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目光中的長征

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在其代表作《歷史研究》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應該把歷史現象放到更大的范圍內加以比較和考察，這種更大的范圍就是文明。”紅軍長征，作為20世紀影響世界的重要事件之一，無疑值得放到一個宏大的背景中去解讀。

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聯系與幫助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成為深入陝甘蘇區採訪的第一位西方記者。經過4個月的扎實採訪后，斯諾回到北平，首先為英美報刊撰寫了許多具有轟動效應的通訊報道。他用毋庸置疑的事實向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猶如一顆閃亮的紅星，不僅照耀著中國的西北，而且必將照耀全中國，照耀全世界。”已有10多年奮斗歷史的中國共產黨及誕生近9年的中國工農紅軍，似乎直到這時才被世界發現。

習主席深刻指出：“長征迸發出的激蕩人心的強大力量，跨越時空，跨越民族，是人類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偉大史詩。”90年來，世界范圍內關於紅軍長征的研究和著述層出不窮，慕名前來尋訪長征路的人絡繹不絕。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透過曾經的那些世界目光，我們依然可以傾聽到紅軍有力的脈搏與堅毅的足音。

從世界目光中，我們看到紅軍“只要跟黨走，就能得勝利”的堅定信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為理想活著的人，就是這種精神被高度喚起的人。”1984年，埃德加·斯諾的老友、美國著名記者兼作家哈裡森·索爾茲伯裡，戴著心臟起搏器重走長征路，寫下《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在這部著作中他如此感慨：“在紅軍決定戰略轉移的事實公開之后，沒有人知道他們將去何方，沒有人知道走到哪裡才是盡頭。很明顯，能不能對黨領導的決定強化認同和堅決執行，是部隊凝聚力、戰斗力強弱的決定性因素。”

從世界目光中，我們看到紅軍“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的英勇不屈。“在我們走近大渡河時，曾經一度懷疑它是否真的像長征戰士在回憶錄中描述的那樣水流湍急，險象環生”，1981年，著名學者布熱津斯基參觀完大渡河后，在《沿著長征路線朝聖記》中描述道：“及至親眼目擊，才知並非言過其實。這條河水深莫測，奔騰不馴，加之洶涌翻騰的旋渦，時時顯露出河底參差猙獰的礁石，令人觸目驚心，不寒而栗……”試想，這樣一條平常狀態下的河都讓人不由得“打寒戰”，更不用說對當時遭遇前后敵兵夾擊、物資供給緊張的紅軍而言，跨過這道坎何其之難。

從世界目光中，我們看到紅軍“烽火連天際，軍民共死生”的魚水情深。長征路上，紅軍一路戰斗，一路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很大的力量來自沿途的普通群眾，很大的力量來自深厚的軍民魚水情。正如意大利詩人瓜格裡尼談及長征時所描述的：“他們是些善良的，志氣高、理想遠大的人，交不起租稅走投無路的農家子弟，逃自死亡線上的學徒、鐵路工、燒瓷工，飛出牢籠的鳥兒——丫鬟、童養媳，有教養的將軍，帶槍的學者、詩人……就這樣匯成一支浩蕩的中國鐵流，就這樣一雙草鞋一根土槍，踏上夢想的征程！”

從世界目光中，我們看到紅軍“守紀堅如鐵，居艱朴若初”的優良作風。瑞士籍英國傳教士勃沙特曾被紅軍當作“間諜”扣留，隨同紅六軍團一起參加了長征。根據這段經歷，他撰寫了回憶錄《神靈之手》，這本書比斯諾的《西行漫記》還要早一年出版。數十年后，在英國教堂的一次講座裡，曾有人問他：你認為紅軍不是土匪而是一支正規的軍隊，是否意味著他們紀律嚴明？他肯定地回答：“是的。他們的紀律非常嚴明，組織非常有序。他們不准吸食鴉片”“他們規定在窮人、教徒尤其是婦女面前，舉止要得體。吃別人東西要付錢，借東西會打欠條，如果打碎了東西，他們會照價賠償”。

偉大的長征精神是中國人民的精神財富，也是全世界人民的精神財富。紅軍長征長久地吸引著世界的目光，產生著深遠的國際影響，必將繼續被中國和世界所銘記著、講述著、思索著、頌揚著。

（作者單位：國防科技大學）

來源：《解放軍報》（2026年0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