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自然科學研究：在哲學傳統與現代科學理性之間

提要：馬克思的自然科學摘錄筆記在MEGA2中的陸續出版引起了廣泛討論。從這些摘錄筆記看，他的自然科學研究游走於哲學傳統與現代科學理性之間，為他的經濟—歷史研究提供了資源、靈感和動力。首先，費爾巴哈和17、18世紀的唯物主義聚焦於人的本質的自然基礎的研究趨勢推動了馬克思早期的自然科學研究轉向，而社會主義者傅立葉和聖西門的研究則促使馬克思尋求人的本質的自然科學解釋。其次，通過對黑格爾辯証法的研究，馬克思不僅探討了辯証法對政治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的同等有效性以及二者理論基礎之間類比的可証明性，而且溯及了亞裡士多德在經驗科學基礎上生成現實辯証形式的方法。最后，現代生理學、地質學和化學等自然科學中的科學理性轉向對馬克思超越機械決定論起到關鍵作用。關注馬克思的自然科學研究對於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獨特方法論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MEGA2 馬克思 自然科學研究

作者：安內利澤·格裡澤

譯者：王俊博

馬克思去世后，他的自然科學研究或許最先被恩格斯所重視，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將他稱作“科學家”。幾年后，恩格斯提到，馬克思在1870年代的科學研究重點涉及了農學和地質學。然而，我們並未發現恩格斯對此有更詳盡的說明，他僅在整體上一般性地提及馬克思曾進行與經濟學著作相關的“全新的專門研究”。因此，恩格斯是否也關注過馬克思關於生理學（1876）、農業化學、礦物學和地質學（1878）、無機化學和有機化學以及電學（1877—1883）的摘錄筆記則仍是疑問。或許，恩格斯甚至不知曉或僅僅粗略了解這些文本。

20世紀20年代，MEGA1的編者達維德·梁贊諾夫注意到並強調了馬克思對自然科學的關注和運用。他在為《自然辯証法》第一版出版撰寫的序言中極為詳盡地論述了馬克思對天文學、機械學、物理學、化學、解剖學、生理學和地質學等自然科學的集中研究。總的來說，梁贊諾夫認為，了解這些研究有助於理解馬克思的工作方式。然而，梁贊諾夫的這些意見並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所幸，MEGA2中馬克思的自然科學摘錄筆記的陸續出版推動了人們對馬克思的自然科學研究更廣泛的討論。本文將進一步探討馬克思自然科學研究的科學史分類，一方面，這關系馬克思在其自然科學研究轉向中如何受到哲學史的影響﹔另一方面，這涉及馬克思與當代科學、尤其是源於19世紀的經典自然科學向現代自然科學轉型的關系。

一、轉向對人的本質的自然基礎的科學解釋

根據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單行本序言中的評價，在哲學史的研究中，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對馬克思的影響迄今已廣為人知。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馬克思與費爾巴哈的一般思想關聯包含著更為復雜且具體的思想史關系。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下，馬克思對17、18世紀英國和法國的唯物主義的高度關注促使他轉向對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興起的自然科學的研究。傅立葉和聖西門在唯物主義基礎上傾心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目標是建立一門基於自然科學基礎的人的科學，這也成為馬克思著力研究自然科學的重要動力。

（一）關注人的本質的自然基礎

費爾巴哈對馬克思的自然科學研究有著重要的影響。馬克思認為費爾巴哈的著作是“繼黑格爾的《現象學》和《邏輯學》之后包含著真正理論革命的唯一著作”。他依據費爾巴哈的理論闡述了關於人類與自然的統一、自然科學對人類歷史的意義等理論。馬克思認為，人類是一種能動的自然存在，他所欲望的諸對象外在於且不依賴於他而存在，而是作為他的本質力量的、活動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自然以及自然科學對人類的真正的歷史關系就是工業。自然科學以工業為中介參與並重塑人類生活，為人類解放鋪平道路。“感性（見費爾巴哈）必須是一切科學的基礎。科學隻有從感性意識和感性需要這兩種形式的感性出發，因而，科學隻有從自然界出發，才是現實的科學。”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論述了費爾巴哈的理論，主張接受感性或自然作為一切科學的基礎。歷史的真正前提可以通過純粹經驗的方式來確定，而且這涉及人類自身的生理特性以及他們所處的各種自然條件。“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同時，他們批判了費爾巴哈式的自然觀及其唯物主義的局限性。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費爾巴哈沒有看到周圍世界並非始終如一，而是工業和特定社會狀況的歷史產物，也是整個一系列世代活動的結果。如果他將人類對自然施加影響的全部負面后果都闡釋為某種反常，那麼他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逃遁到外在自然中去。因此，費爾巴哈並沒有把握感性對象性的活動即實踐的意義。馬克思與費爾巴哈的爭論對於他的整個思想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馬克思堅持將經驗性的東西或感性作為每種知識的本質性環節，乃至他在1850年代初開啟自然科學研究時，也遵循著自然科學必須作為全部科學基礎的理念。

（二）轉向研究19世紀自然科學

馬克思早期的自然科學研究轉向與他高度推崇17、18世紀的唯物主義哲學相關。在費爾巴哈《從培根到斯賓諾莎的近代哲學史》的影響下，馬克思或許達到了17、18世紀唯物主義哲學的水平，並將之運用在博士論文中。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爾主義者輕視自然科學和工業且低估唯物主義哲學的觀點。他對受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科學思想影響的英國和法國唯物主義發展路線進行了歷史溯源的細節性考察。馬克思認為，弗朗西斯·培根是“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在培根看來，以經驗知識為基礎的自然科學是真正的科學。在法國，起源於勒內·笛卡爾的機械唯物主義匯入了法國的自然科學，起源於約翰·洛克的法國唯物主義派別則直接導向了社會主義。同時，馬克思認為，保爾·昂利·霍爾巴赫撰寫的《自然體系》（1770）在近代的科學發展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他考察了這部著作的法文第一版，霍爾巴赫在與神學理念的爭論中所闡述的論點引發了他的興趣。在1844年春夏留居巴黎期間，馬克思還研究了唯物主義哲學家克洛德·阿德裡安·愛爾維修的著作，並在《神聖家族》中引用了他們的著作。誠然，馬克思通曉《自然體系》這部著作所闡述的自然觀念，並將其接受為一種有歷史意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形態，盡管他並不完全認同它。

（三）強調自然科學與人的科學的統一

對於馬克思來說，在英國和法國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礎是唯物主義：“既然人是從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經驗中獲得一切知識、感覺等等的，那就必須這樣安排經驗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體驗到真正合乎人性的東西，使他常常體驗到自己是人……既然是環境造就人，那就必須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環境。”

馬克思的早期手稿表明，傅立葉和聖西門等思想家是他重視自然科學研究的重要動力。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表明自己的國民經濟學批判運用了法國和英國社會主義者的學說和著作。他在論及不自由的勞動與私有財產之間關系的片段中提及了傅立葉和聖西門，據此闡發了關於人與自然相統一、關於工業史是“一本打開了的關於人的本質力量的書”、關於自然科學與人的科學相結合的觀點。這些發現都通過與傅立葉和聖西門的著作的比對而得到証明。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關於“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爭論中，馬克思恩格斯解釋了這些“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如何落后於或無論如何都沒有公正地對待傅立葉和聖西門這兩位偉大人物。此外，馬克思恩格斯曾計劃出版英國和法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恩格斯不僅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中單獨談論過傅立葉和聖西門，而且在1845年下半年寫作的《傅立葉論商業的片斷》中提及了《關於四種運動的理論》及其他著作。后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及恩格斯在《自然辯証法》中再次回溯了這兩位社會主義者。

此外，馬克思了解到社會主義思想家羅蘭特·丹尼爾斯的《微觀宇宙：生理人類學概論》和莫澤斯·赫斯的《物質動力學說》，二者都將社會批判思想與自然科學相結合。那時，馬克思將全部精力集中於自然科學研究，因此可能對此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並未忽略其與自己的研究路徑存在的差異。他認為，《物質動力學說》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價值”，“這本書裡有一些獨到的見解，但是，很遺憾，大概因為赫斯未能做最后加工，其中有不少論點將成為自然科學家嚴厲批判的材料”。

二、辯証法在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中的運用

關於自然和社會的辯証觀念的一般前提，馬克思最初主要受黑格爾的影響。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及其准備材料集中研究了黑格爾的自然哲學。在馬克思於1839—1840年為研究伊壁鳩魯哲學所撰寫的筆記中，人們發現一份以“自然哲學提綱”為題的多頁文本，這一文本是根據1830年黑格爾《哲學科學百科全書》第三版中的第252—349節寫成，其中包含的三個不同方案均指向黑格爾。

（一）關注辯証法對自然科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同等有效性

在1860年代，困擾馬克思的問題是黑格爾的辯証法在多大程度上對政治經濟學與化學均有效，以及兩種科學的理論基礎之間的類比在多大范圍內是可証明的。他考察剩余價值的生產后認為，並非每一任意貨幣量或價值量都可以轉化為資本，而是必須預設一定的最低限額：“貨幣或商品的佔有者，隻有當他在生產上預付的最低限額大大超過了中世紀的最高限額時，才真正變為資本家。在這裡，也像在自然科學上一樣，証明了黑格爾在他的《邏輯學》中所發現的下列規律的正確性，即單純的量的變化到一定點時就轉變為質的區別。”

馬克思採納了黑格爾闡述的關於規律在經濟學和自然科學中的有效性的觀點，這表明他至少接受了將恩格斯所闡述的概念作為可能性進路。1858年后，恩格斯研究了黑格爾的自然哲學對理解1830年后的自然知識有何意義，他撰寫《自然辯証法》時多次引用黑格爾，尤其力圖將其本質論置於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使之對近代自然科學富有效用。對於他來說，辯証法作為理論思維的最高形式，對於自然科學知識也至關重要。

1858年初，馬克思與黑格爾的思想關聯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就他的工作方法尤其是關於利潤問題的分析而言，黑格爾的《邏輯學》給予了他巨大幫助。他寫道：“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這類工作的話，我很願意用兩三個印張把黑格爾所發現、但同時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東西闡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夠理解。”1860年4月至1863年5月間，馬克思摘錄了黑格爾的《哲學科學百科全書》，這些摘錄引自《邏輯學》中的“存在論”。馬克思摘錄了有關感性意識的思維形式即量、質和度的陳述，並以黑格爾關於存在和本質的關系的評注作為結尾。似乎可以說，馬克思有意將上述思維形式應用於經濟學研究，並認為它們對自然科學也是有效的。上述《資本論》第一卷的引文與這些摘錄相關，可以被視為馬克思在1860年代初重新進行黑格爾研究的結果。

馬克思以黑格爾為中介獲得了通向亞裡士多德的進路，因而他的自然科學研究離開亞裡士多德很難得到充分解釋。黑格爾對亞裡士多德的闡釋主要有以下兩點。第一，黑格爾在描述亞裡士多德的自然哲學時強調，亞裡士多德將自然解讀為生命，並將其作為自然哲學的中心點，他認識到自然中固有的內在的合目的性，並且同樣隻接受必然性作為外在條件。作為“自然史之父”，亞裡士多德的自然哲學著作區別於思辨的、邏輯的著作。第二，黑格爾為亞裡士多德將經驗作為認知的原則辯護，反對對經驗主義的批評。亞裡士多德確實有一個經驗性的起點，往往採用常識推理訴諸經驗，但實際上他的思辨又極為深刻。因為，亞裡士多德從對個別事物的羅列出發，上升到思辨的概念，根據不同的方面規定對象而又同時保留諸對立面。

（二）將源於自然科學的辯証認識運用於解釋社會

MEGA2的一系列卷集已經展現出馬克思對亞裡士多德的關注。馬克思從博士論文開始，通過亞裡士多德的著作以及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等著作理解了古代原子論。這些著作被視作德謨克利特思想的最古老見証。馬克思在亞裡士多德的古希臘原文摘錄中同樣關注了留基伯和伊壁鳩魯。馬克思在博士論文的准備工作中還對亞裡士多德哲學及其在古代思想中的地位感興趣。他將對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研究視作另一本著作的先導，“聯系整個希臘思辨詳細地闡述伊壁鳩魯主義，斯多亞主義和懷疑主義這一組哲學”，而亞裡士多德在其中大抵佔據中心位置。1840年上半年，馬克思特別關注了亞裡士多德的認識論，翻譯或摘錄了亞裡士多德《論靈魂》的一大部分，並稱亞裡士多德“以最令人驚異的方式激發起最思辨的問題”。他詳細地復述了《論靈魂》中關於靈魂的感知能力、靈魂與肉身相統一的段落，但最主要的是關於思維、能動理性、科學真理的內容。馬克思贊同並引用了亞裡士多德將綜合（Synthese）規定為一切錯誤的原因的觀點，並添加了自己的評論：“想象的和反思的思維一般地是存在與思維、普遍性與單一性、現象與本質的綜合。那麼，此外所有不正確的思維，乃至不正確的直觀、意識等都由這些不屬於彼此的規定的綜合構成，它們自身是客觀與主觀的諸規定的外在的而非內在的關聯。”對認識論問題的濃厚興趣決定了馬克思在柏林時期對這個問題的進一步研究。1841年春，他著手對萊布尼茨、休謨和斯賓諾莎著作的摘錄，並依據卡爾·羅森克朗茨的著作研究了康德學派的歷史。

馬克思對亞裡士多德的研究體現在其學術創作的各個階段。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就開始研究亞裡士多德及其“百科全書式的科學”。1857年以后的大量經濟學手稿及《資本論》都包含著對亞裡士多德著作各式各樣的引用，尤其是關於人作為類存在、關於勞動作為社會的基礎、關於商品的雙重用途和關於貨幣或價值形式的作用的看法。可以說，對亞裡士多德著作的引用說明馬克思意識到這位思想家在科學史上的杰出地位。他在《資本論》中評論道，在研究等價問題方面，人們必須回顧亞裡士多德，因為“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許多思維形式、社會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價值形式”。就此，馬克思考察了亞裡士多德對科學及科學知識的理解。

馬克思很可能受到亞裡士多德科學觀的影響，使他能區別於18世紀受機械力學影響的思維，從而發現通向現代自然科學的路徑，並激發他對自然形式與社會形式進行比照。人們可以將他對達爾文描述的進化過程中生物器官的分化與人類勞動工具的逐漸演變進行的類比看作証據。馬克思不僅受到黑格爾對亞裡士多德看法的引導，而且還受到赫爾曼·柯亨和尤斯圖斯·馮·李比希相關判斷的引導。馬克思在其收藏的亨利·恩菲爾德·羅斯科和卡爾·肖萊馬的著作中寫下各種各樣的邊注，他詳細了解了其中的化學史部分。

另外，有觀點認為，馬克思對亞裡士多德的合理引用“顯然完成了一種完全是不証自明的對黑格爾的思維方式的擺脫”。在與“黑格爾主義化的馬克思解讀”的爭論中，漢斯·約爾格·桑德庫勒提出了與此種解讀相矛盾的文獻學証據：馬克思在1872年《資本論》第二版第一卷序言中刪除了對“辯証法”的引用，並相應地刪除了對“商品和貨幣”章中涉及黑格爾的腳注。毫無疑問，人們不能將馬克思與黑格爾的思維方式完全等而視之，馬克思的科學工作方法是一種完全獨特的方法，他的思想受到不同精神資源的滋養。除黑格爾外，這些精神資源還包括亞裡士多德，而亞裡士多德對馬克思的意義一直被低估了。然而，人們是否能認為馬克思是因為對黑格爾的背離才傾向於亞裡士多德，實際上仍存爭議。在我看來，事情並非如此，因為直至馬克思理論創作的最后，這兩位思想家都是在場的，而他們對馬克思的影響並沒有彼此抵消。理由在於，馬克思對黑格爾在經濟學以及自然科學中所發現的規律的引証，表明了他在這一階段仍然重視黑格爾的辯証法的意義。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1872）中所寫的關於辯証的方法的附記即是証明。至於他在再版的《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刪除了關於辯証法的引用，我認為這是因為他已經在第一版的附錄中單獨分析了價值形式，並因此而為第二版第一章的新框架奠定了基礎。另外，馬克思在1860年代初對黑格爾《哲學科學百科全書》的《邏輯學》卷中對“存在論”的摘錄也被運用到《資本論》第一卷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及向資本的轉化的說明中。可見，馬克思在《資本論》這部著作及其准備工作中與亞裡士多德的諸多關聯並非對黑格爾的背離，而毋寧說是兩位思想家在馬克思理論創作中充滿創造性的關聯。

三、現代科學理性對機械決定論的克服

自1850年代初以來，馬克思在所謂的經典自然科學框架內不斷推進自然科學研究，這一框架根據19世紀物理學的機械論化方案逐步擴展與完善，而在這一過程中，同時也開始出現了突破經典框架、尤其是在物理科學中建立全新概念基礎的發展趨勢。

（一）對超越經典自然科學框架的范式轉換的反思

馬克思的自然科學研究集中於當代自然科學的關鍵領域，例如生理學、農業化學、礦物學、地質學、無機化學和有機化學以及生理化學，此外還有進化論、電磁學和機械熱力理論。這一方面與他開展相關研究的特定興趣有關，另一方面與他對相關文獻的引証以及與恩格斯、肖萊馬等人的討論有關。馬克思使用了多種資源作為自然科學研究的基礎，既包括李比希、達爾文等學者的理論著作，也包括符合現代發展水平的教科書，這些教科書的作者通常被視為各自領域的杰出代表。總體來說，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反思了經典框架的超越性發展以及出現范式轉換的先兆，需要進一步討論。本文認為，以下幾個方面對於理解馬克思的自然科學研究至為重要。

首先，馬克思通過對多種哲學傳統的研究，為以某種方式向科學理性轉型做好了准備。這一傳統既包括在機械作用及其規律的基礎上指向自然解釋的嘗試，也包括始於亞裡士多德，並為斯賓諾莎、萊布尼茨、謝林和黑格爾所繼承的對自然的發展及其歷史性作出解釋的嘗試。前文已闡明了馬克思自然科學研究與這兩條線索的關系。

其次，馬克思自然科學研究的重點是那些首先即將發生范式轉換的領域。他與恩格斯在1860年代同時開展了機械熱力理論研究並參考了相關文獻。在1864年8月31日寫給朋友的信中，馬克思稱威廉姆·羅伯特·格羅夫是英國和德國自然科學家中最具哲學思想的人。他在其收藏的約翰·丁達爾的著作《熱力，一種動力模型》第四版中標注了大量紅色鉛筆劃線。他尤其關注機械熱力理論的基礎概念，並特別重視原子論。他在1876年3月至5月對生理學所作的摘錄中抄錄了更多相關段落，並於1878年12月再次返回這一論題，這與他閱讀埃米爾·杜布瓦·雷蒙《近代自然科學中的萊布尼茨思想》的演講稿有關。基於此，他進一步閱讀了萊布尼茨和笛卡爾的原著。這些研究零星記錄在摘錄筆記中。除此之外，馬克思還在其收藏的馬赫的《能量守恆定律的歷史和根源》（1872）一書中做過多種標記，而馬赫在19世紀最后30年的認識論爭論中曾嘗試克服機械論思維。

馬克思恩格斯一致贊賞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認為它對反駁目的論具有重要意義，並將其視作關於社會的科學解釋的基礎。馬克思在對羅伯特·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的批判中指出，達爾文已經推翻了馬爾薩斯，因為他發現幾何級數的進程也適用於動物和植物領域。他對達爾文揭示的自然進化機制感興趣，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以及《資本論》第一卷中直接引用了達爾文，對生命體的諸器官在進化過程中的分化與人類的勞動工具所經受的變化進行了類比。顯然，馬克思將這些概念工具運用於對社會發展的探索中。地質學中的演化思想同樣是馬克思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他也嘗試將自然科學概念應用於社會分析。例如，早在1851年，他已經記錄到地質的層系構造（Formation）概念。在1851年12月到1853年3月之間，他將其引入到政治經濟學領域，首次使用了社會形態（Gesellschaftsformation）的概念。他對二者進行了明確的類比：“正像各種不同的地質層系相繼更迭一樣，在各種不同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形成上，不應該相信各個時期是突然出現的，相互截然分開的。”1863年，馬克思摘錄了查爾斯·萊伊爾的作品，並參考了多種現代文獻，最終在1878年轉向了廣泛的地質學研究。

熱力的機械理論和以達爾文主義為理論形式的進化思想被赫爾曼·馮·亥姆霍茲、恩斯特·海克爾和路德維希·玻爾茲曼等學者視為決定了19世紀自然的整體面貌的思想趨勢。馬克思通過相關研究或許獲知了這一洞見，即對復雜社會結構及其發展的探究需要以轉變對科學規律的理解為前提。他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論及重農主義者時指出，這些重農主義者實際上將生產的資產階級形式當成“社會的生理形式”與“物質規律”，然而卻錯誤地將“社會的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物質規律看成同樣支配著一切社會形式的抽象規律”。馬克思對新的概念基礎的追求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在本質上，問題本身並不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於這些規律本身，在於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正在實現的趨勢。”這部著作的最終目的正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在這裡談到的並非關乎某種永恆不變的規律，而是將經濟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自然史的過程”。現代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闡述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時得出更深刻的結論：這一規律帶有雙重特性，包含著內在矛盾，而這一矛盾的展開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推向其歷史的局限，換句話說，開創了超越性發展的諸多可能。

最后，即使在表面看起來仍屬於傳統經典框架、但實際上孕育著現代進步強大動能的領域，也有必要關注馬克思的自然科學研究。化學便是其中的一個領域，自1850年代初直到馬克思生命的最后幾個月，他始終反復研究化學，1870年以后的大量摘錄涉及了無機化學和有機化學。下面將討論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通過他對化學的研究，至少部分地認識到19世紀自然科學思想的轉變。

（二）研究以原子論為基礎的現代化學對機械論思維的克服

馬克思對化學研究的實質性重點之一是這門科學的理論基礎及其方法論路徑。在這方面，他最初或許是從奧古斯特·威廉·霍夫曼的講座中獲得了啟發，這些講座后來以《現代化學通論》為題於1866年出版，這一著作也受到恩格斯的關注。此外，馬克思還研究了羅斯科和肖萊馬的《簡明化學教程》以及其他教材，如洛塔爾·邁耶爾的《現代化學理論》。正因如此，馬克思可以在1870年的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上研究作為科學的化學。

通過邁耶爾的著作，馬克思了解了化學的理論基礎，他在化學摘錄筆記中大量引用這部著作，甚至在其某些著作最初創作的文本結構和內在邏輯等方面直接參考了這部著作。邁耶爾的基本理念包括：自約翰·達爾頓以來，原子論假說已經成為整個化學學說的基礎，而且從這一假說中發展出來的化學理論已被賦予了“一種全新的、完全獨有的形態”。

馬克思在摘錄筆記中記錄了原子論假說的內容以及對其証立有幫助的關鍵數據，闡釋了定比定律和倍比定律，並列舉了符合這些定律的多種化合物的實例。馬克思對以原子論為基礎的化學方法論、作為規律認識基礎的定量分析以及用化學公式語言來確定所得認識的方式具有極大興趣。他還反思了原子論理論與其經驗依據之間的關系，並指出了經驗數據或理論發展中的不確定性。

在1877年年中到1883年初，馬克思已經捕捉到現代科學發展的本質性趨勢——超越經典框架——正導向一種全新的自然觀。在此背景下，他更為全面地分析了原子論思想在科學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並進一步揭示了這些思想自古以來不僅帶來“機械論”的簡單化，也提供了將自然視作某種自身發展著的事物的起點，這種事物既由必然性決定，也由偶然性決定。這一點馬克思可能在研究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時便已察覺，后者已經認識到原子具有脫離直線而偏斜的能力。

四、結語

馬克思的自然科學研究游走於哲學傳統與現代科學理性之間。正如本文所表明的，他關於自然科學的思想受到多種思想資源的支持，其中部分迄今鮮受人們關注。在這種語境下，馬克思與這些思想家的交會已經超越了那個時代機械論思想的局限性，為完全領會19世紀下半葉自然科學的轉變提供了前提條件。在我看來，進一步探究的主題應當包括萊布尼茨及其對馬克思的影響。與此相關的文本已在MEGA2中發表。馬克思顯然已經找到一條通達他那個時代開啟的自然科學轉型進程的路徑，並因此而為他的經濟—歷史研究找到了靈感和動力。當然，我們現在尚不清楚他究竟想在這條路上走多遠。馬克思的自然科學研究依舊是片斷式的，並沒有留下關於對自然科學的新理解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認識論問題的明確陳述，也未說明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想要為自己的研究發展出一種新的理論路徑。所以，他的自然科學研究的科學史分類也總是包含假設的成分。盡管如此，在我看來，如果我們想把馬克思理解為19世紀最偉大的榜樣之一，就有必要進一步研究這個主題。

﹝安內利澤·格裡澤（Anneliese Griese）:柏林洪堡大學哲學系﹔王俊博：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