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規劃視角下的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的歷史過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續奮斗。”這一重要論斷不僅深刻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規律，更為進一步推進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梯式遞進特征是理解這一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的關鍵維度。習近平指出：“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制定和實施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一條重要經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一個重要政治優勢，有利於實現黨的領導，有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有利於前瞻性把握戰略問題，有利於保持事業連續性。”從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到如今的第15個五年規劃，已經延續70余年。這種以五年為時間單元的階梯式遞進，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生動實踐。
在學界對中國式現代化研究日益深入的情況下，堅持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論原則，以五年規劃為分析視角，深入闡釋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的制度邏輯、主要特征與世界意義，對於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深化對社會主義現代化規律的認識，科學制定發展戰略，合理安排發展步驟，確保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的制度邏輯
歷史制度主義強調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和關鍵節點，認為制度的形成和演變受到歷史經驗的深刻影響。從這一視角看，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梯式遞進並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於中國獨特的歷史條件和制度基礎之中。
(一)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的發展階段
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中國人民孜孜以求的美好夢想。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對現代化的艱難探索，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推進現代化的歷史選擇，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必須走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與西方內源型現代化不同，中國式現代化屬於外源型現代化，從一開始就面臨救亡圖存和現代化的雙重任務。近代歷史証明，西方現代化模式在中國行不通，蘇聯模式也存在問題，中國必須獨立自主探索現代化道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式現代化獲得了獨立自主的根本前提，也開始了它的奠基階段。從“一五”計劃到“五五”計劃，中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52年至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6.7%，工業年均增長11.2%。這一時期雖然經歷了曲折探索，但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快速發展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其成功經驗之一，就是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通過計劃經濟體制集中力量進行工業化建設。
1978年至2012年是崛起階段。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為推進現代化建設，鄧小平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明確了現代化建設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通過“六五”計劃到“十一五”規劃的實施，中國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這一時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五年規劃的性質、內容、方式都發生了深刻變革。五年規劃的性質從指令性計劃向指導性規劃轉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逐步得到發揮，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十一五”開始，“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一字之別，反映了規劃理念、編制重點、實施方式的深刻變革。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歷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得到進一步拓展和完善。習近平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系統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黨的十九大、二十大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兩步走”戰略安排，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間提前到2035年。
“十四五”時期是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開局階段，中國經濟總量連續跨越110萬億元、120萬億元、130萬億元大關，2025年超過140萬億元，5年增量超36萬億元，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科技創新成果豐碩，新質生產力穩步發展，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重要進展，綜合國力躍上新台階。
1949年新中國成立、1978年改革開放、2012年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的關鍵節點。每一個關鍵節點都推動了現代化建設的躍升，但又保持了歷史的連續性，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獨特的演進軌跡。
(二)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的機制內涵
五年規劃既非西方選舉周期下的短期政策拼湊，亦非僵化的指令性藍圖，它通過目標接續、任務銜接、成果疊加與動態調適等機制，從計劃經濟時代的資源配置工具，逐步演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戰略性制度安排，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的制度載體，確保現代化向前推進。
五年規劃的核心功能之一，在於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長期戰略目標，分解為若干可量化、可評估、可追蹤的階段性任務。從“一五”到“十四五”，各期規劃雖因應時代主題有所調整，但始終圍繞現代化主線展開，形成“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制度韌性，構建“遠虛近實”的塔式目標體系——遠景目標定方向、五年規劃設指標、專項規劃配項目、年度計劃保資金。最為典型的是，黨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長期目標，需要通過“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三個五年規劃分步落實。每一階段不僅要完成當期任務，更要成為下一階段的起點。“十四五”時期實現良好開局，打下堅實基礎﹔“十五五”時期要夯實基礎、全面發力﹔“十六五”時期將實現決定性突破。這種目標分層、接續推進的模式，確保現代化建設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也形成鮮明的中國特色。新中國從“一窮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解決溫飽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是這種目標接續所形成的累積效應。
五年規劃並非簡單重復既有政策，而是通過指標的延續、調整與新增，實現戰略穩定與環境適應的統一。指標的延續保障基礎性、長期性工作的持續推進。以科技創新為例，“九五”計劃將“科教興國”列為國家戰略﹔“十三五”規劃提出“創新驅動發展”﹔“十四五”規劃進一步強調“科技自立自強”，並將其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指標的調整反映政策對現實變化的響應。“十一五”規劃首次將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設為約束性指標，標志著綠色發展理念制度化﹔“十四五”規劃新增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10%的目標，順應數字技術革命浪潮。新增指標則體現時代前瞻性。“十四五”規劃進一步強化民生導向，將每千人口擁有執業(助理)醫師數目標提升至3.2人、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目標提高至95%以上，並納入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體系，凸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五年規劃的成效不僅體現在單期目標達成，更在於多維成果的疊加共振，形成正向循環。經濟成就方面，1952年至2023年，中國GDP年均增長7.9%。“一五”時期建立的156個重點工業項目，為獨立工業體系奠基﹔“六五”至“九五”時期解決溫飽並總體實現小康﹔“十二五”至“十三五”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現代化新征程提供物質基礎。制度成果方面，五年規劃自身從1953年至1978年的指令性計劃，向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的指導性規劃轉型。其編制過程日益開放，吸納人大、政協、智庫、公眾等多元主體參與，體現了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社會成果方面，從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到建設教育強國目標，從建立新農合到推進健康中國戰略，每一階段的民生改善都增強了民眾獲得感，為現代化凝聚了社會共識。
五年規劃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具備高度適應性的彈性治理工具，其調適邏輯可概括為“大方向不變、小目標可調、底線指標不碰”。以“十四五”規劃為例，首先，建立“年度監測—中期評估—終期總結”三位一體評估體系。需要對規劃進行調整時，由國務院提出方案，依法按程序調整。其次，實行“項目池+資金池”滾動管理。國務院對建設條件發生重大變化的項目，退出一批、替換一批、增補一批，確保資源投向邊際效益最高的領域。再次，設定“底線+紅線”剛性約束。涉及民生、生態、安全的約束性指標原則上不得下調﹔確需調整的，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並公開說明理由。最后，建立應急響應機制。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迅速部署公共衛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設，當年下達中央預算內投資456.6億元，用於發熱門診改造、P3實驗室建設等。相關舉措被視作“十四五”公共衛生體系布局的先導工程，體現了“規劃跟著需求走”的應急響應邏輯。這種兼具戰略定力與操作彈性的治理模式，有效避免了規劃滯后於現實或頻繁調整引發預期紊亂的雙重風險，使得中國在全球動蕩變革期依然能夠穩步前行，展現出強大的制度優勢和從容不迫的發展定力。
(三)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制度創新的主要原因
五年規劃並非中國獨有，在二戰后“計劃化浪潮”中，許多發展中國家實行五年計劃，但大多因種種原因放棄，隻有中國堅持得最久、做得最好，效果也最明顯。這是因為中國依靠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一以貫之地創新和發展五年規劃，使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
堅持黨的領導與接續奮斗相統一。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確保國家發展戰略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每一次編制五年規劃，黨中央都提出關於制定五年規劃的建議，闡明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方針、主要目標和重點任務，把黨的主張轉化為國家意志，確保現代化建設“一張藍圖繪到底”。五年規劃實施過程中，盡管面臨各種困難和挑戰，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始終未變，一代接著一代干、一茬接著一茬干，形成了強大的歷史合力，與西方多黨制下的政策搖擺、朝令夕改形成鮮明對比。
堅持頂層設計與問計於民相結合。五年規劃編制全過程貫穿頂層設計精准定向、問計於民凝聚共識的雙重邏輯。通過廣泛征求社會各界意見，把社會期盼、群眾智慧、專家意見、基層經驗充分吸收到規劃編制中來，使規劃真正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這種決策模式既保証了規劃的科學性，又增強了規劃的民主性。從中央領導深入基層調研，到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組織代表、委員建言獻策，再到社會各界廣泛參與，五年規劃的制定過程本身就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動實踐。與西方國家選舉民主、金錢民主相比，中國的民主是實質民主、有效民主。
堅持長期目標與階段任務相銜接。五年規劃通過科學設定發展目標，實現長期戰略與短期計劃的有機銜接。從“一五”到“十四五”，每一個五年規劃(計劃)都圍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一核心主題，在不同歷史時期精准把握發展方位，構建循序漸進的現代化進階體系。
二、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的主要特征
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通過系統性的路徑調適、制度優勢轉化、治理機制協同與價值理念升華，不斷向前推進，呈現多個顯著特征。
(一)路徑特質：漸進調適與復合演進並行
與西方現代化歷經數百年自然孕育不同，中國作為后發國家，面臨在短時間內完成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等多重轉型的挑戰。這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不可能是線性的，而是一種高度應對外部環境與內部條件變化的動態調適路徑，即漸進調適與復合演進並行。
這種漸進性絕非消極保守，而是體現為一系列戰略上的主動設計。從“四個現代化”目標到“中國式現代化”的系統闡述，從“三步走”到“兩步走”的戰略安排，目標體系本身就在與時俱進地深化與拓展。具體來說，“一五”到“五五”時期，重點是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六五”到“九五”時期，重點是解決溫飽問題和實現小康﹔“十五”到“十三五”時期，重點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四五”到“十六五”時期，重點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每個階段都有明確的目標和重點，循序漸進、梯次推進。
更重要的是實現目標的策略。以改革開放后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為例，在空間上，從沿海經濟特區到內陸全方位開放，形成梯度發展格局﹔在領域上，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實現現代化內涵的系統性擴容。特別是“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相結合的方法論，允許通過局部試點，如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特區、新時代的自貿試驗區等，積累經驗、控制風險，待成功后再進行制度化總結與全局推廣，確保超大社會在劇烈變革中的總體穩定。
這一路徑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核心，在處理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等一系列重大關系時卓越的統籌駕馭能力。
(二)制度特質：集中力量辦大事與戰略規劃的整合效能
階梯式遞進的可持續性，有賴於將分散的資源與努力整合為指向戰略目標的系統合力。這正是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制度優勢的集中體現，其核心運作機制在於現代國家規劃體系。
與西方分權制衡體制下經常出現的決策短視、黨派扯皮不同，中國的五年規劃通過頂層設計提供長期戰略方向，同時允許地方與市場在框架內自主創新。五年規劃並非事無巨細的生產指令，而是通過闡明國家戰略意圖、設定關鍵發展指標、引導公共資源配置，為各類市場主體和社會力量提供穩定的長期預期與行動框架。從“一五”計劃奠定工業基礎，到“十三五”規劃引領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再到“十四五”規劃擘畫高質量發展藍圖，規劃體系確保國家發展的連續性與遞進性。在脫貧攻堅戰中，五年規劃將脫貧列為約束性指標，進而牽引財政、金融、土地、教育、醫療等跨部門政策資源精准滴灌至貧困地區，形成目標設定—政策協同—資源整合—考核問責的閉環治理，充分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在治理現代化層面的生動實踐。
基於強大的戰略整合能力，五年規劃在應對重大風險挑戰時尤為關鍵。無論是國際金融危機還是新冠疫情防控，中國都能迅速啟動跨層級、跨部門的應急協同，將制度優勢轉化為危機應對效能。2020年新冠疫情突襲，中國迅速建立統一高效的指揮體系，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復工復產、率先實現經濟增長由負轉正。西方國家在疫情應對中表現不佳，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統一的指揮體系和高效的執行能力。美國各州各自為政，聯邦與州政府相互掣肘﹔歐盟成員國各自為戰，難以形成統一的應對策略。
集中力量辦大事與戰略規劃的整合效能，突破了傳統理論中“自由市場”與“全能政府”的二元敘事，展現了在復雜條件下實現戰略聚焦與資源動態優化的國家治理能力。
(三)機制特質：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動態協同
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的動能，源於經濟治理層面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這一機制超越了“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彌補的簡單認知，也超越了政府包辦一切的舊模式，而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下形成的互為條件、相互促進的動態關系。
中國式現代化探索出一條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有機結合的發展路徑。這一結合並非市場與政府的簡單疊加，而是在不同層次、領域和發展階段實現動態協同與功能互補。其核心理念在於超越“市場萬能論”與“政府萬能論”的二元對立，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強調二者並非此消彼長的零和關系，而是相互支撐、動態調適的協同機制。
在這一協同機制中，政府的主要職責在於構建高標准市場體系、維護公平競爭秩序、加強產權保護、提供優質公共產品，以及通過中長期規劃與產業政策引導前瞻性布局。而企業則在清晰的規則和積極的預期下，自主進行技術創新與市場競爭。中國在光伏、新能源汽車、5G通信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崛起，堪稱這一協同模式的典范。政府通過早期研發支持、應用場景創設、基礎設施投資等“有為”舉措，幫助產業跨越初創期的“死亡之谷”﹔隨著產業成熟，政策重點則轉向標准制定、環境規制與開放競爭，讓有效市場在優勝劣汰、激發創新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種政府與市場在產業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的角色動態適配，可以避免“扶持即依賴”的陷阱，實現從政策驅動到市場驅動、創新驅動的平穩過渡與能級躍升。
(四)價值特質：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性建構
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的最終歸宿與根本合法性，在於其以人民為中心的鮮明價值導向。這是對現代化終極目標的深刻重置，即現代化不是為了抽象的資本積累或霸權地位，而是為了具體的人的全面發展。
這一價值特質貫穿現代化進程始終。在發展目標設定上，從“溫飽”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民生福祉始終是指引前進方向的燈塔﹔在發展規劃中，居民收入、就業、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指標成為硬性約束﹔在發展過程中，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實踐確保了人民意願能夠通過制度化渠道影響決策，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更是億萬人民主體力量被動員和被激發的恢宏史詩﹔在發展成果分配上，通過不斷完善的社會保障與收入調節體系，努力使經濟增長的“涓滴效應”轉化為全體人民可感可及的“共享效應”。例如，中國通過大規模脫貧攻堅、提高教育普及水平、深化醫療保障制度改革、建設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等政策組合，極大地縮小城鄉、區域和群體間差距。據統計，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5.1%(扣除價格因素)，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為2.34，較上年進一步下降，連續多年呈收縮趨勢。
以人民為主體的現代化，有效化解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人與自身關系的矛盾沖突。這種現代化模式不隻追求物質層面的富足，更著力豐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推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同發展、相互促進。它從價值層面闡釋了中國社會在劇烈的結構性轉型過程中，依然能夠維持強大凝聚力與高度穩定性的核心原因，即中國的每一步發展，都以鞏固最廣泛的社會根基——人民群眾作為根本目標。
(五)歷史特質：歷史連續性與階段躍升性的辯証統一
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軌跡，是一個將歷史智慧、制度創新以及價值追求深度融合的系統工程。它超越了單純的經濟追趕，而是由文明積澱、社會體制與發展階段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獨特路徑，體現了歷史連續性與階段躍升性的辯証統一。中華文明的歷史延續性、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定性，構成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不變的底色和主軸。每一個五年規劃周期中的突破，都是沿著這條主線實現的階段性提升，是量變積累引發質變飛躍的具體體現。
中國式現代化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在連續的過程中實現躍升。與一些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斷裂”現象相比，無論在制度變遷、經濟發展還是文化傳承方面，中國式現代化都表現出顯著的連續性特征。從制度角度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以及五年規劃體制等，一直維持著相對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從發展角度來看，“一五”時期工業基礎的奠定，改革開放后經濟的快速發展，直至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推進，每個階段都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建立並發展。沒有早期五年計劃的積累，就不會有今日的現代化成就。從文化角度看，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扎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中，承襲了中國人民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精神特質，這種文化連續性為現代化進程提供了精神支撐。在確保連續性的同時，中國式現代化在關鍵節點實現跨越式進步，包括發展水平、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重大躍升。這些躍升通過五年規劃等制度安排，在重要時刻得以實現，並推動了整體的進步。
歷史連續性與階段躍升性相輔相成。連續性賦予躍升根基和定力，而躍升則為連續性注入新的活力和高度。正是在這種辯証統一中，中國式現代化既能保持戰略定力，又能持續開拓創新。它不僅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也展示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証法在中國實踐中的創造性應用。
三、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的世界意義
中國在短短數十年間實現了從積貧積弱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歷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條植根中華文明基因、立足社會主義制度根基、回應人民根本訴求的現代化新路。這一階梯式遞進的偉大實踐，其意義早已超越國界。
(一)解構“現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
長期以來，“現代化即西方化”在全球發展話語體系中被視為不可動搖的范式。西方主流理論經常將現代化簡化為政治自由化、經濟私有化、文化個體化的線性進程，甚至暗示非西方社會唯有復制歐美制度模式，才能步入現代文明行列。然而，現實卻給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許多照搬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非但未實現持續繁榮，反而陷入治理失效、經濟增長停滯、社會撕裂加劇的泥潭，拉美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部分中東國家的政治動蕩皆是典型例証。
中國式現代化拒絕走殖民擴張、資本至上或零和博弈的老路，而是堅持和平發展、共同富裕與生態協調相統一，依托內生動力而非外部掠奪積累發展資源，通過制度創新而非制度移植推動社會轉型。更為關鍵的是，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了全球發展話語的范式轉換。這種話語創新具體表現為對西方傳統敘事的系統性超越——從解構“文明沖突論”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批判“歷史終結論”到倡導文明交流互鑒思想。中國所構建的話語體系並非尋求新的中心地位，而是主張不同文明、制度與發展路徑的平等對話和共生共榮。這種植根中國實踐又回應全球困惑的理論創新，不僅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方中心主義，打破了“現代化單一西方模式”的理論壟斷，更為重構全球發展話語體系提供了具有東方智慧的解決方案。
(二)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梯式遞進，離不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堅實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根本屬性決定了其發展邏輯與價值取向，也使其在應對復雜挑戰中展現出獨特的制度韌性。與西方現代化進程中頻發的貧富分化、社會撕裂和文化認同危機不同，中國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保持了社會長期穩定，形成了發展與秩序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這一實踐成效背后，是制度優勢的集中體現。
從制度效能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優勢在於強大的資源整合能力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習近平強調，“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非凡的組織動員能力、統籌協調能力、貫徹執行能力，能夠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的獨特優勢”。這一優勢在國家中長期規劃體系中得到充分驗証。通過五年規劃機制，中國將長期願景分解為階段性目標，形成政策、資源與考核的有機聯動，階梯式推進經濟社會向前發展，既避免了激進變革帶來的社會震蕩，又保留了政策調適的空間，保障了發展的連續性與韌性。
在價值導向層面，制度設計始終以人民福祉為落腳點。脫貧攻堅、全民醫保、義務教育全覆蓋等舉措，確保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2025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值降至2.3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5.0%，共同富裕從理念逐步走向現實。重大公共危機應對更加凸顯制度優勢。新冠疫情期間，黨中央統一調度物資與人力等醫療資源，迅速建立全國聯防聯控機制，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使中國成為全球首個有效控制疫情、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從歷史維度看，中國的發展成就構成對制度效能的有力實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歷史性消除絕對貧困，2021年，“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這一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打破了“現代化必然伴隨大規模貧困”的西方經驗定式，更讓世界看到社會主義制度在實現公平與效率平衡上的獨特價值。
(三)為后發國家提供實踐路徑與公共產品
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梯式遞進，不僅實現了自身發展，更以開放包容的姿態，為后發國家提供了可借鑒的實踐路徑，為應對全球性挑戰提供了系統性公共產品。
對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如何在維護主權獨立的同時實現有效發展，是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挑戰。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經驗表明，應對這一挑戰的關鍵除民生優先外，還要立足本土、規劃引領、改革協同。
自主性是后發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前提。近代中國曾嘗試君主立憲、議會制、總統制等多種西方政治體制，但均未能解決國家衰敗問題。新中國成立后，雖歷經曲折，但最終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封閉僵化，也不盲目西化。中國的實踐証明，脫離本國歷史傳統與社會結構的制度移植，往往難以扎根﹔唯有立足本土，才能找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
戰略規劃能力是后發國家規避發展陷阱的支撐。中國通過五年規劃與中長期戰略的銜接，將現代化目標分解為階段性任務，形成了階梯式遞進、整體性推進的發展格局。這種規劃模式既保障了戰略的連續性，又能根據內外環境變化動態調整，為后發國家處理短期利益與長期目標關系提供了借鑒。
改革與開放的動態平衡，是后發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全面深化改革，從設立經濟特區到共建“一帶一路”，中國始終在制度穩定中尋求創新，在融入世界中保持自主。這種穩中求進的方法論，有效規避了“開放依賴”或“封閉保守”的極端傾向，為后發國家處理效率與公平、開放與安全的關系提供了有益啟示。
此外，面對全球性挑戰，中國從規則接受者逐步轉變為方案提供者，以中國式現代化的外溢效應，為全球治理貢獻公共產品，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在減貧領域，中國不僅自身歷史性消除絕對貧困，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還通過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等平台，向發展中國家分享精准扶貧、產業扶貧等經驗。2022年至2025年，中國在全球范圍內支持實施1800多個合作項目，助力眾多發展中國家提升減貧能力，為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注入動力。
在氣候治理方面，中國提出“雙碳”目標，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佔全球三分之一以上﹔通過“綠色絲綢之路”，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光伏電站、風電項目等綠色基礎設施，推動全球能源結構轉型。
在全球安全與公共衛生領域，中國倡導的全球安全倡議，已得到130多個國家和國際地區組織支持，明確寫入140多份雙多邊文件。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並配套推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構建系統性、非對抗性的全球治理框架。這四大倡議各有側重、並行不悖，以共同發展促繁榮，以普遍安全保穩定，以文明互鑒增互信，以完善治理求大同，共同指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東方方案。
(四)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新的文明選擇
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梯式遞進，不僅是發展路徑的創新，更是人類文明形態的突破。它跳出了西方現代化資本主導、兩極分化、生態破壞的固有局限，開創了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文明選擇。
從文明內涵看，這一新形態始終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內核，既傳承中華文明“天下為公”“協和萬邦”的歷史基因，又融入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社會公平”的價值追求，在實踐中形成了和平發展而非霸權擴張、共同富裕而非兩極分化、生態友好而非先污染后治理、文明互鑒而非文明優越的鮮明特征。這種文明形態，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邊緣”的敘事邏輯，主張文明平等對話，為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新范式。
從世界影響看，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重新激發了全球對替代性發展模式的思考。蘇東劇變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一度陷入低潮，而中國通過階梯式推進現代化，証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命力與優越性。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關注中國在政黨領導、戰略規劃、民生優先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從不主張“輸出模式”，而是提供一種基於自主探索的可能路徑。2021年7月，習近平在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時指出：“現代化道路並沒有固定模式，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這種開放包容的態度，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即不尋求取代任何文明，而是與世界各國文明共同發展，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中國力量。
中國式現代化階梯式遞進，理論上打破“現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証實人類通往現代文明的道路多元可選，在實踐中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為后發國家提供發展路徑與公共產品，給既追求發展又堅守獨立的國家和民族全新系統性選擇。它不僅成就了國家繁榮富強，更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文明形態承載著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為破解全球治理、信任、和平、發展“四大赤字”貢獻中國智慧與方案，為全球特別是廣大南方國家提供了不同於西方的發展參照。
五年規劃通過目標接續、任務銜接、成果疊加和動態調適等機制，形成了循序漸進的中國式現代化進階體系和具有鮮明特色的規律性特征，繪就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圖景。中國式現代化偉大實踐，不僅能夠推動中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而且將持續為破解全球發展難題、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作出重要貢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從略）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