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2026年05月18日  

編者按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哲學社會科學戰線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持“兩個結合”,扎實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推出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務了黨和國家工作大局。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大戰略任務。“5·17”重要講話發表10年來,相關學科和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極大增強了我們的學術自信與文化自信。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與文明交流互鑒有著怎樣的關系,它在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有著怎樣的實施路徑,取得成效后對於重塑和提升我國國際話語權又有哪些助益……本報約請三位專家學者分享學悟、實踐心得。

——————————

以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重塑國際話語權

■ 管永前

學科體系解決的是“有什麼”的問題,而話語體系解決的是“如何說”的問題。學科體系的完備只是“骨架”的搭建,話語體系的確立才是“靈魂”的生成。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哲學社會科學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明確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戰略任務。十年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不斷健全,研究隊伍不斷壯大,學術成果日益豐碩。然而,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是:在國際學術話語權層面,“西方主導、中國相對失語”的格局尚未根本改變。打破這一格局,需要深刻的學術自覺。這種自覺,既要解決“用什麼樣的理論解釋中國實踐”的方法論問題,也要回應中國學術如何為人類發展作出獨特貢獻的時代命題。

知識體系與話語權的內在關聯

哲學社會科學既是知識的生產體系,也是話語權力的建構場域。誰掌握了知識生產的標准、概念框架和理論范式,誰就掌握了定義“普遍性”的權力。長期以來,西方學術話語中的所謂“普世價值”“文明沖突”“歷史終結論”等論述,本質上是西方特定歷史經驗的“地方性知識”,卻被包裝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當這些概念被不加反思地用於解釋中國實踐時,削足適履便在所難免。

新中國成立七十余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中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中國式現代化走出了不同於西方的嶄新道路。然而,也出現了西方理論無法適應中國實踐、中國理論建設滯后於實踐探索的局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沒有主體性的學術,只能充當西方理論的“注腳”﹔沒有原創性的知識,無法支撐起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話語權。

因此,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不是學術上的“自娛自樂”,更不是簡單的“另起爐灶”,而是在尊重人類文明共同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能夠有效解釋中國實踐、回應人類共同問題的理論框架。這既是一項學術任務,更是一項政治使命。

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邏輯

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三個體現”的根本遵循:體現繼承性、民族性,體現原創性、時代性,體現系統性、專業性。這“三個體現”從不同維度揭示了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核心邏輯。

體現原創性、時代性,要求立足中國實踐提煉“標識性概念”。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脫貧攻堅、生態文明建設、全過程人民民主等偉大實踐,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重大理念,蘊含著豐富的理論資源。問題在於,這些實踐尚未被充分概念化、理論化,未能形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話語。自主知識體系建設,首先要以中國為“方法”,以中國實踐為“研究起點”,從中提煉出具有主體性和原創性的核心概念。

體現繼承性、民族性,要求以“兩個結合”打通古今中西。自主知識體系不是憑空創造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和治理智慧,“和而不同”“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等理念,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完全可以成為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重要資源。同時,我們也要以開放的心態借鑒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有益成果,做到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

體現系統性、專業性,要求變“解釋中國”為“重塑全球敘事”。長期以來,中國學者習慣於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這固然有其歷史原因,但僅止於此顯然不夠。自主知識體系的目標,不僅是解釋好中國,更要參與全球知識體系的建構,在氣候變化、全球治理、文明對話等人類共同問題上提出中國方案、發出中國聲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關懷人類、面向未來”,這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應有擔當。

多語種傳播的能力支撐

自主知識體系建設與國際傳播能力是一體兩面。再好的理論,如果無法有效傳播,也只能“養在深閨人未識”。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的國際傳播面臨雙重困境:一是“說不出去”,學術成果多限於中文發表,未能進入國際主流學術平台﹔二是“說了傳不開”,即便翻譯成外文,也往往因話語方式和傳播策略的錯位而難以產生共鳴。

這一問題的解決,需要多語種能力和跨文化視野的支撐。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不僅要“懂中國”,還要“通世界”,既要熟悉對象國的知識傳統和話語習慣,又要能找到中國經驗與普遍關懷之間的對接點。近年來,一些高校和科研機構在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通過編寫多語種教材,將中國理論、中國實踐系統化地轉化為國際可理解的學術資源﹔通過加強區域國別研究,深入了解不同文化語境中知識生產和傳播的規律﹔通過推動中外學者合作研究,在共同議題中實現話語對接。這些探索並非個別機構的單打獨斗,而是正在形成的一種學術自覺。這也表明,自主知識體系建設不是“閉門造車”,而是要在開放的對話中確立自身的主體性。

話語體系轉向的深層意涵

十年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建設成效顯著,但話語體系的建設相對滯后。學科體系解決的是“有什麼”的問題,而話語體系解決的是“如何說”的問題。學科體系的完備只是“骨架”的搭建,話語體系的確立才是“靈魂”的生成。

實現從“學科體系”到“話語體系”的深層轉向,需要在三個方面發力:一是從“引介西方”轉向“創制中國話語”,不再滿足於翻譯西方理論,而是要敢於提出具有原創性的中國概念、中國范式﹔二是從“解釋中國”轉向“重塑全球敘事”,不再被動回應外部話語,而是主動設置議題、引導輿論﹔三是從“學術自娛”轉向“服務國家戰略”,讓學術研究真正回應時代之問、人民之需。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當代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為理論創造和學術繁榮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

自主知識體系建設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場長期的“學術征程”。它需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集體努力,更需要一種“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和“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當中國學者能夠用自己創造的概念和理論闡釋中國實踐、回應世界關切時,我們才真正擁有了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話語權。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副院長、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員)

——————————

文明交流互鑒與中國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

■ 黃曉星

構建中國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需以深刻理解中國社會結構為根基。在人工智能與數字技術重塑人類社會的時代浪潮中,社會學研究技術與方法的革新已成為學科發展的關鍵命題。在文明交流互鑒中,中國社會學的發展應面向時代和未來,以高質量發展為重要指向。

習近平主席首倡的文明交流互鑒理念,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與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它深刻揭示了人類文明演進的內在規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深深植根於文明交流互鑒的土壤,不同地域、民族的哲學思想、社會理論在相互碰撞與對話中,為學科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社會學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分支,本質上就是文明交流互鑒的產物。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國社會經歷著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結構深刻變遷、價值觀念多元碰撞等復雜轉型,這對社會學理論創新提出了迫切需求。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既要立足中國社會治理實踐,又要積極與國際社會學界展開對話,吸收全球范圍內社區建設、公共政策制定等先進理論成果。這一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始終面向並服務於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事業全局的需求,旨在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學理支撐,推動人類社會學知識體系的共同繁榮。

文明交流互鑒:社會學發展的基礎

19世紀的歐洲工業革命與社會轉型催生了社會學學科,其發展過程始終伴隨著全球文明互動。社會學專業是全球文明交流互鑒的結晶,法國學者孔德1838年首次提出“社會學”一詞,“社會學三大家”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干分別是德國人和法國人,三位奠基人百科全書式的研究也基於對全球不同文明形態的探索和分析,總結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其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從對德國、英國等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提出共產主義的道路,影響了后續不同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這些社會學家在構建理論時,不斷借鑒非西方社會的家庭結構、社區治理等實踐經驗﹔而亞非拉國家在引入社會學理論的同時,也結合本土文化傳統與社會現實,對其進行適應性改造。這些奠基者都有著跨文明的思考,也是在社會結構劇烈變遷時代對人類文明進行聚焦,對文明轉型予以關注。

19世紀末,社會學專業被引入中國,其時代情境也是社會結構的劇烈變遷,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內憂外患。康有為1891年在萬木草堂開設“群學”課程,嚴復正式將社會學翻譯為“群學”,將荀子的群學思想作為社會學的基礎,引入專業的社會學來為社會改革提供思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批批社會學學人在努力探索中國變革的思路,包括吳文藻、費孝通、楊慶堃、孫本文、許仕廉等諸多學者,這些社會學先驅都是前往不同國家留學且學成歸來后為國家建設貢獻自身智慧,同時他們也都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基礎。國際前沿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促成了一批既有國際化視野又有強烈本土關懷的社會學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漸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幾十年之中走過了英美等國幾百年走過的道路。我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也發生劇烈變動,國際形勢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較大影響,新一代社會學家日益關注社會學的本土化、國際化等議題。最近若干年中激起了多次關於本土化和國際化的辯論,尤其是近些年對“社會學本土化”是真命題還是偽命題的廣泛討論。這些討論足見社會學始終處於文明交流互鑒中,它理應承擔對不同國家和國內社會發展的研究職責,以國際化視野、中國本土的關懷交出自己的答卷。中國社會學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學在以文化為紐帶、促進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世界各國民心相通等方面,應充分發揮自身作用。

文明交流互鑒中的理論與方法自覺:把握中國社會“深度結構”和發展方向

文明交流互鑒並非“西方化”,或者僅僅服務於“國際”的社會學,而是面向我國國情的社會學理論構建,在此基礎上對外交流互鑒。社會學要站好中國立場、講好中國故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學要強調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強調中國化、中國特色、本土化。中國特色社會學要以專業發展回應社會的深度需求,把握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通過社會學講好中國故事。

講好中國故事絕非浮光掠影地觀察或簡單地總結經驗,而要以深度調查研究為基石,通過“行見中國”觸摸社會肌理、感知時代脈搏。社會學的理論創新與知識生產更離不開扎根田野的調研,如費孝通先生歷時數十載追蹤“江村經濟”,以“志在富民”的情懷記錄鄉土中國的蛻變,及至當代社會學學人深入脫貧攻堅一線,解碼減貧奇跡背后的制度密碼——唯有扎根廣袤大地,在田間地頭、社區街巷中收集鮮活素材,才能准確捕捉社會變遷的細微征兆,才能揭示隱藏在現象背后的動力機制。社會學的發展必須基於深厚的調研基礎,以事實為基准,反映社會變遷的動力機制。要堅持在調查研究、體察民情、了解民意的基礎上制定和出台政策,通過調查研究“問道社會”,尋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之道。

在深刻理解中國社會結構的基礎上,我們要從國情出發,以主位視角理解中國社會。立足於本土實際,結合中國的文化情境,在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基礎上發展出社會學理論,以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體,建立中國社會學理論的中國學派。構建中國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需以深刻理解中國社會結構為根基。現階段,中國社會學已經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如何使社會學理論更加深植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之中,以更深厚的文化基礎指導理論構建,是現階段社會學發展的重中之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治理智慧,如“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秩序觀,這些思想資源不僅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更為社會學理論建構提供了深厚文化底蘊。同時,我們要使社會學理論更充分地汲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中國具體實踐的鮮活經驗。當前,中國社會學已積累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涵蓋脫貧攻堅經驗總結、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數字時代社會變遷等多個領域。文明交流互鑒要求我們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基礎上更加廣泛地吸收其他文明中重要的社會學理論觀點,發展壯大自身的理論基礎,逐步形成彰顯中國學術主體性的社會學中國學派。

在人工智能與數字技術重塑人類社會的時代浪潮中,社會學研究技術與方法的革新已成為學科發展的關鍵命題。新的社會學技術、方法也是需要面向全球借鑒的內容。傳統的社會調查研究方法在捕捉網絡社群的動態演化、解析算法驅動的行為邏輯、量化虛擬空間的社會關系時,日益暴露出數據獲取滯后、分析維度單一等局限性。如何過互聯網、人工智能這一關,也是社會學需要重視的。要立足於我國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以中國自身的數字/數智社會構建為基礎,把握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人工智能時代,社會學更需在系統、整合的層面去理解社會的變遷,重提人的主體性。技術是通用的,各種計算社會學方法的使用,對於理解各種線上、線下的現象有著極大助益。譬如青年群體是人工智能時代的主力軍,要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和手段更深入地把握青年的變化,理解新時代青年的精神氣質,推動其使命擔當的形成和發展。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的各種方法也在逐步革新,我們要用它更好地把握正在發生的大變局。以中國新時代青年研究為例,需要更深入地使用計算社會科學的方法深入互聯網,從而更好把握現階段青年的面貌和特征。這些方法創新共同推動社會學研究向更精准、更動態、更具預測性的方向發展,助力學界把握數字時代社會結構轉型、價值觀念變遷等重大變局,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研究方法論體系提供技術支撐。

面向時代與未來:推動中國社會學的高質量發展

在文明交流互鑒中,中國社會學的發展應面向時代和未來,以高質量發展為重要指向。當今社會是一個全球化社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全球治理的行之有效的中國方案﹔當今社會是一個文明延續的社會,需在互相吸收既往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實現指向未來的共同的共同體發展。

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需要拓展“空間”,面向時代,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自身的思考。當今社會,各國之間的博弈和斗爭愈演愈烈,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軍事等各個方面。社會學需內外結合,理解時代的變遷。一方面,對中國本土知識、中國話語體系進行提煉和發展﹔另一方面,走出國門,深入世界不同區域,了解當地的社會結構與文明形態。對於中國特色的社會學來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直面國內外形勢及出現的問題,以學科共同體的方式貢獻中國社會學的智慧。現階段,中國高校的不少社會學院系正在開展相關海外研究,譬如美洲、非洲、東南亞等的研究,這正契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通過交流互鑒,中國社會學也逐步在國際上發出自己的聲音,逐步學會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需要拓展“時間”,把過去、現在、未來相串聯。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對過往和既有文明形態的超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也蘊含著未來文明的方向。時代一直在變化,對於數智文明,社會學應當如何認識,如何理解數智文明時代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變化、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如何在理解未來社會的基礎上推動社會發展?如何理解數智文明時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又以何種方式加強文明交流互鑒?這些都是中國社會學所面對的時代之問和未來之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這為新時代中國社會學學人指明了努力方向,社會學應在文明交流互鑒中起到應有的作用,我們必須加快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學學科體系、話語體系、知識體系,切實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成為“民心相通”的橋梁和文化的紐帶,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走向世界、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貢獻社會學的應有智慧。

(作者系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級青年人才、閩江學者特聘教授)

——————————

在經世濟民中加快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

■ 文雁兵

系統轉化經世濟民、民本富民、義利統一、天人合一、天下為公等思想,將其融入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鄉村振興、區域協調、共同富裕等研究,讓中國經濟學具有鮮明中國氣派、文化根基。

經濟學作為經世濟民、治國安邦的重要學科和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肩負著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使命,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立足新時代,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根本,融通西方經濟學有益成果,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濟智慧,深入貫徹“兩個結合”,加快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對於實現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一奮斗目標和開辟人類邁向現代化新道路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時代價值。

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大意義

經濟學根植於特定國家歷史文化、社會制度與發展實踐,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論范式。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憑借先發優勢形成主流話語體系,其理論邏輯、分析框架、價值立場深深烙印著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特質與資本本位邏輯,難以有效解釋中國發展奇跡,更無法指引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加快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具有深刻必然性。

這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要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運動規律,堅持人民立場,是科學的理論指南。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相結合,破除西方理論教條,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經濟領域的指導地位。

這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現經世濟民理想的歷史必然。中華文明積澱“民為邦本”“義利兼顧”“藏富於民”“天下大同”等治理智慧與發展哲學,蘊含治理國家、造福百姓、促進社會繁榮安定的價值追求,與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高度契合。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就是激活傳統智慧,實現創造性轉化,賦予中華民族經濟思想現代生命力。

這是把中國實踐優勢轉化為理論優勢的戰略任務。當代中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全面鄉村振興扎實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持續深化,這些偉大實踐超出了西方經濟學理論預設框架。隻有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才能系統總結中國經驗、提煉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制度,擺脫學術依附,實現經濟理論自立自強。

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價值

新時代新征程,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具有鮮明的時代價值。

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踐行初心使命。西方經濟學以資本逐利為邏輯起點,易導致貧富分化、社會失衡。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以人民利益為最高標准,把共同富裕、民生改善、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核心議題,回歸經世濟民、為民造福的本源。

支撐開辟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提供理論保障。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道路根本不同。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能夠系統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邏輯、運行機制與發展路徑,為強國建設提供學理支撐。

深化“兩個結合”,推進理論創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理論創新的根本路徑。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正是“兩個結合”在經濟領域的集中體現:既立足中國改革發展實踐豐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又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民本、均衡、大同等智慧,實現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國化時代化。

服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於全球治理。當前世界經濟復蘇艱難、發展失衡加劇,西方治理模式弊端凸顯。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以互利共贏、包容普惠為價值取向,超越零和博弈與霸權邏輯,為全球南方走向現代化提供新選擇,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推動人類共同發展提供中國方案。

加快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具體路徑

加快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必須堅持守正創新、融通古今中外,走中國自主理論創新之路。

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根基,筑牢理論魂脈。堅持勞動價值論、社會再生產理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等科學內核,聚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全國統一大市場等重大問題,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堅決抵制新自由主義等錯誤思潮。

科學辯証借鑒西方經濟學,堅持洋為中用。理性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微觀分析、數量方法、市場機制研究等合理成分,摒棄其制度偏見、資本至上、歷史虛無等缺陷,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改造適配,實現方法借鑒與價值立場相統一。

活化中華優秀傳統經濟智慧,堅持古為今用。系統轉化經世濟民、民本富民、義利統一、天人合一、天下為公等思想,將其融入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鄉村振興、區域協調、共同富裕等研究,讓中國經濟學具有鮮明中國氣派、文化根基。

立足中國實踐提煉原創理論,強化問題導向。圍繞智能經濟、耐心資本、投資於人、創新驅動、新型消費等時代課題,從實踐中提煉原創概念、理論范式與分析框架,形成具有原創性、標識性、本土化的經濟學理論成果,實現從“解釋世界”向“改造世界”、從“跟隨模仿”向“引領創新”轉變。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錨定初心使命。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共同富裕、維護社會安定繁榮作為研究出發點和落腳點,推動經濟學服務於黨的中心工作、服務於國家長治久安與民族復興,把黨的初心使命轉化為經濟理論的價值追求。

完善學科體系與話語傳播,提升國際話語權。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教材體系、學術評價體系與人才培養體系,用國際易懂的學理語言講好中國經濟故事,提升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影響力,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理論支撐。

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統領,推進自主知識體系建設

習近平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是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統領性理論,它系統回答了新時代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貫穿“兩個結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指引中國式現代化,胸懷人類命運共同體,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又融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人類文明有益成果。

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在以五個“必須統籌”牽引高質量發展中,必須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統領,堅持正確立場與前進方向,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合理成果、中華傳統經濟智慧有機統一,做好學科建設、理論創新與話語傳播,推動中國經濟學始終堅守初心使命、堅守經世濟民理想,不斷開辟中國式現代化經濟理論新境界,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提供堅實學理支撐,為人類進步事業貢獻中國經濟學智慧。

(作者系嘉興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青年報》(2026年05月18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