理效能是指通過國家發展規劃以及宏觀經濟政策與非經濟政策，在實現高質量發展、改善民生、生態保護和防范化解風險等方面的整體效果和綜合能力，包括國民經濟總量平衡和平穩運行、經濟結構優化、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發展、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社會保障體系日益完善、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等。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必須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包括三個層面，即國家戰略層面的規劃體系和統籌協調機制，政策層面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產業、價格、消費、投資、貿易、區域、環保、監管等政策，策略層面的宏觀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政策的一致性等。宏觀經濟治理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治理在經濟領域中的集中體現。而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是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標識性概念，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又一重要成果。

2.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是一項十分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同步交織、相互激蕩，我國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發生深刻變化，宏觀經濟運行呈現新態勢。如期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破解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障礙，有效應對經濟運行的深刻變化，加快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積極應對宏觀經濟運行深刻變化的內在要求。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新要求，即實現高質量發展。在此發展階段，我國經濟運行呈現新的趨勢：一方面，供求關系發生質的變化，需求不足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依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收窄，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外需在國際經濟貿易秩序受到嚴峻挑戰的大背景下具有不確定性，生產要素成本持續上升，房地產繼續深度調整，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提出新課題﹔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量子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重塑全球產業生態和經濟格局，必然對我國經濟產生重大而深刻影響。這些變化客觀上要求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要適應快速變化的經濟形勢，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以高質量發展的確定性應對來自方方面面的不確定性。

破解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障礙的必然選擇。在事物運動過程中，矛盾普遍存在，舊的矛盾一解決，新的矛盾必然產生。毛澤東同志指出：“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於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穿於一切過程的始終。”鄧小平同志指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不同國家或一個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必然會面臨不同的矛盾。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重大成就，同時也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多重矛盾交織並相互影響。其中，既有政府職能錯位問題，也有市場“內卷式”競爭問題﹔既有財政、金融等領域的問題，也有與經濟問題高度相關的就業、分配、社會保障、生態環境等問題﹔既有內生動能偏弱、結構失衡等多年延續的老問題，也有物價低迷、房地產市場持續調整、出生人口下降與老齡化快速發展等新問題，重點領域風險和隱患依然存在。這些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發展中的問題需要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辦法來解決，要求我們更加注重在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上下功夫。

強化政策統籌、形成強大政策合力的有效舉措。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上升不是線性的，量積累到一定階段，必須轉向質的提升，我國經濟發展也要遵循這一規律。”“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推動高質量發展是這一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要推動我國經濟實現系統性突破和整體性提升，必須加快完善與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相適應的政府職能，構建與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從全局高度審視不同領域的宏觀政策，強化政策統籌，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打好“組合拳”，確保各項政策同向發力、形成合力，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

3.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的實踐路徑

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就要堅持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洞察宏觀經濟運行規律，強化問題意識，統籌施策，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強化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國家發展規劃是政府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的有效途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定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我國已經形成以五年規劃為核心、多類規劃協同配合的全方位的國家規劃體系。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就要強化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繼續保持編制和實施國家發展戰略規劃的連續性，強化規劃的權威性，同時根據情況變化及時進行動態調整﹔從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戰略高度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戰略安排，構建戰略規劃的落實機制、實施效果評估機制、動態調整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

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同，充分發揮產業、價格、就業、消費、投資、貿易、區域、環保、監管等政策作用。我國國民經濟具有超大體量，產業門類齊全，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各個行業具有很大的差異性，制約宏觀經濟運行的內外部因素復雜多變。提高宏觀經濟治理效能，一方面要提高宏觀經濟政策的科學性，這是提高宏觀經濟治理效能的前提。宏觀經濟政策的科學性來自全面而深入的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調查就沒有決策權。應善於從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善於從多重矛盾中條分縷析，抓住主要矛盾，深刻洞察和把握宏觀經濟運行規律並做出前瞻性預判。另一方面，加強政策協同。當今時代，宏觀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超過以往任何時代，任何一項宏觀經濟政策都需要多部門協作與配合。在政策制定中要加強溝通和協調，經過反復推敲達成政策共識，財政、貨幣政策工具要同向發力，相關配套政策要互相支持和補充，同時加強檢測和評估，健全宏觀政策一致性評估機制，發現問題及時完善。

強化跨周期調節和逆周期調節。經濟周期是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強化逆周期調節和跨周期調節，是應對國民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有效措施。逆周期調節是政府採取反向政策對國民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和調節，具體而言，就是經濟高漲時採取緊縮性的政策，經濟衰退時採取擴張性的政策，目標是熨平經濟周期的波幅。跨周期調節則不以減小一個經濟周期內的波動為目的，而是著眼於一個較長時期防風險和國民經濟持續平穩健康發展，既要實現短周期內逆向調節所要達到的熨平大幅波動的效果，更要實現國民經濟較長時期的高質量發展。無論是逆周期調節還是跨周期調節，都是為了實現高質量發展，二者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雖然逆周期調節注重短期效果，但也要考慮其長期效應，不能以解決短期問題為由犧牲長期目標，不能隻顧局部忽視全局。同時，在實施跨周期調節時要兼顧短期效果。若不能實現短期目標，長期的跨周期調節也不會達到預期效果。為此，應立足短期目標取得跨周期效果，在逆周期調節中實現長期目標。

（作者：趙振華，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04月24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