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証紅軍鐵紀的“割麥証”

紅軍“割麥証”。資料照片

在四川省阿壩州鬆潘縣的紅軍長征紀念館裡，珍藏著一塊長約90厘米、寬約20厘米、厚約2厘米的木牌——這是當年紅軍籌糧時留給藏族同胞的“割麥証”。木牌紋理雖已斑駁，上面的字跡依舊清晰，它雖沒有經歷戰火硝煙，卻以最朴素的文字，靜靜訴說著一段人民軍隊紀律如鐵的往事。

1935年7月，紅軍從川西北高原黑水翻過打鼓山，抵達鬆潘以西的毛兒蓋鎮克藏村。此時正值青稞成熟的季節，可村庄裡空無一人，田地裡的庄稼也無人收割。原來，在紅軍到來之前，當地藏族同胞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宣傳蠱惑，誤信紅軍“燒殺搶掠”的謠言，紛紛躲進深山。

當時，紅軍經過長途轉戰，糧草早已耗盡。戰士們大多靠挖野菜、啃草根甚至煮皮帶充飢，飢餓與疲憊嚴重削弱了部隊的戰斗力。眼前這片成熟待收的青稞地，是維系紅軍生存的唯一希望，卻也成了考驗紅軍軍紀的一道嚴峻關口。

危急關頭，前敵總政治部迅速頒布籌糧紀律：‌非必要不收割群眾糧食、優先征用土司頭人糧食、收割群眾糧食必須留下憑証、嚴禁損害未成熟作物‌。這一籌糧紀律，將“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買賣公平”“損壞東西要賠”的鐵律，轉化為可執行、可追溯、可兌現的剛性准則，是人民軍隊一系列紀律要求在絕境中的堅決踐行。

軍令既出，全軍一體遵循。紅軍以班排為單位統一收割青稞，每塊田的收成都經過精細計量、逐田登記。每收割完一塊田，戰士們就會將前敵總政治部統一制作的木牌“割麥証”豎在田頭，盼著群眾歸來后，能憑此兌換所需物資。

木牌上的字跡質朴庄重，承諾擲地有聲：“我們在這坵田內割了青稞×××斤，我們自己吃了，這塊木牌可作為我們購買你們這些青稞的憑証。請你們歸來以后，拿住這塊木牌向任何紅軍部隊或者蘇維埃政府，都可兌取與我們吃你們青稞價值相等的銀子、茶葉與你們所需要的東西，在你們還未曾兌得這些東西前需要好好保存這塊木牌子。前敵總政治部，麥田第×××號”。珍藏在紅軍長征紀念館中的這塊木牌上，“二百斤”3個字顏色比其他字跡更深——由於當時紅軍缺乏精准計量工具，便特意留下空白，待當地群眾歸來后，可根據往年收成估算糧食數量自行填寫。

整個過程中，沒有少計漏登，更沒有強取豪奪。各級紀律檢查隊巡回督查，逐田核對收割數量與牌文內容，確保每一筆都分毫不錯，用行動守住了秋毫無犯的軍紀底線。

數日后，當地群眾返回家園，隻見村寨安然無恙，田畝打理得井井有條，每塊麥田旁都立著木牌。紅軍依舊風餐露宿，不敢驚擾百姓生活。眼前的一切讓群眾深受觸動，他們終於意識到，這支軍隊和舊軍隊截然不同，心中的疑慮也隨之煙消雲散。

由於當地群眾多為少數民族，大多不識漢字，紅軍留下的很多“割麥証”沒能發揮兌換作用——有的被當作柴火燒掉，有的被用來修補房屋、充當糧倉蓋板，如今紀念館珍藏的這塊木牌，正是因被用作倉蓋才留存下來。

從一塊塊“割麥証”開始，在川西北高原輾轉戰斗的一年多時間裡，紅軍各部隊在藏、羌群眾的支持下，共籌集糧食2000余萬斤、牲畜20余萬頭，為順利穿越草地、北上抗日奠定了物質基礎，書寫下“牦牛革命”的壯麗篇章。

彼時長征路上，類似的紀律堅守並非孤例。1934年長征出發之初，紅軍總政治部便在《關於准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中明確要求：“保証部隊與群眾的正確關系……堅決與脫離群眾、破壞紀律的現象斗爭”。1935年1月，紅軍總政治部明確告知群眾，紅軍是工農群眾自己的軍隊，是有嚴格群眾紀律的軍隊，不拿群眾的一點東西，絕對保護工農貧民的利益，如有侵犯群眾利益的行為，每個群眾都可到政治部來控告。1935年5月，紅軍進入大涼山彝族地區，朱德以紅軍總司令名義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以六言韻文明示全軍：“紅軍萬裡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糧食公平購買，價錢交付十足”。部隊嚴格遵令，遇襲不開槍、受擾不反擊，以絕對克制贏得彝族同胞信任，終成“彝海結盟”的歷史佳話。途經苗族、回族等少數民族地區時，紅軍露宿村外、不入民宅，買賣公平、損物必賠，將民族政策與群眾紀律熔鑄為一體。

歲月流轉，精神永恆。一塊作為糧秣憑証的木牌，不僅是紅軍對人民許下的庄嚴承諾，更是人民軍隊鐵紀鑄魂、初心如磐的見証。正是靠著這秋毫無犯的鐵律，紅軍把對群眾的尊重與守護深深鐫刻在萬裡長征的漫漫征途上，把各族人民緊緊團結在黨的旗幟下，以紀律立信、以初心聚力，凝聚起跨越萬水千山、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磅礡偉力。

來源：《中國國防報》（2026年5月14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