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法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歷抗日戰爭錘煉的中國人民，更加堅定了對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的追求。在這場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戰爭中，中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隻有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才能真正實現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主張，代表了中國人民根本利益。

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為中華民族由近代以來陷入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確立了歷史轉折點。在敵我力量懸殊、環境極端艱難的情況下，中國依然取得了抗戰全面勝利，這和我們黨堅守群眾路線，緊緊依靠、廣泛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息息相關。這一時期，黨不斷深化對群眾路線的理論認識，建立廣闊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廣泛開展各類群眾運動，深深贏得人民擁護和支持，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依靠廣大群眾力量，團結抗日民眾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始終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要想取得抗戰勝利，就必須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團結一切抗日力量。

九一八事變后，我們黨領導的東北抗聯扎根白山黑水，深入發動群眾，組建農民自衛隊、青年義勇軍，長期堅持敵后抗日斗爭。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主張充分動員、組織和武裝群眾抗戰，堅定不移推動全民族堅持抗戰、團結、進步，使抗日戰爭成為真正的人民戰爭。在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上，我們黨正式確定了全面抗戰路線，制定並公布《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號召“全中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參加抗戰，實行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並要求共產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不放鬆一刻功夫、一個機會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

在全面抗戰路線指引下，八路軍、新四軍和我們黨領導的其他抗日武裝奔赴前線，既與國民黨軍隊協同作戰，又堅持獨立自主的抗日游擊戰爭，放手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開辟敵后戰場。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文章中系統論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和方針，著重強調“游擊戰爭不能一刻離開民眾，這是最基本的原則”。在此指導下，根據地軍民廣泛靈活開展伏擊戰、破襲戰、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游擊戰的戰術戰法，主力部隊、地方兵團、游擊隊、武工隊、民兵、兒童團等多種群眾武裝力量相互配合，將日本侵略者深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閉幕詞《愚公移山》中特別指出：“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抗戰期間，我們黨發揚民主精神，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充分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在根據地內，黨實行“三三制”政權政策，即在政府的人員分配上，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中間分子佔三分之一。同時，黨堅持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實行民主選舉，制定了《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陝甘寧邊區各級選舉委員會組織規程》等一系列的選舉法規。當時用黃豆作為選票開展“豆選”，每個候選人背對著選民而坐，老百姓願意投誰，就把豆子給誰。這些政策極大地提高了根據地人民的參政熱情，壯大了抗日的隊伍。

遵循群眾工作方法，切實服務群眾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的根本宗旨。抗戰時期，這一宗旨深入人心。黨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完善群眾工作方法，真心實意為群眾排憂解難，贏得了廣大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

蘇區時期，黨就認識到關心群眾生活對於密切黨群關系、宣傳黨的政策理念的重要性。面對抗戰期間的殘酷斗爭，黨依然堅持人民群眾利益至上，切切實實把服務人民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落腳點。毛澤東指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並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就目前陝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1939年11月，黨中央發出的《關於深入群眾工作的決定》，指出要認真地研究群眾生活、群眾情緒、群眾要求，在不同的環境、時間和具體口號之下，一步一步地組織、教育、領導他們改良生活，發動他們的積極性。

陝甘寧邊區土地貧瘠、經濟薄弱，加上日軍掃蕩、國民黨封鎖，1941年根據地陷入嚴重生存困境。黨中央號召邊區軍民廣泛開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模范帶頭，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生產熱潮，使得邊區的經濟財政狀況有了極大改觀，邊區軍民的生活有了明顯改善。在大生產運動中，涌現出一個個盡忠盡職、為民謀利的中國共產黨人，張思德就是其中一員。毛澤東在其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的演講，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號召黨員干部學習張思德同志生為人民利益而奮斗、死為人民利益而獻身的崇高精神。

在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中，黨始終堅持執政為民，許多工作都遵循群眾路線，如推行精兵簡政、勞動競賽、互助合作等。1943年6月，毛澤東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從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高度，對黨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進行了精辟概括。他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嚴格執行群眾紀律，發揚優良作風

中國共產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凝聚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抗戰時期，黨在艱苦的環境下依然高度重視和加強紀律建設，用鐵的紀律保障群眾路線落地，培育優良作風。

1933年9月，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獨立師在成立大會上發布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獨立師暫行規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武裝的第一部成文法規。短短20條軍規，規范了部隊作戰與生活的各個細節，其中就包括了“燒殺人民者槍決”“打罵人民者按情形輕重開除或警告”等多條群眾紀律，牢牢守護群眾利益。

全面抗戰爆發后，南方八省十四個地區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后抗日。部隊所到之處，嚴格執行“三不（不拉夫、不派款、不擾民）”紀律。同時，新四軍還對紅軍時期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進行了修改，制定了新的“三大紀律、六項要求和十項注意”，並頒布實施了《新四軍擁政愛民十大公約》。1939年5月，陳毅在《獻給良團全體同志》裡寫道：“我們的三大紀律十項注意是天經地義的。什麼東西可以變化，我們的紀律則是鐵的，必須遵守。我們的紀律是鐵的，同時是自覺的不依靠鞭打刑罰，依靠我們的自覺。”部隊還組織了專門的紀律檢查團和訪問團對部隊在宿營、行軍、作戰中執行群眾紀律的情況進行檢查整改。

嚴明的紀律樹立起人民軍隊良好形象，穩固軍民魚水情誼，對抗日根據地建設和鞏固軍民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很多百姓主動投身抗戰，在山間村庄設置敵情聯絡信號，及時傳遞戰事信息。聶榮臻回憶道：“人民充分發動起來之后，我們在群眾的海洋裡，是如魚得水，如虎添翼。而敵人呢？處處碰壁，處處困難，找不到向導，找不到糧食，找不到用具，想找一口鍋做飯也不容易，就像一個既聾又瞎的人墜入了深淵。人民這樣愛戴我們，這樣仇視敵人，日本侵略軍還有什麼辦法不失敗呢。”

抗戰勝利前夕，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明確將“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作為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劉少奇在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專門闡釋了黨的群眾路線，強調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指出我們黨之所以獲得偉大的成就，就“在於堅持地實行了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民族抗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法寶。人民群眾是戰爭勝利最深厚的偉力。抗戰時期我們黨堅持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廣泛發動全民抗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嚴格執行群眾紀律，取得了抗戰勝利。立足新時代新征程，我們必須更加緊緊依靠人民，把准人民脈搏、回應人民關切、體現人民願望、增進人民福祉，匯集全體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向前發展。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學院）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6年05月15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