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軍事思想：歷史唯物主義與現代戰爭

提要：在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中，恩格斯對軍事議題的思考相當深刻，而他撰寫的關於當代戰爭的著作卻鮮為人知。在社會主義者眼中，恩格斯既是偉大的戰略戰術專家，也是能夠預測技術發展對軍事產生影響的優秀歷史學家，因而被譽為“紅色克勞塞維茨”。文章通過分析恩格斯書信和著作中蘊含的軍事思想，展現出恩格斯准確預測未來戰爭的軍事評論家形象，並反映出恩格斯深刻的思維洞見力。恩格斯的軍事思想對我們認識戰爭的本質及其同政治經濟的關系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關鍵詞：恩格斯軍事思想 馬克思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 現代戰爭

作者：達米安·溫切夫斯基

譯者：范堯林

盡管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經常提到恩格斯的軍事著作，並強調技術進步與恩格斯提出的軍事作戰方法間的聯系，但恩格斯的軍事著作與他的其他經典著作相比，仍相對鮮為人知。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關於恩格斯的軍事思想的研究文獻相當陳舊，並且這些研究主要集中於作為軍事戰略家和思想家的恩格斯。不過，也有學者關注恩格斯的軍事思想本身，認為這些思想對作戰藝術和戰略戰術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恩格斯的著作有助於我們在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開展軍事研究時，重新發現這位富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並以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拒斥資產階級烏托邦式的革命觀點。

本文旨在運用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總結恩格斯對戰爭和軍國主義問題的看法。這將有助於討論與該主題相關的幾個重要問題：恩格斯對這個主題的興趣從何而來？他關於軍事問題的思考與歷史唯物主義有何聯系？他的推理與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和昂利·若米尼（Henri Jomini）等所著的關於19世紀戰爭的經典著作有多少契合度？他對戰爭沖突的分析和對全球軍國主義問題的預測具有多少准確性？

一、恩格斯軍事思想的源起：從《新萊茵報》到“巴登革命”

1841—1842年，恩格斯在普魯士軍隊中擔任宮廷炮兵。然而，馬丁·伯杰（Martin Berger）認為：

青年時代的恩格斯似乎並不痴迷於軍事事務。他在早年書信中提到閱兵類的內容一般都是嘲諷性的，在普魯士炮兵部隊服役的那一年似乎也是在“靈活”地規避職責。他曾以炮兵軍士（下士）的軍銜參加過軍事戰斗。恩格斯可能是在《新萊茵報》上分析1848年和1849年戰役時對戰爭問題產生了濃厚興趣。

在此期間，他對“民族之春”中最重要的戰役和小規模戰斗進行過批判性分析。據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所說，恩格斯匿名撰寫的關於匈牙利軍事作戰的文章被誤認為是一位匈牙利高級軍官所作，恩格斯軍事文章的較高質量由此可見一斑。恩格斯對工人武裝革命的城市作戰尤為感興趣，撰寫了多篇有關巴黎“六月起義”（1848年6月23日至26日）的文章。他從巷戰中看到了全面戰爭的最初征兆，這場戰爭激烈而殘酷，資產階級宣稱工人是“需要加以消滅的社會敵人”，其軍隊毫不留情地殺掉所有工人戰敗者和被俘起義者。恩格斯認為，資產階級在反對工人的斗爭中特別喜歡利用流氓無產階級，流氓無產階級是一群樂意供當權者驅使且不擇手段的人，恩格斯把這個群體稱為“御用軍”。御用軍的組織形式是所謂的“別動隊”，他們薪俸優厚並多次幫助資產階級鎮壓工人起義。這使恩格斯認識到革命戰爭的殘酷程度遠超數十年前君主之間進行的戰爭。

恩格斯認為，缺乏嚴密的組織領導和良好的協調是起義出現諸多問題的原因。不過，他也稱贊起義者組成了充滿活力的縱隊，在城市中巧妙地穿梭，並對工人們建立的堅固工事表示贊許。但是，他也指出，由於缺乏良好的組織，有一個關鍵地區沒有得到工事的保護，政府軍利用特殊的地形條件打敗了起義軍。恩格斯認為，軍事組織方法的引入拯救了起義，盡管政府軍人數激增，但起義軍仍保持著嚴明的紀律，他們甚至能夠發起反攻。不幸的是，政府軍的武器（主要是火炮）和人數比起義軍多，導致后者最終被擊敗。不過，恩格斯的結論仍比較樂觀，他認為起義者雖然戰敗，但會使人民的頭腦革命化，因為起義者會在活著的人心裡留下復仇的渴望，即使勝利的機會渺茫，但從革命的角度看，組織起義也是值得的。他寫道：“頑強奮戰后的失敗是和輕易獲得的勝利具有同樣的革命意義的。”對他而言，不戰而降和放棄革命的想法是背信棄義的行為。然而，恩格斯的預言最終沒有實現，革命失敗后，工人階級遭受重創，巴黎不得不等待20多年后才迎來再次起義。

1849年，《新萊茵報》因普魯士政府查封而關閉，恩格斯應征入伍並參加了巴登和普法爾茨的起義。春季，他在為圍攻威斯特伐利亞叛亂城鎮埃爾伯費爾德做准備時展示了自己的軍事工程學知識。后來，他加入革命軍並參加了幾次小規模戰斗，最后與戰友們一起撤回瑞士。他在給燕妮·馬克思（Jenny Marx）的一封短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感想：

維利希是惟一有些才干的軍官，於是我就到他那裡去，做了他的副官。我參加了四次戰斗，其中有兩次，特別是拉施塔特會戰，是相當重要的﹔我發現，備受贊揚的沖鋒陷陣的勇敢是人們能夠具備的最平常的品質。子彈飛鳴簡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整個戰役中，雖然有不少膽怯行為，但我並沒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戰斗中畏縮不前。而更多的卻是“蠻勇舉動”……而《新萊茵報》方面有一個人參加了戰斗畢竟是件好事，因為所有的民主派無賴當時都在巴登和普法爾茨，而目前他們正在吹噓他們所沒有完成的英雄業績……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當中，除了我和金克爾，沒有一個人參加過戰斗……在我們的軍團掩護巴登的軍隊撤退以后，我們比其他所有部隊都晚24小時進入瑞士……我們那個曾經勇敢地作過戰的部隊現在使我感到膩煩，我在這裡簡直無事可做。維利希在戰斗中勇敢、沉著、機智，並且能迅速而准確地總覽全局，但是在不作戰時他卻或多或少是一個無聊的意識形態家，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軍團裡能夠談得來的人大都分配到別的地方去了。

雖然參加起義對恩格斯而言只是一次短暫的冒險，但他對待起義以及起義軍軍事組織的態度是很嚴肅的。他嚴格評估了起義者的軍事能力，隻把開始支持革命的前普魯士軍官維利希視為合法的指揮官。恩格斯信中的內容整體比較悲觀，他與其他“民主”起義者不同，他們參軍只是為了在社交圈吹噓自己的“英雄”事跡。恩格斯則不僅從不夸耀自己的勇氣，而且認為勇氣是戰士最尋常的品質，會在激烈的戰斗中自然激發出來。夸耀勇氣沒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導致魯莽的行為。他對起義時組織混亂的狀況不抱任何幻想，認為起義可能會淪為一場革命的拙劣模仿。

1849年11月，恩格斯定居英國並接管父親的企業，隨后他開始對戰爭和軍國主義問題進行嚴肅的理論研究。之所以開展這樣的研究，是因為恩格斯想反對前指揮官維利希，后者開始把其他退伍軍人組織到自己的周圍，並希望利用軍事力量展開一場布朗基式的革命。正如伯杰指出的：“維利希集團幾乎囊括了流亡者中的所有軍官，恩格斯認為革命事關重大，不能交由這些特殊的准將們去做，於是他下定決心仔細研究軍事問題。”恩格斯的研究補充了馬克思對幼稚和烏托邦式的反資本主義傾向的哲學、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將馬克思批判的視角拓展至軍事領域。

二、戰爭的本質：客觀物質因素與人類實踐的歷史辯証法

1849年后，恩格斯經常在其著作和書信的空白處標注當代戰爭及其歷史意義，然而他從未系統地研究過戰爭問題。沃爾特·蓋裡（Walter Gallie）認為，對於恩格斯而言，戰爭是社會變革中具有歷史意義但又具有偶然性的因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闡述了戰爭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初始組織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因為侵略和掠奪是比發展生產力更簡單的獲取財富的方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認為，戰爭對希臘部落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對於希臘部落而言，增加可用勞動力的最好辦法就是侵略和征服居住在鄰近地區的人民。因此，恩格斯把戰爭視為解釋社會發展進程的動態因素之一。

蓋裡的敘述表明，戰爭是與經濟有著最密切聯系的社會現象。然而，恩格斯並沒有把戰爭歸結到經濟中，馬丁·基欽（Martin Kitchen）在總結恩格斯1892年致尼古拉·丹尼爾遜的信時指出了這一點：

正是在戰爭時期，人類個體行動與物質前提之間的關系得到最清晰的展示，客觀力量與人類實踐之間的辯証關系也得以充分體現。在戰爭中，人類在特定的境遇下創造歷史。同樣，經濟發展與戰爭之間互為因果。現代戰爭迫切需要現代工業進一步發展。

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已然表明，軍國主義的演變並非生產力發展的線性反映。恩格斯對戰爭本質的思考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對戰爭的定位之上，即戰爭是一種取決於特定社會階級關系動態發展的可變歷史現象。這種思維方式的痕跡可在其著作《德國農民戰爭》中找到。恩格斯告誡人們，不要把當代平民與無產階級混為一談，也不要把他們與16世紀使用的軍事作戰方法相聯系。此外，他還指出，階級關系在實現軍事目標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恩格斯思維方法的復雜性在《1852年神聖同盟對法戰爭的條件與前景》中體現得比較明顯，該文介紹了他對法國革命時期現代軍國主義產生的分析。歐洲封建時期的戰爭通常由小規模軍隊進行，而正規軍隊由職業士兵組成，且其薪資由王室國庫支付，士兵的忠誠和士氣取決於君主的償付能力。因而，戰役的時間相對較短，軍事行動的目標是爭奪財富和權力，普通人通常認為戰爭是外來的或外部的東西。恩格斯指出，法國大規模公民軍隊的力量來自政治革命和源於政治革命的意識形態。他還強調，現代軍國主義取決於下列因素間的相互關系：（1）社會結構——為軍事行動提供資金的資產階級與提供兵源的農民組成的階級聯盟﹔（2）適當的基礎設施，包括運輸和供應網（鐵路、電報、動員系統等）的發展﹔（3）大規模征兵的軍隊組織。因此，資產階級革命使歐洲軍隊變成“出色地組織拿破侖式機動的機器”，其特點是快速進攻、集中兵力、力爭贏得決戰。

恩格斯認為，政治暴力取決於社會各階層掌握的物質手段，即社會經濟狀況。卡爾·歐根·杜林認為政治關系是暴力的唯一來源，然而這是一種假象。政治和暴力都由物質條件決定，要將暴力付諸實踐需要有合適的工具，這些工具伴隨整個經濟的發展而發展，冷兵器被輕武器和火炮所取代，暴力隨著社會形態的演變越來越制度化。正如恩格斯強調的，資本主義的主要暴力工具是有組織的陸軍和海軍艦隊，它們的發展取決於生產力的進步。“總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經濟條件和經濟上的權力手段幫助‘暴力’取得勝利，沒有它們，暴力就不成其為暴力。”暴力和戰爭是社會發展辯証法的基本要素，脫離基本的物質關系而肆意譴責它們是幼稚的，更何況廢除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也可能是暴力的結果。

恩格斯認為，軍事實力不僅是社會關系發展、基礎設施和物質資源投入的總和，還包含戰略領域比較充分的理論准備。恩格斯研究了大量軍事史著作，還經常向約瑟夫·魏德邁（Joseph Weydemeyer）請教有關軍事史的問題。魏德邁是一名前普魯士軍官，在“民族之春”時參加了革命運動。以色列著名軍事史學家阿扎爾·加特（Azar Gat）指出，恩格斯的閱讀書目包括17世紀戰略家雷蒙多·蒙特庫科利（Raimondo Montecuccoli）的舊作﹔他還對威廉·納皮爾（William Napier）有關伊比利亞半島戰爭史（1807—1814年）的著作贊不絕口。恩格斯詢問魏德邁對克勞塞維茨和卡爾·威廉·維利森（Karl Wilhelm Freiherr von Willisen）作品的看法，並詢問普魯士經典戰略家的最大對手——拿破侖將軍若米尼的作品。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后開始顯現出對若米尼的特殊興趣，他觀察到許多人都對若米尼著迷。在加特看來，若米尼和他的弟子威廉·呂斯托（Wilhelm Rustow）在恩格斯的軍事通信中頻繁被引用。后來，恩格斯可能閱讀了拿破侖時代最優秀的戰略家的作品（或有關文獻），包括奧古斯特·馮·格奈森瑙（August von Gneisenau）、格爾哈德·夏恩霍斯特（Gerhard Scharnhorst）和阿瑟·威靈頓（Arthur Wellington）。

這些研究有助於恩格斯深刻理解傳統、意識形態和士氣在軍事行動中的作用。正如基欽所言，對於恩格斯而言，“這些主觀因素和上層建筑因素牢牢植根於各個國家的客觀歷史經驗中”。這些研究在恩格斯關於軍事議題的思考中起到了重要的方法論作用，因為“通過強調不同軍隊之間的歷史和民族差異，他就不會陷入將戰爭理論簡化為一系列抽象‘客觀’原則的誤區之中”。恩格斯在1850年代的著作和他關於作戰藝術與特定國家軍事文化之間聯系的論述中証明了這一觀點。恩格斯特別關注大國軍隊的動向，經常對這些軍隊提出批評。例如，他在撰寫關於克裡米亞戰爭的文章時對英軍指揮部提出如下看法：

英國人生性好斗，因此英國軍官在戰斗中的最多而且最常見的錯誤，正是他忘記了自己作為指揮官的職責，而像一個普通兵士那樣作戰。他這樣做時，深信會得到自己同胞們的熱烈稱贊，可是在其他任何國家的軍隊裡，軍官這樣行動卻會由於缺乏自制力而有降級的危險。

恩格斯對英國軍隊的指揮能力持批判態度，並用“殘酷且往往盲目的紀律，以及濫用九尾鞭（一種鞭子）”解釋了英軍的高逃兵率和低征兵率。同時，恩格斯聲稱，在克裡米亞戰爭期間，紀律對土耳其士兵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軍官臨危逃跑的情形已經司空見慣，以致在戰斗正酣的時候，很少想到還有什麼軍官或命令，而是碰到哪裡，就打到那裡”。恩格斯認為，土耳其人繼承了伊斯蘭軍事傳統，其精神是“曾經使伊斯蘭教的旗幟由麥加城插到西班牙、一直到普瓦提埃才被阻的尚武精神的最后殘余。它的進攻力量雖然消失了，但是殘余的防御能力依然存在。依托要塞圍牆和壘牆進行抵抗的頑強精神是土軍的特色”。他深入分析了俄軍的作戰技巧，認為俄國步兵習慣於近距離縱隊作戰，因而無法在小規模戰術部隊作戰的軍事行動中取得成功。俄國旨在組建一支正規軍的哥薩克改革是失敗的，因為習慣於劫掠的士兵介於正規勤務和非正規勤務之間，不具備應有的戰斗力。他還強烈批評了法軍，認為部分將領及其王朝將野心凌駕於軍事計劃之上。盡管他對各國將領提出嚴厲批評，但卻對英國與俄國普通士兵的英勇無畏贊許有加。

三、在克勞塞維茨與若米尼之間：恩格斯反對軍事研究中的唯心主義

恩格斯關於暴力與政治關系的論述受到了克勞塞維茨的直接影響。恩格斯曾多次指出，若非受到政治動亂的干擾，許多戰役本可以取勝或避免嚴重失誤。例如，他曾寫道，假如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沒有相互斗爭，那麼那不勒斯人可以打敗加裡波第。他在同馬克思共同撰寫的《法國作戰方法的批判》中指出，法國人所犯的軍事錯誤源於路易·波拿巴的王朝野心和盲目固執。

然而，加特的分析表明，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的各類戰爭論點與《戰爭論》中的相關類比結論沒有直接的共通之處，因為恩格斯早在1851年就已闡述了所有核心觀點，而他可能是在數年后才研讀了克勞塞維茨的著作。

早在1850年代的書信中，恩格斯就批評了當時有關普魯士的軍事文獻。他還寫道，暫時無法強迫自己閱讀克勞塞維茨的著作。在另一封信裡，恩格斯雖然抱怨克勞塞維茨的“哲學風格晦澀”，但依舊對克勞塞維茨表示贊賞。加特指出，問題的關鍵在於恩格斯對克勞塞維茨晦澀難懂的行文風格並未展現出比《戰爭論》的普通讀者更高的理解力或興趣。在加特看來，恩格斯的軍事論著具有鮮明的專業實操性，因此克勞塞維茨所寫的《戰爭論》對恩格斯而言用處甚微。

加特認為，恩格斯更推崇若米尼在軍事戰略領域的權威性。1813年以前，若米尼一直在拿破侖軍中效力（此后他叛投至俄軍）。在多數軍事研究文獻中，若米尼的軍事理論被認為與克勞塞維茨的著作完全對立。另一位重要的軍事史學家克裡斯托弗·巴斯福德（Christopher Bassford）評價了若米尼的軍事理論：

若米尼的歷史觀和戰爭觀是僵化且片面的。他將戰爭視作一出“宏大戲劇”，是英雄和軍事天才的舞台，他們的才能普通人難以企及。在他看來，自身參與過的革命戰爭不過是一種本質未變的戰爭形態在戰術層面趨於完善而已，僅會因角色陣容、技術水平及轉瞬即逝的政治動機等表面因素發生些許改變。他的軍事理論與實戰策略均源於拿破侖戰爭的實戰經驗，旨在為“高級軍官”提供實際作戰指導。若米尼的研究極具功利性，行文風格偏於說教，這類著述自然更受軍事教育者青睞。他的晚年著作《戰爭藝術概論》（1838年出版）經多種語言翻譯、普及與評注，成為19世紀中期最核心的軍事教育范本。

巴斯福德在文章中強調，若米尼與克勞塞維茨的諸多分歧並不重要，因為《戰爭藝術概論》中的不少理念都與《戰爭論》的觀點相契合。他們二人對戰爭的認知方式比較接近，只是切入的視角不同而已。相比之下，克勞塞維茨的著作更為抽象，反倒是若米尼的著作更受當時軍人群體的青睞，這或許是有著軍旅經歷的恩格斯成為若米尼軍事理論擁護者的重要原因。

若米尼對恩格斯的影響並非全都是有益的。據加特所述，恩格斯對1866年普奧戰爭的分析出現偏差是若米尼對恩格斯產生負面影響的鮮明體現，盡管當時絕大多數評論家都對這場戰爭結局作了誤判。加特指出，恩格斯堅信奧地利人必將取得勝利，認為普魯士軍隊犯了嚴重錯誤，其中首當其沖的是違背了“拿破侖—若米尼原則”，該原則強調若部隊無法相互支援就不應分兵。下述引文証明了這一點：

假設有一位年輕的普魯士步兵候補軍官或騎兵隊旗手在應尉官考試時被問道：什麼是普魯士軍隊侵入波希米亞的最安全的計劃？假定我們年輕的軍官回答：“最好的方法是把部隊分為大致相等的兩路，派出其中的一路向理森山以東迂回，而另外一路向西迂回，讓它們在吉欽會合。”那麼主考官對於這一答案會說些什麼呢？他會告訴這位年輕的先生說，這個計劃違反了戰略上的兩個首要原則：第一，絕不能把自己的部隊分隔開，使得它們彼此不能互相支援，而應當讓它們互相靠近﹔第二，在沿不同的道路前進時，各縱隊應在敵軍活動范圍以外的地點會合﹔因此上述的計劃是一切計劃中最壞的﹔這樣的計劃隻有在波希米亞完全沒有敵軍佔領的場合下才能加以考慮，因此提出這種作戰計劃的人甚至不配晉升為尉官。

加特說，當普魯士人在幾天后取得決定性勝利時，恩格斯不得不收回此前的言論。然而，我認為，恩格斯實際上並未改變自己的想法。即使普魯士軍隊最終取勝，他依然認定獲勝之師存在戰略失誤，“普軍一開始打這次戰役便犯了極大的戰略錯誤，但后來它在戰術上作了驚人的努力，結果在整整8天之內便把這個戰役勝利地結束了”。恩格斯將自己的錯誤預判歸結為奧軍指揮比普軍指揮還要拙劣，同時他准確地指出普軍的核心優勢是使用了速射的針發槍。誠然，恩格斯明顯低估了這支最終取勝的軍隊。戰前，恩格斯聲稱普奧兩軍的勝算大致相當，奧軍在兵力上略佔優勢，而普軍士氣低落且缺乏實戰經驗，奧軍則更為驍勇善戰，將領也更為得力，但不久后，他不得不收回這番言論。

與加特的觀點相反，我認為上述例証並不能確証恩格斯對若米尼有著特殊的推崇之意。恩格斯雖然能夠看清沖突中某一方在客觀技術層面的優劣，但他有時過於看重主觀人為因素（如軍隊指揮機關的指揮素養）所起的作用。例如，他曾預測克裡米亞戰爭極有可能迅速結束，也曾聲稱戰爭可能會陷入無休止的僵局，甚至還探討了沖突升級為泛歐戰爭的可能性。他在1858年印度民族大起義期間對英軍平叛行動進行了誤判，認為只要印度西帕依士兵以大規模戰術編隊的形式作戰，英軍便能憑借自身的組織優勢輕鬆取勝﹔但他又預判一旦印度西帕依士兵轉為游擊作戰模式，士兵機動性將大幅提升，再加上憎惡殖民者的當地民眾的支持，戰局會發生改變。恩格斯低估了英軍的行動能力，實際上英軍迅速與當地地主結盟並大規模開展村落綏靖行動，這成為英軍擊敗印度游擊戰士的關鍵。因此，基欽的觀點同樣存在謬誤，他聲稱恩格斯認為“軍隊的主觀特質與民族特性相較於核心的技術與經濟因素處於次要地位”。

恩格斯摒棄了對戰爭理論的抽象化和唯心主義構想。他在1852年5月7日致馬克思的信中批判了普魯士將軍維利森的著作，並作出諷刺性評論：

其實，維利森的書應當叫做《大規模戰爭的哲學》。因此，不言而喻，在這本書中哲學論述多於軍事科學，對完全不言自明的東西，卻旁征博引先驗地加以論証，而且中間還夾雜一些關於單一性和多樣性以及諸如此類的對立面的最學究式的論述。這種軍事科學從一般的藝術概念談起，接著証明烹調術也是一門藝術，並詳盡地論述藝術和科學的關系，最后則把軍事藝術上的一切規則、相互關系和可能性等等，歸結為一個絕對的原理，即強者必然總是擊敗弱者。對這樣的軍事科學能說什麼呢！有的地方也有一些不錯的見解，或歸納出一些有用的簡單原則。如果連這一點都沒有，那就更糟了。我還沒有看到他在實踐中的運用，但是有一個事實對維利森不太有利，那就是拿破侖的重大勝利每一次都是以藐視維利森的基本規則而獲得的，——一個正統的黑格爾分子能夠很好地解釋這個結果，卻又絲毫不損害這些規則。

恩格斯的做法並非偶然，他對戰爭理論的抽象化和空談化的批判主要體現在嘲諷同時代普魯士軍事文獻對黑格爾主義的拙劣應用上。恩格斯並不特別在意軍事戰略手冊偏於教條，他認為理論具備實用性才是最重要的。他同馬克思一起多次批判以德國唯心主義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歷史決定論學說，不太願意對克勞塞維茨的著作展開深入分析，許多學者卻認為克勞塞維茨的著作在哲學層面匯集了多種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理論。克勞塞維茨的哲學觀點可能介於康德哲學和黑格爾哲學之間。

恩格斯並未徹底摒棄克勞塞維茨的戰爭理論，相反，他常常借鑒后者理論中聚焦戰爭實操層面的相關概念。因此，加特稱克勞塞維茨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產生顯著影響的說法言過其實，至少對恩格斯而言就是如此。正如尤裡·科米爾（Youri Cormier）近期指出的，對克勞塞維茨的引用並非局限於1858年馬克思與恩格斯通信中的幾個批注，恩格斯在評述美國內戰以及1871年撰寫關於拿破侖戰爭的相關內容時均提及了克勞塞維茨的觀點。此外，恩格斯在1888年為西吉斯蒙德·波克罕（Sigmund Borkheim）所著的鮮為人知的小冊子《紀念 1806—1807年德意志極端愛國主義者》撰寫的引言中也提到克勞塞維茨，恩格斯在評述普魯士軍事文獻的水准時寫道：“從中產生了克勞塞維茨這樣的一流人物。”正如科米爾精准總結的那樣，如果克勞塞維茨真的對恩格斯毫無影響，恩格斯就不會在讀完《戰爭論》20余年后一再援引其觀點。恩格斯的戰爭理論看似與克勞塞維茨的核心論點一致，實則更側重於探究戰爭的社會經濟基礎。誠然，恩格斯的相關思考是建立在與克勞塞維茨截然不同的方法論和理論基礎上的。

四、對現代軍國主義的分析以及對未來沖突的預測

雖然恩格斯對特定國家軍隊的實力與能力作出了略顯高估的主觀分析，但他在其他著作中針對作戰藝術的經濟與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政治后果卻作出了深刻且精准的預測。

恩格斯在早期分析殖民沖突的著作中就著重指出，沖突會給當地人民的生命安全與文化認同帶來威脅。他對火炮在戰斗中作用日益提升的預測同樣精准，同時也注意到運輸、后勤、前線部隊機動速度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恩格斯察覺到資產階級軍隊中的技術進步可能會帶來負面影響，例如，火炮具備攻破街壘的能力。因此，他預言巷戰的頻率將會越來越低並得出結論：隨著國家間戰爭形態的演變，階級間的戰爭模式必將發生相應改變。他還認為拿破侖時代開創的大規模國民軍隊體制會為革命思潮在軍隊內部的滲透提供可能。恩格斯在1851年致馬克思的信中指出：“軍隊的瓦解和紀律的完全鬆懈，既是迄今發生的每次勝利的革命的條件，又是這種革命的結果，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他還從“民族之春”時期失敗的革命斗爭中汲取教訓，正如伯杰指出的，恩格斯意識到“革命會引發混亂，混亂無益於提升軍事效能。缺乏組織的熱情無法贏得戰爭”，因此恩格斯在晚年建議“強烈避免採取一切不成熟起義的策略”。

恩格斯是最早注意到美國內戰重大意義的評論家之一。他預測美國內戰將“導致軍事技術的巨大進步，構成一個時代”。在為《蘭開夏郡和柴郡志願兵雜志》撰寫的文章裡，恩格斯闡述了這場持續數月的陣地戰具備的空前特質——這是歷史上首次以如此宏大規模展開的戰爭。他還指出了步兵、騎兵、炮兵協同作戰的聯合軍事行動的必要性。恩格斯是最早提出擴充正規軍兵力規模設想的思想家之一，他預判現代戰爭需要投入大量兵員，還需組建規模龐大的志願兵隊伍，因為持久戰的重擔終將落在這些志願兵肩上。恩格斯敏銳地預測到未來軍事沖突將消耗規模龐大的人力資源，他在為《新聞報》撰稿時強調美國內戰蘊藏著現代戰爭的諸多萌芽，如歷史上超長的補給線。他對聯邦軍的大規模戰略行動印象深刻，也對那些過分推崇“機動戰”和刻意回避決戰的將領提出批評。即便恩格斯洞悉到現代戰爭的諸多特質，他在軍事思想上仍舊是拿破侖和若米尼學派的追隨者。恩格斯同馬克思一起洞察到美國內戰具有的關鍵作用：廢除奴隸制，建立一個以現代生產關系為基礎的民主社會，這將為社會主義運動創造出比歐洲更為開放的發展契機。誠然，決定部隊取勝的因素並非隻有經濟優勢，還得益於通曉現代戰略戰術的軍官的參與，他們和維利希一起在“民族之春”中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並將經驗傳授給美國戰友，極大提振了后者的士氣。

普法戰爭是恩格斯闡述的最后一場大規模沖突，這場戰爭在他的學術著述中意義重大。基於對這場戰爭的經驗總結，他對未來世界大戰作出了影響深遠且精准的預測。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是對先前研究成果的系統總結，他闡述了技術發展對現代軍隊編制與作戰方式產生的影響，著重指出了波拿巴主義的低效性，以及以職業軍人為主、指揮體系卻漏洞百出的法軍部隊所遭遇的危機與潰敗——法軍完全無法抵擋以大規模征兵制為基礎的德軍的進攻。恩格斯還探討了軍事行動中民族主義的辯証法：催生戰爭狂熱的法蘭西民族主義最終走向失敗，昔日驕傲的職業軍隊被非正規的游擊隊所取代﹔普魯士利用軍事勝利后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征服了德意志其他邦國。

恩格斯從對歐洲各國軍隊及早期戰爭的分析中得出結論，認為軍國主義未來會以普魯士軍隊的體制作為發展方向。19世紀下半葉，各國軍隊動員體系均以普魯士后備軍模式作為基礎。恩格斯認為，普魯士后備軍模式的起源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它脫胎於普魯士反抗拿破侖及其擴張野心的抵抗運動，最初是為了支援反法戰爭而建立。在普法戰爭期間，恩格斯在《法國境內的戰斗》中寫道：“當時普魯士實行的整個新的軍事制度，就是企圖至少在專制君主制所能允許的范圍內盡量組織人民抵抗敵人。”在同時期發表的《如何擊敗普軍》中，恩格斯探討了這一體制的內在矛盾：“一方面，要求把每個體格適於服役的男子都變成士兵，並建立一支常備軍﹔常備軍的唯一目的是成為國民學習使用武器的學校，並在遭到外來攻擊時成為團結國民的核心……。但是另一方面，也就是這一支軍隊又應當是半專制政府的武力后盾和主要支柱﹔為了這個目的，就需要把這個讓國民學習使用武器的學校變成培養絕對服從上級的精神和忠君情感的學校。而這一點隻有通過長期的服役才能做到。在這裡這兩個任務的不相容也就表現出來了。防御性的對外政策要求在短期內訓練大量兵員，以便在遭到外來攻擊時擁有大批后備力量﹔而對內政策卻要求用較長時間來訓練有限的兵員，以便在國內發生暴動時有一支可靠的軍隊。”恩格斯認為，這一體制不斷消耗著國家資源，長此以往終將難以為繼。

這些分析促使恩格斯著手挖掘資產階級軍隊中蘊藏的革命潛力。他在臨終前撰寫的《德國的社會主義》一文中稱，德國軍隊越來越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恩格斯在紀念巴黎公社20周年的演說中指出，軍隊開始反映整個民族的思想與訴求，士兵完全能夠聯合起來反抗資產階級。伯杰據此認為這是恩格斯晚年宣揚消極主義的標志，表明他主張消極等待資產階級軍隊走向激進化。吉爾貝·阿卡（Gilbert Achcar）駁斥了這一觀點，認為恩格斯的本意是即便軍隊中有一部分力量支持革命，也須與仍效忠於舊秩序的勢力展開巷戰。

恩格斯的相關論斷與當代人對普法戰爭的評價不謀而合，即這場戰爭推動了普魯士軍隊的組織模式與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略在歐洲的擴散。此外，恩格斯關於戰爭並未解決德國內部問題的觀點得到了印証。杰弗裡·瓦夫羅（Geoffrey Wawro）認為，德國人民的自由被武力強制推行的統一所取代，在此基礎上滋生的民族主義必然會產生外部影響，這也為法國的復仇主義鋪平了道路。恩格斯勾勒出了未來沖突的輪廓，他的首個重要預言收錄於為波克罕的小冊子所作的引言中：

最后，對於普魯士德意志來說，現在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這會是一場具有空前規模和空前劇烈的世界戰爭。那時會有800萬到1000萬的士兵彼此殘殺，同時把整個歐洲都吃得干干淨淨，比任何時候的蝗虫群還要吃得厲害。三十年戰爭所造成的大破壞會集中在三四年裡重演並殃及整個大陸﹔到處是飢荒、瘟疫，軍隊和人民群眾因極端困苦而普遍野蠻化﹔我們在商業、工業和信用方面的人為的運營機構會陷於無法收拾的混亂狀態，其結局是普遍的破產﹔舊的國家及其傳統的治國才略一齊被摧毀，以致王冠成打地滾落在街上而無人拾取﹔絕對無法預料，這一切將怎樣了結，誰會成為這場斗爭的勝利者﹔隻有一個結果是絕對沒有疑問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為工人階級的最后勝利創造條件。

恩格斯將論述的焦點局限於中歐國家可能顯得有些狹隘。影響未來戰爭走向的誘因比較多，早已超出單純的軍國主義運行邏輯，既包括愈演愈烈的帝國主義擴張、殖民沖突，也涵蓋中歐與西歐的地緣緊張局勢和巴爾干地區的沖突。恩格斯曾預言工人階級終將取得全球勝利，他寄希望於軍國主義催生的民族主義迅速消亡，但這一願景忽視了被歐洲列強奴役的國家發起的獨立運動，他們的力量被証明比對革命的希冀更為強勁。

恩格斯在1888年1月7日致弗裡德裡希·阿道夫·左爾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的信中也表達了類似觀點：

相反，戰爭會使我們倒退多年。沙文主義將淹沒一切，因為這是生死存亡的斗爭。德國會派出約五百萬士兵，即佔人口的百分之十，其他國家會派出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俄國相對地要少些。但是在戰場上會有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人。我倒想看看，怎樣維持他們的生活﹔這將是一場同三十年戰爭一樣的浩劫。盡管投入巨大的兵力，事情卻不會很快結束，因為法國西北和東南邊境都有伸延很廣的要塞防御，巴黎的新工事則是很出色的。這就會拖延很長時間，而俄國也不是能一舉攻下的。這就是說，即使一切都按俾斯麥的願望進行，那末，向人民的要求就會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多，並且完全可能：決戰推遲和部分失利會引起國內變革。

戰爭的進程幾乎與恩格斯的預測完全一致。這一預測源於他對1848年至1871年間歷次血腥戰爭的觀察，他從這些戰爭中洞悉了軍國主義不斷抬頭的趨勢，但他得出的結論或許過於樂觀：

軍國主義統治著並且吞噬著歐洲。但是這種軍國主義本身也包含著自身毀滅的萌芽。各國之間的相互競爭，使它們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陸軍、海軍、火炮等方面花費更多的金錢，從而越來越加速財政的崩潰﹔另一方面不得不越來越嚴格地採用普遍義務兵役制，結果使全體人民學會使用武器﹔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時機反對軍事長官而實現自己的意志。

遺憾的是，這些預測並未在中歐與西歐成為現實。紀律嚴明的歐洲各國軍隊陷入長達四年的血腥厮殺中，戰爭結束后交戰雙方的士兵渴求的是和平與治愈創傷，而不是社會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流血犧牲。然而，許多士兵並未停止戰斗，要麼參與了對革命俄國的武裝干涉，要麼加入了“自由軍團”這類准軍事組織，並從內部鎮壓革命力量。恩格斯希冀軍隊由社會主義者主導的願望落空了，因為所有人都被卷入這場血腥屠戮中。

恩格斯在去世前一年寫給左爾格的另一封信中對遠東局勢作出了耐人尋味的預測：

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即使是為了軍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須敷設鐵路，使用蒸汽機和電力以及創辦大工業。這樣一來，舊有的小農經濟的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農戶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業品），以及可以容納比較稠密的人口的整個陳舊的社會制度也都在逐漸瓦解。千百萬人將被迫離鄉背井，移居國外﹔他們甚至會移居到歐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國人的競爭一旦規模大起來，就會給你們那裡和我們這裡迅速地造成極端尖銳的形勢，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將促進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的崩潰……

恩格斯或許未曾預見到中國通往世界經濟頂峰之路如此漫長曲折，但他精准預測了他逝世數年后爆發的革命浪潮，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並引發了后續的系列斗爭與革命浪潮，最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恩格斯或許也未曾預想到，以他和馬克思的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人會引領國家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並成為一個世界經濟強國。

五、結論

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核心和權威。大多數革命理論家堅信后續戰爭爆發的必然性，反軍國主義被視為左翼理念的核心要義。恩格斯將戰爭問題置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宏大視野中加以考察，把意志因素、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結合起來，使得他對戰爭的理解擺脫了19世紀軍事理論家特有的唯心主義痕跡，摒棄了當時進行革命嘗試的各類社會主義者秉持的布朗基式空想主義。但是，恩格斯也受到拿破侖軍事學說固有觀念的影響，期望“這支既護衛資產階級社會、又可作為判斷革命時機重要依據的軍隊能夠幫助約束社會主義者”，以此避免倉促發動政變，將革命主動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恩格斯始終是一名革命者，但他希望避免無謂的流血犧牲。

伯杰指出，恩格斯理論思考的不確定性阻礙了其思想主張在后世的傳承與發展。讓·饒勒斯（Jean Jaurès）與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主張軍隊民主化並恢復民兵制度，認為它能保障工人階級對武裝力量擁有更大控制權。公開的修正主義者認為，對軍隊進行革命改造已無可能，因此主張將軍事政策限定於防范潛在挑舋的范圍內。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同列寧等立場堅定的革命者認為，基於群眾的自發性，任何革命都談不上時機過早，因此他們不會阻止群眾與資產階級進行對抗。然而，保羅·布萊克裡奇（Paul Blackledge）在其近期著作裡中肯地指出，現有史料並不支持這種過於簡單化的論斷，致使第二國際陷入危機的問題復雜得多。他強調，第二國際的理論家當時不得不應對帝國主義的威脅，而“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筆下探討的地緣政治沖突視作純粹的歷史研究”。

恩格斯書信中呈現的悖論與困境至今仍有現實意義，它表明，在軍事政策這一議題上社會主義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決方案。但是，它為審視軍國主義背景下人類實踐與物質基礎之間的辯証張力提供了極具價值的歷史視角，也印証了克勞塞維茨的古老洞見，即制定任何有關軍事政策的預測與建議都是一項極度困難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工作，其走向取決於特定的現實情境。

﹝達米安·溫切夫斯基（Damian Winczewski）：波蘭格但斯克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范堯林：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