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增強黨性，重在堅定理想信念，鑄牢對黨忠誠，厚植為民情懷，純正道德品質，保持清正廉潔。”

1842年，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這樣寫道：“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

這句話揭示了道德養成與人的主體自覺之間的內在聯系。馬克思認為，自律意識對於道德養成具有重要作用。人之所以能夠成為道德主體，正在於其具有自我反思、自我規范與自我約束的能力。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一生，本身就是對“精神的自律”的生動詮釋。馬克思在高中畢業作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表示要“為人類而工作”，就是將個人價值融入人類解放事業的自覺追求。1849年，馬克思恩格斯創辦的《新萊茵報》被迫停刊。對此，馬克思撰文說：“‘新萊茵報’的編輯們在向你們告別的時候，對你們給予他們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謝。無論何時何地，他們的最后一句話始終將是：工人階級的解放！”此后數十年，無論遭受迫害、長期流亡，還是承受疾病與貧困的折磨，馬克思始終沒有動搖對工人階級和人類解放事業的信念。流亡倫敦期間，他長期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室從事研究，為撰寫《資本論》進行了極為艱苦的理論創作。支撐這種持久奮斗的，並不是外在獎賞或外部壓力，而是一種將理論研究與人類解放事業緊密聯系起來的精神自覺。

恩格斯同樣如此。他原本出身富裕的工廠主家庭，卻主動站到無產階級一邊。19世紀40年代，恩格斯深入曼徹斯特工人聚居區，通過大量實地調查、訪談和文獻研究，完成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一重要著作。恩格斯在書中寫道：“我拋棄了社交活動和宴會，拋棄了資產階級的葡萄牙紅葡萄酒和香檳酒，把自己的空閑時間幾乎都用來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對此我感到高興和驕傲。”對於恩格斯而言，深入調查工人生活狀況並不是一種知識趣味，而是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尋求社會變革道路的重要實踐。這種選擇，不是被迫的，而是基於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刻批判和對工人階級苦難的真誠同情。同時，恩格斯還強調自己“並不是一個抽象的道德家”，認為精神的自律並非脫離現實生活的苦行主義，而是主體基於歷史使命認同所形成的價值自覺與實踐自覺。

馬克思恩格斯始終關注道德問題，但他們從來不把道德視為脫離社會歷史條件的抽象教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明確指出：“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裡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在他們看來，道德根源於現實社會中的物質生產活動與社會交往關系。恩格斯強調：“我們斷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正因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反對超歷史、超階級的道德觀。這種道德的基礎，正是建立在認識歷史規律、自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之上的精神自律。

馬克思恩格斯從不否定道德的意義，相反，他們致力於探尋一種更高社會形態的道德可能性，即建立在自由人聯合體基礎上的道德觀。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同時又強調，隨著階級對立的消失和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那種“真正人的道德才成為可能”。這種“真正人的道德”之所以可能，正是人們基於對自身和社會整體利益的理解，自願地遵守共同的行為准則。正如恩格斯指出：“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

崇德修身是為人處世、立身做事的根本准則，也是中華民族的價值追求。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高度重視品德修養，強調在礪己修身中展現自我道德先進性。毛澤東強調：“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鄧小平也指出：“要教育全黨同志發揚大公無私、服從大局、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的精神，堅持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道德。”中國共產黨一百多年櫛風沐雨創造輝煌，其成功奧秘離不開共產黨人自身的高尚道德情操。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道德之於個人、之於社會，都具有基礎性意義，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這一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道德對於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性，要求我們無論做人還是做事，都要把崇德修身擺在首位，不斷提高思想認識、陶冶道德情操、錘煉意志品格、提升境界覺悟。黨員干部唯有把崇德修身作為終身課題，堅持常修常煉、常悟常進，持之以恆、久久為功，真正把道德品行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方能涵養高尚操守、匡正價值追求，升華思想境界、永葆政治本色，從而收獲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創造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時代的業績。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2026年05月19日 第 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