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晚年重視黨史、國史、軍史工作瑣憶

王震是筆者十分敬重、懷念的老首長。筆者在他身邊工作生活十多年，深深感受到他是一名真正的共產黨人。今年4月11日是王震誕辰118周年，他晚年高度重視黨史、國史、軍史工作的一些往事片段由然在我腦海裡匯集。

20世紀80年代初，唐玉要去給王震當秘書時，葉劍英交代，讓他轉告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鄧力群：“王胡子是我黨我軍的有功之臣。要找幾個人，把他的一生寫出來，以教育、激勵后人。”葉劍英也幾次當面對王震說：“這主要不是寫你個人，是寫中國革命的歷史。”

1982年1月18日，胡耀邦在一份材料上批示：“請《中國青年》考慮：王老一生有許多事跡是很感人的，他也有許多見解是很深的。你們要採取一點辦法幫助他整理出來。”

鄧力群和很多人給王震做工作，王震說：“不要寫我。”

1990年10月12日，汪東興曾對筆者說：“毛主席曾親口對我說，王震這個人靠得住，他從來不夸耀自己。”

王震不爭功，不求個人青史留名，但是，他對宣傳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革命先烈及革命友人的光輝業績、崇高品德格外關心，非常熱情。他對中國共產黨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軍史研究工作十分重視。

1984年5月的一天，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接見了原中央黨史研究室《革命烈士傳》編輯組的同志，就黨史研究和革命烈士傳的編寫工作談了自己的意見。王震說：“撰寫《革命烈士傳》的工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現在著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烈士寫傳，也要照顧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烈士。沒有舊民主主義革命，就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總是承前啟后，有個銜接。我們黨的吳（玉章）老、董（必武）老、林（伯渠）老，都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活動，他們是民主革命的先驅和開拓者。”關於立傳的分工問題，王震說：“在全國全黨范圍內有影響的，由中央來寫傳﹔在本省、本縣有影響，就由省、縣寫。現在各省、市、縣都要來搞這項工作，這是很必要的。林彪、‘四人幫’的時候，他們反對為老革命家寫傳記，他們要給自己樹碑立傳。”在談到立傳烈士的人數問題時，王震說：“中國革命殘酷，犧牲的烈士不可能都立傳，有不少同志犧牲了連名字也沒有留下，他們對革命都是有貢獻的無名英雄。有些烈士也不一定單獨立傳，可以在寫某個烈士時附帶寫上他們的名字和事跡，這樣既可以不受人數限制，也可避免隻寫一個人的毛病。著名的革命烈士總是有他的戰友和同伴的，比如寫任弼時、賀龍同志傳記時，在他們領導下犧牲的較著名的烈士就可以在他們的傳記裡提出來，這對他們的后代也是個很大安慰。”在談到寫傳記應注意的問題時，王震很同意帥孟奇大姐提出的不要把叛徒當成烈士來寫。王震還特意談到原紅二軍團領導人夏曦，他說：“夏曦同志兩頭還是好的，中間犯了相當嚴重的錯誤，給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損失。應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這個問題。夏曦是在搞統一戰線時過河淹死的，也是為革命犧牲的。寫傳，也要寫犯過錯誤的，甚至犯有嚴重錯誤的具有一定典型意義的人物，以便使后來者汲取教訓。夏曦的傳我可以寫。”但因工作倥傯，此願未能實現。當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匯報到烈士傳編輯組的經費不足時，王震說：“經費不夠可以在中組部黨費中解決一部分。黨費可以做這個事情。”在王震的關心下，革命烈士傳的編寫工作進展順利。

1985年11月15日，王震在廣東考察工作時，與廣東省委宣傳部的領導和新聞記者又就黨史研究工作談了看法。王震說：“研究革命前輩、革命先烈的歷史，出版他們的文集和史料，撰寫他們的傳記，是黨史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是必要的。但對廣大干部、青年和群眾來說，篇幅太大讀起來就難免有困難。所以，撰寫和出版綜合性的包括各歷史時期、有人物活動情節的書，會吸引更多讀者。研究黨史，不應該是為研究而研究，就歷史談歷史，而應該為現實服務。為了保証我們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和繼承性，為了實現黨的總目標、總任務，需要我們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這種優良傳統和作風在革命前輩、革命先烈身上得到充分體現。因此，我也主張廣東的同志把廣東的革命前輩、革命先烈中那些有教育意義的戰斗片段，那些能反映他們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開拓前進英勇獻身的革命精神，嚴守黨的紀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的高尚品格的生動事跡，結成一本集子。這樣做，其可讀性、針對性會更強一些，就會吸引眾多的讀者，擴大革命先烈的影響，成為我們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生動的有說服力的教材。”

1990年6月，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的組長楊尚昆、副組長胡喬木、薄一波、鄧力群給江澤民並中央常委寫信，正式提出了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之事。1991年3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批轉同意。負責籌備此事的鄧力群和一批專家學者懇請王震出任國史學會名譽會長。王震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斗爭史，當然要繼續研究，但爭議不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壯大，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研究是新興學科，是剛剛開發的寶藏。正確總結和汲取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任務艱巨，意義十分重大。恭敬不如從命，我願為研究國史盡一點綿薄之力。”1992年12月8日，國史學會經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王震發來了熱情洋溢的賀信。賀信中說：“聽到國史學會召開成立大會，我非常高興。國史學會要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宣傳我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輝歷史，研究和宣傳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光輝歷史，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和榮譽，維護中華民族的主權和尊嚴，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國史學會要廣泛團結擁護黨的基本路線、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廣泛團結熱愛祖國、擁護‘一國兩制’、贊成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國家的繁榮昌盛作出應有的貢獻。”1993年春節前，王震臨去世前一個多月，特地把國史學會會長鄧力群叫到廣州。在病中，王震還十分關切地詢問國史學會和國史研究工作的進展情況，並指示說：“治史一定要實事求是，一定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王震帶頭撰寫回憶毛澤東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文章。1983年毛澤東誕辰90周年前夕，王震說：“我要寫一篇紀念毛主席的文章。就寫1944年毛主席組織我們三五九旅南下前給我的一次談話。這次談話反映了毛主席當時重大的戰略部署。把這一史實留下來，對學習和研究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軍事思想有一定意義。”王震談了三個半天。初稿整理出來后，王震又十分認真地親筆改了兩遍。12月18日，新華通訊社以《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憶毛澤東同志在組織南下支隊前的一次談話》為題播發。12月19日，全國各主要報刊轉載。在文章結尾，王震充滿深情地寫道：“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在時局轉變的關鍵時刻，他總是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雄才大略，高瞻遠矚，運籌帷幄，指引中國革命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1944年秋，黨中央決定三五九旅南征，就是毛澤東同志的偉大戰略思想的一個生動體現。回顧這一段歷史，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一定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奪取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新勝利。”看到這篇文章的同志說：“過去，都知道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的艱苦卓絕，曾被譽為我黨歷史上的第二次長征。但對此舉的重大戰略意義知之甚少。讀了王老的文章，對毛主席作為偉大戰略家、軍事家的一面感受更加直接和深刻了。”1992年10月，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發函王震，希望他在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再完成一篇回憶毛澤東的文章。王震欣然應約，並讓秘書回告了約稿單位。王震說：“寫1931年和1934年兩次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毛主席對我的幾次教誨。”此后不久，王震重病不起，但就在病痛纏身，甚至在氣管被切開的情況下，他仍惦念此事，並強忍著病痛，向秘書復述了當時的主要情況。1993年2月間，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月，他又提起此事。雖終未成文，但已把珍貴的歷史資料留給了世人。王震還先后撰寫了緬懷或回憶任弼時、彭德懷、賀龍、張聞天、王稼祥、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光輝業績和崇高風貌的文章。對老戰友吳德峰、譚家述、徐立清、王赤軍、歐陽欽、曹力如、曾山等，他都專門撰文紀念。

王震還十分關心並積極參與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紀念活動，關心他們傳記的寫作和出版。

1982年11月28日，王震大病初愈不久，經中央書記處同意，他主持召開了有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總政治部主任余秋裡，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蕭克等十多人參加的關於編輯出版任弼時著作、年譜、傳記問題的座談會。大家一致認為，基於任弼時在黨的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對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貢獻，建議中央批准設立任弼時文集編輯組，負責組織編輯出版任弼時文集、年譜及傳記。中央批准此建議。1987年9月，《任弼時選集》出版﹔1993年12月與1994年4月，《任弼時年譜》和《任弼時傳》分別出版。1984年1月8日，王震又向中央書記處寫出報告，報告中說：“今年4月30日，是任弼時同志80誕辰。我意屆時邀請一部分老同志開個小型座談會，發表幾篇文章，以志紀念。由新華社、電視台對此作適當報道。”中央書記處批准此報告，並責成中央宣傳部和團中央組織實施。4月28日，中央辦公廳、中央宣傳部、共青團中央、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中南海懷仁堂聯合舉行座談會，紀念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們黨的卓越領導人任弼時誕辰80周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和任弼時夫人陳琮英、有關部門負責人及首都各界代表200余人參加了座談會。王震作了長篇講話。他高度評價了任弼時的革命功績、革命思想、革命品德和革命作風，號召大家發揚他崇高的革命精神，把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大大地推向前進。1989年4月底，王震還不顧81歲高齡，專程赴任弼時家鄉湖南汨羅，出席任弼時銅像揭幕儀式。

“文化大革命”中，賀龍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致死，王震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文化大革命”剛結束，王震就積極支持《賀龍傳》和《賀龍年譜》的編寫工作。1984年春，一部近40萬字的《賀龍年譜》初稿送到王震手上。他說：“我與賀老總於1934年相識。革命戰爭時期，我長期在賀老總領導下工作。他非常健談，我對他早年的革命活動也有所了解。這部年譜我有責任審看。每周用兩個晚上閱讀。”於是，1984年春末至夏初三個多月時間裡，王震堅持每周兩晚上聽讀年譜，並提出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為審好書稿，王震還認真閱讀了原國民革命軍教導團團長劉達武的回憶錄《我所認識的賀龍將軍》。讀完后，他在該書上批示：“此書可作賀帥暴動前傳的參考。”《賀龍年譜》定稿后，王震親筆題寫書名，並撰寫序言。他在序言中說：“出版《賀龍年譜》，我以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年譜中忠實地記述了史實，“我讀后極為欣慰。”“尤其是關於他南昌起義之前的那段史實的記載，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誣陷賀老總是‘土匪出身’等無恥讕言，無疑是一個有力的廓清。”“《賀龍年譜》不僅是一本黨史研究和教學非常有價值的參考書，書中記載的賀龍同志的崇高革命品德，對廣大讀者也一定會有教益。”“我對賀龍同志的懷念是無法用文字表達的，僅書數語，以此作序。”該書出版過程中，也曾遇到一些困難，王震幾次過問，使該書在1988年1月問世。

1959年2月，（左起）譚政、賀龍、王震、聶榮臻在海口

王震對葉劍英十分尊重。葉劍英年過八旬后，還經常風塵仆仆視察祖國大江南北，深入群眾，深入實際，解決問題。王震只要工作能分出身來，總是陪葉劍英同行。在視察廣州、深圳、珠海、海南、煙台等地時，葉劍英行動不便，王震便自己多跑多看，把自己了解的情況向葉劍英匯報。1984年后，葉劍英臥病在床，王震深感憂慮，多次去看葉劍英，並參加會診。1987年10月，在葉劍英逝世一周年之際，他主動要求與中央其他領導一起護送葉劍英的靈骨到廣州，參加烈士陵園靈骨安放儀式。1989年10月，王震又不顧年邁，專程從北京趕到葉劍英家鄉廣東梅縣為葉劍英紀念館剪彩，並為銅像揭幕。王震對《葉劍英傳》的編寫工作十分關心。他多次抱著病體，給傳記編寫組的同志回憶他所了解的葉劍英的革命業績，並明確指示：“要寫好葉帥的傳記，就是要用他的事跡激起人們的斗志。”王震還欣然為長篇紀實文學《葉劍英在1976》作序，序中詳細地回憶了與葉劍英的多年交往，介紹了葉劍英在漫長的充滿艱難險阻的革命道路上，在復雜斗爭的轉折關頭，面臨危難，無私無畏的非凡革命膽略和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奉獻了畢生精力。“矢志共產宏圖業，為花欣作落泥紅。”這兩句詩概括了他光輝的一生。1992年5月，王震身罹重疾，還專門為在廣州召開的葉劍英學術討論會發去賀電。

1980年7月，王震和葉劍英一起視察山東煙台港外島嶼

1983年9月5日和9月29日，王震先后接見林伯渠子女林利、林秉元和《林伯渠傳》編寫組的同志，希望他們抓緊時間寫作《林伯渠傳》，爭取能在1986年3月林老誕辰100周年前夕出版發行。他還交代編寫組，他要審閱全文，為爭取時間，寫好一章，送他一章。全書30余萬字，王震全是擠休息時間審看的。書成稿后，王震親自題寫《跨越兩個世紀的革命家》的書名並為書作了序言。在序言結尾，王震寫道：“從這裡不僅可以看到，林老如何由一個學子成長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政治家，從他一生的戰斗歷程中，還可以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這部傳記的出版，我想無論對青年或干部還是史學工作者都會有所裨益的。”1986年3月5日，董必武、林伯渠誕辰100周年聯合紀念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王震以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在紀念會上講話。《林伯渠傳》在紀念會上也首次與大家見面。1986年3月15日，王震在住所會見林伯渠子女時說：“中央委托我主持編寫林老傳記的工作，我反過來很受教育。老一輩革命家的思想精神是我們黨和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他們接受共產主義，不是自己挨餓以后被迫接受，而是民族受難、人民受難后主動接受的。”

對《謝覺哉評傳》《謝覺哉書信選》《謝覺哉文集》的編寫和出版發行工作，王震也十分關心。為《謝覺哉評傳》所作的序言中，他如是寫道：“《評傳》定稿后，我讀過一些章節。這部書資料豐富，引証准確，評述詳盡，文筆簡潔，應該說是一部好書。我謹向廣大讀者推薦。”1990年1月18日，王震又出席《謝覺哉文集》出版座談會，並在講話中說：“《謝覺哉文集》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我們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好教材。”

王震還先后給中央寫出報告，建議責成有關部門先后成立了《李富春傳》《張聞天傳》《王稼祥傳》《廖承志傳》等編寫組。並先后為蘇兆征、廖承志、王稼祥、關向應的銅像揭幕並講話，號召大家學習他們的革命事跡和精神。

對紅二方面軍和一二〇師、一野戰史的編纂工作，王震十分重視，並親自擔任戰史編輯委員會委員和主任委員。紅軍長征勝利50周年之際，王震與蕭克、廖漢生、余秋裡、張平化等幾十位紅二方面軍老戰士歡聚在中南海中顧委會議室，共同回憶過去艱苦卓絕的戰斗歷程，商討如何把紅二方面軍英勇奮斗的歷史寫出來。王震說：“二方面軍在長征中有自己光榮的歷史，但過去寫這方面歷史的文章不多，按照歷史本來面貌如實寫出，留給后代，可繼承和發揚紅軍的光榮傳統和革命精神，促進四個現代化建設。”王震還幾次批示，解決編纂和出版中的各種困難。王震去世前，這三部戰史均得以出版發行。

在紀念革命前輩和革命先烈的過程中，王震多次強調，目前我們國家還不很富裕，有的地區包括一些革命老區還相當貧窮。學習和發揚革命前輩和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便是對他們的最好紀念。紀念活動中，應不事鋪張。貴州畢節是紅二方面軍路過的地方，貴州抗日救國軍是王震當年親自參與組建的。1985年，畢節縣委來函，說貴州省有關部門已撥出專款，將對“貴州人民抗日救國軍司令部”按原樣修復，請王震題簽舊址名稱。王震揮筆在來函上批道：“中央書記處、國務院：有感各地紀念館太多，花費太大，群眾意見不少，要嚴格控制建造。”此后不久，江西永新縣委、縣政府來人來函稱湘贛革命根據地陳列室是20世紀50年代末建造的磚木結構，房屋陳舊且狹小，請求王震批示國家有關部門撥出100萬元人民幣以建立“湘贛革命根據地紀念館”。王震是湘贛革命根據地主要創建人之一，永新縣的代表抱著很大希望而來，但王震對他們說：“湘贛根據地是毛主席、朱老總創建的井岡山根據地的側翼和組成部分，井岡山根據地紀念館陳列湘贛根據地的內容即可。也可用這筆錢，辦一所以弼時同志命名的中學，在中學中有個湘贛根據地的陳列室亦可。”他在來函上批示：“不要花錢搞館，辦一所中學可。”王震讓來人帶回他的意見。永新縣委、縣政府完全贊成。100余萬元迅速到位。1985年4月3日，由永新中學擴建更名的“任弼時中學”正式誕生，四座新樓拔地而起。王震在題寫校名時還指示該校“一定要辦成具有老區特色的一流中學”。改擴建后的“任弼時中學”和原來相比，規模、質量均大有提高，在校學生達2700余人，比過去增加近一倍，升學率逐年提高，躋身江西省各中學前列。1996年7月，筆者採訪最后一任永新中學、第一任任弼時中學的校長郭乃光，他激動地說：“王震老不讓擴建根據地紀念館，把錢用在辦教育上，這是革命家、政治家的戰略眼光。老區人民更加懷念、永遠銘記王震首長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1987年1月初，王震的三叔王貴龍因重病住進醫院，1月10日，王震寫信給王貴龍，說：“您老因疾住院，我和季青甚為憂念。”信中還滿懷深情地回憶了王貴龍為革命英勇戰斗的光榮歷史，最后寫道：“另外，有一件事恕我直言相告：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要做移風易俗的模范。您老能否現在囑告家裡和區鄉領導，您身后事開個追悼會，火化即可，也不作墓，以免佔用農田和浪費財物，是否建議區鄉委、政府出面立個碑，把北盛區每個先烈和已故去的老黨員、老同志的英名刻上為妥。北盛區為革命犧牲的先烈和已故去的老同志不計其數，無法一一紀念，用這一形式表達我們的懷念，表彰他們的業績，以激勵后來者的斗志為好。將來，這塊石碑上，若能刻上一個共產黨員—王震的名字，我也足以欣慰了。”信寫完后，王震說：“我死后，絕不要什麼紀念館。什麼家什麼家，都不要。只要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就足夠了。”王震給王貴龍的信，在瀏陽乃至湖南傳開后，大家都為王震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而感動。

遵照王震1987年1月給王貴龍的家書中的提議，北盛鎮政府於2002年3月修建的瀏北烈士陵園

對革命先驅和為革命作出過貢獻的黨外友人，王震也十分敬重，並通過各種方式紀念並宣傳他們的業績和精神，以教育、激勵后人。1982年4月，他給胡耀邦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中說：“今年9月1日，是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10周年。香凝老人逝世時，正值‘四人幫’一伙橫行，對老人一生艱難坎坷的革命歷程，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革命情操未能很好地紀念宣揚。我認為廖仲愷、何香凝的犧牲精神和高風亮節，對中國革命的巨大貢獻堪稱一代楷模。我們把這些精神財富整理出來，對教育后代、促進精神文明建設大有益處。”報告中還提出召開紀念大會，去南京掃墓，在廣州舉行紀念館揭幕，組織編撰文集年譜。報告中還說：“此事我認為宜早不宜遲，除前已提及的意義外，目前熟悉仲愷、香凝先生的老人還有一些。老人皆老，殘年不多，時不我待。如不抓緊把這些精神財富挖掘出來，將會是一憾事。如中央原則同意，我願參加籌備工作。”中央書記處原則同意王震報告，責成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籌備安排。1982年8月29日，王震專程趕往廣州，為廖仲愷、何香凝紀念館剪彩並講話。楊虎城、陶峙岳等人的紀念活動他都積極參與。1988年12月，陶峙岳去世后，王震專程趕到長沙，出席陶峙岳追悼會並致悼詞。在長沙，王震還親切會見了陶峙岳的30多位親屬，稱贊陶峙岳將軍愛國愛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希望陶將軍的親屬繼承陶將軍的遺願，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為社會主義四化建設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奮斗。專程從台灣趕來奔喪的陶峙岳的五位親屬也參加了會見。陶峙岳在台灣的二兒子說：“國家對先父后事的安排這樣好，我們感到光榮，我一定要把先父的愛國精神帶回台灣，傳給子孫，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1989年1月14日，王震以《悼念陶峙岳將軍》為題，在《人民日報》發表深情回憶陶峙岳的長篇文章。1983年1月，年近九旬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包爾漢30余萬字的回憶錄《新疆五十年》完成后，王震欣然為其作序。王震在序中說：“我認識包爾漢同志是在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以后”，“聽到新疆三區革命領導人士和許多人的介紹，才知道他很早就投身於革命活動。包爾漢同志為維護祖國統一，爭取新疆的繁榮和進步，以及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做了許多工作，在新疆和平解放事業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所以，新疆解放不久，就由徐立清同志和我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經中央批准，沒有候補期就成為正式黨員。解放后，包爾漢同志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民主改革，擁護屯墾戍邊，為建設繁榮富強的新新疆，竭盡全力，努力工作。我在同包爾漢同志的接觸中，他給我的一個突出印象是他對黨的深厚感情，以及對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無比珍視和竭誠維護。包爾漢同志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尊重，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1989年8月27日，包爾漢去世后，王震亦很快寫出以《懷念包爾漢同志》為題的紀念文章，在1989年9月14日《人民日報》上發表。

此外，國際友人白求恩、路易·艾黎、馬海德等的紀念活動前后，王震都以各種方式對他們表示紀念，宣傳他們的革命事跡，弘揚他的革命精神。

一些革命家的子女評價王震：“胡子叔叔真是個心底清亮的無事不管的好老頭，他從不夸耀自己，但總是古道熱腸，十分熱心地甘為別人作嫁衣裳。”的確，王震就是這樣一位胸懷大局，不宣揚個人功績卻懷著深厚的革命情誼全力宣傳戰友的英雄事跡，用心弘揚革命精神的真正的共產黨員。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黨組副書記，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2026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