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爾對馬克思主義的當代闡釋

﹝摘 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社會具體實際相結合。在這方面，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列斐伏爾重構馬克思的原初思想的工作具有典型性和啟示性。通過溯源性考察黑格爾的辯証法及其在馬克思思想中的發展過程和演變形態，列斐伏爾提出，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本質是具體總體的辯証法，馬克思的學說作為一個整體是在辯証思維中再現人類社會總體。在此基礎上，他通過日常生活、都市、空間和空間的生產等新概念試圖進一步發展和深化馬克思具體總體的辯証法，再現當代社會現實。我們可以從列斐伏爾的理論探索中對“重構馬克思的原初思想”得出如下理解：其一，“建構”本身是馬克思思維方式的一個組成要素和重要環節，馬克思的辯証法不僅是對既有對象的分析，還必然包含立足人及其活動來建構作為總體的對象，即再現不斷生成著的現實內容和人類活動﹔其二，“重構”意味著把馬克思主義辯証法作為理論內核，在此基礎上通過一些新的范疇和概念來激發馬克思思維方式的潛能，發展一種深度介入當代世界的理論。作為分析與建構、科學性與革命性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必須成為現實的人的活動和生成著的人類社會本身的革命的自我意識。

﹝關鍵詞﹞馬克思 列斐伏爾 辯証唯物主義 總體 實踐

馬克思主義的生成演進始終與人類的解放實踐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進程緊密交織，其思想范式不僅深刻反映了20世紀的世界歷史圖景，而且為當代社會變革持續提供著方法論資源。時至今日，聯系世界歷史條件的變化和現實社會發展來闡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與方法，依然是我們面臨的重要理論任務。回顧20世紀眾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探索，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回到馬克思”，在馬克思思想的形成中重新發現馬克思的思想旨趣和根本方法，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並致力於發展面對當代社會歷史現實的社會批判理論，從而為馬克思主義的當代闡釋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我們把這種兼具解釋學深度與現實關懷的理論探索稱為“重構馬克思的原初思想”。

然而，面對這些紛繁多樣的思想資源，我們往往更多地關注其理論闡發的新內容，而忽視了其與馬克思思想的深層關聯。這一問題同樣存在於我們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基於此，本文將主要考察列斐伏爾重構馬克思原初思想的理論歷程，旨在凸顯其對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發展和深化。當然，這種考察不是“回到列斐伏爾”，不是按照時間順序、邏輯演進或主題更迭來呈現其理論的具體內容，也不過多涉及其思想語境和理論效應，而是對其思想進行一種“重構”，就“如何重構馬克思的原初思想”這一問題給出列斐伏爾式的解答。

一、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具體總體辯証法的重新發現

歷史地看，“回到馬克思”是重構馬克思思想的理論先聲。這種理論回溯的必然性源於在馬克思主義內部一直存在的解釋學張力，而且教條主義與反教條主義的斗爭也始終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列斐伏爾是最早將黑格爾、馬克思、列寧和尼採的思想引入法國的理論家之一，也許是因為這一點，他也成為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乃至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最早激進地反對教條主義的理論家之一。恢復本真的馬克思，“這是列斐伏爾從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努力的方向，這種回溯式的‘回到馬克思’，並不是簡單地將馬克思的歷史文獻奉為不變的教條，而是要真實地呈現馬克思的思想在那段歷史中經歷的péripéties multiples（復雜的曲折），而去掉那些站不住腳的詮釋，恢復真正的馬克思思想”。於1939年出版（寫於更早時期）的《辯証唯物主義》是列斐伏爾反對教條主義的代表作。在1961年出版的該書第五版序言中，列斐伏爾明確將自己20世紀30年代以來與之激烈斗爭的教條主義拒斥為一種“體系化的自然哲學”，認為其“以‘實証’科學尤其是物理學之名，將哲學視為一種匯集所有這些實証科學的成果從而形成一種世界最終圖景的理論框架”。他將當時教條主義者的做法概括為四種。一是使馬克思主義實証化。這種做法不僅使馬克思與其所謂的唯心主義先驅的思想割袍斷義，還在馬克思思想中設置了哲學與科學的二元對立。二是將馬克思主義降格為經濟主義。這一傾向帶來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被簡化為一門單一的科學，即政治經濟學。三是回避直面現實的社會實踐。“真正重要的東西不再處於人們思想的前沿，而是被盡可能帶到遠處，帶到自然與宇宙論思辨的深處。”如此一來，辯証唯物主義就淪為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對當前社會現實所提出的重大問題視而不見。四是拒絕基於異化概念分析當前社會中眾多的異化形式。列斐伏爾“回到馬克思”的理論訴求就是拒斥上述教條主義，並重新發現馬克思的具體總體的辯証法。也許他本人並不認為自己提出了“辯証法的一種原創性理解”，因為他強調的是“努力重構馬克思的原初思想，而非其他的任何一種‘闡釋’”。不過，毫無疑問的是，恢復真正的馬克思思想是其重構馬克思原初思想的一個重要環節，厘清馬克思的辯証思維構成了他后續理論思考的重要基石。在這個意義上，“《辯証唯物主義》是通往列斐伏爾全部工作及其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歷程的重要接入點”。

列斐伏爾對馬克思辯証法的重新激活源於其對黑格爾思想的深度挖掘。隨著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問世，列斐伏爾得以洞悉馬克思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獨特理解，進而開啟了對馬克思辯証法的黑格爾溯源。在列斐伏爾看來，黑格爾堪稱現代世界的關鍵思想家，其思想與現代世界的興起緊密相連。彼時，科學與文化精神的發展、舊秩序的崩塌、新文明的出現，使描繪宏大的歷史圖景需要一種把眾多因素綜合起來的整體性思維。列斐伏爾敏銳地指出，黑格爾學說的核心在於對思維與現實、形式與內容的無限豐富統一性的深刻洞察。正是黑格爾把思維運動從確定性形式中解救出來，從復雜多樣且充滿矛盾的內容出發，使內容重新內化於理性思維，並將其提升至理性的最高層面，即絕對精神。在黑格爾那裡，辯証法是尋求思維與現實、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聯並使精神“重新佔有”一切“客觀產物”的邏輯方法。辯証法不僅是思維的生命與內在運動，更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知性作出規定並堅持規定﹔理性是否定的和辯証的，因為它將知性的規定消融為無﹔它又是肯定的，因為它產生一般，並將特殊包括在內。”因為黑格爾致力於揭開實體性生活的面紗，將其提升至理性的最高層面，所以辯証法就成了推動內容運動的原因和內在結構。由此，把握內容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就是要闡明由精神內在運動產生出的范疇之間的內在統一性。這種運動是“一個嚴謹而不斷前進的過程，其中的每一規定都是通過否定並解決其先前的規定——通過一種綜合——產生出來”。內在矛盾產生了運動，否定階段恰恰是這種運動的表達，而這種否定是對先行概念的包含著肯定的否定，是包含著它的對立物的統一的新內容，基於此，黑格爾提出了“第三項”的觀念。“任何規定一旦被其否定項所豐富並超越，就會產生這一項﹔每當兩項相互矛盾時，第三項就被嚴謹地創造出來，然而它卻是存在與思維的一個新環節。”最終，“黑格爾的辯証法試圖使生命和運動回復至已得到理解的現實的總和之中，回復至命題與概念之中。它將它們包含在精神的宏大史詩之內”。正如黑格爾所說，“一個事物是可能的還是不可能的，取決於內容，這就是說，取決於現實性的各個環節的全部總合，而現實性在它的開展中表明它自己是必然性”。因此，列斐伏爾認為，黑格爾的辯証法雖然因肯定矛盾和運動而具有革命性，最終卻在設定的絕對存在中廢除了矛盾與生成，走向了封閉的體系。盡管黑格爾沒能真正解決思維與現實、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但黑格爾辯証法賦予“矛盾”和“統一”以生成性與歷史性，這無疑構成了其“合理內核”，並為馬克思的辯証法提供了關鍵的思想啟迪。關於此“合理內核”，也許可以從不同視角形成多元化的理解，但其中有兩個基本點對列斐伏爾的重構工作至關重要：從質料層面看，思維必須依據內容的運動來確定矛盾的揚棄，而不應將先驗的、系統化的形式強加於內容之上﹔從形式層面看，生成的本質決定了辯証法應是開放的，形式因要把握無限豐富的內容，就必須永遠處於動態的流動性之中。

在此基礎上，列斐伏爾通過考察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通信等文本，詳細討論了馬克思的辯証唯物主義的形成過程。第一階段，通過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批判，“通過深刻改造異化理論來接受異化理論”，馬克思發展出早期的唯物主義。列斐伏爾之所以提出辯証唯物主義的理論來源和哲學來源不在《邏輯學》中，而在《精神現象學》中，一方面是因為“把人的自我產生看做一個過程”並以思辨的方式考察異化是出現在《精神現象學》中，另一方面是因為19世紀40年代一度蔑視黑格爾邏輯學的馬克思指出，《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列斐伏爾從《精神現象學》中清理出異化的辯証法並將之與馬克思后來的思想走向緊密聯系起來。在他看來，馬克思“對《精神現象學》的批判、對黑格爾異化理論的批判，為一種積極的人道主義開辟了道路，這種人道主義必須揚棄與統一唯心主義和自然主義（唯物主義）”。這種積極的人道主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已經以萌芽的形態出現，后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得到清晰的表達。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以黑格爾的異化理論為出發點，摒棄了辯証邏輯對歷史進程本質的顛倒表達，基於實踐將異化問題重新置於以現實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現實的人的世界，歷史地、具體地把握現實的矛盾運動，並在實踐中達到異化的揚棄。在列斐伏爾看來，馬克思早期的唯物主義的偉大貢獻在於，通過揚棄哲學，實現了哲學試圖要實現的總體性。不過，此時馬克思的辯証法還沒有上升到“從概念上表達一種生成結構”的方法論高度，生成僅僅“被視為從實踐上被給定的和從經驗上被証實的”存在。第二階段，通過對黑格爾辯証法的改造並將其運用於對現實社會經濟關系的剖析，馬克思發展出了標志著其學說走向成熟的辯証唯物主義。列斐伏爾將此階段追溯至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在他看來，馬克思在這些著作中“關於經濟范疇及其內在矛盾的闡述超越了經驗主義，達到了一種嚴謹的科學的水平”，使實踐的、歷史的唯物主義“呈現為一種辯証形式”。也就是說，盡管馬克思早期也通過辯証法來理解矛盾運動，但是，隻有當他運用黑格爾辯証法的合理形式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時，他的思想才發展為“歷史科學”。

列斐伏爾認為，黑格爾辯証法的“合理內核”體現為對處於不斷生成之中的內在矛盾運動和統一的“敘述”，而此“合理內核”被馬克思真正吸收了。馬克思的辯証法是對“內容”的“敘述的方法”，“內容居於首位，是決定辯証思維的真實的存在”。這種辯証思維不僅是對特定內容的運動的分析，還要建構作為總體的對象，要把人及其創造性活動帶入生成的結構中，構造一種合理的具有內在統一性的現實的總體。可以說，馬克思的辯証方法既是對特定內容進行因果分析的科學，又是包含一種世界觀的哲學﹔既是對既有世界的解釋，又體現一種改變世界的意志。因而這是一種具體總體的辯証法。

二、對馬克思思想的整體性理解：在辯証思維中再現“作為總體的人類的產生”

從上述對馬克思辯証法形成過程的分析和理解中不難發現，列斐伏爾傾向於對馬克思思想作一種整體性理解。在他看來，理解馬克思思想的統一性，既不是用馬克思青年時期的人道主義框架來統攝其后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也不是把體現馬克思辯証法最終形成的《資本論》的思想視為馬克思思想唯一的真正形態。作為統一的學說，馬克思思想的本質在於貫穿其發展始終的具體總體的辯証法。正是具體總體的辯証法構成了馬克思學說連貫性的基礎。馬克思寫道，“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人“通過自身而誕生”的“他的形成過程”。在列斐伏爾看來，馬克思學說就是在其辯証思維中對這一世界歷史過程的再現。因此，他提出，馬克思的著作之所以對理解當今世界來說是必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馬克思的思想“建構了一個總體”。它不是哲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任何一個專門化了的特殊領域的思想或知識，而是採取了一種“對知識和發現，對實踐和政治活動，對理論的進步和深化保持開放”的辯証的理論框架或范式，隱含著探索或構造“總體”的計劃。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唯物主義既不是歷史哲學，也不是經濟學或政治學，而是通過各種學科相互協作，理論地再現“作為總體的人類的產生”。

實踐的觀點無疑是馬克思學說得以再現“作為總體的人類的產生”的關鍵。它使馬克思的人道主義辯証法轉變為實踐的辯証法，即在實踐中並通過實踐再現實踐的總體性，也就是再現人類社會生活的總體。“創造的能量在實踐中並通過實踐得以擴展和顯現，實踐是人類的總體活動，是行動和思想、體力勞動和知識。”因此，隻有作為人類總體活動的實踐才能真正解決社會歷史矛盾和人自身存在的矛盾。對於旨在把握人類社會歷史現實的理論來說，實踐既是理論的出發點，又是理論的落腳點。人類社會歷史和個人在現實的實踐中不斷揚棄現存狀態，表達這一過程的辯証法因而也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列斐伏爾將作為矛盾解決之道的實踐看作辯証法的“第三項”，指出它是“沒有定局的終點”。在歷時性上，再現的總體就是人類世界和個人通過自身揚棄異化而誕生的歷史過程﹔在共時性上，這一歷史過程的實踐是具有多樣性和豐富性的總體。

列斐伏爾重新審視和解釋了馬克思的實踐概念，主張既不能把實踐降格到實用主義的層次上，也不能把實踐定位於抽象的哲學層面。實踐就是生成著的人及其世界，是人與世界、意識與存在的辯証運動。他使用“總體的人”“可能性”等概念描述人及其實踐的生成過程，並從不同方面對實踐概念作了闡釋。“總體的人”描述了在異化以及揚棄異化的整個過程中歷史地生成的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強調從人的方面再現總體性。但是，總體性的實現並非總如歷史樂觀主義者所認為的那般容易。馬克思從未把共產主義作為歷史的終極目標固定下來，而始終強調其是揚棄資本主義這個歷史階段的一個環節。“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段歷史發展來說是必然的環節。”基於此，列斐伏爾強調，實踐是辯証的，人類歷史因而是沒有定局的。只要存在可以改變世界的創造性的行動，就會有失敗的風險。沒有什麼可以一勞永逸地保証成功的出現。因此，“為了表達出否定性全部的深刻含義，我們將使用……可能性的概念……我們的目標是，發現一個開放的世界，什麼是可能的世界”。列斐伏爾使用“可能性”概念來描述不斷生成總體性的過程的開放性和未完成性。對於那些形而上學的理論家來說，總體性與未完成性是無法共存的，因為總體性似乎內在地包含著完成性。但從辯証法的角度來看，總體性作為一個運動過程始終是未完成的，如果主觀地在某個特定點上將其切斷，那麼它也不再是自身。在這個意義上，列斐伏爾的論述不無道理。

通過“可能性”概念，列斐伏爾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元辯証法”，比如“肯定—否定—超越”“同一—矛盾—差異”，等等。“可能性”作為否定的否定，將人類歷史引向一個開放的空間，而不是一定走向“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或其他某種“肯定”。三元辯証法既保留了黑格爾和馬克思辯証分析的三元結構，又消解了他們敘述中既有的或可能的目的論傾向，試圖通過三元結構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來呈現或趨近真實的運動和變化，以此來重構馬克思立足於人及其實踐再現整個人類社會歷史過程的原初思想。事實上，列斐伏爾想要告訴人們，作為一個歷史性和生成性的范疇，實踐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復雜性和總體性。如果不能深刻把握實踐的復雜性，就無法正確地領會馬克思的實踐概念。也可以說，如果不能理解實踐的總體性，就無法正確地堅持實踐的觀點。顯然，經濟還原論的做法是成問題的，因為它僅僅強調構成歷史事實與社會生活的基礎性活動。列斐伏爾提出：“實踐不能完全定義為‘生產力/生產關系’之和，或‘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這樣表達偶像化了經濟。這樣表達最終是一種簡單的唯生產力論。”若要把握實踐及其總體性，就必須進入實踐及其在不同階段和不同層次生成的豐富具體性中。為此，列斐伏爾對實踐作了詳細的類型學研究。從矛盾和辯証的角度，他區分了“循環性實踐”和“創造性實踐”﹔在層次上，他列舉了“全面的革命實踐”“局部的革命實踐”“作為實踐的認識和作為認識中的干預和體現的實踐”“政治實踐”以及各種專門分類中的實踐，等等。他這麼做，無非是要恢復歷史發展的整個復雜進程，以便澄清馬克思的“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原初思想。

通過重新發現馬克思的思想旨趣和根本方法，列斐伏爾把馬克思的思想視為理解全部社會生活的一個總體。這個總體不是抽象的，而是通過思維再現的具體的總體，包含著和體現著關於“現實的生活”的豐富多樣的內容。它是對“總體性—矛盾—可能性”這一辯証發展過程的理性表達。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安·拉布裡奧拉的觀點很好地概括了列斐伏爾的工作：“我們的學說不是要把歷史發展的整個復雜的進程歸結為經濟范疇，而只是要用構成歷史事實的基礎的經濟結構（馬克思語）來歸根到底（恩格斯語）解釋每一個歷史事實。這樣的任務要求分析並找出最簡單的因素，然后再把彼此相聯系的單個因素連結起來，即綜合法。”

三、重構馬克思的原初思想：再現當代人類社會的總體

理解馬克思的思想旨趣和根本方法為重構馬克思的原初思想打下“地基”。“馬克思的思維方式構成了一個細胞核，是一顆充滿活力的種子，是一種世界觀的發酵”，“如果我們試圖確定現代世界的方向並改變這個世界，那麼它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現代世界所發生的一切”。“重構馬克思的原初思想”至少包含兩個相互關聯的重要方面。第一，“建構”本身是馬克思思維方式的一個組成要素和重要環節。盡管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著哲學認識論的要素，但它從來都不是一種哲學認識論，而是一種歷史辯証法。辯証法不僅是對過去和現存對象的分析，還必然包含立足於人及其活動來建構作為總體的對象，即再現不斷生成著的現實內容。第二，“重構”意味著需要基於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並通過一些新的范疇和概念來激發馬克思思維方式的潛能，發展一種能理解並徹底改變當代社會的理論。

在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譜系中，列斐伏爾對馬克思原初思想的重構堪稱一場獨具范式革命意義的理論探險。他始終致力於再現具體總體的運動。無論是日常生活批判、都市理論，還是空間生產理論或節奏分析，都是列斐伏爾自覺構建起的總體的社會批判理論范式，是對現代社會歷史變遷的理論再現。他在重構當代社會總體方面最初的理論探險就是其著名的日常生活批判。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到20世紀80年代《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問世的近40年的日常生活研究中，列斐伏爾不僅要獲得關於日常生活的一般概念，而且致力於把握日常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和生活中的特殊性，並試圖指出改變社會生活使其超越現狀的可能性。“《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通過一個‘因素’——日常生活——到達了一個整體（生產方式），這個因素給具體地接近一個整體提供了一條途徑。”在分析日常生活在新的資本主義條件下所具有的總體性時，列斐伏爾指出，“日常生活，並非一般而言的經濟，是新資本主義得以確立自身的層面。它已經把自己建立在日常生活土壤之上”，“不能把日常生活定義為一個較大系統的子系統。相反，日常生活是生產方式的‘基礎’，生產方式通過計劃日常生活這個基礎，努力把自己構造成一個系統”。列斐伏爾從一開始就自覺地把日常生活建構為理解資本主義在新的階段生產自身的一個“綜合體”，基於日常生活理解整個現存社會乃至人類社會生活的整體。顯然，致力於洞察和揭示社會生活並實現日常生活變革的日常生活批判與致力於在社會歷史現實的矛盾運動中探尋人類解放的馬克思主義有著根本的一致性。因此，列斐伏爾認為：“作為一個整體，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對日常生活的一種批判性的認識。”他的日常生活批判就是一種致力於理解當代社會整體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隨著日常生活批判在研究社會生活整體方面的不斷深入，自然產生了如下理論訴求：對當代日常生活的起源展開考察，對實際的實踐經驗進行分析，對未來的可能性作出預見。列斐伏爾要對“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問題作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回答。他開始在全球范圍的城鎮化進程中探尋“總體”。“今天的‘總體’難道不能是世界范圍的總體，首先是世界商業總體（對此馬克思只是草擬了一個理論）？”在20世紀60年代，列斐伏爾試圖把都市構建為理解當代世界的“總體”。一方面，都市是“事實”。它不是出現在某個歷史階段，而是伴隨人類的產生和生產實踐的整個過程。只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開展，它逐漸成為社會關系再生產和社會矛盾、沖突的中心。因此，另一方面，都市是“概念”。它是把握“全部社會生活的要素匯合與集中的形式”，是分析當代世界的危機和可能性的總體性概念。為了更為透徹地理解這個總體，列斐伏爾回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思想中汲取理論資源，寫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與城市》（1970）一書。他在該書中提出了一種有別於阿爾都塞的“症候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的“主題閱讀”（Thematic Reading）方法。或許我們可以通過“主題閱讀”更切近地理解列斐伏爾重構馬克思原初思想的方式。阿爾都塞的“症候閱讀”側重於挖掘文本中隱藏於“沉默”“缺失”“空白”等形式中的內容，以揭示文本的深層結構與理論總問題。而列斐伏爾的“主題閱讀”另辟蹊徑，其本質是把散落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關於城市和都市方面的內容匯集起來以便展開“重新閱讀”。這種“重新閱讀”不是對該主題的系統闡釋，“它的目的是匯集碎片，同時揭示這些文本所共有的理論思想的概念和范疇”，而且要通過已有文獻激起我們對問題的進一步探究並指引我們作出回答。這表明，列斐伏爾並非被動地發現“理論總問題”，而是以自己新的“理論總問題”，即“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框架中的城市及其都市總問題”去“重新閱讀”文本，使文本中關於這一主題的概念和范疇顯露出來，並發展出新概念、新范疇來把握新的變化，對總問題作出進一步探究和解答，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提供認識當代現實的理論視角和分析框架。列斐伏爾從城市化進程的社會現實出發，注意到都市實踐正慢慢從工業實踐中剝離。他認為，這一現象背后潛藏著新的總體性實踐的可能性。因此，毫不奇怪，在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重新閱讀”中，他逐漸發展出“空間”“空間的生產”等一系列概念，旨在進一步理解和再現資本主義社會整體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生活。在列斐伏爾看來，馬克思的《資本論》在生產出一系列概念的基礎上，成功地分析了自由競爭階段的資本主義。但是，《資本論》是“從交換價值和社會勞動進而講到資本的有機構成以及基於剩余價值學說的（未完成的）關於生產的理論”。而自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時代以來，資本主義實現增長的手段是“佔有空間”和“生產空間”。通過運用“空間”“空間的生產”等概念對這些總體要素進行辯証分析，列斐伏爾使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更新和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有了清晰的、確定的內容和實踐指涉物。而這一切為他進一步探究馬克思的未完成的生產理論提供了思想准備。

不難發現，列斐伏爾把馬克思的思維方式作為重構馬克思原初思想的理論內核，其不同時期對不同重大主題的研究都在尋找總體和理解總體。列斐伏爾始終致力於揭開社會客觀性所呈現的幻象特征，一次次走向具體的社會總體研究。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如“日常生活”“都市”“空間”“空間的生產”等，它們與傳統馬克思主義中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等范疇相互映照又獨具特色，成為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的關鍵理論工具。由此，他的辯証分析絕非僅僅停留於對異化存在的當代特征進行表面化的描述，而是深入社會現象的本質層面，試圖重新再現社會總體的運動。他一再呼吁，要理解構建整個社會的社會關系再生產問題，並提出，與改變世界相連的革命性方案必須是“針對整個社會的方案，它必須要求生產一種徹底全新的社會關系”。

四、“使現存世界革命化”：“重構”馬克思原初思想的困境及其超越

列斐伏爾不是一個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他來說，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標志不在於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觀點或內容，而在於堅持和發展馬克思的原初思想。可以說，這一觀點回應了盧卡奇的如下主張：“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這種方法只能按其創始人奠定的方向發展、擴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圖已經而且必將只能導致膚淺化、平庸化和折中主義。”如何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奠定的方向發展和深化馬克思主義？對於列斐伏爾來說，這意味著“重構”馬克思的原初思想，即遵循馬克思具體總體的辯証法，立足當代社會歷史現實將其不斷地具體化。我們以列斐伏爾與馬克思思想的深層關聯為線索，對列斐伏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成歷程和發展邏輯展開剖析。從中可以發現，重構馬克思原初思想有三個關鍵環節。第一，真正理解馬克思學說的思想旨趣以及馬克思的辯証法。第二，從理論上抓住當代社會現實的主要矛盾。第三，正確運用馬克思的辯証法分析矛盾的總體並再現作為總體的實踐。

毋庸置疑，列斐伏爾真誠地希望自己在哲學方面真正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也真誠地希望自己按照馬克思奠定的研究方法發展、擴大和深化馬克思主義。但是，同樣不可否認，他在具體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時，由於不能對其加以徹底貫徹，因而導致了其理論上的不足。具體來說，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他的“總體性”批判總被籠罩在烏托邦式的人道主義陰影之中。“總體性”原則和“具體的總體”是列斐伏爾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核心，恢復以實踐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並旨在改變世界的革命理論是其初衷。然而，在運用具體總體的辯証法分析和重構現實時，他往往把“總體性”作為一個規范性范疇來使用，將之設定為對歷史過程先驗有效的真理。在列斐伏爾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種論証邏輯：首先在思想結構裡形成一個先在的關於思考對象的“抽象的普遍性”范疇，然后在接下去的論証中使其成為越來越“具體的普遍性”的概念。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關於社會空間的論述。列斐伏爾首先將社會空間界定為“被一個在（社會的和被決定的/決定的）空間實踐中展開的力（force）（也就是生產力）生產”的空間，接著通過“空間的實踐”“空間的表象”和“具象的空間”之間的辯証運動將其呈現為“具體的普遍性”。在論証中，他盡管強調了三元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但“是什麼”作為一個邏輯先在的總體始終在場，這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其在何種條件下“退化成了什麼”，又在何種條件下復歸自身。“沒有定局的終點”成了先驗的邏輯起點和終點，“總體性”成了歷史必然性。於是，強調面向現實及其可能性的辯証法形成了一個封閉的結構。這是列斐伏爾不得不面對的二律背反。“總體性”的這種“霸權”正是源於將辯証法與人的具體的實踐活動分割開來。對於馬克思來說，隻有在實踐中並通過實踐才可能解決社會現實的矛盾。列斐伏爾當然清楚實踐范疇之於馬克思的重要性，也知道具體總體的辯証法隻有在實踐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但他並沒有將馬克思的實踐觀貫徹到底。與此密切相關的是，通過實踐的辯証法展現出來的“現實的人道主義”和“革命的人道主義”也變成了烏托邦式的抽象的人道主義。不過，列斐伏爾接受了烏托邦，認為其代表著向可能性進發的重要一步，盡管它的要求常常以失敗告終。這樣一來，馬克思通過唯物主義的方式拯救出來的辯証法又被列斐伏爾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事實上，這一問題並非隻存在於列斐伏爾的理論中，而是那些將黑格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共有的。比如，盧卡奇把社會主義的自由設置成一種不由經驗証明或駁斥的“絕對”，結果必然導致理論體系成為外在於現實的人及其實踐活動並強加於人類生活的東西。Б.Н.別索諾夫等人就曾批評早年的盧卡奇“把歷史基本過程看作是將歷史發展引向預先設置其中的一種意識，因此，革命的過程，事實上，只能是意識‘更新’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夸大了異化、總體性、中介、自然界、社會意識和實踐等范疇的作用”。

無論如何，這些富有成果的理論努力與嘗試，甚至其導致的問題和失敗，都清晰地凸顯出重構馬克思原初思想的重要意義，同時也揭示了這一工作所面臨的困難。這不僅有助於我們厘清一系列理論問題，更為我們推動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提供了重要啟示。

第一，回到馬克思，尤其是回到馬克思的早期思想，重新發現馬克思的原初思想，並不意味著要使馬克思主義回到哲學。事實上，馬克思始終對體系哲學持激進批判態度，他從一開始就致力於用辯証理性取代體系化的哲學。“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就是哲學的世界化，哲學的實現同時也就是它的喪失……”異化在馬克思那裡從來不是一個哲學問題，而是揭示人類歷史和社會現實矛盾運動的具有哲學重要性也就是批判性的概念和工具。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不是要實現人道主義的歷史化或歷史的人道主義化，而是批判地和辯証地分析與揭示人的自我拯救的現實可能性。“‘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並改變現存的事物”，而不是要把哲學或思維變成一種獨立的力量。馬克思思想隻有在消滅了哲學之后才是現實，而且其本身就意味著哲學的消滅。

第二，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立足實踐來揭示社會歷史本身的矛盾運動，再現總體的現實。具體總體的現實不是經驗觀察到的歷史事實，“周圍的感性世界”不是“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因此，作為再現總體的實踐活動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不僅要從現實的人的實踐出發去科學地分析和解釋社會的現存狀況，而且要立足現實的人的實踐去揚棄現存狀況。“分析”與“建構”是內在地統一於這一再現總體的理論活動過程中的，科學分析的方法和真正批判的世界觀是不可分割地結合於辯証理性中的。正如列寧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對世界各國社會主義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於它把嚴格的和高度的科學性（它是社會科學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結合起來，並且不僅僅是因為學說的創始人兼有學者和革命家的品質而偶然地結合起來，而是把二者內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結合在這個理論本身中”。因此，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是且只能是真正的科學分析和真正批判的世界觀的統一。

第三，作為分析與建構、科學性與革命性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必須“對當代的斗爭和願望作出當代的自我闡明”。這構成了重構馬克思的原初思想的最終且最為核心的環節。這不僅表明以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為內核發展出的當代馬克思主義無法游離於社會歷史進程之外，而且意味著我們必須主動且自覺地使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成為理解現實的人的活動和生成著的人類社會的革命的自我意識。隻有在實踐活動中以及由這種活動所推動的現實運動中，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存在才具有正當性和真實性。在列斐伏爾身后，人們所處的世界經歷了深刻的變革。如果我們仍然相信現實存在於某種可理解的總體之中，仍然相信馬克思主義可以解釋和改變世界，那麼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將具體地探索總體的批判精神自覺地內化於對社會歷史現實的理論構造中，努力建構能夠解釋並改變我們自己時代的世界且與人的革命性實踐具體相連的總體性革命理論，依然是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題中應有之義。

當然，真實的人類社會生活和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從來都具有其豐富性和不確定性，但在這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動和生活之流中永遠涌動著改變現存狀況的渴望與希冀。這是馬克思主義辯証法革命性本質的現實依據。或許，真正的理論智慧仍在於喚醒面向革命行動的批判的自我意識。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本雜志紙質版）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學哲學系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