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1923年6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當天，代表們來到廣州東郊黃花崗烈士陵園舉行悼念活動。在瞿秋白和張太雷的教唱下，《國際歌》鏗鏘有力的歌聲，猶如驚雷劃破漫漫長夜——“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自黨的三大開始，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會上奏唱《國際歌》逐漸成為慣例。“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的吶喊，道出了共產黨人對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堅定信心，指引著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戰勝艱難困苦，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理想擎起支柱，紀律凝聚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使命越光榮，奮斗目標越宏偉，執政環境越復雜，我們就越要增強憂患意識，越要從嚴治黨，使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20世紀20年代初，面對四分五裂的舊中國，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同國民黨的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大革命浪潮的考驗，讓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深刻地認識到，嚴密的組織、鐵的紀律、優良的作風是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革命運動堅強核心的重要條件和政治保障。

清醒——

“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歌曲唱出了中國人民“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共同願望。彼時，連年戰亂使得人民連起碼的生命財產也無法保障。一場變革現狀的大革命，成為中國社會廣泛階層的強烈共同需要。

1923年6月，黨的三大在廣州召開，會議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的重要任務。國共合作后，廣州成為全國革命力量的匯集中心，開創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

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欲革命成功，必須勢力集中行動一致，所以有賴於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黨來發號施令。在新的革命浪潮中，中國共產黨始終保持清醒，要求保持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堅決維護好黨的紀律。

在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內，一份手寫稿展品備受矚目。它是黨的三大通過的最重要文件——《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其中“時時警醒國民黨，勿為貪而狡的列強所愚”等表述展現了我們黨當時的清醒與冷靜。文件還明確，“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

黨的紀律建設的首要內容，就是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二大到四大黨章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是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常設機構和“最高機關”。黨的三大選舉產生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關於黨中央組織結構和工作制度的法規性文件，也是第一個建立黨內監督機制的文件，對中央領導機構體制、工作程序和監督等方面作出規定。

這部組織法涵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產生、地位、人員、分工及報告等多項內容，其中多條體現了嚴明的紀律性。比如，“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局之一切決定，以多數取決，但召集臨時全黨大會之議決，須以三分之二的多數取決”“會計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黨財政行政，並對於各區各地方及本黨一切機關之財政行政負責”。

事在地方，要在中央。黨的三大通過的一系列嚴格的規定顯示，黨從一開始就尤為強調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須在黨中央的領導和監督下開展工作。黨的三大之后，黨的各級組織服從中央決定，做了許多工作，使得國共合作步伐明顯加快，為大革命興起奠定了堅實基礎。

堅定——

“擴大黨的數量，實行民主的集權主義，鞏固黨的紀律”

我們黨歷來重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注重運用黨內法規制度管黨治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作為黨的紀律規矩的總源頭，黨的二大通過的黨的第一部章程，把“紀律”專列一章，三大黨章、四大黨章繼承這一點，並修訂完善。

黨的三大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把修改黨章的重點放在強化組織紀律、完善入黨手續等方面，細化了組織紀律的程序性規定，要求黨的中央機構帶頭執行組織紀律。

“嚴把黨員‘入口關’是本次修訂的鮮明特點。”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副館長李興國介紹，三大黨章提高了入黨介紹人的標准，黨員入黨須有正式入黨半年以上的兩名黨員介紹，介紹人對被介紹人承擔擔保責任，當黨員自請出黨時，由介紹人擔保其嚴守本黨一切秘密。由兩名正式黨員介紹入黨的做法一直延續至今，成為把好黨員質量的“第一道關口”。當時還確立了候補黨員制度，被介紹人需經過3個月（勞動者）或6個月（非勞動者）的“候補期”才能成為正式黨員，候補黨員義務與正式黨員完全一致。隨著黨員數量不斷增加，將黨員審批權下沉，修改為“經小組會議之通過，地方委員會之審查，區委員會之批准”。

為了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黨的四大以英文補習班名義召開，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扮演了英語老師的角色。開會時，20位代表擠坐在借來的椅子上。當聽到響鈴聲時，代表們趕緊拿起英文書，以作掩護。”中共四大紀念館黨支部副書記、宣教部主任丁曉介紹，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在艱苦又隱秘的狀態下，仍堅持不懈探索中國革命的前途。黨的四大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

黨的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完善黨的紀律規定，首次規定支部成立條件及其成員產生辦法，對黨的中央最高領導人的稱謂由“委員長”改為“總書記”，進一步細化黨費繳納標准，在“紀律”專章中新增一條。“這些修正和新增的內容反映出黨中央對組織建設的高度重視，對於后來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和政治規矩，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丁曉表示。

對於紀律的重要性，黨的四大通過的《對於組織問題之議決案》明確，要實現黨的任務，隻有“擴大黨的數量，實行民主的集權主義，鞏固黨的紀律”。而黨的紀律在當時最要緊的便是“黨員們受其所隸屬的區執行委員會、地方執行委員會及支部干事會的指揮”。大革命前后的多份文件都明確了紀律規矩。比如，此前黨的三大通過的《關於黨員入政界的決議案》規定，“凡黨員之行動帶有政治意義者，中央執行委員會有嚴重監督指導之權。黨員遇有不得已須在政界謀生活時，必須請求中央審查決定。”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我們黨歷來重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注重運用黨內法規制度從嚴管黨治黨。縱觀黨的百余年發展歷程，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始終與黨的奮斗歷程相伴相隨、與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同向同行。

堅決——

“如有此類行為者，務須不容情的洗刷出黨，不可令留存黨中”

紀律能否取得實效，關鍵取決於執行。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不僅制定了嚴格的組織制度和紀律規定，而且比較嚴格地執行這些紀律。無論革命形勢處於高潮或低潮，我們黨始終保持清醒，始終保持對紀律的嚴格堅守、對自身純潔的高要求。

“在帶頭遵守黨的紀律方面，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我們樹立了典范。”丁曉介紹，四大黨章規定“凡黨員離開其所在地時必須經該地方黨部許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黨部時必須向該黨部報到”。這一規定使黨員始終在黨的一個組織中工作，能夠經常參與黨組織的活動，也能經常接受黨組織的監督，強調了黨員應有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1925年8月，毛澤東同志組織韶山農民開展“平粜阻禁”運動，后被湖南省長電令逮捕。經湘潭、韶山黨組織和群眾幫助，他離開韶山來到長沙，立刻向中共湘區委員會報告韶山農民運動情況，同湘區委員會的同志交換意見。即使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時期，他仍堅持每到一處都主動與地方黨組織聯絡。

伴隨著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我們的黨員隊伍得到了蓬勃發展。黨在發展勢頭正好之時，切實嚴格執行黨的各項紀律，對不遵守各種紀律的黨組織和黨員，特別是貪污腐化分子，“如有此類行為者，務須不容情的洗刷出黨，不可令留存黨中，使黨腐化，且敗壞黨在群眾中的威望”。

1923年1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對一些違犯黨紀的黨員作出了開除黨籍等的決定：“郭平伯、郭寄生、周無為、張子余四人，執行大會決議，開除黨籍”“張紹康、陳天均已登報脫離，亦應開除”“胡鄂公在未能証明其確未幫忙賄選以前，仍舊停止出席小組會議”“熊得山、汪劍農因與胡有連帶關系，亦應同樣辦理”。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根據黨的章程規定開除違犯紀律的黨員和停止黨員參加會議的權利。

我們黨還開展了一系列嚴肅黨紀的斗爭，包括將公然聲明絕不受黨的羈束、不再履行黨的任務的中共一大代表陳公博和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不做黨的工作、公然散布對黨不滿的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開除出黨，充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嚴格執行和維護黨的紀律。

時間走過百余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中華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用嚴明的紀律管黨治黨，確保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前進，為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提供了堅強紀律保障。

202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雄壯的《國際歌》聲中圓滿結束。大會認為，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黨的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証。大會同意把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等內容寫入黨章。新征程上，必須進一步嚴明紀律規矩，確保全黨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令行禁止、步調一致，定能形成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動力和合力，創造出無愧時代、不負人民的新業績。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6年05月15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