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資本主義價值觀的邏輯及其啟示

﹝內容提要﹞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批判依循雙重邏輯：一是“永恆性”批判，從分析資產階級理論家把資本主義制度論証為“天然生成”的產物和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塑造成“自然規律”的結果出發，揭示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歷史暫時性﹔二是“普遍性”批判，剖析其抽象人性論遮蔽下的具象利益的生成基礎、以普遍性利益掩蓋特殊性訴求的運作機理以及拜物教導致的人的本質的異化的實踐效應，揭示資本主義價值觀的階級狹隘性。這種批判實現了對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深刻認知、理論克服與實踐超越，啟示我們在紛繁蕪雜的意識形態場域中亟須清醒辨識“普世價值”的虛偽本質，在堅守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廣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

﹝關鍵詞﹞馬克思 恩格斯 資本主義 科學社會主義 價值觀

資本主義價值觀是在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歷史進程中逐步確立並佔據社會主導地位的。這一價值觀在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曾發揮過一定的積極效應，但其內在的虛偽性與欺騙性也日益凸顯，並對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馬克思、恩格斯既承認資本主義價值觀在反封建斗爭中所具有的歷史進步意義，更對其展開了系統性、根本性的批判。他們對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批判最初主要停留在道德譴責層面，為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學說的創立提供了科學的批判武器和篤實的理論根基，從而推動相應批判從道德批判轉向本質批判。在轉變中，逐步形成了“永恆性”批判與“普遍性”批判兩條邏輯主線，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歷史暫時性與階級狹隘性，闡明了其服務於資本增殖、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秩序的根本取向。相應批判的根本目的在於，徹底剝離附著於價值觀之上的資產階級價值立場、抽象人性論的建構基礎，並揭露由此衍生的虛偽性與欺騙性，使價值觀回歸至作為人類共同文明成果的本來面目、本真意涵。對於當代中國價值觀建構與建設而言，深刻把握相應批判的思想精髓與方法論意蘊，能為我們在紛繁蕪雜的意識形態場域中准確識別、科學應對並有效化解價值觀層面存在的難題與挑戰，提供關鍵性的思想指引。

一、“永恆性”批判：揭示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歷史暫時性

價值觀“作為人們關於基本價值的信念、信仰、理想的系統”，本質上屬於社會意識形態范疇。從根本上講，價值觀的形成與發展是特定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交互作用的產物。馬克思指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生產方式構成了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而價值觀等上層建筑實質上是對經濟基礎及其所衍生的社會關系在觀念層面的反映。質言之，在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下掌控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必然也會支配精神生產資料，從而將其階級利益與意志普遍化、抽象化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並使之在社會生活中佔主導地位，使這種價值觀服務於現存生產關系的穩固與階級統治的延續。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強調的：“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當生產力發展引發生產關系的根本性變革時，既往價值觀體系將日益崩解，而反映新興階級訴求的新價值觀體系將逐步確立其主導地位。由此可見，不存在任何超歷史的、永恆的價值觀，一切價值觀在本質上都是特定生產關系的產物，是特定階級利益的觀念投射，始終伴隨經濟基礎的變革而發展、演進。然而，為維護資本無限增殖與資產階級的長遠統治，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進行了雙重建構：一方面，在價值觀的現實呈現上，將資本主義制度論証為一種天然合理的社會形態﹔另一方面，在價值觀的歷史空間維度，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描繪成合乎自然規律的歷史必然。通過這兩種相互支撐的敘事建構，資產階級試圖將其價值觀塑造為超歷史的、永恆的抽象真理。對此，馬克思、恩格斯進行了系統的、深刻的批判。

（一）對把資本主義制度論証為“天然”生成產物的批判

資本主義制度是資本主義價值觀在現實制度實踐中的具體展現形態。因此，在話語層面建構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本質上也是為與之相適應的價值體系賦予正當性。資產階級理論家常常披著科學、中立的外衣，試圖以普遍理性的形式呈現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構造。其中，“自然性”是他們慣常運用的一種關鍵性話語策略。從培根的經驗哲學到啟蒙運動的理性崇拜，“自然權利”“天賦人權”等理念被視為超越歷史的永恆法則，並不斷得到強化。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對國民經濟學在研究方法和前提預設上的非歷史性進行過批判。他指出：“不要像國民經濟學家那樣，當他想說明什麼的時候，總是置身於一種虛構的原始狀態。這樣的原始狀態什麼問題也說明不了。”質言之，這種思維方式完全漠視了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歷史階段性，以及剝削關系所內含的結構性矛盾。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進一步揭示了資產階級理論家在方法論上的意識形態偏見，明確指出他們的“論証方式是非常奇怪的”，因為“他們認為隻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資產階級理論家何以會把這兩種制度區分為“人為”與“天然”兩類？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封建制度依賴外部強制力量干預經濟，阻礙了所謂的商品經濟“自然”運行﹔而資本主義制度則似乎更契合“人性”，強調個人在市場中的自由競爭與自願交換，仿佛擺脫了人為支配，回歸到了某種自然狀態。因此，資本主義常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說成是一種將經濟從封建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運動。這種將資本主義自然化、非歷史化的理論建構，顯然遮蔽了其本身亦是歷史階段產物的本質。馬克思深刻指出：“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這一論斷生動揭示了生產力與社會形態的內在關聯——每一種社會形態都對應著特定發展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封建制度不是所謂的“人為失誤”，而是與農業佔主導、生產力相對低下和社會分工較為簡單的歷史階段相適應的產物。同樣，資本主義制度也不是人類社會的終點或永恆的天然秩序，而是生產力發展到機器大工業階段的必然結果，其內部不可調和的基本矛盾必然導致其存在的歷史暫時性。

資產階級理論家宣揚的“天然制度論”，其直接意圖在於將資本主義制度塑造為一種超越歷史、永恆存在的自然秩序，從而為該制度的永久統治提供理論支撐。與之相應，資本主義價值觀也被宣稱是“天然生成”的產物，具有永恆性質。事實上，隻有當商品經濟普遍化、勞動力成為商品、市場關系滲透進一切社會現實中時，與之相應的價值觀和倫理准則才得以萌生和發展。正如恩格斯所言：“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不可否認，資本主義價值觀產生於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取代封建自然經濟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天然性”。然而，資產階級將這種歷史形成的“天然”扭曲為超歷史的“永恆”存在，則是完全錯誤的。這種扭曲實質上否認了價值觀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演變而發生變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在否定封建制度的基礎之上，它也必將被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所超越，而隨著新社會制度的誕育，與之相適應的新社會價值觀也必然應運而生。

（二）對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塑造成“自然規律”結果的批判

資本主義價值觀植根於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中，其話語建構的邏輯本質上是由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話語塑造所決定的。資產階級理論家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塑造成不可違抗的“自然規律”，不僅在理論層面將資本積累與私有財產制度自然化，還將分工、信用、貨幣等具體經濟范疇粉飾成“固定的、不變的、永恆的范疇”。通過這樣一種超歷史的理論建構，他們試圖遮蔽並抹殺資本的社會性與歷史性，使之呈現為超越人類意志的客觀必然。因此，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中，資本不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而是一種天然的、超歷史的“自然實體”。也正因為如此，資本逐利的本性被視為理所當然、無須道德譴責，更不必予以歷史批判。在此基礎上，他們在敘述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時，往往有意無意淡化其通過殖民、掠奪與暴力實現的歷史真實，卻將其描述為依靠資本家的勤勞、節儉與智慧逐步完成的貨幣積累﹔作為資本人格化身的資本家，則常常被塑造為理性與勤奮的形象，其追求資本增殖的行為被視若天經地義，而對剩余價值的佔有也被論証為合理且有益於社會進步的。

同時，資本邏輯的擴張遠不止於經濟領域，而是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而塑造了一個最有利於資本增殖的制度環境。一旦資本的原則突破經濟的界限，進入文化、教育、家庭等領域，便如馬克思所比喻的那般，成為一種“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成為重新定義社會存在的支配性力量和主導性資源。在這種制度環境下，個體生活的各個層面逐漸被納入資本增殖的運行體系，進而形成一種以資本增殖為核心的社會存在方式。除此之外，資產階級不僅在一國范圍內推動這一進程，還憑借在全球的擴張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推向世界其他角落，將非資本主義地區和民族國家也納入資本的控制版圖。資產階級迫使其他民族採用自身的生產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力求將全球整合為一個以資本為中心的世界體系。馬克思對此曾深刻分析道：“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系（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系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生產力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系。因此，這些關系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恆規律。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顯然，在馬克思看來，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自然化”的根本目的，在於將資本主義塑造為人類社會必然且唯一合理的存在方式，從而把資本邏輯確立為不容置疑的社會支配法則。

資本主義價值觀正是建立於資本邏輯之上的一整套觀念體系。對工人階級而言，資產階級理論家所精心編織的“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這一“天賦人權的真正伊甸園”神話，不過是虛幻的泡影：所謂自由，實為工人不得不出賣勞動力的別無選擇﹔所謂平等，掩蓋了生產領域中資本對勞動的根本不平等﹔所謂所有權，核心是保障資本的無限積累。這些曾作為人類普遍理想的價值理念，已然蛻變為資產階級私利的理論化身，其根本目的是維護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曾圍繞“平等”這一價值觀展開闡述，駁斥了將資本主義價值觀視為永恆的唯心主義觀點。在原始社會，平等觀念與財產公有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社會成員處於自然形成的平等狀態。此時的平等，指向的是人作為人所具有的某些“共同點”，“在這些共同點所及的范圍內，他們是平等的”。進入古希臘羅馬時期，平等觀念發生了根本轉變。奴隸被剝奪基本政治權利甚至生存權，淪為單純的勞動工具，徹底喪失了享有平等的主體資格。法律意義上的平等首次在公民階層內部的私法領域得以確立，並通過羅馬法的形式實現制度化。盡管后來封建國家的興起在某種形式上孕育了進一步平等的可能性，但“只要自由民和奴隸之間的對立還存在，就談不上從一般人的平等得出的法的結論”。在封建制度下，任何形式的平等可能性，都是建立在森嚴的等級制度基礎之上。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與快速生長，經濟領域對自由和平等權利的需求日益迫切，但現實卻是“在經濟關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權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卻每一步都以行會束縛和各種特權同它對抗”。這一矛盾促使新興資產階級強烈要求廢除封建特權，確立商品生產與交換中的權利平等以及個人發展的機會平等。因此，封建社會內部孕育了資產階級這個“注定成為現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的階級。經濟力量的壯大驅使他們將打破封建枷鎖、消除等級特權、確立普遍權利平等的訴求推上歷史舞台，並“迅速地擴大其范圍”。資產階級獲得統治地位后，平等“很自然地被宣布為人權”。然而，平等是歷史的產物，“平等觀念說它是什麼都行，就不能說它是永恆的真理”，資產階級所宣稱的“平等”遠非應然的實現形態。

此外，馬克思、恩格斯還揭示了資本主義價值觀存在的經濟基礎。盡管資本主義的產生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其對剩余價值的無限追逐所導致的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與社會化大生產的本質要求之間卻存在內在的根本性矛盾。這一矛盾不僅限於經濟領域，還導致階級對立加劇，使勞動者逐漸認清自身被剝削的地位，進而喚起階級意識和反抗行動。因此，資本主義價值觀所維護的社會關系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層面引發廣泛危機。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文化危機、社會危機的交織疊加，最終必將演變為資本主義體系的系統性危機。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在系統性的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之下逐步從自在階級走向自為階級。“兩個必然”的深刻結論，正是基於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內在演展趨勢的科學分析，徹底宣告了資本主義價值觀永恆化、自然化的意識形態幻象的破產。資本主義價值觀，終將在人類追求解放的歷史進程中被時代洪流沖刷，失去生命力。

二、“普遍性”批判：揭示資本主義價值觀的階級狹隘性

資產階級始終將其階級利益包裝成“普遍價值”，刻意編織各類意識形態幻象。在奪取政權階段，它以“自由、平等、博愛”等口號開展政治動員，誘騙無產階級等社會力量共同推翻封建制度的統治﹔建立政權后，又將這些理念標榜為超階級的普世真理，用以消解階級矛盾。對此，馬克思、恩格斯從資本主義價值觀的生成基礎、運作機理和實踐效應三重維度進行了解蔽、析理。

（一）生成基礎：抽象人性論遮蔽下的具象利益

長期以來，一些資產階級理論家存在把抽象的概念實體化的思維傾向，其典型表征是把物質世界理解為彼此分離的既成事物的簡單堆砌，認為每個存在物的本質和特性都是內在且自足的。與之相應，人類社會也被簡化為原子式的孤立個體的簡單聚合。資本主義價值觀正是建立在這樣一種理論基礎之上：在剝離具體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對個體進行抽象化處理，並由此建構起一套抽象的人性論。例如，啟蒙運動高揚理性主義，把理性既作為出發點又作為目的，以此論証個體權利的天然性，並將“自由、平等、博愛”等視為由理性所決定的永恆普世價值觀。這種建構方式的本質，是把特定歷史時期、特定群體的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加以抽象化，並將其提升到超歷史的、普遍的人的“類”本質層面，由此所推導出的“普遍價值觀”，實際上並不能代表社會歷史發展中真實存在的、形態多樣且不斷變化的人類價值追求樣態。

一方面，抽象人性論脫離人的社會性空談普遍人性，並以“自然狀態”為理論原型詮釋這種抽象的人性。資產階級理論家將這種由原子式個體構成的虛構起點視為人類歷史的原點，托馬斯·霍布斯將其描述為“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爭”，約翰·洛克則把其理解為一種“平等”而“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二者的共同之處在於，認為自然狀態中的個體天然享有天賦權利，人們通過理性訂立契約將部分權利讓渡給國家機構以換取秩序保障，從而實現從“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的過渡。然而，這種對“自然狀態”的描述，既非基於歷史事實的提煉概括，也非對社會關系的合理推導，而只是一種源於特定歷史目標的理論建構，其根本取向在於將財產私有制的形成及資本主義的核心信條論証為合乎自然與理性的必然結果。事實上，“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隻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人的本質是具體的、歷史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人類生存的真實普遍狀態是融入復雜交織的社會網絡之中，其行為活動受制於特定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

另一方面，抽象人性論脫離人的歷史性、撇開具體歷史條件、社會發展結構和條件空談普遍人性。資產階級理論家在描繪人類理想狀態時，往往預設人性是超歷史的、永恆不變的，甚至視其為歷史發展的源動力。然而，人絕非先驗存在的抽象個體，人的需求、意識、行為邏輯乃至道德觀念無不被特定生產力發展階段的具體物質條件、生產關系和階級結構所影響。封建農奴的依附人格、資本主義雇佣工人的“自由”身份、社會主義勞動者的集體意識，都不是抽象人性的自然顯現，而是不同經濟基礎與社會矛盾在人性范疇的歷史性呈現和時代性塑造。馬克思指出：“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資本主義價值觀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的意識形態表達，隨著社會發展躍升至更高形態，注定要被代表更進步歷史力量的新型價值觀所取代。同時，人性不僅處於變化之中，還能夠在歷史進程中不斷獲得新的規定性。剝離人的歷史具體性來空談抽象普遍人性，實為一種非歷史的形而上學的幻象。這種幻象不僅遮蔽了社會存在對人的本質的決定性作用，更使得對現實的人及其發展規律的理解成為不可能。

（二）運作機理：把特殊性訴求包裝成普遍性利益

資產階級用其價值觀蒙蔽無產階級的一個重要伎倆是炮制、構造“普遍利益”的道德幻象。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資產階級在對抗封建貴族的早期斗爭中，因自身力量尚弱，不得不將無產階級裹挾為“同盟軍”。為此，他們極力宣稱自身的訴求同時也是工人階級的共同訴求，以此掩蓋真實目的並獲取廣泛支持。1848年歐洲革命中的法國革命，便是一個生動而具體的例証。在法國七月王朝統治時期，工業資產階級利用了無產階級對“自由、平等、博愛”價值觀的真誠向往，以虛假的民主許諾換取工人的支持，共同推翻了王朝統治。然而，二月革命塵埃落定后，掌權的資產階級不僅背棄了建立民主共和國、改善工人處境的承諾，甚至企圖扼殺共和制度本身。巴黎工人的堅決斗爭，迫使臨時政府在短短兩小時內戲劇性地宣告了共和國的誕生。雖然臨時政府隨后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這些舉措本質上都是為了掩蓋資產階級專政。在資產階級專政下，自由實質上只是資產階級的自由。臨時政府建立的國家工廠，表面上是為了解決工人就業問題，實際上則通過提供低廉工資、安排無實際意義的勞動來消耗工人精力、削弱他們的反抗意識。六月起義被鎮壓后，政府進一步頒布法令，強制未婚工人要麼離開工廠，要麼參軍入伍。此外，為壓制工人運動而特別組建的24000人“別動隊”，成為執行階級專政的公開暴力機器。所謂的平等，自臨時政府成立便化為泡影。政府內部職位幾乎完全由資產階級代表佔據，“工人階級隻有兩個代表：路易·勃朗和阿爾伯”。二月革命雖廢除七月王朝的財產限制，宣稱推行普選，但資產階級共和派旋即追加“六個月居住期限”條款，重新構筑選舉壁壘，將大量流動工人排斥於政治參與之外，使得選舉制度形同虛設。至於博愛，不過是麻痺階級意識的調和論調。革命初期，統治者以“人人都骨肉相連、情同手足”這類溫情脈脈的修辭粉飾階級對立，營造出保皇派轉型為共和主義者、巴黎富豪與無產者親如一家的虛假圖景。然而，短暫的“蜜月期”甫一結束，資產階級便撕下“博愛”的面具，以霰彈炮火實施血腥屠戮，1萬余名工人倒斃街頭，2萬余人被判刑或流放。對此，馬克思義憤填膺地指出：“把共和國的‘自由，平等，博愛’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騎兵，炮兵！’”顯而易見，資產階級慣用的欺騙手段，本質上是將自身特殊利益偽裝成普遍利益。恩格斯晚年曾總結指出，以往的一切斗爭“都是少數人的革命。多數人即使參加了，他們也只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為少數人效勞”。那麼，多數人為何會加入少數人的革命？主要原因在於，革命初期，這些少數人的利益“的確同其余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系，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系的壓力下還不能夠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換言之，此時以“全社會代表”自居的新興階級，其利益在客觀上確實與非統治階級存在部分重合，因此被視為革命階級，他們的口號也具有一定現實感召力。進一步而言，多數人之所以自覺或不自覺地支持少數人，更關鍵的是“被那些拼命擠到前面來的少數人的純粹的花言巧語所欺蒙”。這些少數人擅長以未來奪權后將實現的美好社會願景為誘餌，博取社會大眾的廣泛支持。即便在取得統治地位后，資產階級為緩解社會矛盾，也常提出一些看似代表全體社會成員利益的主張。這些主張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部分民眾的實際需求，也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空頭承諾，但無論如何，其本質都是服務於維持統治穩定、延續自身特殊階級利益的根本目的。

（三）實踐效應：拜物教導致人的本質的異化

拜物教作為資本主義價值觀的物化形態，是馬克思、恩格斯剖析資本主義制度本質及其價值體系的重要維度。他們通過對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的整體性批判，深刻揭示了這些物化形態如何扭曲社會關系並實現對個體精神世界的奴役。其中，商品拜物教作為拜物教的最初表現形式，伴隨商品生產的普遍化而形成，使人盲目崇拜商品，導致人的主體性喪失與社會關系的物化。在商品拜物教的支配下，情感與非理性因素佔據上風，真實需求被虛假欲望遮蔽，進而催生消費主義與享樂主義的泛濫。貨幣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進一步發展的必然結果和高級形態。在貨幣拜物教的支配下，“商品拜物教中生成的社會關系的神秘性在貨幣中被無限放大，極度膨脹，現在索性成了無解之謎”，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由此深陷對金錢的狂熱崇拜之中。在貨幣拜物教看來，愛情、道德乃至生命等一切存在皆可通過金錢衡量與標價。資本拜物教是一種比商品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更為隱蔽、更具迷惑性的意識形態形式。它的出現，標志著人的“異化”達到最徹底的階段：資本被賦予人格化的意志，成為社會生活的“真實主體”﹔現實的勞動者淪為工具性客體，其主體性價值被資本的增殖邏輯徹底吞噬﹔勞動被簡化、抽象為“死勞動”，並處於資本的永恆統治與全面遮蔽之下。

從歷史維度來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商品拜物教與貨幣拜物教雖已局部、零星地出現，但並未成為在社會場域佔普遍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直至資本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確立主導地位，資本拜物教才演變為一種覆蓋全社會的普遍意識。無產階級日復一日地創造著巨大的物質財富，卻沒有意識到這些財富是由其自身“活勞動”所創造的社會資源。他們僅僅看到商品的價值仿佛內在於物的天然屬性，而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無償佔有也被“等價交換”的市場假象所掩蓋，這使得工人將自身的貧困歸因於個體能力的不足或市場的偶然因素，而非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本身。同時，由於無產階級的價值被簡化為購買勞動力的工資，工資的高低似乎成了衡量個人成功與價值的唯一標准，這便驅使工人陷入對金錢的無盡追逐，將改善生存境遇的希望寄托於以更高價格售賣自身勞動力。這種幻覺導致無產階級將壓迫自身的制度條件視為永恆的自然規律，從而在精神層面放棄了對這種生產關系的本質的批判能力。

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制造了“抽象和具體之間的倒置關系”，而且使抽象凌駕於具體之上，將其統治的世界型塑成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無產階級勞動創造的成果反過來成為奴役勞動者自身的精神枷鎖，由此遮蔽了剝削的本質、扭曲了價值的是非標准、麻痺了階級反抗的意識，使無產階級在物質上被剝奪的同時，精神上也臣服於資本的統治神話。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價值觀在實踐中的真實后果，便是驅動整個社會陷入非理性的資本拜物教狂熱。這也正是《共產黨宣言》所深刻揭示的：資本主義在無情瓦解封建社會殘留的“田園詩般”的溫情、宗法紐帶乃至家庭倫理的同時，“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這種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簡化為冰冷金錢邏輯的社會現實，不僅侵蝕著共同體的情感溫度與信任基礎，更與人類向往的自由、平等的美好社會願景背道而馳。對無產階級而言，隻有通過集體行動打破資本邏輯的統治，才能真正擺脫異化狀態，實現勞動的解放與社會關系的復歸。

綜合上述分析，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價值觀“永恆性”和“普遍性”的批判，本質上是對資產階級歷史局限及其階級本質的深度揭示：資產階級將自身價值觀塑造為“永恆”的真理，實則是在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正當性辯護﹔將其價值觀宣揚為“普遍”的追求，則是為了淡化階級對立，使被統治階級接受並認同其統治邏輯，從而維系自身的支配地位。因此，資本主義價值觀只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工具，無法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實現自身解放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同時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資產階級價值觀的“永恆性”與“普遍性”，特指資產階級把產生於特定歷史階段、服務於特定階級利益的價值觀包裝成適用於一切時代的超歷史的普遍價值觀。他們並非簡單否定或完全拋棄自由、平等、民主等價值觀，相反，追求的是超越資本主義制度內在局限、更為高級、更加真實的價值觀形態。

三、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資本主義價值觀的現實啟迪

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根本意義，在於實現對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深刻認知、理論克服與實踐超越。對於當代中國價值觀的建構與建設而言，要在復雜嚴峻的意識形態場域中做到以下幾個方面。

（一）清醒辨識“普世價值”的虛偽本質

在歷史上，資本主義價值觀曾作為反對封建專制的思想武器，對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具有積極意義。然而，當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並穩固其統治后，其真實面目便迅速暴露，日益蛻變為“唯心的詞句、有意識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虛偽”，淪為禁錮人們精神世界的意識形態枷鎖。在這種價值觀的支配下，金錢被神化，成為一種具有魔力、令人難以抗拒且頂禮膜拜的絕對力量。由此，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如瘟疫般蔓延，持續侵蝕社會肌體的健康，導致社會問題叢生。只要資本主義固有的基本矛盾未能得到根本化解，上述諸種弊病便如影隨形，成為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無法克服的痼疾。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即便面臨自身難以掩飾的內部價值撕裂與精神危機，某些資本主義國家非但未能進行深刻的自我省思，反而試圖憑借其強大實力，強行向其他國家輸出已被現實証明存在嚴重缺陷的價值觀，甚至不惜採取各種不法手段，以達成意識形態操縱和價值同化的目的。它們慣於借助話語霸權，將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偽飾為全人類的普遍利益，並貼上“普世價值”的標簽向全世界兜售、賣弄。需警惕的是，這種“普世價值”的推行嚴重依賴強制輸出與霸權干涉，最典型的做法便是以“追求民主”為幌子策動“顏色革命”，比如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等。這種行為的本質是赤裸裸地干涉他國內政，其結果往往導致相關地區戰火頻仍、社會秩序崩解、民生陷入絕境。

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大力兜售“普世價值”的根本目的，在於鞏固和拓展資本主義全球霸權體系。它們將承載自身價值觀的資本主義制度標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終點”與唯一合理形態，宣稱資本主義文明理應成為全球的“普世底色”。為此，它們不遺余力地通過文化輸出、經濟干預乃至政治施壓等手段在全球推行“普世價值”，試圖以此否定各國發展道路的多樣性和獨特性，消解其他文明和制度的正當性。正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言：“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於為西方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和那些社會模仿西方的實踐和體制的需要作辯護。普世主義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這警示我們，必須對“普世價值”的滲透保持高度清醒，並警惕其以新的形態、碎片化形式進行滲透與傳播。要不斷增強對各種錯誤價值觀的辨別力、抵御力和反抗力，在積極推動不同文明對話的同時，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權與意識形態侵蝕，堅定維護自身的文化主體性與文明發展道路選擇的自主性。

（二）在堅守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廣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批判的最深刻的歷史意義在於，催生了真正超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代表絕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的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並實現了價值立場和價值取向的根本性翻轉：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價值主體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佔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核心訴求在於維護資本對勞動的統治﹔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價值主體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群眾，核心訴求在於滿足勞動群眾的物質與精神文化需求，努力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種根本區別決定了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深度契合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方向，真正反映並服務於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與訴求。因此，由這種先進價值觀型塑的社會制度，在歷史進步性、人民主體性和發展可持續性上必然比由資本主義價值觀塑造的社會制度優越。

此外，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內蘊著開放的價值基因。正是這種基因品格，使其能夠在世界范圍內呈現出豐富多元的本土化形態。在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性地催生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鮮活時代特征和深厚民族根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歷史與實踐來看，中國共產黨很早就認識到，構建一個以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為指導、深深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價值體系的重要性。這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有機統一體，必須構建與其經濟基礎、政治制度相適應並能凝聚廣泛社會共識的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明確提出及其廣泛踐行，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實現了從思想理論、實踐探索、制度構建到價值觀層面的深化和拓展。有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必將“使我們的國家、民族、人民在價值觀的精神狀態上‘強起來’，不斷推動全體人民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深刻指出：“培育和弘揚核心價值觀，有效整合社會意識，是社會系統得以正常運轉、社會秩序得以有效維護的重要途徑，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真正具備價值感召力的文化，必然建立在進步價值觀的基礎之上。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要“發展具有強大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從本源上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凝練與表達，牢牢扎根於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根基。正是在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有力支撐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從本質、內涵到實踐路徑，都與資本主義價值觀根本區別開來，從而使人們堅定相信其真理性和道義力量。因此，要在堅守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廣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全體人民筑牢信仰根基、厚植愛國情懷、提升價值認同，通過持之以恆的教育熏陶，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為思想自覺、外化為行為習慣。具體而言，一方面，要緊密結合人民群眾真實的生活經驗與情感需求，將價值引導融入衣食住行、就業教育、文化娛樂等各個環節，善於運用新媒體渠道和貼近生活的敘事方式，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成為人們自覺的價值追求﹔另一方面，應積極搭建多樣化、常態化的實踐平台，如社區志願服務、文明創建活動、職業道德建設等，鼓勵群眾在參與中體驗、在行動中內化，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真正轉化為生動可感、人人願為、長期延續的社會風尚與生活實踐。

（三）堅持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

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批判，不是要全盤否定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本身，而是要徹底剝離其被資產階級賦予的階級特權色彩與抽象人性論的虛妄根基，使其回歸作為人類共同文明成果的真實意涵。尤其在現實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時空共存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這些形式層面的價值觀存在一定的整合可能性。這種整合既不是要消弭差異、追求絕對同一，也不是以普遍性壓制特殊性，而是在深刻把握普遍性與特殊性辯証統一的基礎上，探尋最大公約數、凝聚最廣泛的價值共識。

當代中國倡導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基於對世界文明多樣性與價值觀差異的深刻認知，在人類歷史演進與現實交往的交匯中凝聚而成的共同價值目標。它源於各國在應對自身發展難題與全球性共同挑戰過程中形成的基本共識，既承載著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意願，也是應對人類共同危機的必然抉擇。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平與發展是人類社會共存共進的根本前提，是推動文明延續與進步的永恆主題﹔公平與正義致力於維護所有國家、民族、個人的尊嚴和機會公平，保障各方平等參與全球治理並共享發展成果﹔民主與自由立足人類整體利益，通過平等協商與合作共贏的機制，追求個體自主與集體利益的和諧統一。由此可見，“全人類共同價值”高度凝練了超越時空與文化差異的最基本人類價值共識，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嶄新的價值坐標與切實的行動遵循，是對“唯我獨尊”霸權思維的內在超越，正引領人類文明朝著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續的嶄新形態演進。

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深刻批判，徹底揭露了資產階級利用價值觀蒙蔽工人大眾的根本目的、包裝手法及其系統性危害。資本主義價值觀演進至今的以“普世價值”為名的全球推銷，體現了資本主義宣介機制的日益成熟，其深遠的破壞性影響不可小覷。在此背景下，推動全人類共同價值在國際社會獲得普遍認同並轉化為現實實踐，必然是一個復雜且漫長的歷史過程，需要經歷諸多階段與環節。踐行這一目標，必須立足現實，不斷加深對自身和其他文明的了解和理解，深刻分析各國各民族的具體歷史條件，以及國際社會面臨的共性難題與特殊矛盾，恪守主權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交往原則。在此基礎之上，針對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精准施策，量身定制落實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科學理路和可行路徑。更關鍵的是，要保持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通過有序、漸進、扎實的施行方案，穩步助推全人類共同價值從崇高的理念共識向美好的現實圖景漸次、有效轉化。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6年 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