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結合”何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作者:陳志剛    發布時間:2026-06-16    來源:黨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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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解放是社會變革的先導。“人類社會每一次重大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重大發展,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自五四運動以來,正是在不斷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以傳播並不斷創新發展,指引中國人民不斷開拓創新,從勝利走向勝利。“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從歷史和現實的比較中,分析其思想解放的重要依據,有助於我們科學地把握其重大意義,堅定“四個自信”,開辟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廣闊空間。

一、“第二個結合”破除了長期存在的文化虛無主義的思想觀念,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新高度

“第二個結合”的提出,使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一步確立了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破除了近代以來長期存在的文化虛無主義觀念,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出了新定位,厚植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根基,使我們黨在歷史自信、文化自信上達到新高度。

(一)五四運動以后存在的文化虛無主義與我們黨對文化建設的艱辛探索

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曾長期引領人類文明的發展。然而,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導致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仁人志士發起了一系列救亡運動,但都不斷失敗。一些人對失敗的歸因經歷了從“器物上感覺不足”,到“制度上感覺不足”,再到“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的認識,最終從文化自負走向文化懷疑、文化自卑,喪失了文化自信,把中華傳統文化視為中國現代化的阻礙。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這種文化虛無主義在不同背景下仍不時抬頭。

五四運動高舉科學和民主的旗幟,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沖破了“三綱五常”為代表的儒家舊思想、舊道德的束縛,極大地推動了思想解放,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思想、干部准備。對於五四運動在思想解放上的重大意義,毛澤東曾明確指出:“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但是,“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后來這個運動的發展”。如五四時期的不少學者主張全盤西化的觀點,認為中華文明是愚昧、腐朽、專制、落后的,西方文明才是科學、民主、進步的,甚至認為廢除漢字才能救中國,使得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受到質疑和動搖,文化虛無主義大量滋長。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特別是延安時期,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極大地沖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不僅使我們黨堅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而且為整風運動中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供了理論基礎,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義。雖然早在 1930年撰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就明確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可是這一觀點當時並沒有引起廣泛重視。相反,由於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在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等革命沉痛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在 1938年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並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1943年 5月,我們黨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在毛澤東看來,馬克思主義所要結合的中國實際、“中國具體實踐”,不僅包括現實的“革命實際”,也包括“中國的歷史實際”,強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這就明確批判了五四時期對待傳統文化的片面看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對文化虛無主義有所糾偏,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但是,由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任務是推翻“三座大山”,作為“舊文化”的傳統文化和帝國主義文化往往“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而“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所以我們黨在實際工作中,強調“不破不立”,對中華傳統文化批判較多,引導“向前看”較多。從整體上說,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雖然包含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之意,但仍處於自為階段,還沒達到完全自覺以及自信的狀態,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待發展。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對中華傳統文化總體上堅持批判繼承的方針,強調“應當批判地利用封建主義的文化”。但在實際工作中,為了掃除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我們對傳統文化強調更多的依然是破除和批判,至於“充分利用文化遺產”方面,則“還沒有做到”。

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推動了改革開放的戰略抉擇。經由改革開放,我們黨領導人民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文化建設進入新階段。黨中央明確強調既要“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又要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批判繼承。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政府、民間以及文化界、學術界做了不少詮釋傳統、承繼傳統的努力,但自覺地重建文化傳統,積極吸納其中的有益營養,尚未在全社會形成自覺共識。一方面是經濟大發展中出現大拆大建,一些文化遺存被破壞,文化遺產的保護沒有被放在應有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是由於國門打開后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的侵入,再次出現一股否定中華傳統文化的虛無主義思潮,一些人鼓吹“傳統等同於落后”“西方等同於先進”,甚至使我國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和文化安全受到重大威脅。黨中央據此提出開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重視文化軟實力、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要求。

縱觀從近代到改革開放后一段時期中國社會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態度,可以說,我們不少人長期缺乏自信,或自信不足。其重要原因一方面在於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比較弱,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長期陷於傳統和現代對立的思維,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作用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費孝通曾經指出,這種錯誤思維“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當做了‘現代化’的敵人”,甚至“要把傳統的東西通通掃清,使人們認為中國文化這套東西都沒有用了”。

(二)“第二個結合”強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中國人的文化自信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深刻把握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和綜合國力大幅躍升的現實條件,在強化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同時,在文化上也更加自信。面對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重大使命任務,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文化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習近平明確指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內容﹔推動高質量發展,文化是重要支點﹔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風險挑戰,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擺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正是順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使我們在魂脈和根脈的貫通中,既鞏固文化主體性,又切實推進了文化創新、理論創新,破除了一些錯誤觀念和思想束縛,從而在歷史自信、文化自信上達到新高度。也正是考慮到文化內含的深厚歷史底蘊,以及文化對經濟、政治、制度等具有廣泛深遠的影響,習近平強調,“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第一,“第二個結合”的提出,突出強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地位作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出了新定位。文化是一個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無論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是立不起來的。在 2013年 8月 19日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了四個“講清楚”的重大要求,強調“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此后,他又明確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結著中華民族綿延發展的基因和密碼。”“支撐我們這個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撐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延綿至今的,是植根於中華民族血脈深處的文化基因。”

所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遺產、“資源”問題,而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二者是互相促進、互相支撐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何以中國、何以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中華民族之所以是中華民族,其關鍵不僅在於地域鄉土、血緣世系的聯系,更在於文化的相通、認同。所以,中華民族的自信關鍵在於文化自信,沒有深厚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蓬勃發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便無從談起。沒有文化的相通、認同,中華民族就難以形成和保持多元一體的局面。

“根脈”“命脈”的新定位,既充分體現了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也充分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文化、制度的無比重要的意義。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也是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中走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裡有什麼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麼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和“源”,它不僅流淌在過去,而且在今天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所以,“隻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 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

第二,“第二個結合”的提出,穩固了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導權、話語權,破除了對中國共產黨人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的攻擊,強化了黨的文化領導權,為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開辟了正確方向。20世紀60年代,蔣介石在台灣發起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試圖強化傳統文化的影響,在“反攻大陸”成為泡影的情況下爭奪中華文化的正統、道統地位和話語解釋權。事實上,台灣的這場文化復興運動,不過是一場政治目的大於文化意義的文化復古主義活動。歷史已經証明,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形成的中華傳統文化救不了中國,抵制不了以現代工業為基礎的西方文化的侵蝕,也不能成為一個現代的、民主的、強大的中國的文化基礎。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區分中華文化的精華和糟粕,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鞏固文化主體性,並不是要僵化復古,而是立足時代要求,返本開新、推陳出新、守正創新。我們黨提出“第二個結合”,旗幟鮮明地向世界宣告了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真正繼承者、弘揚者,駁斥了一切對中國共產黨人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的責難,不但極大地強化了當代中國人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自信自豪,增強了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而且強化了對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凝聚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力量。

第三,“第二個結合”的提出,破除了把傳統和現代對立起來的思想觀念,闡明了文化現代化的路徑。傳統和現代並不是截然對立的。“文化不僅僅是‘除舊開新’而且也是‘推陳出新’或‘溫故知新’。‘現代化’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另一方面也同時繼續並更新了‘傳統’。”中華傳統文化中精華和糟粕並存,其“優秀”成分並不是不証自明的,隻有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契合的,並順應時代需要的,才是優秀的。習近平提出“第二個結合”,不僅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因素的評判提供了科學依據,而且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出馬克思主義解釋,為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指明了科學路徑。

二、“第二個結合 ”破除了文化復古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思想觀念,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新高度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深刻改變了中國。實踐証明,馬克思主義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生根發芽,不僅需要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還需要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既是我們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需要,也是不斷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需要。“第二個結合”的提出,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本路徑,破除了文化復古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思想束縛,也使得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新高度。

(一)“第二個結合”破除了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觀念,批判了文化復古主義和排外主義

文化復古主義,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對撞中產生的一種文化思潮,主張回歸古代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准,以重建社會秩序和道德規范,早期以康有為、嚴復等為代表。這一思潮雖然影響有限,但不時暗流涌動。近年來,文化復古主義又有所抬頭,宣稱共產黨應“效漢武帝復古更化、撥亂反正,復歸中華道統,施行儒家憲政”,“推動以儒家文化復興為核心的文化建設,直至儒家文化掌握文化領導權”。

文化排外主義,就是以維護本土文化的認同、安全為名,對外來文化採取系統性排斥的態度。這種思潮堅持本土文化優越論,認為一切外來文化都水土不服,不符合中國國情。洋務運動時期的洋務派強調“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表面上是要“新舊兼學”,實際上是站在舊學、中學一邊,反對吸收借鑒西方思想文化。五四運動之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有一部分人片面地把馬克思主義斥之為外來思想,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從中國土壤裡生長出來的,不適合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會使中華傳統文化邊緣化,失去其正統、道統地位。新中國建立前夕,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以這種排外主義思潮“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擺脫所謂“外國的羈絆”,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宣稱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外國的”,在中國是沒有根的,是德國的馬克思、俄國的列寧和斯大林強加於中國人的,因此必須推翻。毛澤東對此作了批判。

文化復古主義和文化排外主義,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依托。但無論是復古主義,還是排外主義,不僅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而且違背文明發展規律,最終都只能導致中華文明在僵化保守中走向衰敗。

文明是實踐的事情。隨著實踐發展而不斷推進文明創新,這是文明發展的規律。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表明,中華文明之所以能 5000多年綿延不斷,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中華民族具有“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中華文明的“連續不是停滯、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弘揚傳統,不等於機械照搬,更不等於恢復陳腐和落后,而是要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傳承。沒有創新,厚古薄今,墨守成規,不但不能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而且必然使中華文明失去活力,在外來文明的強大挑戰中走向衰亡。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富。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但從來不是排外的,而是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匯聚而成的,“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例如,“佛教產生於古代印度,但傳入中國后,經過長期演化,佛教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從歷史上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並蓄中歷久彌新。”

同樣,西方文明也受到了東方文明,特別是中華文明的深遠影響。產生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實質上也是東西方文明的共同產物,是“人類文化知識最高的發展”,不能簡單地說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的、外來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淵源和啟蒙運動密切相關。啟蒙運動作為歐洲近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核心,為馬克思主義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前提和思想資源。馬克思主義在批判繼承啟蒙運動理性主義、自由平等觀念的基礎上,實現了從政治解放到人類解放的理論飛躍,並構建了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體系。如很多學者所說,以人本主義為思想基礎的啟蒙運動,並不是以西方思想為其獨特資源的,而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很大影響。特別是 18世紀歐洲哲學,“無論從何方面來看,都可認出有中國哲學文化的影響”。18世紀的哲學時代所主張的理性,在黑格爾看來,不過是中國人所主張的道。不僅如此,馬克思還深刻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養分。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關於人性本善和人們天資平等”的問題,“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有著必然的聯系”。在辯証法思想上,馬克思一直自認為他是黑格爾這位辯証法大師的學生,而黑格爾的辯証法深受老子思想的影響。馬克思還對我國古代農民起義提出的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革命口號有過敏銳的觀察,認為“中國社會主義之於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一樣”。所以,馬克思主義無疑“既是那個時代精神的精華又是整個人類精神的精華”。

概言之,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馬克思主義都可以說深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所以,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契合,不是偶然的,恰恰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本來就是中西文明優秀成果的結晶。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都包含著對人類文明普遍發展規律的思考。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實踐也充分証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並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

文化復古主義和文化排外主義,實際上是厚古薄今、以中拒西,把古今中西截然對立起來。而“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提出,堅持立足本來,面向未來,吸收外來,強調“魂脈”和“根脈”的貫通,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破解了“古今中西之爭”。

(二)“第二個結合”進一步使馬克思主義深深扎根中國,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中,打開了理論和制度創新的廣闊空間

“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二者缺一不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之所以有如此眾多的創新,就在於“兩個結合”,其中,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造就了其創新的時代維度,而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則造就了創新的獨特民族特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像奔騰不息的河流,又像潛水靜流,一直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制度創新。

就道路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是從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從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 100多年的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 180多年的發展進程中走出來的,而且是從對 5000多年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中走出來的。鴉片戰爭以后,仁人志士為了挽救中華民族進行了很多探索,“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根本原因就在於這些制度都不適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正是“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而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給黑暗中摸索的中國人民指明了一條社會主義的光明道路。新中國成立后,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改革開放后,我們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說,我們黨領導人民獨立自主探索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方面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來的,首先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麼主義。另一方面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堅持“兩個結合”,始終把這條道路植根於中國具體實際,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沃土之中,因此具有廣泛的現實基礎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我們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一樣?為什麼能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關鍵就在於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關鍵就在於‘兩個結合’。”獨特的實際是我們的特色,獨特的綿延不斷的 5000多年文明也是我們的特色,而且是最大的特色。“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

就結合的結果來說,“第二個結合”更加強調結合是雙向的,而且是互相成就。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引領中國走進現代世界,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不僅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更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韻、中國風格,更有親和力、感召力,而且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推動馬克思主義實現了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說:“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隻有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才能根深葉茂。”實踐証明,正是因為堅持“第二個結合”,新時代黨的理論創新打開了廣闊空間,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國智慧的原創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觀點。

比如說,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堅持“第二個結合”,弘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自強不息精神、革故鼎新精神、憂患意識、整體宇宙觀念、協和萬邦思想等,提出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即“六個必須堅持”,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在文化建設上,吸收“崇仁愛、重民本、守誠信、講辯証、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積極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建設上,借鑒“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等思想,提出了“七有”目標,即“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在生態文明建設上,吸收“天人合一”等思想,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在外交工作中,弘揚“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等思想,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黨的建設上,對“心學”等思想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出了共產黨人的“心學”,涵養了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等等。

就制度創新來說也是如此。“第二個結合”既激活了傳統制度的生命力,又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設想。我們揚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大一統”智慧,堅持“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強調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不斷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堅持和發展了民主集中制﹔弘揚天下為公、兼容並蓄、求同存異等思想理念,不斷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使這一新型政黨制度更具活力﹔立足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實際,提出了“五個認同”,不斷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切實鑄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借鑒傳統的巡視制度、監察制度等,不斷健全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黨內監督體系,破解了黨內監督的世界難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民主監督的理論和制度框架﹔等等。正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所以是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概言之,“第二個結合”主張結合前提的契合性,強調結合方式的雙向性,重視結合結果的創新性。這不僅打開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一豐富寶庫,鞏固和維護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駁斥了文化復古主義和排外主義觀念,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理論創新的源泉,極大地拓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維度,“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第二個結合”的提出,使馬克思主義扎根中國成為一種深刻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三、“第二個結合 ”破除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觀念,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新高度

西方中心主義的敘事,由來已久。以1750年前后為轉折點,隨著啟蒙運動的發展和工業革命的興起,西方日漸強大,西方人日漸改變了對中華文明的學習、借鑒、尊重態度,轉而以貶低、俯視的態度來看中國,構建起一種西方中心主義敘事,古老的中國被斥之為“停滯衰敗的帝國”“東方專制的帝國”“野蠻或半野蠻的帝國”,從而給曾經引領世界的中華文明蒙上了一層塵埃。不僅如此,以文明自居的西方國家還把西方對東方的侵略、殖民掠奪,披上了文明的外衣,認為這是西方國家行使文明開化的使命,而把東方國家由此遭受的苦難認為是文明轉型必須遭受的代價。

改革開放以后,西方的文化、理論、價值觀念大量涌入,一種新的西方中心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他們宣揚所謂的“普世主義”信念,斷言“全世界人民都應當信奉西方的價值觀、體制和文化,因為它們包含了人類最高級、最進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現代和最文明的思想”。基於此,他們對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說三道四,使得“歷史終結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經濟見頂論”等不絕於耳。國內一些學者也罔顧中國生動發展的實踐,照搬西方的話語來剪裁中國。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有的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中國現在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有的說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說教,沒有學術上的學理性和系統性。實際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破除種種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觀念,既要構建我們的文明敘事,對歷史中國堅定歷史自信,也要以中國理論解釋中國實際,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對當代中國堅定“四個自信”。無論是歷史自信還是“四個自信”的構建,都需要堅持“第二個結合”。

(一)堅持“第二個結合”,為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破除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明敘事提供了理論基礎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中華文明光輝燦爛,但近代以來卻陷入深刻危機,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這樣的歷史境遇再加上西方中心主義文明敘事的鼓噪,一些中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失去文化自信,甚至把悠久的歷史和文明當作包袱。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重新審視中國歷史,澄清了對中國歷史的一些基本認識,批判了那種認為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封閉僵化的歷史的觀點,強化了歷史自信、文化自信,明確指出“自古以來,中國大地上發生了無數變法變革圖強運動,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等豪邁宣言”,所以,“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正是因為中華民族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變革和開放精神為主導,才使得中華文明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綿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斷的燦爛文明。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正是在深刻闡述“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基礎上,深刻概括了中華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揭示了中華文明為何5000多年綿延不斷的重要密碼。其中,突出的連續性,表明了“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証明了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突出的創新性,是中華文明不斷發展、具有突出連續性的內生動力。突出的統一性,鑄就了中華文明的內在凝聚力和連續發展的強大載體,“是文明連續的前提,也是文明連續的結果”。突出的包容性,是中華文明能夠吸收外來豐富養分、保持活力,從而能夠連續不衰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化自信的顯著標志﹔“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綿延不斷”。突出的和平性,是中華文明能夠與其他文明和諧共存,從而贏得突出連續性的重要保証。“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這是人類文明的奇跡,也是我們自信的底氣”,五大突出特性的高度概括,以強有力的邏輯破除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明敘事,蕩滌了蒙蓋在中華文明頭上的一切塵埃,還中華文明一個本來面目。

(二)堅持“第二個結合”,為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深入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破除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敘事提供了理論基礎

堅定文化自信,不僅在於歷史,更在於現實。“堅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務,就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既不盲從各種教條,也不照搬外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沒有這一自主自信自立,我們就可能走上歧路、邪路、老路,難以凝聚起戰勝一切風險挑戰的磅礡力量。

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偉大成就都是在自主自信自立的基礎上創造的。中國式現代化作為當代中國最偉大的實踐,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也宣告了一系列西方中心論、西方經驗唯一論的破產。而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成功,就在於我們立足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和國情,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所以,“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對於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不僅要堅定戰略自信,而且要基於中國生動發展的實踐及其產生的寶貴經驗,創造出不同於西方的新概念、新話語、新判斷、新理論,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進一步說,我們必須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積極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努力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深入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讓大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如果不加分析把國外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奉為圭臬,一切以此為准繩,那就沒有獨創性可言了。如果用國外的方法得出與國外同樣的結論,那也就沒有獨創性可言了。”而且,“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也應該承擔起這一重大的歷史使命。

為此,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通過“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方法加以推進。“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蘊含著深刻的歷史智慧、道理哲理,是我們構建具有自主性、主體性和創造性的知識體系不可或缺的豐富資源。強調“第二個結合”,使我們可以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僅能夠提煉、發展出新的概念和方法論,如提出以“六個必須堅持”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且能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創新發展出新的理念,如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五個鮮明特色、獨特“六觀”等。

總之,“第二個結合”的提出,破除了長期存在的文化虛無主義、復古主義、排外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窠臼,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它極大地強化了黨的文化領導權,強化了黨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及歷史自信,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開辟了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的廣闊空間。

作者:陳志剛,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二級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