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提出，“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24年10月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圍繞建設文化強國進行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提出的新命題。在主持這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把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黨管媒體、黨管互聯網原則落實到位，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之后，當前，人類正在經歷信息革命，這是我們建成文化強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時代背景。將“提升信息化條件下文化領域治理能力”列入“十五五”規劃，體現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主動把握文化發展規律和執政規律、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高度文化自覺與歷史自覺。

1.信息技術發展給文化治理帶來新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一場新的全方位綜合國力競爭正在全球展開。能不能適應和引領互聯網發展，成為決定大國興衰的一個關鍵。”當前，新一代信息技術已成為各國間綜合國力競爭的主戰場，世界各國紛紛將信息化作為國家戰略重點和優先發展方向，圍繞網絡空間發展主導權、制網權與話語權的爭奪日趨激烈。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技術競爭與風險防范同時成為國際關注重點。在全球主要政治體推出的人工智能政策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唯一被同時列入戰略重點和風險重點的技術類別。

在經濟領域，新技術不僅重構了傳統產業模式，更通過算力算法算網的競爭重塑了全球數字經濟格局，並成為全球產業鏈爭奪的制高點、國際規則制定的主導權工具以及重構國際秩序的關鍵杠杆。在政治領域，信息技術的興起催生了“網絡主權”這一新型國家主權概念與戰略空間，它超越傳統地理邊界，成為重塑地緣政治空間的重要力量。在文化領域，信息技術是意識形態的主戰場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標志。由此可見，信息技術在大國博弈中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其對生產力發展的重要作用，更在於構建了“技術—權力—空間”三位一體的新型地緣政治體系。未來，掌握信息技術主導權的國家將在國際秩序重構中獲得結構性優勢。

信息技術作為新一代基礎設施與社會結構的技術基座，不斷推動信息獲取、社交、輿論、電子商務、娛樂等多元應用場景的深度融合。互聯網平台與資本共同驅動的內容生產模式互嵌，催生出新的經濟業態與文化形態，在給社會注入新活力的同時，也給黨掌握文化領導權帶來了全新的課題。提升信息化條件下的文化領域治理能力，需要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和定位，才能在發展與安全、管好與用好的平衡與統一中把握好“治理”的深層內涵。對此，需要重點關注以下新課題：

一是網絡平台中介化與“黑箱”化。當前，互聯網商業平台日益成為網民生產生活、獲取信息、社會交往和參與公共事務的主要渠道之一。商業平台憑借“數據—算法—流量”的機制，掌握著推送信息、設置社會熱點議題、影響公眾情緒與言論乃至塑造社會觀念與行為的權力。它們不但掌握了觸動社會心理與情緒的重要開關，更成為當前熱點輿情生成的主要驅動力。但平台算法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價值審核與法律監管，這影響了黨從技術架構的源頭掌握文化生態的主導權。

二是人工智能技術意識形態風險全流程化。當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日益成為意識形態主戰場。人工智能大模型所具有的內生性“全流程意識形態安全風險”，將在未來構成黨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重要挑戰：其訓練所用的語料庫，可能存在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偏差及其他被污染的風險﹔其產生的大模型“幻覺”，即虛假與錯誤信息的大規模生成，成為各類謠言生產與傳播的重要源頭﹔大模型在訓練和學習過程中的每個環節，都可能被注入特定價值立場，進而影響認知框架的塑造。能否實現人工智能大模型內容輸出的全流程可控，關系黨主導輿論的話語權。

三是輿論引導和輿情處置面臨新趨勢。互聯網時代，我國有超過11億網民在同一個網絡空間中獲取與交流信息，當輿論密度與熱度達到一定程度時，便會迅速演變為輿情，從而形成“信息傳播—輿論聚集—輿情引爆”的效應。加之當前中文互聯網已經成為全球不同政治力量與文化思潮爭奪影響力和注意力的重要陣地，國內傳播與國際傳播之間涇渭分明的界限也早已不復存在。能否建立和完善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成為黨在文化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一環。

四是新興文化業態IP化與粉絲化的雙刃劍效應凸顯。數智技術與商業資本的雙重驅動催生出大量新興文化形態與業態，如粉絲經濟、直播經濟以及短視頻、網絡文學等多模態的新大眾文藝，形成了較為完備的上中下游產業鏈，並推動形成企業全球化成長的新范式。這些新興產業形態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豐富公共文化供給、促進中華文化海外傳播作出了積極貢獻，尤其是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與創新活力，形成了新的“大眾產消”與“全民共創”的經濟形態與文化生態。但與此同時，其以粉絲經濟為基礎的IP運營模式，形成了以流量為核心的作品產消全鏈條機制，使網絡平台通過流量分配權實質上掌握了產品分發權與生產流程控制權，影響甚至決定著哪些文化產品得以被創作、傳播、消費，這給文化治理帶來諸多新挑戰。同時，文化創作的流量邏輯也強化了內容創作的同質化、淺表化、庸俗化現象。

2.以信息技術驅動文化領域治理能力系統性提升

在信息技術迭代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提升黨的文化領域治理能力，應以激發創新創造活力為中心環節，系統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生產經營機制。具體而言，可從以下方面著力：

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網絡平台治理模式。目標是通過善治、善管、善用網絡平台，將文化生產、傳播、消費的主導權牢牢掌握在黨和政府手中，確保現實與虛擬、線下與線上兩個空間中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暢通無礙。當前，需要將以內容治理為主的傳統網絡治理模式，升級為基於平台架構與算法治理的網絡生態治理新模式。對平台架構與算法進行前置審核與監管，確保算法導向正確、公平公正、公開透明、自主可控，從根源上解決算法“黑箱化”以及算法驅動下產生的“信息繭房”、誘導沉迷、操縱榜單、過度娛樂化等問題。同時，引導網絡平台將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納入算法優先推送序列，以此夯實網絡輿論生態與文化生態的技術根基。

確保人工智能大模型訓練的全流程可控。建立由多部門、行業、專家等聯合組成的人工智能倫理與文化安全審核機制，對企業發展人工智能技術提供明確指導，從而構建起人工智能大模型全流程意識形態安全框架。在形成版權共識的前提下，建立“主流文化語料庫聯盟”，打通囊括主流媒體新聞報道、一流出版社出版物、圖書館館藏等豐富內容的優質語料，實現“優質語料庫—大模型訓練”的正向循環。

實施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建立健全雙效統一的文化創作生產機制。《規劃綱要》提出了“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生產經營機制，實施積極的文化經濟政策，大力發展文化旅游業，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旨在健全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依托國內大市場優勢，通過雙循環帶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培育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產業競爭力的優秀文化企業和品牌，推動文化繁榮，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為此，要完善文化產業“走出去”的中長期規劃與一攬子計劃，推動文化產業規模化出海。深化文化貿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數字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全面提升我國文化貿易主體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與國際競爭力，以全球市場競爭力帶動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探索構建“技術—藝術—文化”三位一體的新大眾文藝評價與管理機制，將思想深度、藝術原創性等傳統標准與文化傳播力、技術創新性、受眾參與度等現代指標相結合，推動專家評價、大眾認可和市場表現相統一，形成更具包容性的立體評價體系，避免唯數據論。同時，鼓勵和引導互聯網平台通過構建科學合理的算法推薦與數據統計，進行內容審核與價值引導，確保黨掌握對新大眾文藝的技術生態定義權與文藝生產主導權。

持續推進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構建一體化輿論綜合治理體系。其目標，是通過系統性變革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整合各類媒介資源和生產要素，實現信息內容、技術應用、平台終端、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共融互通，打造一批具有強大影響力、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平台。《規劃綱要》提出了“深化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推進新聞宣傳和網絡輿論一體化管理，提高主流輿論引導能力”的要求，這意味著主流媒體的發展范式必須根本轉變，推動內容建設與網絡管理、新聞宣傳與輿論引導、虛擬空間與現實社會、國內傳播與國際傳播的整體相融。一是以數字與人工智能技術賦能媒體生產傳播。拓展人工智能技術在創意策劃、內容生產、信息處理、輿情分析等環節中的功能，重構媒體技術底座，驅動主流媒體系統性躍升。二是推動媒體融合縱向貫通與橫向協同聯動，形成互聯互通、融合創新的發展態勢，使各級各地媒體融合由局部探索轉向系統集成。三是構建自主可控的新型傳播平台。重點做好主流媒體內容數據、用戶數據、公共數據的採集標注，並與政府的政務、服務、商務等綜合性數據資源及渠道優勢相結合。在為用戶構筑堅實可靠數據底座的同時，嵌入數字生活場景，滿足用戶信息與服務需求，潛移默化地實現以文化人、價值觀塑造與輿論引導等目標。同時，推進“常態化新聞發布—日常輿論引導—輿情應急處置”一體化治理。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實現從“信息發布”到“治理賦能”的功能升級﹔完善日常輿論引導與輿情處置協同機制，通過主流媒體、政務新媒體等平台形成常態化信息發布、互動與反饋，暢通政府與群眾的良好互動渠道﹔等等。

（作者：秦露，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05月25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