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政績觀的歷史演變
政績觀是政黨執政理念與價值追求的集中體現,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從政行為中的具體體現。中國共產黨的政績觀是由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性質決定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無產階級政黨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要求馬克思主義政黨追求的政績只能是為民謀利、為民造福的政績,而非為個人、為小團體謀取私利的政績。中國共產黨將“為人民服務”“人民至上”作為政治實踐的價值理念,正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治國理政中的體現。為民的政績觀,也貫穿於中國數千年的治理實踐,“治政之要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察其疾苦”“利民之事,絲發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等集中體現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為政之德、從政之道、施政之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政績觀源自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這是其他任何政黨所不具備的。中國共產黨在百年奮斗歷程中,圍繞不同歷史時期中心任務,形成了一脈相承、與時俱進的政績觀演進脈絡。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民革命”的政績觀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中心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工作圍繞革命戰爭與群眾動員展開。黨深刻認識到,人民是革命的主體,解放人民、改善人民生活是革命的目的,脫離人民必將一事無成,因而以能否發動人民、依靠人民、守護人民,能否推翻壓迫人民的三座大山作為檢驗革命成績的根本尺度。
在毛澤東看來,即便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黨的工作及成績也與切實改善群眾生活密不可分。他深刻指出,“蘇維埃是群眾生活的組織者,隻有蘇維埃用盡它的一切努力解決了群眾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的生活,取得了群眾對於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應該明白:長岡鄉在戰爭動員上的偉大成績,是與他們改良群眾生活的成績不可分離的”。延安時期,黨領導進行精兵簡政、開展大生產運動等,不僅解決了軍民物資匱乏的難題,更贏得了群眾的信任,正是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休戚與共的政績觀的生動實踐。
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黨的政績體現為軍事勝利、政權建立、群眾擁護與革命力量的壯大。在評價標准上,以是否得到人民支持、是否推動革命進程、是否推進民族獨立為根本標尺,拒絕脫離群眾的形式主義與個人主義政績。這一時期,黨內也曾出現過脫離人民、脫離實際的錯誤傾向。比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不懂得廣泛地爭取群眾,背離群眾路線、無視人民需求,將革命目標與人民利益割裂開來。面對錯誤和偏差,黨通過遵義會議、延安整風等進行自我革命,予以徹底糾正,明確了以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的工作目標,確立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一切工作以革命成敗為檢驗標尺,把推翻反動統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作為政績追求。
縱觀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一個政黨的政績觀直接決定其興衰成敗,而政績觀集中表現在對待人民群眾的立場與實踐上。蔣介石曾指責“國人幼稚”,而毛澤東則認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敗亡之際,蔣介石“甚嘆當政廿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但悔之晚矣。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向一個來訪的外國代表團說:“我們跟蔣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條經驗是,要同群眾結合起來。什麼時候跟群眾合作得好,我們就得到發展﹔什麼時候脫離群眾,我們就犯錯誤,就失敗。”正是因為始終堅持同人民群眾密切結合起來,中國共產黨最終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為民立業”的政績觀
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翻身成為國家主人,最迫切的需求從“求解放”轉向“求溫飽、求安定、求發展”。中國共產黨的政績觀隨之演進為為民立業、建設新中國、保障人民基本生存與生活權利。一是制度立業,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從制度層面保障人民的平等地位,讓人民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二是經濟立業,解決人民生存發展的根本之需,黨帶領全國人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艱苦奮斗,逐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三是民生立業,積極發展教育、科技、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農村合作醫療,改善公共衛生條件,人均預期壽命大幅提高,著力提升人民基本生活品質,大力普及基礎教育,開展掃盲運動,切實提升人民文化素質﹔四是國防立業,在國家經濟基礎薄弱、外部環境復雜的極端困難條件下,成功研制 “兩彈一星”,筑牢國家安全屏障,為人民創造了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這一時期,涌現出大批扎根基層、為民實干的優秀黨員干部,比如焦裕祿、谷文昌等模范人物,他們扎根一線、苦干實干,用心用情為人民解決難題,用實際行動詮釋了“為民立業” 的政績內涵。
但社會主義的探索在執政經驗不足、急於求成情緒的影響下也出現過曲折,最集中的表現就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政績觀偏差,出現浮夸風、共產風、高指標、瞎指揮等現象,忽視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把“速度”“指標”當作政績核心,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現實,以形式主義和指標任務代替務實為民,虛假政績泛濫。后來,“左”傾錯誤又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給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損失。但必須看到,即使在曲折發展階段,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定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根本追求,廣大干部群眾依然在艱苦條件下推進生產建設、科技攻關和國防事業,保持了國家基本運行和社會整體穩定,為后續發展創造了重要基礎。這一曲折歷程也說明,正確的政績觀必須尊重客觀規律、立足基本國情、堅持實事求是。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為民致富”的政績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明確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深刻指出“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追求的現代化就是“小康之家”。由此,黨聚焦為民致富,“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核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明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政績觀的核心也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展開。一是農村改革率先破冰,全面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打破“大鍋飯”的體制束縛,賦予農民充分的生產經營自主權,推動糧食產量連年攀升,農民收入實現大幅增長﹔二是城市改革穩步推進,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鮮明樹立“勤勞致富”的價值導向,切實增加職工收入﹔三是對外開放逐步擴大,設立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積極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創造大量就業崗位,有效拓寬人民增收渠道﹔四是扶貧開發正式起步,實施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扶貧開發工作,著力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切實縮小貧富差距。
黨的十四大以后,面對市場化改革、經濟全球化與社會結構轉型帶來的新挑戰,黨的政績觀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更加注重發展質量、黨的先進性建設與社會全面進步,實現了內涵拓展與體系完善。針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貧富差距拉大、區域發展不平衡、腐敗現象滋生等問題,黨中央強化政績考核的約束性,明確“德、能、勤、績、廉”綜合評價標准,將廉政建設納入干部考核體系,防止把經濟增長等同於全部政績。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財稅金融體制改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重大舉措,既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又著力提升發展質量﹔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就業,推進扶貧開發,努力實現改革發展成果惠及更多群眾。在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巨變”的背景下,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卻能夠不斷地取得成功,與在改革過程中注重改善人民的生活有決定性關系,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之所以失去政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沒有像中國共產黨這樣切實地、不斷地改善人民生活,從而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進入21 世紀,我國經濟總量大幅提升,但長期粗放增長積累的深層次矛盾逐步顯現: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城鄉區域差距擴大、民生短板突出、社會矛盾增多等。對此,黨中央出台一系列重大舉措,著力校准發展導向和政績導向:取消農業稅,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縮小城鄉差距﹔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強社會建設與治理﹔推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將節能減排、生態保護納入剛性考核﹔全面免除城鄉義務教育學雜費,建立覆蓋城鄉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這些舉措把民生福祉、社會公平、生態安全作為政績重要內容,彰顯了以人為本的核心立場。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加之干部考核評價機制尚未完善,這一時期個別黨員干部的政績觀也出現了新的偏差,集中表現為“唯 GDP 論英雄”、重經濟增長輕民生保障、重短期效益輕長遠發展。這些偏差的本質,是把短期政績置於人民長遠利益之上,背離了“為民致富”的初衷。對此,黨及時察覺並堅決糾正,強調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注重統籌兼顧、民生優先,著力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民造福”的政績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堅持從實際出發、按規律辦事,自覺為人民出政績、以實干出政績”,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多做為民造福的實事好事,杜絕裝樣子、搞花架子、盲目鋪攤子”,涵養“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集中回答了有關政績觀的3個根本問題:第一,政績為誰而樹?共產黨人必須牢記,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第二,樹什麼樣的政績?強調既要做顯功,也要做潛功﹔既要做讓群眾看得見、摸得著、得實惠的實事,也要做為后人作鋪墊、打基礎、利長遠的好事。第三,靠什麼樹政績?堅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從實際出發謀劃事業和工作,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不搞急功近利、弄虛作假。這一政績觀立足新時代黨情國情與人民需求,把人民立場貫穿始終,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堅守初心使命、永葆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色的高度政治自覺,為新時代黨員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時代以來,我們黨持之以恆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堅決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厲整治各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堅決杜絕數字造假、虛報浮夸等不良現象﹔不斷完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堅決破除唯 GDP、唯數字的片面考核傾向,將民生改善、生態保護、共同富裕、群眾滿意度等核心指標納入考核體系,建立綜合考核與專項考核相結合的評價機制,引導黨員干部摒棄重顯績輕潛績、重速度輕質量的傾向。考核結果與干部選拔任用、激勵約束直接挂鉤,形成“有為者有位、實干者實惠”的鮮明導向。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緊盯政績觀扭曲問題,堅決糾治急功近利、弄虛作假等行為,以剛性紀律約束推動干部知責擔責盡責。同時,健全容錯糾錯機制,鼓勵干部擔當作為,為實干者撐腰鼓勁,營造求真務實、干事創業的良好政治生態。
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政績觀,在繼承百年黨史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實現了新的升華:從“發展才是硬道理”到“高質量發展”的理念躍升,彰顯了發展理念的與時俱進﹔從單一經濟指標評價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的綜合評價,體現了政績評價的全面性和科學性﹔始終把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奮斗目標,聚焦就業、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民生領域,把好事實事做到群眾心坎上,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社會保障網持續織密扎牢,著力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充分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政績導向。
從革命戰爭年代開展土地革命、實行減租減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興修水利、發展生產,到改革開放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再到新時代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實實在在的政績回應人民期待,生動詮釋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內涵。一部中國共產黨歷史就是一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奮斗史,更是一部政績觀不斷豐富發展、與時俱進的實踐史,中國共產黨的政績觀始終緊扣時代主題、堅持人民立場,在守正中創新、在創新中升華,指引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干事創業、勇毅前行。面向未來,只要廣大黨員干部始終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堅持為人民出政績、以實干出政績,就一定能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
【作者分別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來源:《機關黨建研究》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