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110天的“得意之筆”

1935年1月，紅軍離開遵義，移師北上，毛澤東開始指揮千軍萬馬。

但他的復出，卻不是“一戰封神”。毛澤東指揮打的第一仗土城戰役，失利了。

行一棋不足以見智，聽一曲不足以知音。土城失利引發的四渡赤水，使毛澤東獲得“用兵如神”的美譽。他自己后來也說，四渡赤水是其軍事生涯的“得意之筆”。

遵義會議期間，蔣介石部署40萬兵力，四面合圍，企圖將隻有3萬多兵力的中央紅軍，圍殲於川黔滇交界的狹小區域。從1月19日離開貴州北部遵義，到5月9日從雲南北邊渡過金沙江進入四川最南端，從而擺脫強大敵軍的圍追堵截，是中央紅軍擺脫敵軍圍追堵截驚心動魄的110天，也是考驗毛澤東到底“行不行”的110天，更是紅軍官兵最終“信不信”毛澤東的110天。毛澤東再次証明自己，是從四渡赤水開始的。

要把四渡赤水的過程講清楚很難。如果你手頭有地圖，你會看到，南北流向的赤水河，就在貴州的西北角和四川的東南角交界的地方。所謂四渡赤水，就是紅軍穿插於幾十萬敵軍的縫隙之間，在赤水河東西兩岸“莫名其妙”地來回跑了四趟，搞得國民黨軍隊有些暈頭暈腦。

遵義會議以后，紅軍打算從赤水河東岸一個叫土城的地方往北渡過長江到四川去，結果，在土城遭川軍阻擊，由於情報失誤，敵人越打越多。這一仗打得很苦，連紅軍總司令朱德和被稱為“御林軍”的陳賡干部團，都沖到了前線。不到萬分危急，何至於此？

如果按湘江戰役的打法，犧牲再多，也要死打硬拼沖過去按原定計劃北渡長江。可毛澤東偏不！他盯著地圖思考，發現北邊、東邊和南邊都有敵人，西邊暫時還有活動空間。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嘛！只要渡過赤水河就可以保存部隊。於是，果斷決策，放棄北渡長江計劃，迅速撤出戰斗，西渡赤水河。這就是一渡赤水。

精彩的故事，就發生在被迫一渡之后。

紅軍進入雲南的扎西地區，可還沒站穩腳跟，北邊的川軍和南邊的滇軍對沖夾擊而來。怎樣才能沖出重圍呢？毛澤東提出一個建議：現在南北都有敵人夾擊，再往西還有敵人在堵截，他們的勁兒都鉚得足足的，都認定我們定然會往西進，去搶渡橫江、金沙江！回看東邊近處，有一個不經打的王家烈黔軍，且毫無准備。何不掉頭殺個回馬槍，二渡赤水，再佔遵義。

這不是走回頭路麼，何況紅軍官兵也沒有心理准備！只要能夠掌握戰場主動，走回頭路算什麼，我軍沒有心理准備，那更好，敵軍豈不是更沒有准備。只要行動迅速，出其不意，或可騰挪出生存空間。有人說，這就像踢足球，對方看你帶球向球門沖去，自然要迅速跑位在前面和左右兩側堵絆，想不到你卻突然掉頭回沖，先讓對方傻一傻眼再說。

這個建議讓中央紅軍的作戰行動從被動轉入主動，看起來一盤戰場死棋，開始盤活！大家同意后，2月11日，中央紅軍離開雲南威信，趕往川黔交界的太平渡和二郎灘東渡赤水。這就是二渡赤水。

二渡赤水后的紅軍，在遵義附近的婁山關打了一場硬仗，干掉黔軍的有生力量，還把不明就裡的國民黨中央軍一口氣往南趕回到烏江對岸。這是長征以來取得的第一次大勝仗，極大地鼓舞了士氣。紅軍再次進入遵義城，回到了一個月前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地方。

這番操作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他判斷，紅軍西去東返的目的，無非是想著法子要北渡長江進入四川，同紅四方面軍會合。於是，3月2日蔣介石“臨時變更行程啟程赴川”坐鎮指揮。這時候，他已經知道紅軍打仗的風格和此前大不一樣，紅軍的指揮者換了人，毛澤東顯然重掌兵權，從井岡山開始的“朱毛”紅軍的打法又回來了。

蔣介石謹慎起來，於是，他再搬故伎，決定把堡壘主義和重點進攻結合起來，像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那樣，四面圍困紅軍，然后把紅軍聚殲於遵義和鴨溪地區。這招看起來還真的有些管用。為了調敵，毛澤東讓紅軍攻打魯班場國民黨中央軍，可對方硬是堅守不出，決不出來野戰，反正我就堵在這裡，憋得你進退兩難就行。與此同時，蔣介石還讓一些部隊開始在紅軍東邊修筑碉堡，防止紅軍從東邊突出進入湖南。

40來萬敵軍陸續趕來圍困，3萬左右紅軍的活動空間越來越狹小，駐留原地已經尋不到戰機。毛澤東再次把目光投向赤水河的西邊。他下令迅速撤離魯班場戰場，趁敵軍以為紅軍是佯裝撤退而不敢追擊之時，於3月16日晚上，率紅軍突然從東往西，三渡赤水，進入川南古藺、敘永一帶。

聚集黔北的各路國民黨軍隊，一下子失去了目標。蔣介石也愣住了，不知道紅軍的真實意圖究竟是要往哪裡去。既無定算，還是四面圍困吧。於是，蔣介石迅速重新調動軍隊，讓各路人馬趕快一路跟著向西，還想復制碉堡戰術，把紅軍困在川南。當然，他最擔心的還是紅軍重入川南后，會不會再次尋機北渡長江。

讓蔣介石想不到的是，在毛澤東的戰略構想中，三渡赤水根本不是為了北渡長江，更不會在赤水河西邊尋求戰機，只是虛晃一槍，目的是把敵軍調往赤水河西邊的川南一帶，再予擺脫。更顯此番妙意的是，在三渡赤水的時候，毛澤東就留下一些紅軍去看護二渡赤水的二郎灘、太平渡兩個渡口，准備著來一個回馬槍。

果然，三渡赤水后走了一小段路，毛澤東就讓部隊停下腳步，並讓紅軍的電台全部靜默，隱藏行蹤，悄悄地等著敵軍西進。而敵軍確也老老實實地、呼啦啦地往西邊沖來。毛澤東看著差不多了，在3月21日晚上，率領紅軍在敵軍的縫隙處立刻掉頭向東，從上次東渡時的二郎灘、太平渡兩個渡口再次越過赤水河，進入黔北。這就是四渡赤水。

但故事還沒有完。嚴格說來，四渡赤水和緊接著的“烏江天險重飛渡”“調虎離山襲金沙”，是一個完整過程，加起來是“六渡”。

蔣介石覺得殲滅紅軍的關鍵還是在貴州，於3月24日從重慶飛到貴陽坐鎮指揮。他篤定紅軍四渡赤水后無非兩個戰略方向，一是按原計劃北上入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二是東進返回湖南與賀龍的紅二、六軍團會合。

好吧，有這樣的預判，毛澤東干脆就一一滿足。四渡赤水后，你不是覺得我可能要北上入川嗎，那紅軍就往北走點路吧，於是讓羅炳輝率紅九軍團，打著紅旗大張旗鼓往北進發，擺出北上入川勢不可擋的架勢。這操作，印証了蔣介石的預判，給他帶來不錯的“情緒價值”，敵軍自然也迅速跟進北上。想不到，紅軍主力剛往北走了一點，突然掉頭南下，於3月31日迅速渡過烏江，往貴陽方向奔來了。

這算是什麼招術呀！要知道，貴陽周圍的國民黨兵力已十分空虛，蔣介石本人正在貴陽督戰呢。在蔣介石有些慌亂的時候，毛澤東又送來一正一反的兩種“情緒價值”。

你不是還預判紅軍南渡烏江后可能會東進湖南，與賀龍的紅二、六軍團會合嗎？好，我再次滿足你。毛澤東派一部紅軍在東邊大張旗鼓地活動，似乎真的要東進湖南了。蔣介石對自己的預判，果然有了些底氣。與此同時，紅軍又派當地的地下黨員潛入貴陽城裡撒傳單，說紅軍馬上要攻打貴陽了。恰好，在貴陽附近的機場邊上，還響起了槍聲，給身處貴陽而兵力空虛的蔣介石帶來極大的負面情緒。他坐不住了，怎麼辦？情急之下，趕緊把在西邊金沙江一線防堵紅軍的滇軍部隊，東調貴陽“勤王護駕”。這樣一來，西邊金沙江一帶門戶洞開。待雲南軍隊日夜兼程奔貴陽而來的時候，紅軍突然繞過貴陽向西而行，進入雲南。這架勢，好像又要奔著昆明而去，搞得“雲南王”龍雲也緊張起來。結果，紅軍往西直奔昆明北邊的綠勸縣，在金沙江皎平渡於5月9日全部渡江而去，北入四川最南端的會理一帶。

從此，中央紅軍算是跳出包圍圈，徹底擺脫長征以來幾十萬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軍的圍追堵截。據說，追擊紅軍的敵軍將領趕到皎平渡的時候，隻撿到幾隻紅軍丟棄的破草鞋。

對毛澤東來說，在充滿命運感的110天裡，他創造了戰爭史上的“六渡”傳奇。

這“六渡”傳奇，妙在何處？妙在根據戰場態勢的瞬息變化，採取高度機動的運動戰方針，指揮中央紅軍巧妙地穿插於敵軍重兵集團之間，縱橫馳騁於川黔滇邊境交界地區，積極尋找戰機，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有效地調動和殲滅敵人，終於逆風翻盤，絕處逢生，成就毛澤東軍事生涯的“得意之筆”。

這得意之筆，妙在何處？妙在明確的目標感、方向感和果斷靈活的游移變化相結合。目的就是鑽出包圍圈，只要能夠跳出去，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是合理的。無論是四渡赤水還是南渡烏江和搶渡金沙，紅軍的所有打法，大體都是為實現遵義會議決定的北入四川戰略方針。川南的長江渡不成，我就渡滇北的金沙江﹔巧家渡過不了金沙江，我就從皎平渡過金沙江。在打法上，毛澤東要的不是魚死網破，而是魚躍龍門。或聲東擊西，或指北打南，或調虎離山，或不動應變，哪怕三十五計都用完了，還有一計“走為上”。

毛澤東多次講：打仗的事怎能照書本去打呢？你看的兵書，敵人比你更熟悉，關鍵在靈機一動。游擊戰和運動戰，妙在處理好動與不動的辯証法。我一動，敵人不得不動，待敵軍剛布好陣勢，我又大踏步轉移。敵軍看我，扑朔迷離，處處被動。戰爭在這裡進入了一種化境。

根本上說來，這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落實在戰術上，就是以我為主調動敵軍，尋找戰機﹔就是毛澤東后來經常說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四渡赤水的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動而渡。“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調敵，找縫隙跳出去。拿破侖說過：誰錯誤犯得最少，誰就是最杰出的將軍。所有“六渡”，都是讓對手作出錯誤判斷。對手犯錯，我就有機會——這是戰場上的鐵律！

今天看這“六渡”傳奇，你會發現，駕馭和創造這場戰爭傳奇的人，是多麼了不起。如果你是“鍵盤俠”式的戰爭迷，那是沒有心理壓力的，因為無論勝敗，都不過是心理體驗，無非是在敲擊鍵盤的剎那間是對還是錯，心裡爽不爽。

91年前的“六渡”傳奇就不一樣了。它有實實在在的殘酷環境逼迫和刻不容緩的決策考驗，而你又沒有任何借口從容計議或從長計議，來爭取事緩則圓。戰機稍縱即逝，你必須當機立斷，而任何決斷又不可能萬無一失。一個決策下去，要麼逃出生天，要麼尸橫遍野﹔要麼成為天才，要麼成為笑話。

這需要何等智慧、機敏、果斷和勇氣，才能承擔起這麼大的決策壓力。老話講，事到萬難須放膽。清末軍事家胡林翼也說過，兵事怕不得許多，算到五六分，就可放膽放手。這就叫膽略。沒有膽略就沒有機動和主動的選擇和決策。沒有膽略，就搶不到先機，再好的戰機都會跑掉。毛澤東和紅軍領導層真是不易呵！他們是在絕境中創造和運用“刀尖上的哲學”。

毛澤東用膽略和責任心、使命感証明了自己，証明遵義會議沒有白開，証明大家選他出來指揮是對的，証明遵義會議的命運轉折，確實帶來今非昔比的成效。

（作者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會長，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新湘評論》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