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梅園新村始末

1946年5月3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由重慶遷往南京，進駐梅園新村，開啟國共南京談判。5月10日，國共雙方簽署《漢口協議》，暫時阻止了一觸即發的中原內戰。6月6日，國民黨方面迫於壓力發表東北暫時休戰15天的聲明，並於21日宣布東北休戰再延期8天。然而，6月26日，國民黨軍隊發動對中原解放區的進攻，導致全面內戰爆發，南京談判實際上已經破裂。為了盡可能爭取國內和平的前途、徹底揭露國民黨內戰獨裁的真面目，中共代表團繼續留在南京進行和平談判。11月15日，國民黨召開一黨包辦的“國大”，徹底關閉了和談之門，中共代表團被迫撤離南京梅園新村。

邊打邊談 用談判教育人民

對於局勢的走向和國共南京談判的前景，中共中央是有提前預判的。6月22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東北局並轉各分局、各省委、各縱隊電，指出：“蔣介石為著完成進攻准備，延長休戰八天至三十日止。如我黨不能承認其苛刻條件（例如東北隻給舊黑龍江，其余一切不給），七月初將向東北及全國進攻。”6月25日，即國民黨挑起全面內戰的前一天，毛澤東致電中共代表團：“我黨方針是爭取長期全面和平﹔如不可能則爭取再延長休戰時間﹔又不可能則請考慮恩來托故回延，准備召開人民代表會議，並帶必要人員回來，而留董老及其他同志堅持代表團工作，以待時局之變化。”全面內戰爆發后，6月3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來電：“以后局面是邊打邊談，我們須准備應付此種局面。”

正如中共中央預料，7月以后的局勢是“表面談判，實際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面對“邊打邊談，以打為主”的局面，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用自衛還擊來對付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堅持“彼打我也打，彼停我也停”，相繼取得“蘇中七戰七捷”等軍事勝利﹔另一方面，中共代表團積極就停止內戰開展談判，堅決要求發布無條件停戰命令，改組政府應依照政協決議，並把談判作為教育人民的工作。與此同時，對相繼發生的“下關慘案”“李聞慘案”，中國共產黨堅定支持民主黨派，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成員親臨慰問受傷的民主人士，發表聲明譴責國民黨擴大內戰和政治暗殺的行徑，向全國人民揭露國民黨假和談真內戰的真相，從而爭取了第三方面對中國共產黨民主和平方針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進入9月后，局勢開始急劇惡化。9月4日，國民黨政府參謀總長陳誠公開發表談話，宣布國民黨軍隊將進攻張家口。9月10日，蔣介石手令北平行轅及第十一、十二戰區部署對張家口的進攻。面對越來越嚴峻的局勢，周恩來多次向馬歇爾建議重新召開負責停戰談判的三人會議，討論停戰問題。但是，周恩來的提議沒有得到回應。至此，繼續維持談判的局面不僅不能取得積極成果，還將掩蓋內戰的真相。為了讓國內外輿論了解時局的真相，周恩來於9月16日離開南京飛往上海，宣布暫時退出南京談判。

到達上海后，周恩來通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團與馬歇爾等頻繁交涉，力爭重開三人會議商談停戰事宜。9月21日，周恩來致馬歇爾備忘錄提出，“目前異常嚴重的局勢，在我看來，已絕非靠商討改組政府及任何類似辦法所能解決，其中心實在於停戰——一刻也不容緩的停戰”。“因此，我堅決要求立即召開三人會議”。9月29日，國民黨軍發動對張家口的進攻。次日，中共代表團發表抗議“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一切軍事行動，中共不能不認為政府業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並已最后放棄政治解決的方針”。10月4日，中共中央給周恩來和董必武發出電報，提出“蔣既已進攻張垣（二十九日打起至三日攻擊懷城共打了五天，於三日夜始被我反攻后撤），則我應表示一切不談”，“蔣不答應上述條件，周即借此回延，請馬幫助飛機撤退我京、滬、渝人員”。

10月11日下午，國民黨軍隊攻佔了張家口，當晚8時，國民黨政府下令於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次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國民黨打下張家口后已下令召開‘國大’，証明要破裂。南京、上海為爭取時間疏散人員，擬在四五天內保持沉默，請中央嚴厲批評國民黨。”后中共中央復電指示：“在全國大打條件下，一切談判是為徹底暴露美蔣反動面目，教育群眾。”在各方壓力之下，蔣介石於10月16日發表包含重開三人會議的八項條件。10月17日，中共中央發表聲明：“只要蔣介石在人民壓力之下，願意實現真實有效的和平，則本黨亦可不咎既往，重新協商。”並致電周恩來，指示可以參加三人會議和政協綜合小組，在會上提出我們實行停戰令與政協決議的主張，爭得主動。10月21日，周恩來與第三方面人士一同返回南京。

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返回延安前夕，同繼續留在南京的董必武在梅園新村30號院內合影

國民黨堅持召開一黨包辦的“國大”，遭到中共和民盟等的一致反對。11月6日，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匯報：“目前工作在揭穿美蔣欺騙，打破第三方面幻想，故稍留幾天后回延安。”中共中央復電“國大開后即可回延安，留董老在京主持”，對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的時間作出了明確指示。11月11日，周恩來和董必武致電中共中央：“蔣為拉攏第三方面及欺騙人民，又宣布國大延期三天，以待各方提名單。我們已表示延期屬於國民黨包辦之國大，我方堅決停開國大。”“我們決定明日非正式綜合會上聲明，國大不停開，遞名單一切隻好不談，即使第三方面參加，我們必決不來，因此即聲明代表團回返延開會，留董老在寧。”中共中央復電指示“來電所取方針很好，蔣之國大開會后你們即可回延，留董老在寧主持”。

未雨綢繆 南京局部署撤離

南京談判進入6月以后，時局逐步惡化、全面內戰隨時可能爆發，中共中央及時分析形勢並作出精准判斷，指示中共代表團提前做好撤離准備。南京談判期間，中共代表團內部為中共中央南京局，由周恩來負總責。在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南京局提前部署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並就南京局下轄的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黨組織和民主人士撤離工作作出部署。

6月20日，南京局組織部部長錢瑛派工作人員王志、郭端正赴山東曹州，開辟通往冀魯豫解放區的交通線。7月19日至8月12日，南京局先后安排6批人員少量零散、嘗試性通過此線撤至解放區。隨著時局的變化，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團除留下少許精干的同志留守在南京、上海公開機關堅持斗爭，堅持非趕不走的原則，以鼓舞國統區人民的斗爭，到萬不得已時再撤回延安，其余工作人員及家屬撤離南京。南京局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了詳細的撤離途徑：（一）利用軍調部的飛機到延安、東北等解放區﹔（二）利用運送救濟物資的海船到煙台等解放區港口﹔（三）秘密向香港、南洋等地轉移。南京局組織部對留守及撤離人員分別作出詳細而妥善的安排，錢瑛派人赴上海將堅持、疏散和隱蔽的人員名單送周恩來審批。

9月27日，周恩來在上海電告中共中央：我當盡量利用馬歇爾回國之前的時機，完成疏散及工作布置，“我在馬走前必可回延”。10月初，周恩來召集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人員開會，分析談判的形勢，進行氣節教育，動員大家准備迎接新的考驗，布置人員去留轉移計劃。10月12日，國民黨軍隊攻佔張家口的第二天，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對准備堅持和需要疏散、隱蔽的人員分別作出安排。”16日上午，齊燕銘、范長江等在南京、上海的第一批工作人員及眷屬30余人，分乘兩架美軍用機撤離南京返回延安。21日，周恩來離滬返寧前電告中共中央：“留滬一月對於堅持、疏散、隱蔽工作已布置就緒。”

11月上旬，錢瑛帶著中共南京局所有地下黨的關系和部分平津學生中的黨員關系，秘密轉移到上海，以茶庄老板表姐的身份隱蔽下來，建立轉移站性質的秘密機關，並與上海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劉曉取得聯系，繼續開展工作。11月12日，第二批中共代表團工作人員及家屬31人乘機撤返延安。在部署人員撤離的同時，南京局還安排中共代表團工作人員陳浩管理檔案材料，並帶回延安。

另一方面，周恩來指示中共南京局周密部署國統區愛國民主人士的撤離行動，並做出妥善安置。早在6月25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轉吳玉章告何其芳：“如果時局再惡化，要設法安排疏散文化界朋友。”6月28日，周恩來再次致電中共中央：時局一旦突變，我黨在外工作者和民盟進步分子將分批到解放區。建議中央指示在各解放區邊沿設立招待站。

6月，中共港粵工作委員會（下稱“港粵工委”）在香港成立，直屬南京局領導，負責開展香港和廣東地區的文化、宣傳、經濟、僑運、統戰及外事等工作。9月初，周恩來讓已被國民黨特務注意的夏衍去香港。9月底，周恩來致電港粵工委委員連貫和南京局負責財經工作的辦公廳主任錢之光到上海，研究疏散民主人士和接濟有困難的進步朋友等問題。周恩來指示：有些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以及我們的干部要疏散到香港、東南亞一帶，港粵工委要做好准備。周恩來還特別囑咐：這些人中能教書的就當教員，能辦報的就辦報，能做別的事的，就尋找別的社會職業，要千方百計把他們安置下來。周恩來還安排需要撤離的民主人士到上海辦事處與連貫及工作人員見面相識，以便他們到香港后相互聯系。

在周恩來的提前布置和南京、上海及香港等地黨組織的周密安排下，港粵工委先后接待、安置了100多名愛國民主人士。隨著大批民主人士相繼去了香港，在中共南京局長期負責統戰、外事及宣傳工作的章漢夫、喬冠華、龔澎、許滌新等也陸續去了香港，加強黨在香港的工作。

抵制“國大” 周恩來撤離南京

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且不承認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大”，愛國民主黨派也一同抵制“國大”。“國大”召開前夕，民盟主席張瀾發表談話稱：“民盟絕不參加一黨國大，絕為和平民主奮斗到底。”11月15日，“國大”在南京開幕，大部分第三方面人士未參加。當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團電：“‘國大’已開會，除董及少數人留京外，周及其余各人宜即回延。”

11月16日上午，周恩來與美方代表馬歇爾會談時表示：由於“國大”的召開，國民黨已經關上了談判的大門，他及中共代表團將不得不返回延安。董必武留在南京，中共在南京、北平、重慶均留一些工作人員。周恩來同時指出，蔣介石想用武力解決一切，我們不會屈服，中國的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切的。馬歇爾表示願意為周恩來回延安提供飛機，並表示他有義務保護以上各地中共人員之安全，負責送他們回解放區。

1946年11月16日下午，周恩來在梅園新村17號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

11月16日下午，周恩來在梅園新村17號中共代表團駐地的大飯廳裡，舉行了他在南京的最后一次記者招待會，散發書面聲明，嚴正譴責國民黨一黨召開的“國大”是違反政協決議和全國民意的，中國共產黨絕不承認。南京《新民報》11月17日刊登記者浦熙修撰寫的報道《昨在梅園茶會記者 周恩來侃侃道來 為政協而來 為政協而去》，文中寫道：

中共代表團於昨午后二時半，在梅園新村十七號該團飯廳，舉行在京最后一次記者招待會，因為是“最后一次”，到的記者特別踴躍，黑壓壓地把飯廳每一角落都塞滿了，大約不下一百人吧，二小時四十分，周恩來等人入座，說明他要說的話，已見於書面聲明，根據余出的時間，來回答各位要問的問題。於是有位同業開始發問了：

“周先生真要走了嗎？哪一天？”

“要走，兩三天內，同行有十幾

個人。”

“鄧先生也要走嗎？”

“也要走。”

“何時再到南京呢？”

“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招待會就在這樣隨隨便便的問答中序幕。

周氏繼答問：“現在回去的，只是因政協而來的人，政協的基礎已破壞，參加政協的人都散了，所以我們回去了。中共辦事處仍留南京，由董必武先生負責，保持與政府的聯系。‘你們的朋友’梅益先生也留在這裡，錢子（之）光先生是負責軍事聯絡的，也還留著。上海馬斯南路‘周公館’的牌子，還是不下，如果政府要代下的話，又當別論……”

得知周恩來等人即將撤離南京梅園新村，國民黨方面又故作姿態。11月17日晨，張群到梅園新村拜訪周恩來、董必武，表示國民政府並未關閉和平談判之門，請周恩來再稍留數日。周恩來則強調，和談之門已由國民黨關閉，留在南京是無益的。當晚，孫科亦赴梅園新村訪周恩來和董必武，對周恩來表示挽留。深夜，周恩來在梅園新村30號給在上海的郭沫若夫婦寫了一封告別信，全文如下：

沫兄、群姊：

臨別匆匆，總以未得多談為憾。沫兄回滬后，一切努力，收獲極大。青年黨混入混出，勱老動搖，均在意中，惟性質略有不同，故對勱老可暫持保留態度。民盟經此一番風波，陣容較穩，但問題仍多，尚望兄從旁有以鼓舞之。民主斗爭艱難曲折，居中間者，動搖到底，我們亦爭取到底。“國大”既開，把戲正多，憲法、國府、行政院既可誘人，又可騙人，揭穿之端賴各方。政協陣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線，少則半載，多則一年，必可分曉。到時如仍需和，黨派會議、聯合政府仍為不移之方針也。弟等十九日歸去，東望滬濱，不勝依依。請代向諸友致意，並盼保重萬千。

諸侄好。

弟豪

十一月十七夜

11月18日下午，周恩來和鄧穎超訪晤馬歇爾，向他辭別。周恩來在交給馬歇爾的備忘錄中明確了一旦情況緊急時從南京、上海和重慶等地撤離的中共人員數量、空運幫助及其他事項。

周恩來等准備登上離開南京的飛機

11月19日上午8時，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鄧穎超、李維漢等十余人乘美軍專機飛返延安，董必武和辦事處部分同志以及國、美兩方代表等到機場送行。行前，周恩來對記者說：國民黨的假和平、假民主絕對騙不了人，發動新的全國內戰的人，不要很長時間就將遭到徹底失敗，總有一天我們要回到南京的。

非趕不走 董必武最后撤離

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部分成員撤離南京后，中共代表團梅園新村駐地改為中共駐南京辦事處，董必武任辦事處主任並主持南京局工作，他領導寧滬兩地工作人員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制定的非趕不走方針，繼續為和平、民主事業艱苦斗爭。

11月23日，中共中央電示董必武和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的葉劍英：力爭在國統區的京、滬、渝、平、春五地保留公開機關，以便宣傳群眾、聯系群眾、教育群眾。電文強調：現在和平之門已關閉，國統區的情況將更惡化，要馬歇爾在緊急時派飛機將我公開機關工作人員送返延安，同時也要留守人員做好進集中營的思想准備。當天，周恩來也致電董必武和葉劍英部署具體工作：南京、上海、重慶、北平、長春五處仍留我最低限度之工作人員，進行聯絡宣傳工作，而內部則加強學習。一旦無余地可留，則全部撤走。

此后一個多月，國民黨軍隊雖然侵佔了大片解放區，但53個旅的兵力被殲滅，國統區反內戰、爭和平的愛國民主運動也不斷高漲，蔣介石急需一段暫時喘息的時間。1947年1月16日，司徒雷登正式通知中共代表團駐南京辦事處：國民黨方面將派張治中赴延安，以求重開和談。當天，董必武急電中共中央請示對此所採取的方針，中共中央致電南京辦事處指示：“根據目前形勢，恢復和談隻利於蔣重整軍隊再度進攻。所謂恢復和談全是欺騙，應使其恢復不成，徹底揭露其原形。”

面對蔣介石在發動內戰的同時又玩弄和談陰謀、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嚴正立場的局面，美國政府感到很難辦。1月29日，美方宣布撤出三人小組和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實際上是宣布“調停”失敗。隨后，國民黨方面進一步加緊對中共在南京、上海、重慶等地公開機關的限制和監視，企圖迫使中共人員“自當撤離”。面對國民黨方面的此番伎倆，2月18日，周恩來致電董必武等人：“動員中外輿論，公開揭露蔣企圖趕走我駐京、滬、渝人員的陰謀﹔凡有可能從辦事處轉入地方工作的人員，應盡量派出。”

2月20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聲明：“據各種跡象証明，蔣介石氏企圖於北平執行部中共人員撤完后，用各種手段迫使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三處聯絡人員撤退。”“中共方面既然主張如果蔣介石氏承認恢復一月十三日軍事位置及取消偽憲等兩條，仍可恢復接觸，當然不會決定撤退京、滬、渝聯絡人員。”“如果國方既不正式通知中共方面撤退，還要陰謀扣捕中共人員，則一切后果自應由國方負責。”次日，中共中央致電董必武、王炳南：蔣、美逼我們自動撤退京、滬、渝聯絡機關，是想從反面証明我們關死談判之門。我們方針，堅持保留京、滬、渝聯絡機關，表示決不由我關死談判之門。

2月28日，南京、上海兩地國民黨警備司令部通知中共南京辦事處和上海聯絡處，所有人員限於3月5日前撤返延安，並從即日起嚴密監視和強迫集中兩地的中共人員。中共中央迅速應對“逐客令”帶來的危急局面，一方面由周恩來致電蔣介石，要求蔣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駐京代表董必武，並須延長撤退期至3月底﹔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接連發了兩份電報給董必武等人，對撤退前的工作及應採取的斗爭策略作出具體指示：“蔣此次逐客，系用地方當局出面，不保護安全的形式。但我們須逼國民黨負最后破裂之責。”採取的具體做法包括：在滬、京分別質詢國府當局，逼其回答，以明責任，向中外公布﹔以疏散、隱蔽、撤退三種形式安排人員﹔王炳南向美方交涉撤退所需交通工具。

3月2日，中共中央發言人就蔣介石強迫中共駐京、滬、渝代表及工作人員撤退事發表聲明，指出：蔣方這一荒謬措施，無論是出於蔣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地方當局的胡作非為，都是表示蔣方已經決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關死一切談判之門。當天上午，在上海安排撤離工作的董必武收到王炳南從南京轉發來的中共中央指示：辦事處人員可於3月7日撤退。3月3日晨，連夜返回南京的董必武在梅園新村稍作休息后，便馬不停蹄地做撤離南京前的准備，包括與國民黨當局的交涉撤離事宜、梅園新村房屋交民盟托管事宜、與各方人士的告別。

董必武等在南京機場與送行的國民黨代表合影

3月5日，駐上海的中共工作人員33人在國民黨軍警嚴密監視下乘車到達南京。3月6日，董必武向周恩來及中共中央發出離開南京前的最后一份電報，匯報中共代表團最后撤離的具體事宜。3月7日上午9時，董必武率領留駐南京、上海的中共人員共74人，走出國民黨軍警特務的包圍，告別梅園新村直奔大校場機場，分乘4架美軍飛機撤返延安。面對前來送行的國民黨和美方代表、民盟代表和數十名中外記者，董必武發表書面談話：“必武等今日被迫離此，感慨莫名。十年來從未斷絕之國共聯系，今已為國民黨好戰分子一手割斷矣！”“目前雖戰禍蔓延，我們中共黨員仍將一本初衷，竭力為和平民主奮斗到底。”登機前，董必武向送行的各界人士告別說：再見之期，當不在遠。

全面內戰爆發后，中共代表團遵照黨中央“邊打邊談”的方針繼續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團結民主黨派，教育廣大人民。周恩來領導中共代表團周密部署撤離工作，在國民黨召開“國大”、下“逐客令”之際分兩批撤離南京梅園新村，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面對錯綜復雜和艱難危急局面的智慧和勇氣，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歷史關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作者：中共代表團梅園新村紀念館副研究館員）

來源：《百年潮》（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