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國內學界關於世界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述評

﹝內容提要﹞2025年，國內學界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與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大勢，對世界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展開了全方位、多層次的研究：分析了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在理論革新、黨的建設、對外交往等方面的新動態，探討了國外共產黨及左翼力量在資本主義環境中的發展狀況、理論探索與選舉實踐，研究分析了生態社會主義、數字社會主義、非洲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拉美“21世紀社會主義”等思潮，深化了對無產階級國際聯合、中國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的理解，研判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新態勢並探討了影響其發展態勢的具體因素，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全球治理倡議及中國“十五五”規劃建議的世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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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資本主義系統性矛盾不斷加深與社會主義探索日益多樣並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使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極大改變了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比。在此背景下，國內學界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與方法，圍繞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新探索、國外共產黨等左翼力量的現實狀況與發展趨勢、社會主義思潮和流派的新觀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趨勢，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性貢獻等展開了全方位、多層次的研究，成果豐碩，彰顯了中國學者觀照世界、回應時代的學術自覺與理論擔當。

一、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理論和實踐新動態研究

2025年，國內學界關於越南、老撾、朝鮮、古巴的研究，主要關注各國改革發展戰略和新舉措、執政黨加強自身建設的做法、對外交往等方面。

第一，重點關注這些國家的改革發展戰略和新舉措。關於越南的社會主義革新，2025年，越南在蘇林提出的“民族崛起新紀元”戰略引領下大力推進新一輪革新。有學者在對越南新一輪革新展開深入研究的基礎上認為：“本輪革新，採取自上而下、用政治系統改革引領國家發展模式更新、用提高私人經濟來釋放經濟發展活力和推進產業升級的做法，無疑是一次大膽的嘗試。”關於老撾的社會主義革新，有學者認為，老撾人民革命黨（以下簡稱“人革黨”）始終堅持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本國實際相結合，始終站在人民立場上，正確認識和把握革新、發展與穩定，不斷加強和改善黨對革新事業的全面領導，帶領人民“在理論與實踐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一條有原則的全面革新路線，開創了適合自身特點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關於朝鮮的發展戰略，有學者對朝鮮“社會主義全面發展”戰略進行了研究，認為該戰略在主體思想基礎上，以“社會主義全面發展”理論為指導，以“人民群眾第一主義”和“我們國家第一主義”為出發點，強調政治和國防優先的同步發展、地區均衡發展以及國民經濟均衡發展，“是金正恩執政以來提出的最具系統性、最為完善的國家發展願景，標志著朝鮮真正從‘先軍政治’朝提高綜合國力的‘社會主義強國’方向轉變”。關於古巴的社會主義模式更新，有學者提出，古巴的“模式更新”屬於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恢復宏觀經濟平衡是古巴當前最重要的目標﹔也有學者認為面對通貨膨脹、物資短缺、能源危機等挑戰，古巴政府堅定社會主義路線，捍衛人民民主，堅持依法治國，力求依靠經濟改革措施與積極招商引資復蘇和發展經濟，在財政緊張的情況下保障民生。此外，學界普遍認為，比較研究各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時，探討其中的共性與特性是重點，例如，有學者指出“中越兩黨社會主義觀的特性寓於共性之中，都堅持從本國實際出發探索建設社會主義”。

第二，持續關注這些國家執政黨的自身建設經驗。關於越南共產黨（以下簡稱“越共”）加強自身建設的經驗，越南革新開放以來，高度重視黨的建設，以“整黨治黨”為黨的建設主旋律。有學者從堅持思想理論陣線的斗爭、不斷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注重捍衛思想基礎、構建社會主義理論本土化創新體系、嚴懲黨內腐敗、開啟全面反腐、著力強化黨組織建設、提高黨自身的活力等方面較為全面地總結概括了越共加強自身建設的經驗。也有學者重點關注越共某一方面建設的建議。對於越共基層黨組織建設的經驗，有學者認為，堅持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的統一，堅持黨員主體地位，完善基層黨組織考核和監督制度，是越共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重要實踐啟示。對於越共作風建設的經驗，有學者認為，理論武裝與實踐轉化並重，創新驅動與能力提升並行，群眾路線與黨內民主並進，制度建設與檢查監督並舉是越共加強作風建設的重要經驗。對於越共干部隊伍建設的經驗，有學者認為，越共立足於培養選拔政治過硬、敢想敢干、敢於創新的戰略級干部隊伍，繼續大力推動黨建工作。關於人革黨加強自身建設的做法，有學者認為，人革黨堅持以增強組織嚴密性為目標健全組織體系，在民主集中制原則指導下規范組織運行，有步驟地擴大黨組織規模和提升黨員干部綜合素質，“為建設純潔、堅強和穩定的黨提供了有力支撐”。關於朝鮮勞動黨加強自身建設的做法，有學者認為，朝鮮勞動黨八大以來，在理論上提出新時代五大黨建路線，將政治建設、組織建設、思想建設、紀律建設、作風建設作為新時代黨的建設方向，強調加強中央委員會的指導、在黨內全面開展紀律整頓、加強對各級干部關於黨的理論的教育培訓等。關於古巴共產黨（以下簡稱“古共”）的自身建設，有學者認為，古共注重加強自身純潔性建設，從嚴懲腐敗、加強法制建設、加強道德建設、強化監督等方面從嚴治黨，形成了以廉潔、自律、民主監督為特色的黨內關系。具體舉措包括強化黨的組織紀律及對黨員干部的制度約束，將黨員干部應遵守的行為道德規范與法律法規結合起來，規范黨員干部行為﹔健全監督機制，加大監督力度﹔等等。

第三，跟蹤研究社會主義國家間黨際交往和對外關系。在中越兩國建交75周年之際，有學者關注中越黨際交流合作在主體、層次、內容和路徑等方面的新拓展，認為“中越兩黨最高領導人的戰略引領是保持中越命運共同體在新時代行穩致遠、不斷向前發展的關鍵所在”，“志同道合，命運與共是中越關系最鮮明的特征”，具有巨大韌性和抗干擾能力的中越黨際關系助推中越兩國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上互學互鑒，攜手同行。有學者認為，鑄牢中越命運共同體意識為“回答社會主義階段如何建設共同體的問題……提供‘中越方案’”，中越兩國在多邊框架下的協同“彰顯了社會主義國家推動國際秩序變革的責任擔當”。人革黨第十一屆九中全會提出2025年著力推動外事活動組織方式新轉變，繼續發展與中國、越南等國的密切關系，有學者認為，如何在日益復雜的地緣政治角力中實現老撾國家利益最大化並同時保持與各方外交關系的最優化，考驗著老撾政府和外交部門的智慧。有學者認為，朝鮮堅持以“一條主線”為基礎，把美國作為外交工作主要目標，同時加強發展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系，以“我們國家第一主義”為指引，開展“兩個突破”的“實利外交”，在地緣格局新變化中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有學者認為，政黨外交是古共全方位外交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古共長期踐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大力發展與兄弟政黨的關系，並注重借助各自平台團結其他左翼力量。

二、國外共產黨等左翼力量的現實狀況與發展趨勢研究

2025年，國內學界在延續傳統政黨研究框架的基礎上，突出動態性、互動性與比較性，既反映了全球左翼力量面對挑戰時的艱難探索與局部突圍，也體現出中國學者在觀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時的系統思維與現實關懷。

第一，從一般性意義上探討國外共產黨的生存狀況和發展態勢。有學者對當今世界共產黨的類型進行了辨析，認為世界上的共產黨在黨的指導思想、群眾基礎、國內外環境、組織結構、活動方式等方面彼此有別，據此可分為不同類型的共產黨。有學者基於國外共產黨的現實境遇探究了其生存發展的邏輯機理，認為國外許多共產黨在經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低潮的滌蕩后已總體上站穩腳跟，並根據本國本黨實際，努力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有學者研究了國外共產黨在政黨關系方面的新態勢，認為國外共產黨之間的關系呈現出“網絡化”的新發展態勢，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基本格局、共產黨的互動邏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結構形式以及意識形態斗爭上體現出新的特征。有學者關注了2024年國外共產黨的動態，認為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斗爭仍然是國外共產黨政治實踐的主線和基調，國外共產黨間的矛盾分歧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世界社會主義前進的步伐。

第二，繼續關注發達國家共產黨的理論探索、實踐和面臨的挑戰。有學者關注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新發展態勢，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適應性調整和變革，表明世界社會主義正呈現出與蘇東劇變后長期低潮不同的新特點。有學者基於政黨適應性理論，從綱領路線修訂、領導體制革新、黨員結構優化和財政模式創新等方面考察了日本共產黨的適應性調整。有學者關注了日本共產黨以文化為載體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涉及以“文化適調”化解馬克思主義與日本傳統文化在思想觀念上的對立沖突和以“文化載體”推動馬克思主義更好地掌握群眾、強化理論武裝。有學者研究了日本共產黨的選舉斗爭與政治聯合策略，包括抓住選舉斗爭形勢變化的機遇、應對政治聯合格局搖擺的挑戰、堅守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引領、推動社會思潮政治化和推動政策供給與社會訴求的對接。有學者從英國共產黨對英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設想、探索社會主義的條件和特點等方面梳理了21世紀以來英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探索。有學者梳理了以色列共產黨的理論探索和現實困境，認為以色列共產黨與以色列國家的“猶太屬性”定位相背離的政治立場以及猶太與阿拉伯兩個民族之間的矛盾，削弱了以共在以色列的政治影響力。

第三，繼續關注發展中國家共產黨的理論探索、實踐和面臨的挑戰。有學者研究了中亞地區共產黨的現狀，認為理論創新嚴重缺失、組織問題層出不窮、政策主張落后於現實要求、社會實踐活動過分單一、經費短缺、體制制約、沉重的歷史包袱等黨內外因素導致出現中亞地區共產黨整體勢衰的局面。盡管當前尚未突破邊緣化困境，但中亞地區共產黨通過理論與實踐互動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范式革新提供了區域經驗。有學者研究了非洲國家共產黨在政黨政治、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新探索，認為它們盡管遭遇不同內容或形式的內外挑戰，但堅持開展斗爭，通過左翼政治聯盟等方式不斷擴大政治實力和社會影響力，推動本國社會主義探索。有學者研究了智利共產黨21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認為智利共產黨有較深厚的社會基礎，有進一步成長壯大的空間，但也受諸多不利因素影響，其未來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創新之路並不平坦。

第四，繼續關注左翼政黨發展狀況、發展態勢等選題，重點通過左翼政黨的大選表現、左翼執政黨的治國理政實踐等分析其在政黨格局中的作用和發展前景。有學者力圖從結構—施動者等視角來分析英國工黨再次執政的原因及面臨的挑戰和困境，認為工黨復興主要是有利的國際與國內結構性條件、工黨的自我革新及保守黨治理衰敗三者合力作用的結果，但工黨執政后未能盡快在社會經濟議題上展現其執政能力，導致民意支持率驟降，陷入執政困境，工黨的復興前景面臨較大不確定性。有學者關注了法國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在2024年立法選舉中的成功，認為其勝選不僅反映了法國社會環境和選民訴求的深刻變化，還得益於聯盟綱領對民眾需求的精准回應以及雙重選票策略的有效實施。有學者研究了拉美左翼執政黨對國家發展模式的探索，認為拉美左翼政黨相繼執政20多年來，試圖通過國家干預主義傾向的改革消除新自由主義的弊端，但由於缺乏系統的理論體系和強有力的政治基礎以及經濟周期方面的原因，其替代新自由主義的效果並不理想。有學者研究了摩洛哥左翼政黨政治立場分化的表現、原因和影響，認為綱領趨同與實踐分離並存是摩洛哥左翼運動中值得關注的現象。有學者研究了英國工黨的數字化變革，認為工黨是當代西方政黨數字化轉型的典型代表。

第五，關注激進左翼政黨、左翼民粹主義政黨興起等熱點問題。有學者從組織結構、政治綱領、選舉政治三個維度考察了歐洲激進左翼政黨的發展演進、綱領政策和政治理念、選舉表現和政治影響。有學者關注了歐洲左翼民粹主義政黨的行動策略與發展困境，認為其在執政后往往面臨難以克服的諸多困難，施政效果也不盡如人意，在未來的歐洲政黨政治格局中將面臨嚴峻發展困境。有學者梳理了美國爭取社會主義與解放黨的核心主張並對其前景進行了展望，認為該黨面臨機遇與挑戰並存的發展前景，短期內難以取得革命性成就，但通過不間斷的努力斗爭仍有可能在未來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第六，梳理評介國外共產黨等左翼政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知情況。有學者梳理了國外共產黨解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視角，從發展成就、理論與實踐創新、范式路徑探索、國際責任、前途命運等維度介紹了國外共產黨近年來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及評價。有學者介紹了巴西共產黨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背景、領導力量、成功經驗、世界意義的認知情況。有學者介紹了國外左翼政黨對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認知與評價，指出它們普遍認為中國共產黨集使命型、現代型、責任型政黨特質於一身，在黨的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等方面成就顯著。有學者介紹了國外左翼政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知和評價，認為受歷史文化傳統和經濟發展階段等因素影響，國外左翼政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評價共性與差異並存。

三、世界社會主義主要思潮和流派研究

2025年，國內學者對社會主義主要思潮和流派的研究呈現出熱點突出、回應現實的特點，生態社會主義和數字社會主義領域的研究成果尤為集中。此外，也有一批學者對非洲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拉美“21世紀社會主義”等社會主義思潮進行了持續跟蹤研究，還有學者關注了費邊社會主義、女權社會主義、新共產主義等。

第一，生態社會主義。國內學者對生態社會主義的研究從單純的引介轉向深刻的批判性對話及尋求本土化超越，試圖從中汲取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資源，同時論証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道路的獨特性和優越性。有學者分析了西方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邊界和生成語境，闡釋了西方生態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生態批判，並分析了西方生態社會主義對未來社會的構想。有學者聚焦齋藤幸平的馬克思生態社會主義，對他關於馬克思異化理論的認知和“去增長”理論進行了綜合分析。有學者探析了生態社會主義的綠色轉型理論，認為“經過半個世紀左右的持續討論，生態社會主義不僅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政治傳統對於綠色轉型的重要意義，而且系統論述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激進生態批判、生態社會主義的未來願景構想和革命戰略規劃，提出了一種兼具分析性、規范性與建設性的社會生態轉型或‘紅綠’變革理論，實質性地拓展了關於‘綠色轉型’概念或論題的認知框架和分析思路”。有學者評介了近年來興起的“去增長社會主義”，認為它是生態社會主義與去增長理念結合的產物，旨在對資本主義進行徹底的社會經濟變革，“這一思潮和運動提出了向生態社會主義社會轉型的激進方案，其核心在於大幅縮減生產和消費，將使用價值和滿足社會需求重新確立為生產目的，以經濟的計劃性實現社會資源和能力的最優配置，以經濟的民主化確保社會分配公平和避免人類行為超出行星邊界，強調有意義的工作對於重塑社會的奠基作用”。

第二，數字社會主義。國內學者對國外數字社會主義思潮持批判性借鑒態度，普遍強調必須基於唯物史觀來理解和界定數字社會主義。一方面，肯定其批判數字資本主義的銳度和提出的某些替代性設想（如平台合作、技術民主）﹔另一方面，指出其本質上是對資本主義的內部調節而非革命性替代，未觸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本，多數方案具有烏托邦色彩和改良主義局限。有學者將國外數字社會主義理論歸納為四種類型：數字/交往社會主義（福克斯）、平台社會主義（馬爾登）、算法社會主義（斯爾尼塞克、巴斯塔尼）和數字后資本主義（梅森），認為雖然“數字社會主義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諸多的理論主張，但從本質上來看仍是民主社會主義，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有學者認為，國外數字社會主義思潮對數字社會主義的闡發較為豐富，既有一定啟發意義，也存在缺乏歷史觀點、止步價值呼喚等理論缺陷。有學者提出，要精准診斷數字社會主義的理論病灶，認為“當代西方部分左翼理論家提出‘數字社會主義’並標榜其為區別於科學社會主義的新形式，但這一主張誤判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真實歷史狀況，以致產生道德抽象性、政治倒置性、歷史超驗性的弊病”。有學者認為：“西方左翼學者僅僅看到了數字技術具有的革命潛能和稟賦，卻未能提出將這一潛能轉化為現實的具體范式，其實施方案和虛假承諾也只能導向對數字資本主義的內部調節，而無法構成對數字資本權力邏輯的有效規制，難以突破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的巨大理論困難。”數字社會主義“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在所有制層面，混淆了公有制內涵、窄化了公有制范圍﹔在革命主體層面，模糊了革命力量、弱化了階級意識﹔在革命道路層面，忽視了無產階級政黨，並試圖直接跨越過渡階段”。還有學者分析了數字公域下的數字社會主義前景，認為：“當代左翼學者克裡斯蒂安·福克斯通過闡明傳播與生產的辯証關系，試圖走出一條傳播社會主義的變革之路……但是他卻忽視了傳播生產的間接性，這決定了他的理論主張無法直接變革資本主義私有制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第三，非洲社會主義。2025年，國內學者對非洲社會主義這一在20世紀中葉伴隨非洲民族解放運動而興起的政治思潮的研究主要聚焦其流派劃分和最新動態。有學者將非洲社會主義大致劃分為四大流派，即阿拉伯社會主義、村社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非洲科學社會主義，認為：“盡管這四個流派在基本理論觀點、主要政治主張和經濟政策、對外關系上的傾向以及對階級的認識上各不相同，但是它們的基本任務都是爭取民族解放、實現民族獨立”。

第四，社會民主主義。國內學者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研究不僅有理論評介，同時關注其在全球政治經濟變局中的現實生存策略、實際效能，探討歐洲主要社會民主黨的執政政策、選舉表現，以及其面臨的政治碎片化、福利制度困境、身份政治挑戰等現實問題。有學者關注了德國左翼黨，認為左翼黨通過黨內整合、線上線下聯動、對社會公正議題重塑以及反極端右翼戰略成為2025年大選中的“黑馬”，這“不僅拓展了民主社會主義在德國的發展空間，也為左翼陣營注入了活力，使其得以在德國政壇的右傾趨勢下提供另一種可能的社會發展路徑”。還有學者探討了“在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國內國際環境下，如何在政黨碎片化的條件下構建左右翼之間的平衡並發揮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引領作用”。

第五，拉美“21世紀社會主義”。國內學者對該思潮的研究側重於其在當前拉美政治生態中的現實處境與發展趨勢，學者們在肯定其探索價值的同時，也認為在復雜的地區政治經濟和美國制裁等多重因素影響下，這條道路的未來充滿挑戰。有學者對查韋斯執政時期委內瑞拉“21世紀社會主義”的執政理念及其在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外交等方面的實踐進行了研究。

此外，還有學者對費邊社會主義的形成與演變、美國社會主義賴以存在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美國社會主義運動未能成功的原因、女權社會主義思潮的演變、鮑勃·阿瓦基安的“新共產主義”思想等進行了研究。

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

2025年，國內學界深化了對無產階級國際聯合問題的研究，進一步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經驗教訓，立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論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重要貢獻，還通過發掘新史料和創新研究范式拓寬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研究視野。

第一，無產階級國際聯合深化研究方面，有學者強調了研究國際聯合問題的重要價值，認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形勢下，隻有科學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無產階級國際聯合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在未來的國際聯合中處理好相關問題，才能更好地統籌國際發展大局，繼承無產階級國際聯合斗爭精神，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為21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人類和平與發展提供新戰略、作出新貢獻”。有學者對馬克思恩格斯無產階級國際聯合思想進行了分析，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從世界歷史和資本主義發展雙重維度系統闡釋了無產階級國際聯合思想，揭示了無產階級國際聯合的生成邏輯，闡明了無產階級國際聯合的歷史必然性與價值合理性。有學者認為：“民族觀點和階級觀點的相互關系是馬克思恩格斯國際主義原則的核心問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何看待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的相互關系，正確理解和運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國際主義原則，對推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有學者通過回顧列寧在馬克思、恩格斯思想基礎上系統闡述無產階級國際聯合的必要性、領導力量、組織形式、聯合對象和目標指向，並通過創建共產國際將其付諸實踐的歷程，指出當前應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總體外交戰略，通過“一帶一路”等平台，與世界共產黨工人黨等左翼力量分享治黨治國經驗，拓展理念契合點和利益匯合點，引領國際無產階級聯合走向制度化、常態化。有學者系統梳理了從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到共產國際、共產黨工人黨國際會議的組織變遷，歸納出始終以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為感召、根據時代條件選擇靈活的組織形式、正確處理民族利益與階級利益的關系、堅持“平等交往、互相尊重”與“獨立自主”相統一四條歷史經驗。

第二，總結分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經驗教訓方面，有學者基於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考察，認為必須立足唯物史觀揭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這一根本規律，處理好守正與創新的關系。有學者詳細梳理了第一國際創立和活動的整個過程，梳理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原則成為國際綱領性原則的過程，解讀了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和各國組織為發展國際組織所作的努力。有學者系統梳理了第二國際以盧森堡為代表的左派、以考茨基為代表的中派、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右派在面對資本主義新發展、社會結構與工人階級狀況新變化和思想理論多元化時，思考馬克思主義“守正”與“創新”關系過程中的得失及其背后的方法論根源，認為吸取第二國際失敗的教訓，對當前中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實現對馬克思主義的守正創新具有重要意義。有研究認為第二國際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具有承接原生態馬克思主義與拓展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的橋梁作用，在推動社會主義理論多樣化闡釋、開展社會主義地方性實踐、整合工人階級力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學者通過整理分析美國共產黨機關報、共產國際指示、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原始表述和羅斯福政府檔案等資料，還原了美國共產黨從積極反法西斯到被迫退出共產國際的全過程，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以蘇聯為中心、高度集中的指揮體制對各國黨獨立自由發展產生了嚴重消極影響，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只能在獨立平等基礎上開展。

第三，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全世界向往正義的人民共同紀念和慶祝這一偉大勝利的同時，也不乏一些錯誤的觀點和模糊的認識，學界對此進行了辨偽存真、正本清源的研究。有學者指出，共產國際是最早認識到法西斯主義的極端反動性並公開揭露其極端危害性的政治力量。它圍繞法西斯主義的反動性、危害性和階級性提出了獨特認知，並基於此提出了反法西斯的斗爭策略，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產生了重要影響。有學者認為共產國際七大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歷史貢獻包括揭示法西斯主義的反動本質、預見戰爭日益逼近的國際形勢、制定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擴大各國共產黨的戰略自主權等﹔但是七大也存在對社會民主黨期望過高、未能明確提出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延續了對各國黨發號施令的組織機制和以蘇聯利益為中心的政策取向等歷史局限。有學者認為，西方學界長期堅持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壁壘而罔顧歷史史實，淡化甚至歪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二戰中的重要作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僅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先鋒力量、中堅力量，而且代表了正義、和平以及人類社會追求自由、獨立與解放的發展方向。有學者以史實強調了東方主戰場的世界歷史意義，認為中國開辟了世界上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反法西斯東方主戰場，長期牽制日本陸軍主力和海軍部分兵力，一方面使蘇聯免遭德、日東西兩面夾擊，得以集中全力對德作戰而取得衛國戰爭的勝利，另一方面有力支援英美的太平洋戰爭、北非地中海戰場和東南亞作戰。還有學者強調要將中國共產黨抗戰史置於全球史視野下，建立中國自主的抗戰史研究體系，一方面解決國際主流歷史敘事長期忽視中國抗戰實績、東方戰場在絕大多數西方史學論著中失語失聲的問題，另一方面拓寬視野，廣泛、深入、全面地挖掘與運用新史料，將“東方主戰場”提煉為與“諾曼底登陸”“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同等級的全球史關鍵詞，使中國平台成為全球抗戰史料最完整的匯聚地。

第四，部分研究基於新史料的發掘和研究范式的創新，擴展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的國別區域視野。有學者以俄羅斯遠東檔案館和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為基礎，梳理了聯共（布）遠東組織、共產國際遠東機構對華人華僑的管理、宣傳、婦女工作、工會組織、中文報刊發行、戲劇電影動員等問題的原始記錄，呼吁借鑒“新革命史”“新文化史”等范式方法，為深化中共黨史、蘇聯遠東史研究提供了新視野、新史料、新觀點。有學者從區域國別學出發，提出借助年鑒學派“歷史時間”理論和布羅代爾“長時段”框架，揭示遠東地區何以在20世紀東亞社會主義革命中扮演策源地和發動機的角色，嘗試從超國家視角闡釋革命跨國聯動機制與時空邏輯。

五、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趨勢研究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和系統性危機的不斷深化、左翼力量的持續斗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快速發展等，共同塑造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方向、發展態勢和未來圖景。2025年，國內學界從不同維度、不同層面，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趨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第一，研判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新態勢。蘇東劇變30多年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出現了新變化、新態勢。國內學者從整體上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態勢作出了判斷。例如，有學者指出：“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已經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它已經從過去一個國際中心領導、走唯一革命道路、建設同一模式社會主義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轉變為由各國共產黨獨立自主領導、走符合本國國情的革命發展道路、建設具有本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這種變化體現在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呈現出多樣性、漸進性、大眾性的發展趨向，具體表現為運動的目標、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運動的策略、階級力量配置、革命發展階段、領導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基礎、與其他社會運動的關系等九個方面均發生了重要變化。有學者通過分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發展情況，明確指出：“世界社會主義正呈現出與蘇東劇變后長期低潮不同的新特點，在變局中積極奮進並謀求新突破”。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未來發展態勢是由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左翼團體等多種力量的發展狀況決定的。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快速發展促成了“東升西降”的方向性演變﹔另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的加劇，資本主義國家“左翼運動可能在深入推進的過程中迎來新的契機”，而且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愈發顯著，特別是數字技術的發展，“數字社會主義”“交往社會主義”“平台社會主義”“賽博共產主義”等理論構想為實現社會主義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法，也增加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演進的可能性。

第二，探討影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態勢的具體因素。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態勢是歷史合力的結果，對於其影響因素的具體分析是學界的重要研究內容。2025年，國內學界有關研究聚焦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分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關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既帶來了新的機遇，也引發了新的挑戰。有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群體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及其引發的“全球南方”力量的崛起，“逆全球化”、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等思潮在全球范圍內的明顯上升，以及“兩制關系”的較量發生了有利於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是決定當前的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方式展開的因素。二是探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力量對比的變化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全球政治格局正經歷“東升西降”的發展大勢，“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及意識形態的較量發生了有利於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而中國的發展是影響這一變化趨勢的關鍵力量。有學者認為，“當前資本主義正深陷系統性危機，出現了‘系統性腐朽’的新變化”，這意味著“傳統兩制關系動態平衡格局被打破”，資本主義在加速衰落，人類社會進入了大發展、大調整、大變革的時代。也有學者認為，“強調當下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並不意味著判定資本主義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還將同時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以及世界體系中存在”。三是探討意識形態建設對社會主義發展的影響。有學者指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和實踐與世界社會主義的命運息息相關……先進的科學的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起推動作用。反之，落后的錯誤的意識形態對社會發展起阻礙作用。”四是研究左翼力量發展情況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態勢的影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流派紛呈，各種思潮、運動、力量在現實中能否形成合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能否向前發展。例如，有學者研究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毛主義政黨的國際聯合及相關組織，認為2022年12月成立的國際共產主義者同盟是近幾十年來國際毛主義理論聯合化的最新成果，加強毛主義政黨的聯合有助於克服國際共運的分散態勢，但是當前該同盟受制於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等，未能通過聯合促進國際毛主義運動的整體躍升，而且它對當前的世界社會主義形勢存在錯誤認知，這不利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第三，總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經驗教訓研究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歷來是世界社會主義和國際共運史研究的重要問題域。有學者系統闡述了習近平關於世界社會主義的重要論述及其現實意義，認為這些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有助於始終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向世界貢獻政黨發展和國家治理的中國經驗、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表明，社會主義要想成功，在發展道路選擇上，既要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也要符合自身國情。有學者認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走適合本國國情的道路，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寶貴經驗”，要“根據本國實際和時代特征，不斷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向復興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賦予社會主義運動鮮明的本土特色”。

六、中國共產黨理論與實踐的世界意義研究

2025年，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熱點問題持續發酵，大國博弈與地區矛盾相互交織，各種新舊問題與復雜矛盾疊加共振，國際局勢波譎雲詭。在世界之變中，“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共產黨以其理論與實踐的創新發展，生動展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世界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注入了強大信心與動力。國內學界從以下方面給予了廣泛關注。

第一，繼續探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現代化的深遠影響。在學習宣傳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的熱潮下，國內學界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研究繼續深入，不僅聚焦於中國式現代化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意義，更將其置於世界現代化進程和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格局中，系統闡釋其理論創新價值、實踐示范效應和文明引領作用。在理論創新方面，有學者認為，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在地理空間上重構了世界現代化的實踐場域，而且推動了從‘單一現代性全球擴張’到‘多元現代性全球共生’的現代化范式革命”。針對西方現代化所造成的依附、不平衡和沖突等世界歷史難題，中國式現代化從理念、基本觀點和實踐方案等多個維度予以科學解答，“重塑了人類社會對現代化的認識”。在實踐示范方面，有學者分析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摒棄了以資本為中心與兩極分化的西方現代化老路，也克服了蘇聯現代化道路難以實現生產力持續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的弊病”，成功找到了后發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之路，為世界現代化提供了更為完善的社會主義方案和更加強大的中國力量。在文明引領方面，有學者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文明敘事打破了“東方從屬於西方”的文明宿命，“在物質文明的開拓實踐中反思與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話語迷思，在制度文明的探索征程中揭露與破解‘資本為中心’的話語陷阱，在精神文明的孕育創造中証偽與批判‘文明優越論’的話語臆想，為推動人類社會形態演進提供全新文明敘事樣態”。

第二，高度關注全球治理倡議的提出對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重大意義。2025年9月，習近平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倡議一經提出，迅速引發國內學界廣泛關注。有學者從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推動國際秩序轉型方面分析，認為全球治理倡議“系統回答了全球治理‘由誰治理、如何治理、為誰治理’的命題，回應了國際社會人心所向，成為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正確選擇、破解治理赤字的必由之路”，這一倡議“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理念超越西方中心主義和霸權邏輯的治理局限，為國際社會提供了超越零和博弈、對抗分裂的新選擇”。有學者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性建構層面分析，認為全球治理倡議“把握各國日益成為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大趨勢，與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一道，形成以發展促繁榮、以安全保穩定、以文明增互信、以治理求公正的有機整體，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穩定性和確定性，成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引領”。也有學者從提升全球南方國家話語權的角度分析強調，全球治理倡議打破了“少數國家主導全球治理的不合理格局，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讓全球南方國家公平參與全球治理、共同決策、共享成果，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

第三，深入分析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歷史貢獻以及中共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聯合國成立80周年的節點，針對西方學界及輿論界存在的“忽視中國說、西方中心說、二戰六年論、日本受害論”等錯誤二戰史觀，國內學界從不同角度辨偽存真，全面還原歷史原貌。有學者認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二戰史觀“從西方意識形態出發解釋二戰，掩蓋二戰的根源和性質，夸大美西方的地位作用，刻意忽略中國作為東方主戰場的地位和作用，漠視、貶低、污蔑甚至全面否定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力量”，不僅混淆視聽，而且對捍衛世界反法西斯勝利果實造成了極大的消極影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不是片面以英美為主導，而是東西方戰場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結果，有學者分析指出，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中國戰場長期牽制和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兵力，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人民以巨大的犧牲和百折不撓的抗戰精神,既支持了蘇聯的對德戰爭和美國、英國的太平洋戰場,也粉碎了日德法西斯打通歐亞的企圖,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立下不朽功勛，“歐洲國家不重視東方主戰場,不承認中國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極不公平的,是歐洲中心論的狹隘眼光造成的”，“這個東方主戰場遠比歐洲戰場強大,遠比歐洲戰場能夠抗擊法西斯國家的侵略”。

第四，重點聚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擘畫中國發展新藍圖對世界的深遠影響。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規劃謀篇布局之年。在承上啟下的關鍵時期，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勝利召開，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既擘畫了中國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藍圖，也持續為世界發展注入確定性，提供新動能。有學者認為，“從頂層設計與民智匯聚的決策模式，到長遠布局與接續推進的戰略節奏，從立足國情與擁抱世界的全局視野，到藍圖擘畫與促進落實的效能轉化”，“十五五”規劃以科學的編制邏輯和推動實施的工作機制，深刻詮釋著中國之治的顯著優勢，為其他國家探索發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鑒。

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地緣沖突頻發、不確定性因素激增的當下，“十五五”規劃向國際社會傳遞出中國與世界共享機遇、共謀發展的鮮明信號。展望未來五年，有學者分析認為，中國的發展將以更高質量、更深層次、更廣維度與世界互促共進，“在經濟層面，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擴容，將持續拉動全球貿易與投資增長﹔在科技層面，中國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將為世界提供更多普惠性技術與應用場景﹔在治理層面，中國的制度創新經驗，將為全球公共治理注入‘穩定—發展—共享’的新邏輯。

作者：《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志編輯部 王瑾、靳呈偉、晏榮、年玥、鞠俊俊、范雅康、蔡向宇。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