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紀律立黨的基石

黨的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明確黨組織的原則和紀律，埋下了“紀律立黨”的基石。圖為中共一大紀念館大型雕塑作品《歷史選擇 偉大起點》。 本報記者 李雲舒 攝

1920年10月，李大釗等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然而，早期組織成員中的黃凌霜等無政府主義者從極端個人主義出發，鼓吹“絕對自由”，反對黨的紀律和職務分工。激烈爭論后，黃凌霜等人退出了早期組織。

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也出現了類似情況。據中共一大檔案文件《廣州共產黨的報告》記載，“他們進行過非常熱烈的爭論，認為必須擺脫無政府主義者，也就在這時，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黨。”

……

在同無政府主義等思潮論戰的過程中，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建立一個什麼樣的黨進行了深入思考，並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堅守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立場，捍衛鐵紀立黨的原則。

誕生伊始，中國共產黨就把紀律視為生命線。嚴明的黨紀，是成立初期還十分弱小的中國共產黨能在極其惡劣的生存環境下不斷發展壯大的根本保障，也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一切政黨和派別組織的獨特優勢和“政治基因”。

讓我們把目光拉回到那個星火初燃的年代，探尋黨的紀律和規矩建設漫長歷程的開端——

奠基——

自誕生之日起就把實行嚴明紀律寫在黨的光輝旗幟上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秘密召開。因敵人的監視，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至浙江嘉興南湖一艘游船上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來自7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也出席了大會。

代表們針對建黨初期的問題進行了詳細討論，醞釀一場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其中，討論中很關鍵的一個問題，是黨的組織原則問題：究竟是要建立一個嚴格組織紀律的無產階級政黨，還是要建立一個鬆散的、可以自由結合的組織？

會上，有些代表不贊成組織嚴密戰斗的工人政黨，主張“團結先進知識分子，公開建立廣泛的和平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政黨”，提出不論是學生還是大學教授，只要信仰馬克思主義、了解馬克思主義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即可入黨，至於是否參加黨的一定組織、擔負黨的一定工作，是不重要的。這一意見遭到了多數代表的反對。與會者多數認為，應該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建黨經驗，建立一個高度集中統一的、有嚴格組織紀律的無產階級政黨。

事實上，在黨的一大召開前，陳獨秀就向大會提出了關於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意見。其中第三點“紀綱”，即主張黨要有嚴格的組織和紀律。這一意見，對一大確定黨的組織原則起到了重要作用。據包惠僧回憶，“代表們的思想和情緒對於學習蘇聯與組織無產階級革命的黨，大體都是一致的。”

最終，黨的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明確黨組織的原則和紀律。

“要成功、要有力量，就一定要有組織性、有紀律性。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把實行嚴明的紀律寫在自己光輝的旗幟上。也正因為如此，作為無產階級新型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才區別於其他政黨，才能具有如此強大的戰斗力，完成其他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肩負起救亡圖存和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中共一大紀念館·上海大學國家革命文物協同研究中心協同辦公室主任張玉菡告訴記者。

細看黨的一大綱領，有多條涉及黨的紀律——

例如，第四條明確規定：“在加入我們隊伍之前，必須與企圖反對本黨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這條規定吸取了前期與無政府主義者爭論的教訓，進一步強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確保黨員的純潔性。

第六條規定：“在黨處於秘密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保守秘密。”這是我們黨最早的關於保密紀律的明文規定。

第十四條規定：“黨員除非迫於法律，不經黨的特許，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士兵、警察和職員不受此限。”這條規定明確了嚴格的黨員標准，降低了黨員腐化蛻變的可能性。

黨的一大綱領還確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組織必須接受中央的監督和指導﹔黨員超過十人的地方委員會要設財務委員、組織委員、宣傳委員﹔要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等。“這說明我們黨在幼年時期就有了維護財經紀律、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的思想萌芽。”張玉菡說。

黨的一大綱領，就這樣埋下了“紀律立黨”的基石。一個完全新型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屹立東方，不屈不撓，砥礪前行。

立規——

第一部黨章將“紀律”單獨成章

黨的一大綱領，為黨的紀律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但因當時條件所限，加之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缺乏革命斗爭經驗，一大綱領的條文比較簡單，內容和結構也不夠完善。隨著黨的創立和工作的開展，黨迫切需要一部正式的黨章。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黨的二大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部正式黨章，制定了黨在現階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標志著黨的創建工作基本完成。”上海市靜安區委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館長郭曉靜告訴記者，第一部黨章共分六章二十九條，對黨員條件、黨的組織、黨的會議、黨的紀律和經費等作了具體規定，並將“紀律”單獨成章，提出了九條紀律要求，涉及組織紀律、宣傳紀律、黨員從業紀律等。

“這是黨的隊伍發展壯大的需要。”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研究部（黨章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倪娜介紹，首部黨章制定前，國內政黨分為兩種紀律類型：一類是無政府主義的“烏合的狀態”，另一類是國民黨名為高度集權、實則紀律鬆弛組織渙散的狀態。而在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內部，黨內紀律狀況離列寧所要求的無產階級政黨也存在一定差距，因此，黨的紀律建設迫在眉睫。

首部黨章特別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明確規定：“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下級機關須完全執行上級機關之命令，不執行時，上級機關得取消或改組之”﹔“本黨一切會議均取決多數，少數絕對服從多數”。

“可見，黨成立之初時，就已經充分認識到，政治紀律是黨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紀律，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的重要基礎。”倪娜表示。

首部黨章明確了對黨員的紀律處分，列出必須開除黨籍的6種情形。第二十五條規定，“凡黨員有犯左列各項之一者，該地方執行委員會必須開除之：（一）言論行動有違背本黨宣言章程及大會各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案﹔（二）無故連續二次不到會﹔（三）欠繳黨費三個月﹔（四）無故連續四個星期不為本黨服務﹔（五）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命令其停止出席留黨察看期滿而不改悟﹔（六）泄漏本黨秘密”。

“從今天的角度看，有些要求近乎嚴苛。但當時的黨處在極端秘密狀態下，唯有極為嚴格的紀律才能保証政黨的先進性、戰斗力和凝聚力。這些紀律的制定，為黨的工作正常開展提供了基本的行為遵循和行動保証。”郭曉靜說。

歲月無聲，首部黨章字裡行間體現著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嚴明紀律意識，鐫刻著革命年代用生命守護的信仰力量。一代代共產黨人自覺尊崇黨章、嚴守黨的紀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用實際行動踐行入黨誓言。

鄧中夏便是其中以實際行動踐行入黨誓言的杰出代表之一。1922年7月，鄧中夏在中共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后嚴格遵守並踐行黨的二大宣言和章程。1931年，由於受“左”傾錯誤路線的打擊，身為中共湘鄂西特委書記、紅二軍團政委的鄧中夏被撤掉全部職務，但他毫無怨言，堅定地執行黨的各項決定。

1933年5月15日，鄧中夏第四次被捕。在獄中，他義正辭嚴地對前來勸降的人說：“對我們來說，入獄、殺頭視如家常飯。”面對一次次酷刑，鄧中夏沒有向敵人透露一絲關於黨的秘密，同年9月21日，被敵人殺害於南京雨花台，年僅39歲。

“鄧中夏以身作則，嚴守黨的紀律和規定，用行動踐行黨的宗旨，維護了黨的章程的神聖尊嚴。”郭曉靜說。

固本——

牢牢守住黨的紀律這條生命線

紀律立黨，紀律興黨，紀律強黨。紀律這條生命線，始終貫穿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全部奮斗歷程——

在極為殘酷的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特別注重加強革命隊伍的紀律教育，為贏得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堅實基礎。從黨的三大到黨的七大的22年間，中國共產黨從隻有420名黨員發展為擁有121萬名黨員，離不開嚴明的紀律。毛澤東同志指出，“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他用生動比喻強調“鐵紀”的重要性：“身為黨員，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說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

在和平建設年代，紀律嚴明同樣是我們黨取得新勝利、開創新事業的重要條件。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對執政條件下如何繼續嚴明紀律、保持黨員干部清正廉潔本色作出了積極探索。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時期，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呢？一靠理想，二靠紀律。”伴隨著撥亂反正工作的開展，黨的紀律建設組織系統得以恢復並不斷發展。

“一個政黨，不嚴明政治紀律，就會分崩離析。”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守護紀律生命線、從嚴管黨治黨，旗幟鮮明，態度堅決。

2012年12月4日，黨的十八大閉幕不到一個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吹響了作風建設的集結號，發出了全面從嚴治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動員令。

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黨的紀律建設納入黨的建設總體布局，作為全面從嚴治黨治本之策，從遵守和維護黨章入手，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帶動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全面從嚴，有力推動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向縱深發展。

從石庫門到天安門，從興業路到復興路，歷史反復昭示：什麼時候黨的紀律嚴明，黨的戰斗力就會增強，黨的事業就會蓬勃發展﹔什麼時候黨的紀律鬆弛，黨的戰斗力就會削弱，黨的事業就會遭受挫折。

“對我們這樣一個大黨來說，紀律嚴明是黨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這是我們黨百余年奮斗歷史反復証明的道理。”張玉菡說。

新時代新征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同樣要靠鐵的紀律來保駕護航。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回望黨的初生宣言，更能深刻體悟：紀律嚴明，是我們黨與生俱來的紅色基因，也是我們應對風險挑戰、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保障。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2026年05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