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歷史主動性思想及其時代價值

﹝內容提要﹞馬克思歷史主動性思想是革命階級在推動歷史進程中所展現的實踐主動的理論升華。在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馬克思以資產階級推動的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為基礎，對資產階級發揮歷史主動性、通過政治革命開創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實踐作出了歷史性肯定，對無產階級發揮歷史主動性、開辟以人類解放為目標的共產主義道路進行了現實性展望。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圍繞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中國共產黨自覺踐行馬克思歷史主動性思想，強調要從領導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風貌、意志品質等方面增強歷史主動。

﹝關鍵詞﹞世界歷史 歷史主動性 中國共產黨 中國式現代化

馬克思歷史主動性思想是對世界歷史進程中革命階級推動現代化進程的實踐主動性在理論上的升華，其核心主旨是：以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為視域，在充分肯定資產階級通過政治解放開啟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實踐的同時，批判自由主義哲學所遮蔽的現代市民社會內在矛盾與現代政治國家的內在缺陷﹔在此基礎上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解剖，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終極目標，通過無產階級整體的革命階級意識與革命行動的相互促進，達成人類解放的價值旨歸。

在新時代新征程中，中國共產黨錨定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從價值理念、領導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風貌、意志品質五個直接關系中國式現代化前途命運的維度，闡釋並踐行了馬克思的歷史主動思想。

在價值理念方面，強調在牢記初心使命中保持歷史定力﹔在領導水平方面，強調在把握歷史規律與洞察世界大勢中增強歷史自覺﹔在治理能力方面，強調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持黨同人民團結奮斗中肩負歷史責任﹔在精神風貌方面，強調在以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中堅定歷史自信﹔在意志品質方面，強調在敢於斗爭、善於斗爭中增強歷史主動。

一、馬克思歷史主動性思想的歷史生成

馬克思歷史主動性思想是對世界歷史進程中革命階級推動現代化進程的實踐主動性在理論上的升華。馬克思站在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的高度，在歷史觀上由自由理性主義的立場逐步轉向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以資產階級開創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為基礎，對資產階級開創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歷史主動性給予歷史性肯定，在此基礎上通過批判與揚棄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缺陷，對無產階級以歷史主動精神擔當人類解放之歷史使命的實踐進程作出科學預判，以尋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終極目標。

在博士論文寫作期間，馬克思深刻洞察了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所展現的自由意識的世界歷史進程中精神的歷史主動性，以自我意識哲學的理性立場，對非理性的社會現實進行批判，期望實現人的現實的自由。馬克思稱之為“心理學規律”，即“在自身中變得自由的理論精神成為實踐力量，作為意志走出阿門塞斯冥國，面向那存在於理論精神之外的塵世的現實”。這也是后來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最后一條中所闡述的哲學家們不僅要解釋世界而且還要改造世界的精神實質。這意味著馬克思的自由的自我意識面向現實世界而成為實踐力量的批判性歷史主動思想得以萌發。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萌發的批判性歷史主動思想在《萊茵報》時期得到極大提升和完善。這一階段，馬克思以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國家為原則，圍繞實行君主制度的德國的新聞出版自由、林木盜竊法、摩澤爾地區農民生活困苦等現實問題展開辯論，強調要實現人民自由必須建立現代民主政治制度，而解決物質利益問題、消除農民困苦則需訴諸黑格爾的理性國家。但是，黑格爾的理性國家在私人物質利益面前敗下陣來，淪為私人物質利益的守護神。這讓馬克思深刻意識到，國家理性無法彌合私人利益與公共權力之間的鴻溝，解決社會現實矛盾絕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意志調和層面，而必須深入到物質關系之中去探尋其根源。由此，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奠定了“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自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這一新世界觀的萌芽。

以此為基礎，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充分展現了黑格爾的以精神來實現自身具體自由的歷史主動性思想：一方面，對落后於世界歷史進程的德國封建專制制度進行激烈批判，指責其對人的奴役﹔另一方面，站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以實現現代化的實踐高度，對英法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專制制度、推動人的解放的歷史主動精神予以歷史性肯定，認為英法資產階級作為社會的頭腦和心臟，具有推動社會普遍解放的積極意義。與此同時，他指責德國的資產階級缺乏與人民所需所盼相契合的那種開闊胸懷，“缺乏革命的大無畏精神”。因此，帶著對德國資產階級消極革命的失望與對無產階級積極革命的期望，結合資產階級政治解放所確立的私有財產原則的內在缺陷，馬克思提出要實現“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一命題，開展具有高度的實踐革命，以尋求德國人的現實普遍解放。

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恩格斯以法國政治革命所展現出的歷史主動精神及其引發的社會變革為摹本，對法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推動市民社會普遍發展、在政治上建立以公民政治權利為核心的現代公法制度基礎上的現代政治國家、在思想上高揚人權旗幟確立個體獨立人格等實踐，予以極大的肯定。由此出發，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鮑威爾自我意識哲學的同時，明確提出在資產階級開創的世界歷史進程中群眾作為歷史主體的歷史主動性思想。他們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麼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而在歷史活動中，作為“思想”代表的歷史人物若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須使“思想”真正喚起群眾的“熱情”，代表群眾的實際利益。

在肯定世界歷史進程中資產階級政治解放對人的解放的重大意義的同時，馬克思預見資產階級政治解放還不是人的最終的解放。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直指資產階級以自由、平等、財產與安全等人權原則為口號，令群眾開展自身解放的政治革命，而這一實踐卻導致私有財產制度基礎上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個體私人身份與公民身份、資本與勞動、私人利益與普遍利益的尖銳對立。他明確指出：“政治解放當然是一大進步﹔盡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內，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由此，馬克思就實現人類解放這一“當代的普遍問題”提出：“誰應當是解放者？誰應當得到解放？……這裡指的是哪一類解放？人們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質要有哪些條件？”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對上述問題作出初步回答，將實現德國人的普遍解放的歷史重任放到無產階級肩上，強調德國無產階級通過否定私有財產制度所展現的高度革命的歷史主動性。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從對法與政治的“副本”批判，上升到對私有財產的“原本”批判，繼續深入解答上述三個問題。馬克思認為：“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並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與此同時，在明確指出資產階級私有制是造成工人勞動異化的根源時，馬克思得出如下結論：“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這意味著，在唯物史觀雛形破殼之際，一種旨在消除資產階級私有制、實現無產階級解放的歷史主動精神呼之欲出。馬克思通過肯定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所蘊含的思辨辯証法的“偉大之處”展開理論把握：一方面，把勞動視為人類的現實本質，把人與人類社會看做勞動基礎上的生成過程﹔另一方面，通過揚棄人的勞動異化，彰顯人的全部類力量。由此，無產階級開展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歷史主動性就成為內在必然，而共產主義制度正是人的全部類力量的聚合。馬克思、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通過批判鮑威爾脫離現實、鼓吹通過自由的人性實現人的解放的抽象的唯心史觀（這種唯心史觀實則是黑格爾“唯靈論”歷史主動性的“翻版”），強調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身目的的人的創造性活動，而資產階級私有制造成工人生活條件的反人性，因而無產階級要實現自身的解放，隻有通過發揮歷史主動性，進行革命實踐活動。不過，“問題在於究竟什麼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由於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歷史上有些什麼作為”。

為回答這一問題，馬克思在創建並不斷完善唯物史觀的同時，持續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內在矛盾。在此基礎上，他明確提出無產階級要實現自身的解放，就必須形成革命的階級意識，由資產階級開創的世界歷史進程中的自在階級發展成為自為階級，通過革命消除階級對立以實現自主性的勞動。《共產黨宣言》作為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以階級斗爭為主線，在把握人類歷史進程的同時，充分肯定了資產階級發揮歷史主動精神、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關系變革的現代化進程所具有的歷史進步性。與此同時，它詳細論述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斗爭的性質、條件、途徑與目的，強調“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無產者必須組織成為政黨並對工人進行無產階級意識的教育，通過革命爭得民主，消滅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並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為實現每個人自由全面的發展創造條件。基於此，馬克思、恩格斯尖銳批判了空想社會主義因看不到無產階級的歷史主動性而拒絕革命行動、企圖通過空想實現美好願景的做法。他們指出：“他們看不到無產階級方面的任何歷史主動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運動……他們想通過和平的途徑達到自己的目的，並且企圖通過一些小型的、當然不會成功的試驗，通過示范的力量來為新的社會福音開辟道路。”

馬克思深刻認識到，無產階級發揮歷史主動性進行革命的可能性，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固有的內在矛盾決定的。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他總結了巴黎無產階級六月革命失敗的原因：主觀上看，是巴黎無產階級依附於資產階級，試圖在資產階級利益旁實現自己的利益，在“三色旗”前降下了“紅旗”﹔從客觀上看，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尚未達到引發革命危機的程度。馬克思指出：“新的革命，隻有在新的危機之后才可能發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機一樣肯定會來臨。”為激發無產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歷史主動精神與歷史使命意識，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與交換關系的歷史性、內在矛盾及其發展趨勢進行了深刻剖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是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雇佣勞動關系，資本佔有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導致勞動發生異化，而勞動異化必將使得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為資本增殖而勞動的地位，明確其通過革命實現生產資料共同佔有基礎上勞動解放的歷史使命。

二、馬克思歷史主動性思想的基本主旨

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中，歷史主動性思想指的是革命階級推動社會進步的理論自覺、實踐創造與意志堅韌等。馬克思創立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理論的目的，就是打破資本主義永恆化、自然化與和諧化的理性主義神話，積極揚棄資產階級憑借歷史主動性所創造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成果，以實現基於無產階級自由聯合勞動的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目標。因此，馬克思在對資產階級發揮歷史主動性開創的世界歷史進程中的現代化予以歷史性肯定的同時，對資本主義現代化進行了現實祛魅，並提供了解決資本主義內在弊病的“解藥”——通過發揮無產階級歷史主動性，開創自主的聯合勞動的共產主義生產方式，實現無產階級與整個人類的解放。

（一）對資產階級發揮歷史主動性開創世界歷史進程中的現代化予以歷史性肯定

馬克思的歷史主動性思想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其理論開篇是在唯物史觀逐步形成的過程中，以資產階級開創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為基礎來進行闡釋的，彰顯了資產階級作為封建社會第三等級，為掙脫封建專制制度束縛，高舉啟蒙精神旗幟，通過變革舊市民社會與政治制度的政治革命，建立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確立資產階級代議制國家等現代文明創造，進而以推動人類現代化進程的歷史進步性，彰顯革命主動性。資產階級對歷史主動性的張揚，是啟蒙精神功利或有用性原則熏陶的結果。

對於啟蒙精神的功利或有用性原則，馬克思多次提及並高度贊揚，將其在實踐中的表現稱為“文明時代”與“現代社會”。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從歷史由中世紀的政治等級發展為現代社會等級的視角，提出“我們的時代即文明時代”的歷史進步觀念。繼而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明確提出“現代”與“現代的政治社會”的概念，指出法國與英國作為現代政治社會，“問題是政治經濟學或社會對財富的統治”，因而，“工業以至於整個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的關系，是現代主要問題之一”。

在此認識的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分析了法國資產階級的歷史主動性。他們指出：“現代的‘公共狀況’的基礎、發達的現代國家的基礎，並不像批判所認為的那樣是特權的社會，而是廢除和取消了特權的社會，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權束縛的生活要素獲得自由的發達的市民社會……整個市民社會就是這種由於各自的個性而從此相互隔絕的所有個人之間相互反對的戰爭，就是擺脫了特權桎梏的自然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普遍運動。”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發展了黑格爾的精神世界歷史理論，站在現實的人推動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高度，肯定了資產階級通過自由競爭的大工業創造世界市場、開創世界歷史的巨大貢獻，具體表現在：“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進一步肯定了資產階級開創現代化道路的歷史主動精神，在經濟上開拓了世界市場、在政治上建立了現代的代議制國家、在文化上推動了各民族精神文化成果的跨民族傳播，使其成為可供全人類共享的公共文化資源。

（二）對資本主義現代化進行現實祛魅

馬克思在對資產階級的歷史主動實踐給予充分肯定的同時清醒地洞察到資產階級現代文明的弊端——在價值觀層面以個體主義為原則，致使人們圍繞私人利益相互傾軋，在政治生活中敵對政治情緒肆意蔓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為少數人謀利益的制度機制導致“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制約了作為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自由全面發展，進而引發個體利益與普遍利益嚴重對立的現代性危機。

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就已明確分析了文明時代的現代性弊端。他指出：“我們的時代即文明時代，卻犯了一個相反的錯誤。它使人的對象性本質作為某種僅僅是外在的、物質的東西同人分離，它不認為人的內容是人的真正現實。”這意味著，資產階級政治解放雖構建起現代市民社會與代議制國家制度等現代文明體系，但在這一體系中，作為人真正本質力量的現實對象性勞動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人相剝離﹔勞動者並非目的，而是替有產者創造財富的工具﹔市民社會成員具有現實的差別本質，人唯有作為抽象的政治存在物，才擁有虛假的共同性本質。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揭示了現代文明缺陷的根本成因：政治革命只是市民社會中的資產階級從自身特殊地位與特殊利益出發，以社會總代表的名義，以抽象人權為原則，通過激發“親如兄弟”的群眾的狂熱，所開展的為自身謀利益的抽象且純粹的政治革命。有鑒於此，馬克思指出這是“現代政治領域……的文明缺陷”。對於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純粹性”表現，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作了明確的解釋：“完成了的政治國家，按其本質來說，是人的同自己物質生活相對立的類生活。”也就是說，政治解放使現代市民社會與現代政治國家分離的同時，也讓生活其中的成員兼具私人與公民雙重身份：作為私人他們生活在受利己主義原則支配的現代市民社會，在公民身份下，人們身處由一套抽象的人權與政治權利原則所界定和約束的現代政治共同體當中，二者缺乏內在的一致性。

（三）對無產階級實現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終極目標進行了科學闡釋

馬克思展望了無產階級通過發揮歷史主動精神，揚棄資產階級開創的世界歷史進程中的現代化，以實現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終極目標。他在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以資產階級開創的世界歷史進程向共產主義轉變為視野，通過揭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與勞動的內在矛盾，對無產階級實現自身解放所需要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條件進行整體把握，使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所處的歷史地位與使命，從而激發其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整體階級意識。因此，對馬克思而言，要進一步做的理論工作就是在對資產階級政治與法等“副本”進行現實批判的基礎上，深入剖析資產階級雇佣勞動制度的“原本”，以此激發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階級意識，推動實現每個人的全面發展的現代化目標。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開啟了對世界歷史進程中資產階級私有財產制度導致工人異化勞動的經濟學分析的“原本”批判，明確指出作為私有財產運動結果的工業資本是工人對象化勞動發生異化的根源，而資本家私有財產的增殖又是工人對象化勞動的產物。因此，資產者與無產者並非簡單的對立關系，而是能動的對立統一關系，其表現是資本成為支配勞動的權力，“完成它對人的統治，並以最普遍的形式成為世界歷史性的力量”。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資產階級通過自由競爭的大工業創造世界市場、開創世界歷史的巨大貢獻﹔同時指出，大工業催生了與資產階級利益相對立的無產階級，他們屈從於資本的力量，其自由勞動與雇佣勞動的生活條件存在尖銳對立，資產階級共同體是虛假的共同體。因此他們認為，世界歷史進程必然由資產階級主導向無產階級主導轉變，即由資本主義虛假共同體向共產主義這一真正共同體轉變，“從這個階級中產生出必須實行徹底革命的意識，即共產主義的意識”。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分析了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方式及其催生的階級對立社會關系，指出該生產方式必然造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抗，隨著對抗發展，無產階級從自在階級成長為自為階級，進而創造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代替存在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舊資產階級社會。

在此認識的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裡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佣勞動。”因此，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始終教育工人階級樹立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階級意識，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階級社會，最終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這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考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特別是剖析資本主義雇佣勞動制度的本質，從而激發無產階級革命意識並推動革命行動奠定了理論前提。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明確指出，生產力與社會關系是制約和衡量人發展程度的兩個重要尺度，但這兩個尺度在資本主義社會呈現“顛倒”狀態：生產力發展與財富增加的同時，資本主義雇佣勞動制度改變了洛克等人所認可的、基於勞動的勞動產品所有權規律，轉變為資本對勞動佔有的所有權規律。“這樣的等價物的交換轉向自己的反面，由於必然的辯証法而表現為勞動和所有權的絕對分離，表現為不通過交換不付給等價物而佔有他人的勞動。”因此，在馬克思看來，啟蒙運動所倡導的人的普遍解放在資產階級社會實踐中，不過是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產階級的解放，它所實現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作為為資本增殖而勞動的無產階級，在這種資本現代化運動中只是作為手段而非目的而存在，資本對勞動而言是“吸血鬼”，資本主義雇佣勞動則是現代的奴隸制。

要真正實現普遍的人的現代化，讓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而是成為實現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目的，就只能將勞動從資本的壓榨中解放出來，實現精神上團結一致的、財富上共同享有的自主聯合勞動。據此，馬克思對工人階級明確講道：“認識到產品是勞動能力自己的產品，並斷定勞動能力同自己的實現條件的分離是一種不公平——強制的關系——，這是了不起的覺悟，這種覺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而且也正是為這種生產方式送葬的喪鐘。”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印証了馬克思的預言。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壯舉，敲響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喪鐘。馬克思對巴黎無產階級發揮歷史主動性奪取政權的英勇嘗試予以高度贊賞。他指出：“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靈活性，何等的歷史主動性，何等的自我犧牲精神！”

三、馬克思歷史主動性思想的時代價值

以馬克思的歷史主動精神理論為指引，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便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初心使命，帶領中國人民不懈奮斗，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新時代新征程中，中國共產黨必須自覺踐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歷史主動性思想。習近平指出，“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但是，“現代化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要通過發揚歷史主動精神干出來。作為現代化事業的引領和推動力量，政黨的價值理念、領導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風貌、意志品質直接關系國家現代化的前途命運”。這段論述實際上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新時代“趕考”路上，踐行馬克思歷史主動性思想的五個實踐維度。

第一，在價值理念方面，必須在牢記初心使命中保持歷史定力。習近平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明確提出“歷史定力”的概念，強調在深刻認識紅色政權、新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個來之不易”，以及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的“三個為什麼”的基礎上，“不斷堅定‘四個自信’，不斷增強歷史定力”。由此可見，歷史定力是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征程中，為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解放，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從艱難困苦的革命斗爭，建立局部執政的紅色政權，到建立新中國，再到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基礎上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直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中，以“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不斷構筑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過程中所淬煉出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信心，以及主動創造歷史的精氣神。黨的初心使命及其在實踐中所凝聚的歷史定力是具體且歷史的，構成指引和支撐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不同歷史階段中，發揮歷史主體性的價值理念與強大精神支柱，是中國共產黨革命與建設事業的“定盤星”。就價值理念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現代化。其中，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是關鍵，“否則，中國式現代化就會偏離航向、喪失靈魂，甚至犯顛覆性錯誤”。這是因為，黨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確保中國式現代化錨定目標行穩致遠，不偏離以人民為中心、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方向。

第二，在領導水平方面，必須在把握歷史規律、洞察世界大勢和應對艱難風險挑戰中增強歷史自覺。

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總結新時代十年偉大變革與成就的精神因素時，對“歷史自覺”概念的基本內涵作出了闡釋。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進程中，必須做到在把握世界大勢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信心百倍地推進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由此可見，“歷史自覺”彰顯的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與主心骨，在把握歷史發展規律與趨勢、應對艱難風險挑戰的過程中，錨定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展現出團結帶領人民群眾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水平。習近平對此指出：“我們黨追求的理想崇高而神聖，肩負的使命艱巨而繁重，隻有以時代發展的要求審視自己，以強烈的憂患意識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鍛造自己，不斷提高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才能確保黨始終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第三，在治理能力方面，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肩負起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歷史責任。2021年7月6日，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上明確提出“歷史責任”的概念。他指出：“政黨作為推動人類進步的重要力量，要錨定正確的前進方向，擔起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進步的歷史責任。”關於治理方面的責任，他進一步強調：“我們要擔負起完善治理的責任，不斷增強為人民謀幸福的能力……加強交流互鑒，完善溝通機制、把握社情民意、健全組織體系、提高治理能力，推進適合本國國情的民主政治建設，不斷提高為人民謀幸福的能力和成效。”為此，一方面，必須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定不移貫徹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我們黨深刻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人民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體，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創造精神，匯集全體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另一方面，必須在團結奮斗中匯聚社會力量、形成合力，增強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主動性。“團結奮斗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最顯著的精神標識。百年奮斗歷史告訴我們，團結就是力量，奮斗開創未來﹔能團結奮斗的民族才有前途，能團結奮斗的政黨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第四，在精神風貌方面，必須在以奮斗精神與勇於自我革命精神推動偉大的社會革命中堅定歷史自信。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首次明確提出“歷史自信”概念。他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自信，既是對奮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對奮斗精神的自信。”“奮斗成就”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創造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偉大成就”，這是中國共產黨100多年來始終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奮斗目標，通過變革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推動社會進步的不懈努力所取得的輝煌成果，構成了中國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歷史自信的根基。“奮斗精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精神主動與現實寫照，體現在人民群眾“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腳踏實地、奮發進取、拼搏奉獻，用創造擁抱新時代，以奮斗鑄就新輝煌，一步一個腳印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變成現實”。從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來看，奮斗精神直接體現為黨的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作為中國共產黨強身健體的自覺行動，以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為根本目的，以跳出歷史周期率為戰略目標。隻有勇於自我革命才能贏得歷史主動，才能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從而在贏得人民群眾擁護的同時，調動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主動性。

第五，在意志品質方面，必須在敢於斗爭、善於斗爭中增強歷史主動。習近平強調：“全黨同志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務必敢於斗爭、善於斗爭，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譜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絢麗的華章。”斗爭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征程中磨煉出的不屈不撓的意志品格，具體表現為主動戰斗的志氣、骨氣和底氣。建黨100多年來，在應對各種困難挑戰中，中國共產黨錘煉了不畏強敵、不懼風險、敢於斗爭、勇於勝利的風骨和品質，這是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特質和特點。習近平特別強調，善於斗爭首先要在堅定“四個自信”上做到“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千磨萬擊還堅勁”要求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征程中，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習近平指出：“全黨要牢記中國共產黨是什麼、要干什麼這個根本問題，把握歷史發展大勢，堅定理想信念，牢記初心使命，始終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從偉大勝利中激發奮進力量，從彎路挫折中吸取歷史教訓，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決不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以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執著奮力實現既定目標，以行百裡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單位﹞河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省重點社會科學研究基地“河洛文化與中華文明傳承創新研究中心”。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