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地到平原：抗日游擊戰爭發展的重要一步

1938年春，經過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的初步實踐后，中共中央作出將抗日游擊戰爭由山地向平原發展的指示。隨后，八路軍各部遵令向平原地區展開，在中共地方黨組織配合下，擴大武裝、發動組織民眾、創立或改造各級抗日政權，在華北地區建立起多個平原抗日根據地。既往研究對中共中央作出上述決策的過程已有較清晰的梳理，但仍在兩方面有所不足：一是更多地將目光集中在決策本身，未將其置於復雜多面的歷史中來考察﹔二是缺乏對上下級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互動的觀照，對中共各級黨組織、各部隊如何影響中央決策，又如何貫徹落實中央部署關注不夠，忽略了地方黨組織、黨員和八路軍官兵篳路藍縷的探索。本文力圖在已有研究基礎上，盡量還原抗日戰爭中這一艱苦卓絕的復雜歷程。

一、河北、山東各地殊途同歸的前期探索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八路軍各部和敵后抗日根據地最初一般在山地展開。首先在平原地區打開局面的，是深受中國共產黨影響的東北軍呂正操部改編的河北人民自衛軍。

1937年7月底，日軍佔領平津后，決定以平津為依托進行華北會戰，企圖“盡快地首先解決華北問題”，妄想以此“促進日華兩國問題的全部解決”，因此在兵力使用上特別強調要“力求使中國方面感到重創，產生敗戰思想，以動搖其戰斗意志”。此后，日軍分別沿平綏、平漢、津浦三條鐵路線向華北腹地大力進攻，在平綏線攻陷南口、突破居庸關﹔在平漢線連克冀中各要地，並抽出一部兵力沿正太路進攻娘子關，配合從平綏線沿同蒲路南下的日軍會攻太原。至10月下旬，冀南腹地20余縣相繼淪陷，中國軍隊退守衛河南岸。11月8日，太原失守。自此，“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

兵鋒過后，淪陷區即成敵后。在冀中地區，保定失守后，國民黨軍隊“由此南退，各縣政權，也顧不得‘子民’而望風披靡，紛紛瓦解”，“整個冀中，進入了無政府狀態”。面對一時失序，民眾惶惶然不知所措，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毅然決定起來反抗。偌大的敵后，亟待有人扛起抗日大旗、振臂一呼。1937年9月底10月初，留在冀中的中共地方黨組織根據平漢線省委的指示，要求“所有黨員干部堅持崗位，一律不撤退”，“動員一切力量組織發展抗日武裝，開展敵后游擊戰爭”。與此同時，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將出生於冀中的原紅軍團長孟慶山派回家鄉，負組織領導之責。孟慶山先后在蠡縣、任丘等地辦游擊戰爭訓練班，培養了大量骨干，為日后創建河北游擊軍奠定了基礎。

要想組織有效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除根據地民眾自身的力量外，還必須依靠正規軍的力量。在冀中，這個責任落在了東北軍呂正操部（即第53軍130師691團）身上。此時，呂正操部正在同日軍作戰中向南撤退經過蒿城四德村、梅花鎮一帶。團長呂正操此前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且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長期工作下，該團的“團長、營長，連、排主要干部差不多都是黨員或‘東抗’隊員”，黨的影響已相當深入。在南撤過程中，部隊轉至晉縣東北的小樵鎮，“連夜召開了黨的會議，討論部隊整編和北上行動計劃”。1937年10月14日，該團改編為人民自衛軍，揮戈北上。

但此時的人民自衛軍還不屬八路軍序列，“是舊軍隊，黨的、紅軍的傳統都沒有”，算不上是中共直接領導下的武裝。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得知相關情況后，派熟悉東北軍情況的孫志遠攜帶密碼本前往，很快得到了回應。1937年12月，呂部2000余人赴晉察冀軍區進行整訓。聶、呂二人“研究了人民自衛軍的整訓工作，審定了軍區機關提出的整頓和訓練方面的計劃”。整訓持續一個月左右，“學習了八路軍的傳統和作風，學習了發動群眾和依靠群眾建立抗日政權的經驗”，收效明顯，進一步筑牢了人民自衛軍的思想基礎。1938年春節前后，人民自衛軍結束整訓返回冀中，自此成為馳騁冀中平原的一支勁旅，為八路軍在平原地區發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

人民自衛軍由東北軍一個團發展為事實上八路軍之有力一部，一方面有賴於北方局長期對第53軍卓有成效的工作。早在長城抗戰期間，呂正操原在的第647團以及與呂交好的黃顯聲部已有北方局所派不少中共黨員和進步學生。在晉察冀軍區和人民自衛軍間聯絡的孫志遠原來即在第53軍領導地下黨工作，與呂正操、黃顯聲頗多往來。呂正操回憶道：“我在東北軍裡，九一八事變前后就受到黨的影響。”“當時我看了一些馬列主義的書，這些人也和我講有關黨的知識和革命道理，對我有不少幫助”。另一方面，以呂正操為代表的進步軍人熱愛祖國，具有濃厚的民族意識和打回東北、恢復故土的強烈願望。日軍全面侵華后，目睹國土被踐踏、同胞被蹂躪，凡熱血軍人皆不能無動於衷，“抗日”成為此時最有力的號召，誰堅持抗日，民眾和軍隊就會跟誰走。在負責守備的國民黨軍隊一路南退、冀中出現政治塌陷的情況下，中共和呂正操部因“抗日”的共同目標走到一起，看似偶然，實則是包括中共、各抗日部隊和廣大民眾在內的中華民族不甘做亡國奴、奮起抗爭精神的具體體現。

與冀中地區通過地方黨的秘密工作爭取東北軍有所不同，在冀南地區，中共早在1937年就派來了八路軍正規軍。11月，第129師抽調30多人組成挺進支隊，分別由孫繼先、胥光義任司令員和政委，越過平漢鐵路到達冀南，和當地黨組織取得聯系，開始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不到一個月，就幫助周圍各縣建立了抗日政權機構”，同時，“依靠三五年農民暴動中跑散的黨員、干部和積極分子，建立了冀南抗日模范游擊隊第一支隊”。

初入冀南的試探性發展獲得了超乎預料的成功。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難得的良機，12月，他指示八路軍總部：“平漢路以東地區現甚空虛”，“由一二九師以步兵一個營附騎兵一連，深入到磁縣、沙河、趙縣以東……廣大地區活動”。該師立即組建東進縱隊，由八路軍正規軍中久經鍛煉的軍事指揮員陳再道和地方黨組織負責人李菁玉共同領導，開赴冀南。繼陳、李部東進后，第129師在1938年3月又派師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窮“帶著一個騎兵團、一個獨立支隊和一個機槍連開赴冀南”，“在上述地區發動民眾抗日斗爭，組織武裝游擊隊”。短時間內，已有三股八路軍正規軍先后到達冀南。

八路軍由其他地區到達冀南后，首先面臨如何立足的問題。此時的冀南，雜色武裝蜂起，各類政權林立，“‘將軍’滿天下，‘司令’如牛毛”，“縣政權也形形色色，有的像‘維持會’，有的像‘支應局’，有的像舊官衙，不像抗日的樣子”。這些雜色武裝和臨時政權，不僅政治立場和目標多變，而且組織成分和內外關系十分復雜，如果不能採取有效手段對其實施改造、收編或徑直取消，八路軍就難以爭取民眾、壯大組織、在冀南站穩腳跟，更談不上創建根據地，發展平原抗日游擊戰爭。

1938年1月，東進縱隊到冀南時，“以巨鹿縣保安團為一方，土匪劉磨頭、邱慶福等為另一方，在巨鹿縣界上拉了一條二十多裡長的戰線，正在火並，已經打了十幾天了”。東進縱隊以實力為后盾，以民族大義相號召，“一面派人赴劉磨頭指揮部，勸說其停火，一面寫信送到巨鹿城，要保安團深明大義”，同時將部隊調至雙方火並地區施加壓力。劉磨頭部唯恐八路軍和保安團聯合，便“見階下台，答應停火”，保安團方面也達成協議，兩方爭端得以妥善解決。“這一勝利，不僅打開了進入冀南的大門，而且在冀南特別是在巨鹿附近的幾個縣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廣大群眾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光明磊落的態度“受到了各階層人民的熱烈贊揚和擁護”，南宮、清河、冀縣、新河等縣的各界人民紛紛派代表請八路軍“前去安定社會秩序，領導他們抗日”。廣大民眾和一些帶有進步色彩的武裝逐漸向八路軍靠攏，開始形成以八路軍正規軍為重心的冀南抗日游擊局面。

除河北的冀中、冀南地區外，在山東，敵后抗日武裝和抗日根據地也有初步發展。與他處相比，山東抗日武裝和根據地是地方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導方針，獨立在敵后發動建立起來並逐步發展壯大的。1936年4月，北方局即派原任直南特委書記的黎玉前往山東恢復並重建與中央失聯經年的省委。黎玉抵魯后，與省委諸人胼手胝足，恢復並發展了各地黨組織。至1937年底日軍攻佔濟南前，山東地方黨組織的發展已蔚為可觀，其主要者有“魯西北特委、魯北特委、膠東特委”和“魯中工委、魯東工委、魯西南工委、淄博礦區工委和濟南市工委”，此外尚有部分縣一級組織，為抵抗日軍侵略、發動起義、建立武裝准備了領導力量。日軍攻佔濟南后，山東省委在1938年第一天便發動了徂徠山抗日武裝起義，並組建了山東境內第一支冠以八路軍名義的武裝——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游擊第四支隊。頗值一提的是，這支部隊幾乎和八路軍主力部隊沒有直接聯系，它完全是由地方黨組織成立的“一支由土生土長的山東子弟組成的八路軍抗日武裝”。以徂徠山起義為代表，在此前后約半年時間裡，山東地方黨組織在齊魯大地上發動了數十起抗日武裝起義，組建了多支大小不一的抗日游擊武裝，並在個別地區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權，山東抗日根據地已初具規模。

二、向平原發展游擊戰爭的戰略決策

在中共地方黨組織和八路軍協力下，敵后抗日武裝和抗日根據地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的初步發展，很快為延安所知。聶榮臻在同到晉察冀整訓的呂正操談話時就曾說道：“你們揮戈北上和在冀中的工作，我已經向中央和總部做了報告，毛澤東同志已經知道了，他很高興。”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則專程沖破重重封鎖奔赴延安，向中央匯報“山東黨組織和抗日游擊隊的情況”。聽到最新情況的毛澤東電告周恩來、葉劍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到延安，那邊游擊戰爭大可發展，魯南第四支隊三個月內由七十人發展至一千二百人、八百支槍。”此外，第129師東進縱隊遵照指示配備了“無線電台番號獨用密本”，始終與上級機關保持聯系。紛至沓來的消息使中共中央認為已有必要在戰略上作出相應改變。

事實上，中共中央早在洛川會議期間即原則上提出過“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在八路軍整編出發后，毛澤東和前方領導人就這一方針又作了進一步討論。由於紅軍將領此前長期“馳騁湘鄂贛閩，以劣勢裝備動輒整團、整旅地‘吃掉’國民黨政府軍”，難免生出“出去基本的是打勝仗，樹立聲威”以盡快提振軍心民氣的急切心理。針對這種傾向，毛澤東諄諄告誡：“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並反復申說“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極端重要性，著重強調八路軍“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以及“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至於是否立足“山地”，對此時的八路軍與其說是指導方針，毋寧說是客觀處境。八路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后，依日寇兵勢而動，在冀、察、綏入晉各鎖鑰重地靈巧設伏，先是第115師在平型關首戰告捷，其后第120師一部在雁門關地區伏擊日軍又多有斬獲，不旋踵間第129師一部在娘子關以南地區再殲日軍數百人。赫赫戰功，皆成於山地，既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的貫徹落實，也是兵力、裝備、技術對比皆處劣勢的八路軍發揮特長的不得已之舉。所以，盡管洛川會議已經提出“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但在此后一段時間內，無論是中共中央的指導思想，還是客觀事實，所謂平原游擊戰爭都還只能是一種願景。河北、山東等地游擊戰爭的發展，則使中共中央看到了平原抗日游擊戰爭的光明前途，走出山地，在平原地區擴大抗日武裝並建立根據地已不再只是模糊的設想，而成為下一步需要考慮的具體計劃。

促使中共中央作出這一決策的，還有山地有限的資源供應和八路軍、根據地發展壯大之間的矛盾。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根據地一般孕育於山地，但由於地形和資源限制，它的發展壯大一般又要突破山地，因為根據地必須要具備支撐革命力量生存和發展的必要經濟條件，否則，不管其他條件如何優越，也難以發展持久。在此前后，局處山西一隅的八路軍的后勤供應只能維持在最低限度。“部隊過著極貧苦的物質生活”，“因經費困難，干部的津貼是時常停發，伙食費也要減少，衣服、鞋襪、毯子，則很缺乏”。1938年新年伊始，在延安的幾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就曾聯名致電前方八路軍總部和在武漢的中共代表團，提出這一嚴峻問題，以探討解決之道：“前方部隊給養是處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政府及閻錫山方面暫時均沒有很大希望，也不能存很大的希望。”“主要應依靠民眾的自願援助來求得解決。”前方總部則把面臨的困境說得更具體：“在華北我軍現實有人數十二萬以上，內有呂、段兩部，黨的組織薄弱，特別段部。經費至少每月需九十萬至百萬元（買糧在內），現無單衣著棉衣，無鞋子等，生活比較苦。但部隊擴大，收買武器仍不應停止，而相反應加緊去做。”“此問題不能不有預為籌劃。”而如河北這樣的平原地區，卻“是華北物產豐富之區，不僅有大量的糧食和其他物產，而且有居中國首位的棉花生產”，同時，“河北是人口較稠密的區域”，“這些一望無際、連綿不斷的村庄，就是游擊隊最好的輾轉活動的依托”，“把廣大的人民造成游擊隊的‘人山’”，“不管什麼樣的山，也沒有這樣的山好”。所以，為突破山地資源稟賦對八路軍和抗日根據地發展的限制，向平原前進，向經濟條件較好區域尋求發展，成為勢所必然的戰略選擇。

在此前后，適逢日軍作戰重心東移華東，華北兵力相對空虛，也為抗日游擊戰爭由山西向華北平原發展提供了條件。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妄圖由此逼迫中國投降。在全國上下不妥協、抗戰到底的決心和抵抗下，日本迫降不成，便窮兵黷武，決定以濟南、南京為基地，沿津浦線夾擊徐州，貫通南北戰場，以實現迅速滅亡中國的計劃。在此方針下，日軍向津浦線集中兵力，“先后調集8個師團及3個旅團、2個支隊約24萬人，分別由華中派遣軍（1938年2月18日由華中方面軍改編）司令官畑俊六和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指揮，實行南北對進，夾擊徐州”。相應地，在華北戰場，“這時由於徐州會戰，（日軍）一些部隊從第一軍抽出”，於攻勢上，日軍在擊退了河北境內中國守軍的反擊后也“失去了前進的能力”。八路軍總部綜合各方形勢及情報判斷：“敵轉至平漢線的板垣師團大部東開”，山西兵力減少，“目前無積極南進之勢”，總體上，“抗戰全局以保衛武漢、河南為重心”。

在各方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共中央開始醞釀並最終決定將抗日游擊戰爭向平原地區推進，大規模發展正規軍、發動組織民眾、創立或改造各級政權，建立抗日根據地。這一決策並非孤立存在，而是中共對整個抗戰形勢、國共關系、發展前途統籌謀劃所形成的一系列決策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南京淪陷、抗戰進入以保衛武漢、河南為重心的情況下，毛澤東對中國軍隊堅持持久抗戰的戰略支點有一個總體設想，他認為：“長期抗戰的重要戰略支點有山西區、鄂豫皖區、蘇浙皖贛邊區、陝甘區、鄂豫陝邊區、湘鄂贛邊區等六處”，“而以蘇魯邊區、冀南區、熱冀邊區、大青山脈區輔助之”。毛澤東充分估計到“日本是一個強大、精明的帝國主義”，預計日軍在津浦線實現南北會合后，勢必自徐州沿隴海線西進猛攻鄭州，得手后一部沿平漢南下，過武勝關與溯江而上的日軍配合攻武漢，另一部則會繼續西侵，配合晉西南日軍奪潼關，威逼西安。在日軍可能將佔領范圍擴大到武漢、河南、西北的情況下，毛澤東依據其對日軍施以戰略包圍的思想，籌劃將在山西取得成功的對敵戰略包圍態勢擴大到整個戰區，以鄂豫皖威脅武漢，以鄂豫陝鉗制河南，以山西、陝甘拱衛西北，遂有上述戰略支點之論。毛澤東還認為，在各戰略支點中，八路軍應發揮重要作用，為此，鄂豫皖、鄂豫陝和陝甘三個地區應分別措置八路軍一個師。雖然這一設想隨著戰局的演進很快改變，但毛澤東仍然在此總體設想之下以戰略家手筆大開大合地謀劃或實施了多項兵力調動和部署。他曾致電第115師，對該師能否分三步轉入豫西和鄂西、最終在鄂豫陝立足征求過意見﹔他還頻繁地布置宋時輪、鄧華部向冀東進軍，李井泉部向大青山伸出﹔他又因晉西南地區是向預定戰略支點轉移的樞紐而幾番強調“必須鞏固呂梁山脈”。總之，毛澤東此時認為，將來“各軍主力須在敵未將黃河各渡口封鎖以前渡過河來”，屆時，主力退到河西，在華北地區“只能留若干較小的兵團即若干游擊兵團”。這是1938年春毛澤東對戰局的整體判斷和謀劃，考察中共中央在此前后的一系列決策，決不能離開這一前提。

1938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專題討論在華北建立游擊兵團、堅持游擊戰爭所涉各項事宜，並作出一系列決定。劉少奇在毛澤東建議下留在中央指導華北工作，以加強中樞。隨即，中央以毛、劉二人名義提出了為“在八路軍主力轉移至其他地區后，我黨仍能在統一戰線中有力地堅持與領導華北抗戰”而組織八路軍名義游擊兵團的具體任務：在山岳地帶，晉西北除宋時輪支隊外，再組織4個支隊，晉西南組織3個支隊，晉東南組織7個支隊﹔在平原地區，“在平漢路以東組織若干支隊，由劉徐鄧轉告陳宋及當地黨部負責”。“各支隊至少各有一千左右，各以八路軍有戰斗經驗之主力一二個連作基礎，由地方游擊隊及新兵編成。”“於編成后以八路軍游擊支隊名義活動，樹立威信。”為使各游擊兵團在組建、擴大的同時仍能得到地方黨組織助力，中央在組織上明確了各游擊兵團所在區域黨的負責人：楊尚昆在呂梁山脈，“直接布置晉西南工作”，朱瑞在晉東南，“以北方局代表名義指導同蒲路及平漢路東西兩面黨的工作”，彭真在晉察冀“以北方局代表名義協同聶榮臻同志指導晉察冀平漢路東及平津黨的工作”。

作為戰略安排的重要一步，毛澤東、劉少奇和張聞天三人聯名於1938年4月21日致電八路軍總部、北方局以及在冀南已取得初步成績的陳再道等人：“根據抗戰以來的經驗，在目前全國堅持抗戰與正在深入的群眾工作兩個條件之下，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廣大地發展抗日游擊戰爭是可能的，而且堅持平原地區的游擊戰爭也是可能的。”“黨與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採取盡量廣大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盡量發動最廣大的群眾走上公開的武裝抗日斗爭。”中共中央並據此列出具體任務：“在各區成立游擊司令部”﹔“在收復的地區應即建立政府”，恢復秩序﹔在仍有原來政府的地區則“經過統一戰線的推動，迅速改造與加強政府”﹔並注意“吸收民間的槍支加入游擊隊與軍隊”，“發展黨員，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簡言之，即組織發動民眾、擴大武裝、創立或改造各級抗日政權、發展黨，建立起鞏固的平原抗日根據地。在這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決策下，此后一段時間，平原抗日根據地迎來了蓬勃發展的重要時機。

三、平原抗日根據地的大發展

1938年4月22日，即中央發出指示的第二天，八路軍總部即部署各部隊向平原展開：“徐向前率七七一團、六八九團、曾支隊向石家庄、內丘之線以東，德州、滄石之線地區”﹔“陳再道、宋任窮仍在邢台、邯鄲以東，大名以北另組一支隊，兩個連到寧津、樂陵、德平創造游擊根據地”﹔劉伯承、鄧小平率第129師主力“策應路東”﹔宋時輪支隊和鄧華支隊合組北進縱隊，“出熱察冀創造霧龍山脈根據地，准備某種情況下，為呂部回旋區”。各部隊遵照總部部署，迅即行動。

4月23日，第129師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向各級指揮員傳達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指示，部署部隊向冀南、豫北和平漢路沿線展開。“決定將本師及所指揮的主力組成平漢路東、西兩個縱隊，路東縱隊由副師長徐向前率第769團和第115師第689團及第5支隊（即曾支隊—引者注）開赴冀南。路西縱隊由第386旅旅長陳賡率該旅主力進至平漢鐵路西側的冀西地區，並相機向豫北發展”。“這一部署，以發展冀南平原游擊戰爭為重點，直接威脅平漢、津浦兩大鐵路干線，並可形成東接魯西北、南進豫北的有利態勢，因而具有重要戰略意義。”26日，徐向前率路東縱隊出發，翻越太行山，穿過平漢路，抵達冀南中心的南宮縣，與此前已到南宮的陳再道、宋任窮會合。

八路軍大規模挺進冀南后，首先對日軍展開了主動攻擊，這是以前各種抗日武裝不曾做過的，打開了冀南抗日游擊戰爭的全新局面。“這次戰斗，原擬突擊威縣之敵，吸引平鄉或臨清之敵出援而消滅之，但援敵均未出動，因而在斃傷日軍100余人后即撤出戰斗”。戰斗雖然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目的，但駐威縣日軍遭此打擊后十分恐慌，於5月15日棄城開往邢台，鄰近日偽隨后也西竄邢台，冀南腹地暫時成為日偽勢力的真空地帶。

冀南地區此前存在的各種雜色武裝問題，此時仍未完全得到解決。“三十多個縣的范圍內，敵我友三方犬牙交錯﹔會道門組織及各色雜牌武裝，盤根錯節。”八路軍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策略，改造、收編了雜色武裝段海洲、趙輝樓部，打擊、分化了大漢奸控制下的漢奸會道門組織“六離會”。“僅兩個月的時間內，就有二十余縣的大小數十股武裝加入我軍，部隊擴展到一萬八千五百余人，擁有一萬一千五百多條槍，分編為十八個團及支隊。”

驅逐日偽，收編雜色武裝並非中共政策的終點，其尋求的是通過一系列舉措來建立起鞏固的抗日根據地以支撐持久抗戰並取得最終勝利。其中，首要的是武裝部隊問題。“從事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必須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擊部隊，並使之從斗爭中逐漸地發展為游擊兵團，以至發展成為正規部隊和正規兵團。”這是“最基本一環”。在此基礎上，“使用武裝部隊並配合民眾去戰勝敵人”，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凡是被敵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敵人的根據地，不是游擊戰爭的根據地﹔要把敵人的根據地變為游擊戰爭的根據地，非戰勝敵人無從實現”。再深入下去，“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裝部隊的力量在內，去發動民眾的抗日斗爭”，“要從這種斗爭中去武裝人民”，“要從這種斗爭中去組織民眾團體”，“並逐漸地發展這些團體”，“尤其重要的是從這種斗爭中去發動民眾建立或鞏固當地的抗日政權”。

在此思想指導下，中共在收編、擴大武裝的同時，始終未放鬆發動組織民眾、創建政權的工作，至1938年8月初，“共任命包括冀南縣長在內的共產黨員縣長二十六個，冀南縣一級政權已基本被共產黨和八路軍所掌握”，在冀南建立全區范圍統一政權的條件已經成熟。8月8日，毛、劉聯名致電到冀南指導工作的鄧小平和徐向前、宋任窮等，指示他們“應積極參加與掌握河北地方行政機關”。根據中央指示，8月14日，冀魯豫50余縣軍政民代表大會在南宮召開，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9月，冀南地區又建立起全區的工人、農民、婦女等各界抗日救國總會，同時在30余縣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和民兵自衛隊。至此，冀南地區的黨、武裝、民眾、政權組織初步完備，以南宮為中心，西起平漢、東抵津浦、北至滄石、南跨漳河的冀南抗日根據地基本形成。

根據八路軍總部4月22日部署“到寧津、樂陵、德平創造游擊根據地”的任務，第115師政治部副主任蕭華帶領該師第5支隊和第129師津浦支隊趕赴冀魯邊，初步建立起以寧津、樂陵為中心的冀魯邊抗日根據地。而八路軍總部要求“為呂部回旋區”的冀東，雖然沒有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但是，“宋、鄧縱隊深入冀東苦戰數月，配合並促成地方黨所領導的冀東起義，恢復了冀東的中國政權，發動了群眾，建立了冀東的游擊區，擴大了我軍在敵深遠后方的政治影響，給敵人以打擊，一般說來是獲得了成績的。”

在冀中地區，人民自衛軍赴晉察冀軍區整訓期間，地方黨組織竭力發展武裝力量，成立了以孟慶山為司令的河北游擊軍司令部。河北游擊軍以各縣人民自衛團為基礎組成了三個師的主力，又以加委或擴編的方式成立了十余路抗日隊伍，還收編了河間等地的聯庄武裝，在比較短的時間內發展到六七萬人。1938年5月，根據中央軍委命令，人民自衛軍和河北游擊軍合編為八路軍第3縱隊兼冀中軍區，由呂正操任縱隊兼軍區司令員，孟慶山任副司令員。冀中地區的抗日武裝遂統一於八路軍序列。

政權方面，冀中各縣普遍組織起具有半政權、半群眾性的“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委員會一方面辦理行政，一方面做群眾工作：“在行政上負責鎮壓漢奸，處理司法案件、群眾糾紛及奸匪、毒品、人犯，並直接派征公糧、公柴、公草，動員富戶捐款”﹔“在群眾工作上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編印報紙，印發宣傳品，組織宣傳隊”。“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在雜亂失序的舊社會和舊政權廢墟上培養干部、組織民眾、改良作風，事實上成為“過渡到新政權的必要橋梁”。不久后，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完全政權性質的冀中區政治主任公署，由呂正操兼任主任，冀中地區的地方政權正式統一到中共領導之下。

總體而言，自1938年4月中央作出相關決策以來，“八路軍以主力一部深入冀魯平原開展游擊戰爭的戰略行動，不僅開辟和發展了平原根據地，而且使山區根據地與平原根據地相互依托、相互策應，形成了廣闊的華北敵后戰場，並為堅持長期抗戰提供了比較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源”。

中共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敵后抗日根據地在平原地區的發展很快遭遇來自各方的壓力。一方面，隨著戰略相持階段到來，華北敵后戰場的壓力陡然增大。日軍自佔領華北后，為實現“以戰養戰”，“使華北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能獨立經營”，一直致力於所謂積極的“肅正作戰”，但由於兵力不足一時無法實現，“到漢口作戰結束以后，由於所需兵力得到增援，此項工作始得逐漸具體化”。另一方面，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高層開始重新審視中國共產黨的實力。在全面抗戰之初，蔣介石在1937年9、10月間的日記中袒露心跡：“共黨失信反動當在意中，但無足為慮。”“共黨投機，應切實注意，然不足為懼。”誣蔑之詞刻薄十足，然輕視之情亦溢於言表。但是，隨著八路軍在敵后各根據地一步步發展壯大，國民黨出現了整體右轉的跡象。

為應對回師華北的日軍和日漸反共的國民黨頑固派，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作出“鞏固華北”的決策，並部署八路軍三個主力師分別向山東、冀中和冀南挺進。12月21日，第129師師長劉伯承下太行山到達冀南。22日，第120師師長賀龍率部由晉西北嵐縣前往冀中。第115師則分為兩部：一部從山西長治地區先期出發，於12月27日到達微山湖以西地區﹔一部由陳光、羅榮桓率領，12月19日從晉西靈石縣出發，於次年3月到達山東。

隨著八路軍主力部隊的到來，河北、山東各平原抗日根據地得到了鞏固和快速發展。僅以冀中地區為例：至1940年上半年，冀中的地方部隊在第120師幫助下，經分批整訓“共建成14個主力團和回民支隊”。地方部隊以八路軍主力為榜樣，加速進行“八路軍化”，“普遍深入地進行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批判了“軍閥作風和舊軍人習氣”，“也批判了自由散漫不守紀律等游擊習氣”。“整編后，人員充實了，武器加強了，隊伍整齊劃一，軍容嚴整，真正像個正規軍的樣子。”與此同時，八路軍正規軍在平原地區也得到補充和發展。在冀中，僅9個月，第120師“已從東渡黃河時的8227人增加到了47991人，擴大了5倍多”。在冀南、山東等地，雖具體情況各有不同，但在中共領導下的武裝、民眾、政權和黨的穩步發展是無一例外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由山西一隅漸次擴大至華北各地，建立起晉察冀、山東、晉綏、晉冀豫、冀魯豫等抗日根據地，八路軍發展到約40萬人，成為抵抗日本侵略者和肩負中國前途命運的重要力量。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平原抗日游擊戰爭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和實踐。中共中央、八路軍與河北、山東等平原地區的廣大人民群眾勇敢地走出了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新路，中共中央則因勢利導，不失時機地作出決策和部署，並大力發動民眾、擴大武裝、建立或改造抗日政權、發展黨，創建起鞏固的平原抗日根據地，將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事業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

（作者：邵建斌，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