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新華社抗戰新聞宣傳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不僅領導黨和抗日根據地軍民同日寇展開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同時也對黨的宣傳戰線、新聞戰線的工作給予極大關注，傾注大量心血，很多具體工作他都親自參與、悉心指導，特別是“對《解放日報》和新華社的領導，顯示了毛主席對新聞工作的歷史貢獻”。

知大事而謀全局

從江西瑞金紅色中華通訊社（以下簡稱“紅中社”）時期開始，毛澤東就非常重視每天收到和編印的國內外電訊，當時先后稱《無線電材料》《無線電日訊》，后來發展為《參考消息》等刊物。曾任紅中社編輯的李伯釗回憶，毛澤東對紅中社工作常親自過問，每天都到編輯部來看消息，對工作要求很嚴格。

中共中央到陝北后，陝甘寧邊區長期處於被封鎖、被包圍的狀態，新華社抄收的國內外新聞電訊，成為黨中央和根據地軍民了解國內外大事等新聞信息的重要渠道，為制定對內對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和參考材料。

1931年11月7日，紅色中華通訊社成立，並通過無線電台播發新聞。圖為江西瑞金紅色中華通訊社舊址

毛澤東對新華社工作一直非常關心，多次指示新華社要重視搜集國內外的重要情況。據曾任新華社負責人的廖承志回憶，延安初期新華社社址在一座破廟裡，“每天晚上11點至12點鐘的時候，毛主席一定來看當天第一手消息。他看國民黨的消息，看國際的消息，看來自解放區的消息，每天晚上和我們在一起，坐上一兩個鐘頭，一面看，一面問一些問題，一面談一談”。新華社在楊家嶺辦公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也住在這裡。當國內外發生重大事件，新華社抄收的各國電訊，均先送中央負責同志參閱。毛澤東每晚都要看新華社當天譯出的電訊稿，經常在電訊稿上圈圈點點，對某一重大事件的認識和分析，不僅有批示，還指出處理方法，並親自動手為新華社撰寫消息和評論。遇有重大事件發生時，毛澤東會隨時把新華社電訊稿要去看，有時還批示“注意抄收后續消息”，發現有的譯文不通，就親自指出。他還經常查詢新華社抄收外電的情況，派秘書到新華社來探問最新消息。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當晚，新華社還在延安城內辦公，電台抄收到國民黨中央社關於日本軍隊進攻盧溝橋、當地駐軍奮起抵抗的幾條消息。時任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負責新華社工作的廖承志看到消息后，當即吩咐擔任編輯工作的向仲華和左漠野，把這幾條消息送給毛澤東。兩人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向仲華簡單報告了日軍已向盧溝橋發動進攻的消息，並將幾份電訊稿呈上。毛澤東看過電訊后，就叫秘書拿來一張地圖，用放大鏡觀看。之后對向仲華說：“你們今晚要繼續抄收這方面的消息，不要遺漏，有什麼消息，隨時送來給我看。”第二天，新華社播發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向全國民眾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抗戰到底的決心。

油畫《毛澤東與廖承志》（畫家戴澤創作）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發出乞降照會，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這天傍晚，新華社副社長吳文燾到新聞台查看消息時，剛好收到日本投降的急電。吳文燾飛步走出窯洞，趕往社長博古的住處，不巧博古外出了。吳文燾當即通過電話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聽到后非常高興，囑咐新華社有新情況時繼續匯報。不久，博古從棗園打來電話，要吳文燾在電話機旁等候中央指示。約在半夜時分，從棗園傳來朱德總司令簽名的，勒令敵偽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我軍應即進佔所有城鎮、交通要道，實行軍事管制的第一號命令，由新華社向全國廣播。

對於新華社在為中央提供決策參考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肯定。1944年10月4日，毛澤東在博古陪同下，來到清涼山，看望解放日報社、新華社、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廠的同志們。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中央了解國內外情況，有許多來源，但主要還是靠《解放日報》和新華社。”

將重大新聞發布權集中於延安

在抗日戰爭中，除陝甘寧邊區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后，創建了一批抗日民主根據地。根據地的地方黨組織、軍隊等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報紙刊物，還相繼成立了一些新華分社和地方性通訊社組織。

毛澤東為加強黨的宣傳工作的紀律性，統一全黨的宣傳思想，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5月15日，他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關於出版《解放日報》和改進新華社事業的黨內通知，指出：“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宣達”，“各地應注意接收延安的廣播。重要文章除報紙刊物上轉載外，應作為黨內、學校內、部隊內的討論與教育材料，並推廣收報機，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廣宣傳，至為至要”。

1941年5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關於出版《解放日報》和改進新華社事業的黨內通知

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創建初期，一些新華分社和地方性通訊社的電台也對外播發電訊，與新華總社的業務聯系不夠緊密。針對此種情況，以及當時一些新華分社和地方性通訊社組織發表的若干不適合黨的政策的事件，1942年10月2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關於報紙通訊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重視對宣傳人員及宣傳工作的指導，“抓緊通訊社及報紙的領導，使各通訊社及報紙的宣傳完全符合於黨的政策，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各地報紙的通訊社一律改為新華社某地分社，其電台廣播內容與廣播辦法，受延安新華總社直接領導。1942年下半年，新華社統一了全國的新聞廣播，加強了對地方分社的業務指導，各地新華分社的建設逐步走向正軌，並取得較快發展。在抗日根據地處於被封鎖、分割的條件下，中共中央通過新華社的組織系統將重大新聞的發布權集中於延安，由此保証了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發布。

毛澤東不僅要求各級黨組織重視通訊社和報紙的工作，而且他自己在這方面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他經常對黨報和新聞廣播工作給予具體指示，特別是直接領導了《解放日報》在延安整風中的改版，使報紙在各方面呈現出新的面貌，逐步成為具有黨性、群眾性、戰斗性、組織性的黨的喉舌。

在中共中央、毛澤東的領導和關懷下，新華社事業不斷發展，相繼辦起了口語廣播電台（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和對外英文廣播，逐步統一了各抗日根據地的新聞廣播，同時在各抗日根據地建立起一系列分支機構。至抗戰勝利時，新華社已成為具有相當規模的通訊社，來自各地的新聞信息每天源源不斷地匯總到延安總社，又由這裡通過電波發往全國和世界。

以筆為槍開展宣傳斗爭

毛澤東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一位成績卓著的宣傳家。抗日戰爭時期，他不僅對黨領導下的新聞事業的發展給予極大的關注和支持，還親自為黨報、黨刊及新華社撰寫了不少新聞稿和評論。這些作品隨著新華社的電波傳遍神州大地，有力配合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發揮了運用新聞武器指導革命實踐的重要作用。

1941年1月，毛澤東撰寫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發表命令與談話》手跡

1941年1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國民黨頑固派開動宣傳機器，妄圖欺騙輿論。中共中央立即領導全黨在政治上進行堅決反擊，在軍事上做好迎擊頑軍的充分准備，並發動了廣泛的抗議活動。圍繞皖南事變，新華社除播發中共中央的一系列聲明外，還播發了大量的消息、通訊和評論，有力地揭露和譴責了國民黨反動派制造皖南事變的罪行。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1月22日播發的由毛澤東撰寫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發表命令與談話》。毛澤東在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發言人身份發表的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中，尖銳地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皖南事變，破壞抗戰，實行反共，陰謀分裂和投降的罪行，向他們提出了嚴重警告。由於中央在宣傳報道中注意了把國民黨中的進步分子與中間派同頑固派嚴格分別開來，把打擊的矛頭始終對准后者，造成強大的輿論壓力，爭取了全國人民也包括國民黨內進步人士對我黨的同情。國民黨統治區人民了解到皖南事變的真相后，社會輿論普遍對蔣介石政府表示不滿，國際輿論也對這種“磨擦”行為進行譴責，使得蔣介石集團在政治上陷於空前孤立，被迫在國民參政會上保証“以后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

毛澤東撰寫的新華消息《中共“七七”宣言在重慶被扣》手跡

1943年3月，國民黨以蔣介石名義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公開提出反對共產主義的主張。之后，國民黨頑固派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之機，大肆制造反共輿論﹔同時，調集大軍企圖進攻陝甘寧邊區。面對嚴峻局勢，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戰，同時在軍事上做好准備。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社也緊急動員起來，投入毛澤東親自領導的這場宣傳斗爭。7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毛澤東起草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電，指出：“各地應響應延安的宣傳，在七月內先后動員當地輿論，並召集民眾會議，通過要求國民政府制止內戰，懲辦挑撥內戰分子之通電，發來新華總社，以便廣播。”9日，毛澤東又致電八路軍駐渝辦事處：“速將‘七七’宣言，朱總致蔣、胡電，延安新華社揭穿西安特務假造民意新聞及延安民眾大會通電（今日發出）密印分發各報館、各外國使館、各中間黨派、文化人士，並注意設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實力派，是為至要。”同日，又致電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周子健：“速將朱總、蕭主任致蔣、胡等電報，新華社揭發西安特務假造民意新聞，及本日延安民眾大會通電，設法密印數十至數百份，密發社會各界。此種工作甚為重要。”在中共中央的統一指揮和組織下，這一時期新華社先后播發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和報道，尖銳地揭露了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和內戰陰謀，使蔣介石的反共面目暴露無遺。其中包括毛澤東撰寫的《解放日報》社論《質問國民黨》和新華社消息《中共“七七”宣言在重慶被扣》《中國政治黑暗，抗戰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滿意》等。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揭露、聲討和全國人民的反對，以及國際輿論的譴責，蔣介石不得不改變計劃，撤退軍隊，表示無意進攻陝甘寧邊區。之后，毛澤東又指示從顧全團結抗日的大局出發，暫時停發一切揭露國民黨的稿件，以示緩和。

新華社編輯人員在延安窯洞內工作

1945年8月11日，新華社新聞台抄收到國民黨中宣部發言人對朱德總司令第一號命令的“指責”，稱：這是一種“唐突和非法之行動”。又同時抄收到蔣介石發出的兩道“命令”：一是要八路軍“原地駐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動”﹔二是要國民黨軍隊“加緊作戰努力，……積極推進，勿稍鬆懈”。新華社及時向中共中央提供了這些情況。毛澤東連續為新華社撰寫文章對國民黨的指責予以批駁。8月12日，新華社播發毛澤東寫的《新華社記者評國民黨中宣部發言人的評論及蔣介石的“命令”》，指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言人的評論和蔣介石的‘命令’，從頭到尾都是在挑撥內戰，其目的是在當著國內外集中注意力於日本無條件投降之際，找一個借口，好在抗戰結束時，馬上轉入內戰。”“現在我們向全國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來，同解放區人民一道，堅決制止這個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國內戰。”8月16日，新華社又播發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的評論《新華社記者評蔣介石發言人的談話》。這篇評論批駁了蔣介石發言人15日下午在重慶記者招待會上指責共產黨違反蔣介石命令的言論。評論指出：“這是蔣介石公開發出的全面內戰的信號。”“中國共產黨對於蔣介石發動內戰一事所取的方針，是明確的和一貫的，這就是反對內戰。”“全體人民團結起來，壯大自己的力量，內戰就可以制止。”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新華社先后播發了多篇新聞和評論，對蔣介石挑動內戰的陰謀活動，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輿論斗爭。

除以上提到的這些作品，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的新聞和評論還有：《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1944年10月11日）、《新華社記者評王世杰談話》（1945年3月8日）、《中共不出席四屆一次參政會》（1945年6月15日）、《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1945年7月10日）、《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1945年7月12日）、《爺台山戰事擴大》（1945年7月25日）、《關於赴重慶談判問題復電蔣介石》（1945年8月16日、22日）等。此外，毛澤東還親自為新華社編輯、修改、審定了不少重要消息和評論，如《韓鈞談晉西事變真相》（1944年8月13日）、《國共談判毫無結果，周恩來同志返延安》（1945年2月17日）、《新華社記者再評赫爾利政策》（1945年7月19日）、《新華社記者論時局：內戰危險空前嚴重》（1945年7月22日）等。

毛澤東撰寫和修改的這些具有時代特征的新聞作品，體現了他在領導宣傳斗爭時的高度策略性和斗爭藝術，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了不朽傳奇和經典名篇。

（作者系新華社研究院新聞史研究室主任，高級編輯）

來源：《百年潮》（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