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政績答卷”

從古至今的施政者都要有自己的政績觀，都要面對“政績為誰而樹、樹什麼樣的政績、靠什麼樹政績”的問題。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取向，關乎施政者自身的成長、成就，更關乎一地一域事業發展興衰和民眾福祉實現。一代偉人毛澤東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創造了彪炳史冊的業績，並且對於“政績之問”有過許多深入思考和精辟論述。毛澤東用思想和實踐書寫的“政績答卷”，對於今天我們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一、政績為誰而樹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曾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探究這個重大問題，前后用十年時間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又在革命實踐中明確、堅定了“為民”的政績價值取向。

（一）青年時代確立為民志向

1912 年，19 歲的農家少年毛澤東在湖南省立圖書館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圖，被深深震撼了。他這才知道世界原來是多麼大，中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自己的家鄉湘潭及韶山在地圖上根本找不到。他感慨萬千：“世界真的大呀！世界既大，人就一定多，這樣多的人怎樣在世界上生活不值得我們注意嗎？”他由韶山人普遍缺吃少穿、沒有書讀、紛爭不斷的痛苦生活，想到全中國、全世界人的生活，認為應該改造不合理的世界，讓一切痛苦的人都變成快樂幸福的人。他還聯系到自身責任：“從這時候起，我決心要為中國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務。”

1913 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求學時的毛澤東

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學生時代的毛澤東推崇聖賢豪杰在歷史上的創造作用，向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高尚境界。他那時已看到西方金錢至上、物質至上價值觀的局限，曾對同學說：“西人物質文明極盛，遂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發達已耳。若人生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無價值。”他不願成為物質的奴隸，要“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動皆期合此理想”，努力實現精神之自我。他不計個人得失，表示“齏其躬而有益於國與群，仁人君子所欲為也”。他與朋友們“約法三章”：不談金錢、男女之間的問題和家庭瑣事。

五四運動以后，毛澤東逐漸認識到民眾在改造國家、改造社會中的重要地位，提出“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經過對各種主義的實踐檢視后，他在 1920 年夏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信仰。這時，他已不再推崇聖賢豪杰的作用，而相信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英雄。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強調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渺小個體的生命因投身共產主義運動而富於偉大價值和意義。《共產黨宣言》是毛澤東一生中閱讀次數最多的經典。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成為他終身矢志不渝的追求。

（二）革命戰爭年代提出為民宗旨

大革命時期，國共實現合作，30 多歲的毛澤東在國民黨內擔任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代理宣傳部部長、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等要職。他意氣風發，努力推動革命工作。他追求“政績”，不是謀取個人和小團體利益，而是錨定中國革命的根本目的：“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

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革命陷入低潮，有的人隨波逐流，有的人賣身投靠，而毛澤東由於“為民”信念堅定，毫不留戀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和高薪，不畏危險，挺身而出，豁出性命，毅然領導秋收起義，后來帶領隊伍上山，開始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斗爭。

在根據地反“圍剿”的嚴峻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開展革命戰爭。這也是關系群眾長遠利益的大事。有些同志以此為最大“政績”而忽視了群眾的當前利益，在擴大紅軍、收土地稅、推銷公債等革命動員工作中出現形式主義、命令主義的錯誤傾向。毛澤東敏銳意識到其嚴重性和危害性，1934 年 1 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鄭重提出要“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說：“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國民黨軍在根據地周圍筑起的堡壘，不過是他們的“烏龜殼”，群眾才是我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毛澤東對“政績為誰而樹”的問題有了更具實際指導意義的回答—既要為民謀長遠利益，又要為民謀當前利益。

延安時期，毛澤東進一步總結做群眾工作的經驗，提出“為人民服務”思想。1944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警備團戰士張思德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不幸犧牲。三天后，毛澤東在中直機關舉行的追悼會上，作了《為人民服務》的講話，深刻闡明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政績觀。他說：“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1945年 4 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又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這也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政績為誰而樹”的問題。

（三）和平建設時期堅持為民執政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時刻警惕黨員干部躺在已有的政績上驕傲自滿、不思進取，更加強調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他說：“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

1960 年 5 月 27 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見英國前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談話中，客人含蓄發問：“我衡量一個政治領袖的標准是看他是否會為了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如果一個領袖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他就不是一個好人。”毛澤東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我的意見是這樣的，一個領袖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代言人。”蒙哥馬利不解地繼續問：“但是他也不能犧牲他的原則啊！”毛澤東沉吟片刻，擲地有聲地說：“這就是原則，他應該代表人民的願望。”為民是毛澤東始終堅持的政績觀，也是他與西方政治家的根本不同之處。

二、樹什麼樣的政績  以實踐、人民、歷史為標尺

毛澤東向來反對“唯上”“唯書”的教條主義，反對華而不實的形式主義，反對弄虛作假的“偷”“裝”“吹”，他努力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政績，並以此標准要求黨員干部。

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見英國前陸軍元帥蒙哥馬利

（一）“真理的標准只能是社會的實踐”

1927 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黨內“左”傾思想彌漫，一些教條主義者從“本本”出發，拿著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和蘇聯的經驗脫離實際“瞎指揮”。他們所謂的政績得到共產國際的一時認可，卻給處於幼年時期的黨和軍隊帶來巨大損失。1930 年 5 月，毛澤東在《調查工作》（后來公開發表時改題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尖銳批評了本本主義的兩種錯誤傾向。針對盲目地、表面地執行上級指示的錯誤傾向，他指出：“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針對照搬馬列“本本”和蘇聯模式錯誤傾向，他指出：“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証明了是對的。”1964 年此文編入《毛澤東著作選讀》時，毛澤東又親筆加寫：“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可見他對這一關系中國革命和建設成敗的重大問題的重視。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毛澤東始終堅信“真理的標准只能是社會的實踐”，主張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一直以實踐作為評判政績的重要標准。

（二）“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

20 世紀 50 年代末，為盡快改變國家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毛澤東領導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他熱切期望從中取得成績，然而當他發現群眾並不滿意、意見較多時，便立即開始糾正“左”的錯誤。

1960 年 9 月下旬，毛澤東在從韶山來京的親屬口中聽說，農村的公共食堂越辦越糟，感到非常意外。為掌握實情，他決定派身邊工作人員下去調查研究。12 月 26日，毛澤東對即將出發調研的同志說：“人民公社、大辦食堂，到底好不好？群眾有什麼意見？要把真實的情況反映上來”。

1961 年 3 月 15 日至 23 日，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和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草案中仍然規定要保留公共食堂，但吸收一些基層干部的意見，加了一句“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難的地方，也可以不辦公共食堂”。

會后，毛澤東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層，征求意見，深入調查研究。由胡喬木帶隊的調查組到了韶山和大坪，聽取農民的意見。座談會上，農民群眾強烈要求解散公共食堂。4 月 14 日，胡喬木寫信給在長沙調研的毛澤東，信中說：“從群眾反映看來，大多數食堂目前實際上已經成了發展生產的障礙，成了黨群關系中的一個疙瘩。”毛澤東收到信后，立即批轉有關干部研究討論。韶山由此成為解散食堂的試點。社員們像過年一樣歡天喜地，說這是他們的“第二次解放”。1961 年后，多地陸續解散食堂。1962 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正式刪去公共食堂相關內容，標志該制度結束。

可見，毛澤東評價政績看重的是人民群眾的真實利益。他強調：“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准。”

（三）“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

建設社會主義，追趕世界強國，毛澤東的心情是十分急迫的，他說“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但是他所追求的政績絕不是虛假的、形式的、浮夸的、經不起歷史考驗的。“大躍進”中，當毛澤東發現有的黨員干部熱衷於表面文章、盲目追求高指標時，便嚴厲批評，堅決制止。

1958 年 11 月，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專門舉了一個“包裝政績”的例子，說有個公社，自己隻有 100 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 200 頭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麼？”“人心不齊，我看還是有點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麼老實。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

武昌會議一個議題是討論《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 年）》稿。毛澤東對原稿中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十分不滿，他說：“四十條傳出去很不好，那叫作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誰也不相信，說你們中國人吹牛。我看是要謹慎一點，擺他兩三年再說。”他還在與有關同志談話中說：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虛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戰，曹營號稱八十三萬人馬，其實隻有二三十萬，又不熟水性，敗在孫權手下，不單是因為孔明借東風。安徽有個口號，說“端起巢湖當水瓢，哪裡缺水哪裡澆”，那是作詩，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樣浪漫主義。毛澤東親自修改《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 年）》時，在“一切工作都必須力求合乎實際，力求把革命的熱情同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起來”后，特意加上一句：“浮而不實，愛好排場，謊報成績，表裡不一，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1961 年 1 月，針對黨內和社會上浮躁不實的風氣，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麼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我看我們搞幾年慢騰騰的，然后再說。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實一點。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

在此后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說：“大家回去實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計劃、算賬，要搞實際工作，調查研究，去督促，去實踐。”這次會議正式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毛澤東帶領下，浮夸、冒進的風氣得到扭轉，經濟形勢也逐漸好轉。

毛澤東認定，不老實早晚要吃虧，他衡量政績時從未忽視歷史這把標尺。

1961年1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三、靠什麼樹政績  “不但要有革命熱忱，而且要有實際精神”

靠什麼樹政績？靠領導者運籌帷幄嗎？靠坐在屋子裡冥思苦想嗎？靠一腔熱情高喊口號嗎？毛澤東認為僅僅靠這些還遠遠不夠。在他心目中，人民群眾才是政績的主要創造者，調查研究和真抓實干才是實現政績的主要途徑。

（一）“一切成就都來自人民自己的努力”

毛澤東對領導和群眾關系有辯証的認識。他總是說，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單獨的一個諸葛亮總是不完全的，總是有缺陷的。1955年 3 月，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明確指出：“事業是多數人做的，少數人的作用是有限的。應當承認少數人的作用，就是領導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還是群眾。干部與群眾的正確關系是，沒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廣大群眾做的，干部起一種領導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這種作用。”

依靠人民創造業績，是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要求，也是毛澤東的一貫做法。20世紀 50 年代，毛澤東下決心防治肆虐多年的血吸虫病。當有關專家向他匯報到管理糞便、管理水源、消滅釘螺等任務艱巨時，他說，要發動群眾，不依靠群眾是不行的，要使科學技術和群眾運動相結合。1956 年 1 月 23 日，毛澤東主持制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把防治和基本消滅危害人民嚴重的疾病，首先是消滅血吸虫病，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同年 2 月 17 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出了“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虫病”的號召。由此，一場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眾運動在各個疫區蓬勃開展。

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致開幕詞

1958 年 6 月 30 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讀到題為《第一面紅旗—記江西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虫病的經過》的通訊，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筆，寫下著名的《送瘟神》詩篇。“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等詩句，深情禮贊了人民群眾在血吸虫病防治運動及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的偉大作用。在詩的后記中，毛澤東又表達了依靠人民群眾創造政績的思想：“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群眾大規模發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隻好走路了。”

在毛澤東看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隻有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才能創造出真正的政績。

（二）“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創造實實在在的政績並非易事，常常會遇到各種新問題，經歷重重困難。面對問題和困難，有的干部指手畫腳、空發議論，有的干部冥思苦想、不得要領，還有的干部唉聲嘆氣、束手無策，而毛澤東卻有他的“法寶”，那就是扎扎實實調查研究。

建黨初期，毛澤東就多次深入到安源路礦和長沙泥木工人中間去，脫去長衫，走到工地、宿舍，與工人促膝談心，了解工人勞動生活情況，組織發動工人運動。大革命時期，他深入農村調查農村的階級關系，考察農民運動，寫出《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初步奠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的理論基礎。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上井岡山以后，毛澤東的調查研究也沒有中斷。他親自作了永新調查、寧岡調查、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進一步了解農村的階級關系，為正確開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實際依據。延安時期，面對國民黨的封鎖，根據地財政經濟困難。1941 年 6 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問題，那天正好下大雨，會議室突然遭到雷擊，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不幸身亡。事后，有位農民逢人就說：“老天爺不開眼，響雷把縣長劈死了，為什麼不劈死毛澤東？”這話傳到毛澤東耳朵裡，他沒有追究那個農民，而是作了深入調查研究。當了解到農民確實負擔過重時，他推動實現減征公糧和精兵簡政的政策調整。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工作繁忙、日理萬機的情況下，也沒有忘記親自調查研究。他多次到全國各地視察，足跡遍布大江南北、黃河上下。為了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從 1955 年 11月至 1956 年 4 月，他先后對農業、工業問題進行調查研究，聽取華北九省的省委書記和中央、國務院 34 個部長的工作匯報，並查閱大量有關資料。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研究、思考，形成了《論十大關系》這篇重要報告，提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

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

1961 年 1月，面對國民經濟出現的嚴重困難，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強調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建議使 1961 年成為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他身體力行，帶動開展全黨農村大調查。這對於摸清經濟社會各方面實情，正確調整農村政策，克服嚴重困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2年3月，毛澤東與他組織、領導的湖南調查組成員合影

毛澤東說過：“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調查研究是他一生堅持的重要工作方法，也是我們黨的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樹政績，不能離開調查研究這個“法寶”。

（三）“要看得到，抓得起”

調查研究僅是創造政績的開頭，后續還要作出正確判斷，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並加以堅決貫徹實行。毛澤東從來不是空談家。對於關系全局的工作，他善於謀劃決斷，在提出任務后，總是下大決心，採取有力措施，狠抓落實，一步不放鬆，真正抓出成效。

毛澤東多次講“要看得到，抓得起”，這也是他工作的一貫風格。1958 年 3 月25 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對本質問題、主要問題，要看得到，抓得起。如果看不到，那就不可能解決問題，當然也有能看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種魄力、一種能力。所謂抓得起者，無非是加以分析研究，想辦法 解 決。”1964 年 10 月 23 日，他在一個講話稿上加寫了這樣一段話：“凡辦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這兩種能力……說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對，又要抓得緊。抓不起，等於不抓。抓不對，就要壞事。抓得不緊，也等於不抓。看也有看得對不對的問題。看得不對，等於不看，或者還要壞。面向全世界，既看得到，又抓得起，又抓得對，又抓得緊，雷厲風行，又實事求是，一絲不苟，這就可靠，就可以很迅速地發展我們的工業。”如何才能“看得到”呢？除了調查研究外，毛澤東特別強調多謀善斷。他以三國時期的郭嘉、曹操為正面例子，說：“多謀善斷這句話，重點在‘謀’字上。要多謀，少謀是不行的。要與各方面去商量，反對少謀武斷。商量又少，又武斷，那事情就辦不好。謀是基礎，隻有多謀，才能善斷。謀的目的就是為了斷。要當機立斷，不要優柔寡斷。”他又以劉備、孫權、袁紹為反面典型，批評黨內“有些人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多謀寡斷”。當明了情況、下定決心后，工作抓不抓得起就成為關鍵。毛澤東說：“一件事不做則已，做則必須做到底，做到最后勝利。”

1964年底，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基本完成。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在 1964年12 月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圖為毛澤東、劉少奇等在會議結束后會見全體代表

對於已確定的工作任務，他總是全力以赴，雷厲風行，千方百計採取有力措施打開局面。他不是把任務分派下去就不管了，而是全程關注事情發展的情況，隨時給予指導。他用心總結行之有效的經驗，加以推廣，並在重要節點就重要問題提醒大家，及時糾正錯誤做法，防止出現偏差。他還旗幟鮮明地表揚先進，批評落后，嚴格檢查督促，在工作切實抓出成果以前決不鬆手。

劉瀾濤說過：“毛澤東同志布置的工作，是必須向他報告結果的，決不能採取官僚主義的態度，一推二拖，最后不了了之，這在他來說是決不容許的。”

正因為能夠“看得到，抓得起”，毛澤東所抓工作總能取得顯著效果，留下許多為人們所銘記的政績。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毛澤東的“政績答卷”深刻啟示我們：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既要在黨性修養上固本培元，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又要在思想觀念上正本清源，以為民造福為最大政績，以堅持高質量發展為首要任務﹔還要在實際工作中真抓實干，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姿態，出實招、干實事、求實效。隻有這樣，才能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政績，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交出無愧於時代的精彩答卷。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二級巡視員，編審）

來源：《百年潮》（2026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