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號譜在”——《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背后的故事

作者:劉 毅 邢瀕鶴    發布時間:202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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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封面及內頁。資料照片

在福建省三明市寧化縣革命紀念館內,珍藏著一件中央紅軍使用過的珍貴革命文物——《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這本號譜採用毛邊紙油墨印制而成,長21.8厘米、寬13.5厘米,是橫式小32開本。盡管它不足40頁,卻是目前全國唯一保存完整、經正規出版印刷的紅軍號譜。

號譜內頁採用五線譜形式,收錄了340余首曲譜,內容涵蓋紅軍生活、訓練、作戰指令,以及部隊番號、職務、首長代號等信息。從音樂特征來看,它採用五聲調式,有著鮮明的革命軍隊音樂風格﹔節奏以“三連音”為主,鏗鏘有力,盡顯紅軍的勇敢堅定﹔節拍融合1/4拍與2/4拍,靈動活潑﹔旋律上頻繁運用同音反復和樂節性重復,既強化了音樂的氣勢,也增添了藝術感染力。

90余年前,這本號譜成為紅軍特殊的“戰地密碼本”。在通信手段匱乏、信息傳遞受阻的艱苦環境下,嘹亮號音傳遞命令、調度隊伍、指揮作戰,成為紅軍重要的軍事聯絡載體,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紅軍創建初期,部隊沿用大革命時期的號譜,因與國民黨軍號譜大致相同,敵我雙方時常發生誤會。1930年冬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中國工農紅軍總部著手編寫我軍專屬號譜。1931年11月,中革軍委總參謀部在瑞金召開紅軍司號會議,根據部隊在作戰中反饋的意見建議,制定頒布了《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發出《關於司號問題的通令》,要求紅軍各軍團、各軍的指揮員和司號員熟悉掌握統一號譜,以便全軍統一的號令行動。換用新號譜后,紅軍指揮效率顯著提升,部隊協同作戰能力得到加強。而且,紅軍可通過敵軍號音掌握其戰場動向,敵軍卻對我軍軍號含義一無所知,這為我軍掌握戰場主動權提供了幫助。

在戰火紛飛的歲月裡,寧化縣革命紀念館珍藏的這本《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能安然保存至今,要歸功於老紅軍羅廣茂。正是他傾盡全力、以生命守護,才讓這件珍貴的紅色文物穿越硝煙留存下來。

1930年,年僅15歲的羅廣茂在福建省長汀縣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他身形比同齡人瘦小,卻聲音洪亮、中氣十足,且頭腦機靈,十分符合司號員的選拔標准。在擔任紅4軍第3縱隊的司號員后,他又被選派為中央軍事學校陸地作戰司號大隊第一批學員,系統學習人民軍隊自主制定的號譜與司號制度規范。經過一段時間刻苦訓練,羅廣茂熟練掌握各類軍號的吹奏技巧。

結業時,學校發給每位學員一本《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要求大家充分認識到軍號譜的機密性和重要性,要像保護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這本“聲音情報”。帶著這本號譜回到紅4軍后,羅廣茂被安排到朱德軍長身邊任司號員,隨后又調至紅12軍第101團擔任司號員。第五次反“圍剿”初期,他再次調任紅5軍團第43師師部司號長。盡管工作調動頻繁,但羅廣茂始終將號譜隨身攜帶,“人在號譜在”的堅定信念從未動搖。

司號員是戰場上的高危崗位,作戰時為了讓號聲傳得更遠,司號員必須站在相對突出的位置。尤其是沖鋒時刻,司號員和旗手一樣,位置極易暴露,常常成為敵人集中射擊的目標。1934年,羅廣茂在連城作戰時中彈負傷,被送往長汀縣四都鎮紅軍醫院治療。半年后,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四都鎮的紅軍醫院在戰火中被沖散,傷病未愈的羅廣茂被安置在當地群眾家中養傷。傷愈后,為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追捕,羅廣茂躲進深山做工。1935年冬,他悄悄潛回長汀老家,將號譜交給母親代為保管,再三叮囑母親絕不能讓號譜落入敵人手中,自己則外出以做木匠為生,繼續躲避敵人的搜捕。

新中國成立后,羅廣茂想把那本交給母親保管的號譜拿出來交給國家。但因其母年事已高,想不起將號譜藏在哪裡。直到1974年,羅廣茂在拆建老家谷倉時,發現了用布和油紙裹得嚴嚴實實的《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原來母親一直將其藏在谷倉底板下,用鐵釘釘住。1975年,羅廣茂將珍藏多年的《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連同號嘴一起,捐贈給寧化縣革命紀念館。如今,這本號譜已成為研究中國工農紅軍革命斗爭史、軍事生活及紅色音樂的寶貴實物資料,靜靜訴說著那段用號聲傳遞命令、以生命守護信仰的歲月。

當年那些在戰場上響徹雲霄的號聲,並未隨著硝煙散去而沉寂。2018年10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恢復播放作息號﹔2019年8月1日,全軍正式施行新的司號制度,久違的號聲再次在軍營中嘹亮響起。這跨越時空的號音,既是對革命先輩精神的傳承,更激勵著新時代的人民軍隊賡續紅色基因,在強軍興軍的征程上奮勇前行。

來源:《中國國防報》2026年0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