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新局的偉大遠征：紅軍長征實現戰略大轉移及其歷史意義

紅軍長征不僅是一次保存革命火種的偉大壯舉，更是一次深刻改變中國命運的戰略轉移。它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實現了紅軍的戰略大轉移，為后來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

紅軍長征的北上方針，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從“求生存”到“謀大局”的演變發展過程，是中國共產黨在血與火的考驗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偉大成果。

長征伊始，中央紅軍主力計劃西進湘西，意在與活動和轉移到此的紅三軍（后恢復稱紅二軍團）、紅六軍團會合。這一決策帶有明顯的“搬家”色彩，試圖在鄰近中央蘇區的湘鄂川黔邊區建立新的根據地。然而，國民黨在湘西南布下重兵，若中央紅軍執意前行恐將面臨覆滅之險。危急關頭，毛澤東同志在通道會議上力主轉兵貴州，得到多數支持﹔隨后的黎平會議正式決定在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遵義會議則進一步採納劉伯承、聶榮臻等同志建議，確立了渡過長江、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戰略設想。

遵義會議后不久，由於土城戰役受挫，渡江計劃暫時擱淺，但中共中央並未固守成規，而是靈活調整，決定在川滇黔邊境創建根據地。此后，毛澤東同志指揮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於1935年6月抵達川西北，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兩軍會師前夕，中共中央分析當時的國內形勢和川西北地區人文地理環境后，提出“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后我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頁）。在兩軍會師后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兩河口會議上，作出《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明確規定兩個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十二冊，第226頁），正式明確了北上的戰略方針。

針對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導致的北上延宕，中共中央在沙窩會議重申創建川陝甘根據地的歷史任務，深刻指出西北地區反動統治及帝國主義力量薄弱，且接近蘇聯，有利於蘇維埃運動發展。9月，中央果斷決定先行北上。在隨后召開的俄界會議上，提出“通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系，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建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的設想（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毛澤東年譜》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第471頁）。

同年9月，中共中央進駐甘肅岷縣的哈達鋪。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通過閱讀國統區出版的報紙，得知不但原有的陝北紅軍在堅持斗爭，而且徐海東等領導的紅二十五軍已經抵達陝北。這說明陝北還有一塊完整的革命根據地，遂決定陝甘支隊前往陝北。在9月22日召開的團以上干部大會上，毛澤東同志指出：“目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我們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通渭縣的榜羅鎮召開會議，正式確定將陝北作為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的前進陣地。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達陝甘根據地的吳起鎮，宣告歷時一年，縱橫十一個省，行程二萬五千裡的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二

從開啟戰略轉移到落腳陝北，紅軍長征的目的地幾經變化。盡管落腳陝北並不是一開始的自覺選擇，但在長征后期，中共中央根據形勢的變化作出北上的決定，並將北上與抗日緊密結合起來，最終作出落腳陝北的決策，這種轉移對后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至關重要。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首先發生在南方，因而南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早於北方。正因為如此，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其重心一開始是在南方。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大都成立在南方省份，黨的早期成員也大多出身於南方，黨的成立大會是在上海召開的。當時，國民黨的力量也主要活動於南方，第一次國共合作實現后開展的國民革命運動重心也在南方，北伐戰爭自然也是由南而北進行的。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開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最基本的區域，是在大革命高潮中工農運動最活躍的南方各省。

到了紅軍長征開始之際，國內形勢開始發生重大變化。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東北，隨后又不斷地向關內滲透，1935年更是利用蔣介石全力“追剿”長征中的紅軍之機，發動華北事變，企圖將華北變成第二個東北，進而使整個中國成為殖民地。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組織領導抗日，成為中國革命最迫切、最關鍵的問題。毫無疑問，此時，抗日的第一線是華北。如果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仍主要在南方地區活動，即使抗日的主張最徹底、抗戰的口號喊得最響，也難以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響應與支持。

以陝北為中心的陝甘寧地區作為中國革命的基地，固然有許多不利條件：這裡地瘠民窮、物產不豐、交通不便、經濟文化落后、受大革命的影響小等。但是，這裡也有許多有利條件。陝甘寧地區地域廣闊，具有很大的戰略縱深，能為紅軍和根據地提供較大的發展空間﹔這裡雖較為貧窮落后，但也不利於蔣介石大規模運兵和用兵﹔陝甘寧地區遠離中國政治經濟中心，國民黨統治力量相對薄弱。陝北本地的地方勢力力量弱小，而實力較大的東北軍和西北軍，其主要領導人張學良、楊虎城有抗日要求，我們黨容易與其在抗日問題上達成共識、形成統一戰線。此外，這裡有一塊現成的根據地，有一定數量的紅軍隊伍。這些因素都使陝北成為紅軍長征理想的落腳點。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日本侵華的步步深入，中日民族矛盾不斷加深並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華北事變之后，華北已成為抗日第一線。這時全國人民對各種政治力量的最根本要求是抗日。國內任何政治力量要想得到民眾支持，唯有真正舉起抗日旗幟。陝北緊鄰華北，落腳陝北，為紅軍下一步迅速出兵華北抗日創造了條件。

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利和土地革命轉入低潮，固然有許多原因，但最根本的，還是當時路線方針政策出現了偏差。隨著民族矛盾取代階級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要爭取各階級各階層的廣泛支持，必須以抗日為號召並採取切實行動，紅軍也必須能以最快的速度開赴抗日第一線。

主力紅軍長征落腳陝甘寧后，經過短暫的休養生息，在全民族抗戰爆發后迅速改編開赴前線，又使陝甘寧成為此后向外發展的理想出發點。正如斯諾1936年訪問毛澤東同志后所說的：“歷史隨后表明，他們強調的無疑是長征的第二個基本理由——挺進到有戰略意義的西北去——是正確的。他們正確地預見到這個地區將對中國、日本和蘇俄的當前命運起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頁）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征無疑是一次開創新局的偉大遠征。

三

北上的方針正式確定之后，長征的目的就不僅是為了使紅軍獲得生存之地，更重要的是引領中華民族抗日大業。中共中央一到陝北，就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針對形勢變化，不失時機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開始實施由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轉變，並進行一系列政策調整。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組織動員一切願意抗日的人們團結起來，共同挽救民族危亡。

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不得不與之開展武裝斗爭，乃至長征也是紅軍在反“圍剿”失利的情況下不得不進行的戰略轉移。毛澤東同志后來說：“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從前並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有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64~565頁）但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面前，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主動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並且移師北上至抗日前線附近，表明了將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的立場，在人民群眾中樹立了良好形象。

長征開始前，國民黨反動派曾大肆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進行污名化宣傳。對於廣大未曾接觸過共產黨與紅軍的人民大眾而言，他們對中共的了解極為有限，大多僅抱持一種同情心理。而隨著中共中央落腳陝北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提出，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錚錚鐵骨戰強敵、以血肉之軀筑長城，取得近代以來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人民群眾由此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不僅是為窮苦大眾爭取利益的隊伍，更是為中華民族謀求生存與發展的隊伍，這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自覺認同並接受黨的主張，衷心擁護黨的領導。

長征改變了中國革命的戰略布局，為全民族抗戰爆發后紅軍主力迅速開赴抗日前線創造了條件，使人民軍隊能夠在更廣闊的地域內發展力量，實現了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為奪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進而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因此，長征不僅是地理上的“由南向北”，更實現了政治上的“由窄向寬”、戰略上的“由被動向主動”。

（作者：羅平漢、高安益，分別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26年06月0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