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捷徑：“文件”式易得史料背后的黨史研究

時有耳聞——黨史學界的三五同道抱怨，說是黨史研究領域不易進入，因為能夠被研究的領域大多已被行家們做盡，大量學術問題很難有再次突破的余地，因而即便懷抱學術興趣而介入，要產出具有真正學術價值的新成果，幾乎讓人欲窮思而憔悴畢現。如此尷尬的進退境況，詢問為何如此、緣由何在，居多的理由居然集中在因找不到為我所用的史料，大有無米之炊難為婦之嘆。縱觀已有的中共黨史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挖掘或使用史料的技法也層出不窮。可是，盡管研究地盤已擠滿了學術競技者，但這並不意味著研究車馬已無馳騁空間。其實，即便是老生常談的領域，還是有許多史料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尤其是在易得史料的再度開發和再度利用上，還存在或者簡單棄之，或者不經意被忽略掉，或者誤認為已無繼續使用的價值，或者更多的是發覺不了其中的論題等等一系列問題和不足。為此，筆者不妨淺議一二，以見易得史料之可珍可寶。

一、易得史料在黨史研究中的基礎價值

“易得史料”之說法，並非史料學教科書裡關於史料分類的專業用語，在這裡只是俗稱，指的是從事研究過程中相對容易獲得的史料，也可指搜尋及儲備較為便利的史料。泛泛地說，易得史料或者還可以指習慣上常言的基礎史料，盡管二者並非可以等同視之，因為即便史料是基礎性的，也未必一定是易得的，反之亦然。當今資訊發展迅速，史料數據庫建設與利用日趨發達，但紙本印制的史料仍然是目前研究最可依賴的類型。此處所說的易得史料，指的就是這類史料。紙質易得史料通常都是經過收集整理、公開出版的史料。據此而言，凡是經過整理校訂並由國家出版單位正規出版的黨史史料，大致可稱之為易得史料，其中當然也包括影印史料。至於個人是否有足夠的財力購置，情況就比較復雜，但不能因無力購置就不將其視為易得史料。當然，易得史料之於身處不同行政區域、不同級別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來說，是否能夠便捷獲取，同樣情況復雜，但也不能因此否認易得史料在研究上的基礎性質。黨史研究中的易得史料最大的特征，還在於這種史料承載的是黨史最基本的整體面貌，再也沒有比這類史料更基本的了。這種史料是每一位從事黨史研究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不能不時常使用的，案上未備或心中無視這種易得史料的存在，便幾乎無法從事黨史研究。

或許有人可能質疑，從易得史料入手從事黨史研究，會不會是一種做學問的討巧，或者是一種希圖從中找到研究的捷徑。實際上並非如此。相反，利用易得史料從事黨史研究，不但是最基本的學術功夫，而且可以從易得史料中發現新的學術問題，假如積累充盈加上學識練達，或許還可以形成新的學術增長點。但是，易得史料蘊含的這種研究“便利”價值，卻時常不被未識者所青睞，反而可能因“易得”被棄之如敝屣﹔或者可能亦有識者，日常研究多見常見這些易得史料，長年沉浸其中，反倒形成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的漠視。無論出於何種情況，在黨史研究中，有意無意忽略易得史料的述史功能，往往會帶來研究上的某些缺陷，舉其大端者略有：其一，易得史料大多屬於反映黨史基本面的史料，忽略承載基本面史料的支撐，述史鏈條就難免存在脫離基本史事的可能﹔其二，易得史料記錄下的黨史發展脈絡，大多是呈現黨史總體發展的材料，忽視這些材料的述史功能，不可避免會致使黨史的整體性特征無法彰顯﹔其三，易得史料大多保留的是中共作為政黨在政治層面的文獻，地方性微觀史料通常較為鮮見，因此以地方性微觀史料作個案研究，如果撇開對易得史料的總體把握，個案史研究往往成為“孤史”，無法說明帶有普遍價值的黨史發展趨勢﹔其四，現有易得史料保有量巨大，尚存可挖掘利用的巨大空間，忽視這些史料的使用價值，往往無法細讀出此中潛藏的與特定黨史研究相關的內在邏輯關系，導致特定黨史研究也無法深入推進。總而言之，易得史料在黨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是其他類型如基層檔案史料所無法替代的，更是撰述黨史整體面貌不能不絕對依靠的基礎性史料。

過往那種“以論代史”的述史方式，為了遷就觀點而忽視易得史料的基礎性功能暫且不論，就是在目前一些情況下，有些研究者為了尋求新的學術發現，往往會誤解易得史料的利用價值。這種現象顯然是對易得史料不可替代的述史功能的無意識。無可懷疑，一切黨史史料（易得史料是主體）是過往黨史變遷軌跡的承載體，它們對於黨史研究是基礎性的前提，這是不言而喻的常識。僅僅相對而言——因為還有理論與闡釋，在黨史撰述的本意上，唯有黨史的史料能夠記錄黨史、敘述黨史與重現黨史。黨史史料是決定黨史研究能否展開的鑰匙，開啟黨史研究的大門取決於史料這把鑰匙的有無——至於如何旋轉鑰匙則是另一道工序。就一般性的史料述史功用與証史功能而言，中西史界所見繁復無比，灼見累累。在中國，遠如孔子說：“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近如梁啟超說：“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傳統史學注重史料的精神和近代新史學注重史料的統緒，至今依舊可以警醒我們：應當從包括以易得史料為主體的一切史料出發，才能夠將黨史研究推向高水准的學術之林。

黨史研究所仰賴的史料類型各式各樣，因研究領域的不同而存在取舍的選擇差異，往往因人因地因事而異。但作為黨史研究的最基本史料，易得史料是任何領域的黨史研究都不可無視或忽略的。晚近以來，經過相關研究機構、研究團隊乃至研究者個人的旁搜博採、拾掇考校，已公開出版了一系列與黨史研究相關的基礎性易得史料，可謂蔚為大觀。例如，從黨史的整體性層面上看，對中共整體史研究以及對整體史中包含的個別歷史事例的研究，成套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年7月至1949年9月）全18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全50冊，從《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到《二十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等，幾乎攬括了中國共產黨百余年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基礎性文獻資料，都是絕對不可或缺的易得史料。認真講究起來，地方性黨史資料尤其是各區域根據地革命史資料、各種專題性黨史資料等，只是黨史整體框架下的個別史資料，它們是整體性黨史的地方性、個別性的史料承載。依靠這些史料展開的相關黨史研究，對呈現和理解整體性黨史意義巨大，但無論如何都無法替代整體性的黨史研究。因此，以上所列黨史“文獻選編”，就是黨史研究所應依賴的基礎性憑據，在一定意義上是黨史研究中最易得的“元史料”。這些“元史料”包含了中共在各個歷史時期各種重要的決議、報告、宣言、紀要、通告、指示等政治文件。無可置疑，以“文件”文本形式存在的史料，比照其他文獻史料而言，相對更具有嚴肅性、權威性、可靠性等特征，可被視為最忠實記錄黨史的史料。這種“文件”式易得史料，一是記錄史事的既成史料存在，無論其中存在何種程度的與真實史事關系的張力，它們都能夠為黨史研究提供述史的權威性依據﹔二是它們具有記述史事存在狀態的功能，其蘊含的記述內容本身就是歷史，也是對已發生過的歷史遺存的真實（文字意義上的）承載，具有相當程度的可靠性。顯而易見，對於今天從事黨史研究的人來說，這些以“文件”文本形式存在的易得史料，恰恰記錄的就是中共在不同歷史節點和歷史過程中的政治行為。可以毫無顧慮地說，黨史研究隻有充分利用這些“文件”式的易得史料，才能夠從歷史基礎層面再現中共歷史的真實面貌。

“文件”式易得史料反映的是大層面史事，但在黨史研究中，不應因此將其簡單視作某種具體研究的“歷史背景”材料，因為“文件”式易得史料記錄的曾經發生的一切史事自身就構成歷史。雖然史家會嚴正地指出，未經史家整理及其書寫的易得史料，尚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黨史，因為易得史料不會自動“說話”，不會自動敘述黨史。此說固然不誤，但即便如此，易得史料本身蘊含的史事要素，潛在地統攝著黨史變遷的發展方向。就以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這個歷史行為主體為例，除中共一大保留的史料存在某種缺失外，從中共二大直至其后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史料，基本可以從“文件”式易得史料中梳理出軌跡可尋的歷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會議召開、會議組織、會議人事、會議報告等所有會議史事的連續性系列。這個連續性系列就是最高層級的宏觀性史事，而由會后各地貫徹執行延伸出來的一系列活動，則屬於地方性史事，通常可視為微觀個案性史事。研究與“全國代表大會”相關聯的地方性個案事例，就歷史鏈條的連續性而論，易得史料所統攝的宏觀史事，不應當簡單成為地方性個案事例發生變化的“歷史背景”，而是應當融入其中，成為地方性個案事例發生變化的有機組成部分。顯然，“文件”式易得史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黨史研究尤其是各種具體黨史研究不可缺失的核心史料。

實際上，“文件”式易得史料所記錄的宏觀層面史事，與由此延伸的下一級中觀或微觀的史事之間，存在著一種史事關聯性張力，其中時間的跨越、地理的差距、人事的交錯、語言的傳遞等，盡管存在著不可避免的歷史時空的非同步性，但並不能因此將前者簡單地置放於后者的“歷史背景”位置上，因為二者原本就是同源同根的史事存在。遺憾的是，在黨史研究領域，忽視如上“關聯性張力”的現象並非個別存在，在已有可見的研究實踐中——諸多著述或期刊論文乃至學位論文中，往往經意或不經意地復制了“歷史背景”模式。揆之原因，至少是對“文件”式易得史料在述史功能上的統攝性作用認知不到位。因此，在所有的黨史研究中，有必要甚至不能不將“文件”式易得史料置於史料最高層面來加以定位和認識。

二、在易得史料中發現學術增長點

黨史研究的史料來源具有廣泛的空間，當然並不僅僅也不可能局限於上述文件選集、匯編，況且易得史料尚有其他諸多類型。此處所議，僅從“文件”形式存在的易得史料角度出發，討論如何對待這類史料的問題。“文件”式易得史料既為基礎性且易得，以至於得到絕大多數研究者的普遍使用，人們因此習以為常而不覺其可珍，於是形成了一種假象，以為這類易得史料已無再可挖掘與利用的空間，導致其中的利用價值被不同程度地簡單忽略。這種簡單忽略，並不見得能夠顯示稀罕或偏僻史料的獨特價值——因為稀罕或偏僻史料需要與“文件”式易得史料互為關聯，才能夠自証價值﹔也不意味著稀罕或偏僻史料更優於易得史料的史學功能——因為能夠在黨史研究中發揮整體史研究作用的恰恰是以“文件”形式存在的易得史料。盡管難得的稀罕或偏僻史料能夠發掘新的學術問題，只要學術致思路數得當，應該都會有或多或少的收獲。但是，在大量“文件”式易得史料中，同樣可以發現新的學術問題，並且很大程度上是黨史研究中的基礎性問題，而這種基礎性問題應當是作為黨史本真面貌所當得到深入研究的問題。

肯定有人會認為，黨史研究應當放寬史料收集與利用的視野，不應僅僅局限於“文件”式易得史料，這種見識隻有在黨史研究的特定視域下才是正確的。“文件”式易得史料無論如何都是黨史研究的第一層面史料，放寬視野所獲的其他類型史料，尤其是地方性的史料諸如地方檔案，則是對黨史整體結構研究深度與厚度的進一步加持，在學術探索的作用上當然十分要緊。問題在於，即便如何放寬史料運用視野，基礎性易得史料不但是黨史研究應當首先考慮的史料來源，而且能夠成為黨史研究在其中發現新問題的淵藪。

在“文件”式易得史料中捕捉新的學術問題或史事目標亦即發現新的學術增長點，研究者首先最起碼要有感受易得史料所蘊含的豐富史事的能力。當然，“感受”僅是初步進入史料記述史事場域的門檻，要在史料記述史事場域中延伸乃至發現有價值的“獵物”，研究者不能不養成洞徹史料背后特定史事的辨史慧眼。這個道理，唐代史家劉知幾已說過：“史傳為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古訓啟示對於黨史研究同樣適合，對於長期從事黨史專業研究且富有經驗的研究者來說，恐怕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切身體會。

在“文件”式易得史料中發現新的學術增長點，研究者還要有能夠通盤把握易得史料遺存的特定語境的能力，這是一種“會通”的能力。所謂的特定語境，指的就是史料形成以及記錄時的歷史環境，還有史料記錄的史事與史事之間的復雜關系。曩昔史家有言：“史料審定后，再據以歸納或推尋一種歷史發生的原因，及它自身受社會與時代影響、演化變遷的種種關系。這種綜合觀察史事進化的方法，也即是尋源的方法。”通盤把握黨史“文件”式易得史料中各種史事的關聯性，就是要在史料遺存的特定語境中，搜尋史料記述的史事變遷邏輯，從中辨識與抽取某個特定歷史問題的發展鏈條，以便研究其中的因果關系。“辨識”是對史料可靠性的考索，“抽取”是對史料的合理性選擇，史家對此也有一說：“構成歷史學對象的是問題，它在一個由事實和可獲得資料組成的無限世界裡進行前所未有的切割剪裁。”總的說來，養成通盤把握史料的“會通”能力，是充分挖掘與利用黨史“文件”式易得史料的基本功，對這種能力應當具備何種素養，晚近史家的經驗有如下的體悟：其一，應注意各種單體事實如何連貫﹔其二，應注意就事實自身的因果關系敘述事實﹔其三，應明白史事的關系須注意心理方面的因子﹔其四，應明白一種史事的關系須注意物質方面的因子﹔其五，應明白一種史事的關系須注意文化方面的因子。這幾方面只是理論層面的提示，在研究實踐上則應當依據具體問題而有所取舍。

在黨史的史料把握上，無論深入洞徹抑或通盤會通，都有必要對“文件”式易得史料進行深耕細讀，在此基礎上對所研究的問題進行恰當的史料利用。把握這種史學研究技藝似乎並不十分困難，困難的是如何從易得史料中發現可供研究的問題，茲舉一例以資說明。對於中共二大召開的論述，歷來的關注點大多集中在強調中共第一次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等問題上。從大歷史觀角度觀之，討論中共民主革命政治理論的早期生成，不能不從“綱領”一類史料層面展開。就中共二大“綱領”的政治性文件而言，應當就是會議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下文簡稱“宣言”）。這個史料文本在各種黨史文獻匯編中大多收入，利用起來十分方便。因為常見，看上去再對其進行研究，似乎從學術上開出新的空間並不太大。但是，即便是這種常見且易得的史料，仔細分析也尚有諸多新問題可供重新探討。中共二大制定的這份“宣言”共分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列數點。此處就拿第一部分說事，這一部分標題為“國際帝國主義宰制下之中國”。從論述意圖上說，回溯晚清以來國勢陵夷的歷史，顯然是為了論証中共推進民主革命的理由，這種理由是依據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而確定的。恰恰有學術意味的是，假如將相關“文件”論及的國際因素置於中國近代史層面上進行觀察，則可以將其完整論述視為中共政黨視角下的中外關系史，或者視為中共解釋的近代以來帝國主義侵華史。這種述史意識至今似乎並沒有得到詳盡的學理解釋，而這正是拓展黨史研究別樣空間的可為領域。

如若試圖在近代中外關系史視域下，詳盡解釋“宣言”所列的近代以來發生且影響深遠的種種事件，將其梳理為具有內在邏輯關系的歷史鏈條，則將成為一部由中共首創的近代歷史書寫，亦即一部極簡提綱式的中國近代史——中共書寫的近代史，而非其他著者的近代史書寫。“宣言”對清末中西關系史的考察后指出：“帝國主義的列強歷來侵略中國的進程，最足表現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本相。”這種“本相”的事例體現，“宣言”按時序列出諸種關鍵性節點。其中，近代西方列強侵華史的起點定格在“1839年”而非日后的“1840年”，因為這一年英國在中國南面廣東等處販賣鴉片，引發與清廷官員的糾纏與沖突，英軍開始以武力抗拒清廷的禁煙，“九月，英兵船開炮挑舋，林則徐命反攻，毀其數船”。自此以后的一系列事件，皆由此而起，一直到中共創建為止，“帝國主義的列強在這八十年侵略中國時期之內，中國已是事實上變成他們共同的殖民地了”。在這80年間，中國喪失了邊疆、島嶼、口岸等諸多領域的主權，伴隨而來的是國家經濟命脈被剝奪，“宣言”羅列出諸如鐵路、商輪、郵電、礦山、商埠、銀行等行業大多為列強所把持。綜合而論，“宣言”涉及國家主權、經濟產業、商品貿易、金融關稅、軍隊武裝等一系列問題，再將這些問題與軍閥政治問題、階級統治問題、社會矛盾問題等國內政治格局聯結在一塊，就形成了一部要點式的中國近代史。在這部“要點式中國近代史”的易得史料中，顯然可以延伸出諸多黨史研究的新論題，因為其中的諸種政治現象，都與中共面對的現實政治相關，這些政治現象到底是如何左右中共對於政治局勢的判斷，由此而制定的政治策略又是如何形成的，都是在黨史研究中不能不追問的基礎歷史問題。

中共二大“宣言”書寫的“要點式中國近代史”，史料雖然易得，但並不意味著研究就可以止於已有提示。在黨史研究中，恰恰應當從這種易得史料中深入探討其中的學術史意義，因為在史書編纂史上，由中共政黨層面論述中國的近代史，此“要點式中國近代史”無疑是第一部，其中諸多史事提示及其政治功能，恐怕對日后中國近代史的史書編纂都有深刻的潛在影響，這難道不是新的學術問題麼？

三、易得史料與輔助史料的互証

黨史研究與其他類型的歷史研究乃至學界默認的中國革命史研究之間存在著某種差異。黨史研究的最大特征是將研究對象的“中共”作為歷史行為主體，其他任何史事——即便是“革命”的史事——都應當與中共這個歷史行為主體的活動具有相關性，否則就很難稱得上是學科范疇意義的黨史研究。既然如此，黨史研究必須把握中共作為一個政黨的整體歷史發展進程，而記錄這種整體史的主體或主流史料，無疑集中在記錄中共歷史行為主體的一系列相關“文件”式易得史料之中，而研究黨史不能不主要依賴這些公開出版的易得“文件”史料。

但是，顯而易見，黨史研究如若僅僅局限於依賴“文件”式易得史料，恐怕無法盡繪黨史曲折發展的豐腴面相。因此，在充分利用“文件”式易得史料的同時，搜尋輔助類史料以資佐証黨史的諸種特定史事，似乎是不可忽略的研究之法。運用此法之因，顯然是出於黨史發展變遷的復雜性，往往不由單獨史料所體現，況且還有“孤証不成史”的古訓在。近世史家陳恭祿說，歷史“事跡的發生、發展，往往牽涉的面廣，而又復雜，且經歷或長或短的時間，觀察不可能全面，只能各就所知的情節，寫成記載”。在黨史研究中，對那些蘊含復雜性、多重性、隱蔽性的史事進行研究，雖然基礎史料不能不來源於那些常用的易得史料，但這些史料大抵只能顯示所研究史事的顯性面貌，而在具體歷史情節的微觀經緯上，則需要其他輔助性史料的補充和加持，才能夠顯示歷史過程的潛在豐富性和相對完整性。因此，強調黨史研究在以“文件”式易得史料為基礎展開研究的同時，不能忽略輔助史料在研究上的解釋功能與互補作用。

當然，在具體的黨史研究過程中，易得史料與輔助史料的辯証關系存在兩種情況——有的研究以易得史料為主敘史料，輔助史料為佐証史料﹔有的研究以輔助史料為主敘史料，而易得史料則發揮宏觀輔助作用。即便是輔助史料，也存在易得與非易得之別。但就黨史研究而言，易得史料往往是在整體性層面上發揮效用的。研究中共作為一個政黨組織的歷史，不能不以政黨層面的易得史料作為主導性史料，而這種體現政黨歷史行為的主導性史料，大體上就是各種“文件”式易得史料。但在目前的黨史研究界，諸多研究者更傾向於“另辟蹊徑”，力求尋得地方性檔案史料或挖掘稀見的史事記錄史料，以為如此方可獲得新突破。這種觀念本無可厚非，畢竟檔案“新史料”、稀見“新史料”確實可以產出別樣的新成果。但是，即便如何“新”，它們都不能替代中共政黨層面上的“文件”式史料。因此，在述史意義上說，無論是地方性黨組織史料還是基層社會檔案類史料，看似史料記述的史事具有“新”面目，故而極易引人入學術之“局”，且常常致人忘乎此“局”與黨史整體性大局的關系。但隻需縱觀黨史整體進程，這些地方性或檔案類的史料，大多只能在中共“文件”式易得史料的運用過程中起到輔助性作用，盡管這種輔助性史料本身也能夠獨立構成自身的歷史，並且還可能發揮極具新穎性的述史作用。

因此，在黨史研究中強調輔助性史料的不可或缺性，是以黨史領域“文件”式易得史料為前提的，但如舍棄輔助性史料，整體性黨史面貌也可能罕暏其全，史料上的“主流”與“輔助”是雙方互為印証。從研究經驗上看，開發黨史“文件”式易得史料中的新問題，尚有十分可為的空間。茲舉一例以証此說。筆者曾以“文件”式易得史料為主料，作有《“時局”歷史中的中共早期政治主張》（《中共黨史研究》2021年第1期）一文，盡顯利用“文件”式易得史料與輔助性史料互為參証而展開黨史研究的便利。文中部分內容涉及“道威斯計劃”一事，可証此種“便利”。拙文之所以要討論“道威斯計劃”之事，並非因為黨史學界關注不多，而是因為有關此事的記載，就保留在“文件”式易得史料之中，有必要叩問它到底與中共此時的政治主張有何關系。經由對此時中共政治文獻的搜尋，以及與相關輔助性史料相佐証，發現此事與中共此時所處的政局變化之間存在深度關聯，故而逐步形成文中的具體史事書寫的想法。

中共自創建后到大革命失敗為止，共發表過七次針對“時局”的主張或宣言，但直接針對北洋軍閥政治統治的主要是前四次，“道威斯計劃”問題的提出就出現在第四次。1924年11月，中共在實現國共合作后，為了應對國家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機，呼吁召開“國民會議”，成立“臨時國民政府”，以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為此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之主張》，以表明對時局變化的政治立場。這份“文件”就是典型的易得史料，如果試圖從中深入分析中共對“道威斯計劃”的看法，就不能不依據這份易得“文件”記錄的信息進行考察。首當知曉的是，中共提出這一主張，正是國際國內政局的變化所致。此際中共所處的政治環境極為復雜，外有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凌，內有軍閥政治的鉗制。尤其是列強帶來中國政治不斷處於危機的局面，使中共意識到西方列強“集中當地軍閥之力，由經濟的支配權力，進而各造其自己支配的政治機關，實行分裂中國”。這份“文件”式易得史料記載了中共對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宰制中國的三種政策的分析，這三種政策就是“瓜分政策”“共管政策”“分立政策”。在這三種政策中，中共最在意的就是“分立政策”，因為這種政策是用“別有新而更毒的方式”宰制中國的政策。為何如此？“文件”式易得史料顯示，中共敏銳地發現，在此時的國際關系中，出現了一種“分立政策”名為“道威斯計劃”，而這個“計劃”如果被施用於中國，則有導致中國分裂的危險。

當然，從這份“文件”式易得史料中無法完全理解何謂“道威斯計劃”，因為其中並未作出過多詳細解釋，僅在三處揭示其對中國的危害性，分別是以美國為主的列強試圖“在華開國際會議討論施行於中國之一種道威斯計劃”，“道威斯計劃”意圖以“此種政治的分立，即是國家的民族的分裂，也即是帝國主義者瓜分中國的計劃之實現”，臨時國民政府“應杜絕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借口援助中國統一實行其道威斯計劃之陰謀”。然而，僅僅依靠這三條易得的史料，似乎並不足以深入解釋中共與“道威斯計劃”之間的內在緊張關系，更遑論深入分析中共為何如此關注這個“計劃”，這就需要尋求其他輔助性史料以協助解釋。

有關“道威斯計劃”問題的研究，晚近以來史學界已有某些研究，但有關中共與“道威斯計劃”關系的研究尚屬鮮見。因此，要仔細分析中共這份“文件”中提及的“道威斯計劃”問題，就有必要配以輔助性史料，進而獲得較為充分的理解。實際上，在中共發表上述主張之前，中共政治機關報《向導》就已對“道威斯計劃”展開評論。張太雷撰文指出：“道威斯計劃對於德國就是各帝國主義國共同管理德國。現在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亦將用同一樣的計劃。”這種計劃的手段，就是投資改造中國，“所謂投資改造中國者就是共管中國經濟”。另有評論聯系江浙戰爭，認為軍閥正是呼應了列強干涉中國的企圖，在戰爭結束后，“必然得由帝國主義召集所謂和平會議或其他方法，以宰制德國之道威斯計劃或類似的政策來宰制中國”。還有發自歐洲的評論信息揭露“道威斯計劃”的圖謀。如此等等，都是一些有助於理解中共對“道威斯計劃”所持態度的前期輔助性史料。

在梳理中共“文件”式易得史料過程中，還能夠發現其他可供解釋中共與“道威斯計劃”關系的相關史料，尤其是現已公開出版的中共早期政治活動家的文集。文集中相關史料的原始出處，大多發表在當時的報刊上，這些報刊現在多有影印本，其實也不難見，至於日后被收入文集，更是易見。無論出於何處，史料中涉及的“道威斯計劃”問題的相關記載與分析，既是易得史料，也可以視作輔助性史料，實際上是具有雙重特性的史料。這些保存有關“道威斯計劃”的史料顯示，中共關於時局的主張發布后，有關“道威斯計劃”問題迅速引起黨內的時評回應。這些時評對中共時局主張的配合，同樣是極具解釋價值的輔助性史料。1924年底，羅亦農在代表中共旅莫支部給中共中央的意見報告中，曾對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作出判斷，其中就提及“所謂道威士的共同侵略計劃仍醞釀著新的極大矛盾”。趙世炎撰文指出，“道威斯計劃”在世界格局中，隻不過反映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矛盾和斗爭”。林育南撰文總結1924年的反帝運動形勢，將“道威斯計劃”定位為美國在中國的掠奪圖謀。瞿秋白則全面分析了“道威斯計劃”在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博弈，強調該計劃不但針對德國乃至歐洲，是美國“實行干涉歐事的第一步”，而且覆蓋亞洲乃至非洲等地，是美國“攫得世界霸權”的手段。從這些時論史料中可以看出，中共政治活動家在理論上的相關論述，適時配合了中共有關時局的政治主張，既為中共對“道威斯計劃”的態度與立場作了政治解釋與理論宣傳，也為后世研究這個問題提供了輔助性支持。除了在黨史范圍內的輔助性史料外，對“道威斯計劃”問題的歷史考察，還可以從其他渠道如報刊的相關報道或記載中獲得支持，如《中外經濟周刊》1924年11月15日第88號刊出《道威斯計劃與德國賠款及鐵路之關系》，《申報》1924年10月12日第4版刊出《道威斯計劃之德國借款》，等等。當然，還有這個時期世界史方面的文獻史料可供查尋。這類輔助性史料的收集和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加深理解“道威斯計劃”出台的來龍去脈，更有助於理解該“計劃”被中共特別關注的中外因素及其緣由，由此提升黨史研究在學術上的廣度與高度。

以上僅是舉拙文事例說明問題，即便羅列了以己所見的輔助性史料，也是挂一漏萬，不足以言盡善。任何黨史研究都不應當抱有一網打盡史料的奢望，但起碼應當積累足以支撐研究的史料分量，而易得史料則是最便於獲得的基礎史料，不可輕易忽略。上文所述，其目的無非試圖印証，輔助性史料具有解釋中共“文件”式易得史料的功能，兩個方面的史料互証，可以釋放出黨史研究新的學術信息，同時顯示中共“文件”式史料在通常情況下雖然較易獲取，但要深入分析這種史料蘊含黨史變遷的復雜關系，也並非可以輕易實現，此中沒有終南捷徑可期待。

四、余論

談論一些研究淺見，絕對無意成為“指南”，只是個人的日常淺薄體會。現實的情況是，在黨史學界，有些研究者尤其是年輕研究者常有抱怨黨史研究不易有新的突破，因而往往顧慮不前。揣度其中緣由，據“抱怨者”的無奈訴說，黨史研究的諸多問題大多已被研究者“光顧”遍了，況且作為一門具有極高政治性的研究領域，能夠為其提供新史料的機會也極其有限，因而如何能再窮盡問題呢？其實，這種心態或學術困惑實屬正常，沒有什麼可值得揶揄的地方。但是，如果有志於此的話，那麼就不能不考慮如何進入這個嚴肅的學術殿堂。

具備學術含量的黨史研究成果，當然不是由史料堆砌而成，它應當既顯示歷史功能，也應當顯示政治功能，所謂“述往事，思來者”是也。能夠左右黨史研究順利展開的因素眾多，除了要有正確的歷史觀，具備強烈的史料意識，恐怕就是基本素養。通常情況下，基礎史料都屬於易得史料，黨史研究中的“文件”式易得史料，顯然構成黨史研究的基礎性史料。這種史料雖然已被研究者普遍利用，但仍然保有持續挖掘和利用的巨大空間，如能充分地擴展輔助性史料的配合和解釋，這些易得史料就可以呈現新的研究價值，產出新的研究成果。

一個嚴肅的黨史研究者，是否具備幾近天然養成的史料意識是一回事，是否能夠開拓黨史研究知識結構諸方面的能力又是一回事。即便是易得史料，也不是獲得了就一定能夠發揮研究作用，其中既需要研究者具有合理把握史料功用的技藝，也需要能夠將史料與問題意識結合起來，還需要有將這種結合轉化為黨史敘事的能力，故而黨史研究可謂一項匯集諸種要素的綜合性研究。清代史論家章學誠曾說，歷史研究者具備才、學、識之一種能力已屬不易，而要三個方面兼及，則更是困難。但歷史研究又不能不在這三個方面（實則還有“史德”）有所修養，不然無以為史，因為“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這一箴言在新時代的學術天地裡仍然適用。

（注釋從略）

（作者系福建農林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教授）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