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政之道蘊含的政績觀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作為開國總理，肩負治國理政重任。他始終遵循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忘我付出，全身心投入，不計個人得失，把為民造福當作至高無上的責任，表現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本色和高尚情操，是我們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光輝典范。

“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

在長期的從政實踐中，周恩來以高度的政治自覺和黨性原則，堅守人民立場，厚植人民情懷，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體現出為人民出政績的不懈追求。1954年 9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們的經常性質和根本性質的任務”。這充分表達出周恩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為政態度。他還常說：“天下是人民的天下”，“我們應當樂人民之樂，憂人民之憂”，“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得到幸福”。周恩來用朴實的語言闡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為政之道的核心要義。“人民總理”這一稱謂是群眾對他自發的深情回饋。

一切為了人民。周恩來說：“為人民是最基本觀念，任何事情要想到為人民”，要“象條牛一樣努力奮斗，團結一致，為人民服務而死”。他用一生踐行自己的諾言，即使罹患癌症，依然堅持“為國家、為人民拉車，一息尚存，就得奮斗”。正如鄧小平深情回憶的，周總理“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即便在身體不適的情況下，周恩來也常常夜以繼日，超負荷工作，清涼油、熱毛巾、保溫杯成為他緊張工作的必備用品。人們習慣地稱周恩來為“全天候總理”“共和國‘總管家’”，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歲月又是“救火隊長”。1970年 11月，在會見羅馬尼亞外貿部部長布爾蒂卡時，周恩來破例吸煙，他說：“我困得不得了，隻好抽煙（提神）。即使我不跟你談話，我也不能睡覺，還要做別的事情。”病重住院期間，周恩來也沒有減輕工作量，尤其是 1974年8月他做了第二次手術后，批閱的文件越來越多，辦公時間也越來越長，有時甚至工作到深夜。周恩來就是這樣“鞠躬盡瘁”，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他的國家和人民。

為了人民的一切。周恩來對人民群眾的關心是全方位的，從生產到生活無微不至。他最基本的願望就是“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對關系國家發展戰略的大事，他精心謀劃、周密安排，為繪制“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嘔心瀝血。在 1954年的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代表黨中央向全國人民提出“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奮斗目標。在 1964年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又將“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進一步明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在“四個現代化”宏偉藍圖的指引下，經過長期努力，全國農業基礎得到了加強，工業的主導地位進一步確立，科技發展有了長足進步，國防實力顯著增長，人民安居樂業成為現實。除了“大事”，對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小事”，周恩來同樣念茲在茲。為解決首都市民乘車難問題，他親自擠乘公交車，在北京繞了半個城，實際體驗運行狀況﹔為讓群眾生活得到及時保障，他主動過問，督促相關項目中拆遷群眾安置房的建設﹔農村山區高於城市一分錢的鹽價，也讓剛剛做完大手術的周恩來牽挂不已，不把問題解決就難以安心休息。

為了一切人民。周恩來心中有大愛，裝的是全體人民。新中國成立后，他始終心系那些曾經同甘共苦、為中國革命勝利作出犧牲的老區人民。1951年 10月，在接見老根據地代表、戰斗英雄代表時，周恩來說道：“下了山不應該忘了山，進了城不應該忘了鄉”，必須“飲水思源”，“如果忘了，就是忘本”。1952年 1月，政務院發布他署名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加強老根據地工作的指示》，要求進一步落實加強老根據地工作的政策措施，其中指出：“必須認識老根據地的恢復工作是長期性的工作”，應當“予以必要而又可能的經濟扶植，爭取在三五年內改變老根據地的經濟面貌。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提高老根據地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周恩來的關懷和正確發展方針的指導下，老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所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來對農村落后地區的困難群眾也尤為關心，在資金方面努力予以保障。據統計，國家財政用於救濟方面的經費“從 1950年到 1953年共有 8萬億元，1954年有 3萬億元，其中絕大部分是用於農村的”。周恩來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還擠出時間將全國農業先進代表、烏蘭牧騎的基層演員、環衛工人中的勞動模范、普通文化工作者等請到西花廳家中做客，以家常菜款待，向奮戰在各條戰線的普通人傳遞黨和國家真摯的關懷和溫暖。

正確政績觀本質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績觀。周恩來將為民造福貫穿其整個政務生涯，始終牢記初心使命，站在人民立場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他堅持把群眾的呼聲作為施政的第一信號，把群眾的急難愁盼作為當務之急，把群眾的滿意不滿意作為檢驗工作的標准，聚焦民心，聚神民憂，聚力民生，做到了把政績寫在廣袤大地上，把成績單留在人民心坎上。

“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

在長期的從政實踐中，周恩來總是以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積極穩妥地處理國計民生重大事件，不逞一己之能，不顯一時之威，把創政績建立在切實可靠的現實基礎上。1962年 5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多、經濟落后的國家要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裡的“懼”，“不是后退，不是泄氣，而是戒慎恐懼。建設時期絲毫驕傲自滿不得，絲毫大意不得”。其中蘊含的是敬畏，是對組織信任、人民重托和職業良知的敬畏。周恩來將這種敬畏轉化為嚴謹細實的工作方式，轉化為對待一切工作的負責精神、科學態度和民主作風。

秉持負責精神。舉輕若重、嚴謹細實、一抓到底，是周恩來負責精神的突出體現。1958年 4月，黃河三門峽工程開工后，一部分人對工程效益和上下游關系等問題的認識產生了分歧。周恩來便親自到工地視察，詳細調查截流、攔洪、發電等項目。隨后連日主持召開現場會議，聽取各方意見。會上，周恩來在 24日的總結發言中，闡述上游和下游、一般洪水和特大洪水、防洪和興利等的辯証關系，強調不能孤立地修水庫，而要配合進行綜合治理，並在此基礎上作出了對歷史和人民負責的方案選擇。之后，在 1964年 12月召開的黃河治理會議上，周恩來堅持從百忙之中趕來參會，說道：“本來三門峽工程改建的事，請計委批准就可以了，可是有些意見出入比較大，不征求大家的意見還不安心，因此擠出時間來參加這次會。”這就是周恩來處理政務時一貫嚴謹務實、高度負責的工作態度。20世紀 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境，突出的表現是糧食緊缺問題。周恩來親自指揮調運糧食，還設計了《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上面按期記載著各省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及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等，看起來一目了然。周恩來不僅看得仔細，還記得很牢。他憑借這張超長“哈達表”，隨時掌握動向，部署檢查糧食工作。正是在這種對人民、對事業高度負責政績觀的指引下，糧食分配難題得到有效解決，人民生活得以改善。

遵循科學規律。在推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周恩來堅持統籌兼顧原則，運用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注重抓基礎、抓重點，分清輕重緩急，協調處理好當前和長遠的關系。在經濟方面，1960年，面對農業產值大幅下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情況，他明確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也就是說，農業的發展水平是國民經濟首先是工業發展速度的決定因素。”“計劃要抓重點，就是要發展農業，解決我們人民的吃、穿、用問題。”在科技方面，周恩來在統籌組織尖端科技攻關的同時，不放鬆基礎理論的研究工作。他高度贊賞美籍華人科學家楊振寧提出的相關建議，對北大校長周培源說：“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同時要求“科學院必須把基礎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在文化方面，他富有遠見地說：“不應該把文化建設看作是將來的事，現在就應著手。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相輔而行。”此外，對環境保護、人口控制、植樹造林以及對外開放等問題，周恩來都作出了前瞻性思考謀劃，並實施了一系列探索性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發揚民主作風。在日常工作中，周恩來重視協商議事，廣泛集中真知灼見，為科學決策提供參考。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從繁忙的黨務、政務和軍務中擠出時間，每星期安排召開一次政務會議，與相關工作人員就涉及國計民生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進行面對面的磋商。直至 1954年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時，周恩來先后主持召開了 206次政務會議，就許多內政外交重大事項展開了充分協商。在確定重大工程項目時，他堅持走群眾路線，充分論証，不搞一言堂，不草率行事。在修建長江三峽大壩的調研中，周恩來冒著嚴寒，不僅親自對三峽地區進行實地勘察，而且重視發揚民主，聽取多方意見。他反復強調：“大家要敞開思想，各抒己見。”他還指出，三峽是千年大計，如果對問題隻強調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為了把三峽工程搞得更好，是可以爭論的，這樣才有利於工作。

審慎、負責是周恩來政績觀的顯著標志。這是一種工作狀態，更是一種精神境界。周恩來堅決摒棄拍腦袋決策、拍胸脯表態、拍屁股走人的錯誤傾向，以“你首創，但不一定自己能享受”的胸襟，扎實推動了新中國各項事業在行穩致遠的軌道上持續發展。

“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

對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的各種艱難險阻，周恩來總是以一往無前的精神，勇於擔當、知難而進。擔當作為成為周恩來政績觀的鮮明特質。他曾充滿自信地說：“對困難，我從來沒有投降過”，“共產黨人就是為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

臨危不懼，在緊急關頭挺身而出。無論任何艱險時刻，周恩來總是以“小我”成全“大我”的犧牲精神，顧全大局、擔當使命。面對突然發生的重大自然災害，只要情況允許，他總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趕赴現場，做到把握全局、靠前指揮、察看災情、慰問群眾，有效指揮抗災行動。1958年夏，黃河出現險情，周恩來十分關心。7月 18日，得知黃河花園口出現特大洪峰，他立即中止上海的會議，飛臨黃河上空視察水勢。之后，他又走上鄭州大橋，來到黃河岸邊，了解洪水和搶修黃河鐵橋的情況，並冒雨在廣場上給鐵路職工講話。8月 6日，聞訊濟南黃河鐵橋出現險情，周恩來第一時間趕赴濟南視察鐵路橋。在橋上，他邊走邊看邊問，並對有關人員說：“要千方百計把大橋保住！”1966年 3月 8日，邢台發生特大地震，周恩來聞訊后不顧余震危險，立即趕赴災區，穿行在廢墟瓦礫中，走進防震棚看望受災群眾，站在高處迎風發表講話，鼓勵大家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戰勝困難”，給災民送去黨和政府的關懷與溫暖，增強他們重建家園的信心。但周恩來面對的艱險考驗，遠不止於自然災害，還有敵對勢力的人為破壞。1955年 4月，他原計劃乘坐參加亞非萬隆會議的印度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在香港啟德機場被國民黨特務安裝了定時炸彈，起飛后在空中爆炸，11名乘客全部遇難。周恩來因臨時改變行程而幸免於難。這次爆炸顯然是針對周恩來的，國民黨當局並不甘心失敗，密謀繼續在萬隆發動騷擾暗殺。周恩來明知危險重重，依舊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冒險前往萬隆出席會議，為新中國外交事業和亞非的團結合作作出重大貢獻。

知難而進，在重大挑戰面前勇於擔當。新中國成立后，長江、淮河嚴重泛濫，特別是淮河水災導致該流域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周恩來殫精竭慮、統籌謀劃、科學指導，在新中國百廢待興、抗美援朝形勢嚴峻的背景下，想盡辦法做好各方面協調保障，淮河水患治理取得明顯成效。1958年 2月，毛澤東又把治理長江、南水北調的重任交給周恩來。周恩來爽快地答道：“好吧，我就擔當。”這一管，就再也沒有放手過。從三峽壩址到荊江大堤，從黃河大橋搶修現場到三門峽工地，從十三陵水庫到密雲水庫，從東北到海南島，祖國的大江大河到處都留下他匆忙而不知疲倦的身影。

擔當，考驗黨性與氣魄，顯現素養與本領，是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題中應有之義。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每一個重要關頭，周恩來都留下了敢於擔當、善於擔當的深刻印記。他以時時放心不下的責任感、積極擔當作為的精氣神為黨和人民履職盡責。周恩來勇於直面風險挑戰、矛盾阻力，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擔當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

“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實事求是是周恩來一貫倡導的工作作風。在長期從政實踐中，他堅持從實際出發，反復叮囑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對好大喜功、“浮夸謊報，瞞哄中央﹔弄虛作假，文過飾非”的行為，他深惡痛絕。他鄭重告誡，“欲速則不達”，“千萬不要講大話，損害群眾的利益”。

反對急躁冒進。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周恩來一直以冷靜的頭腦思考、謀劃生產和建設問題。新中國誕生前夕，周恩來在向廣大青年發出《學習毛澤東》的號召時指出，要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堅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撓地把革命推向前進，這樣才能達到最后的勝利”。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他又明確指出：“我們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使我們的國家健全地、有步驟地、不急躁地走向社會主義”。1956年2月，他敏銳地發現經濟工作中存在急躁冒進的苗頭性問題，特別提醒：“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 ”他還苦口婆心地提出：“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這時，全國從南到北都在大張旗鼓地推廣新型農具雙輪雙鏵犁，當周恩來了解到這種農具在南方有“水土不服”問題后，說：“既然不行，何必提倡”，明確指示立即調減生產計劃。在同年 4月下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大家針對增加 20億基本建設投資的問題展開爭論。周恩來在會議上“發言最多”，他清醒地意識到，“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會后坦率地說道：“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在任何時候，周恩來從不追求轟動一時的政績，而是始終將“對人民負責”置於個人得失之上，堅守底線思維，決不拿群眾利益和國家長遠發展去冒險。

抵制弄虛作假。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對人民負責，不搞虛假繁榮是周恩來一貫堅持的重要原則。1958年“大躍進”浪潮洶涌，浮夸風盛行。周恩來沒有隨波逐流，依然保持清醒的頭腦。10月，當他聽說河南新鄉縣放出生鐵102萬噸的高產衛星時感到十分懷疑，便詢問熟悉鋼鐵生產業務的秘書有沒有這種可能，並立刻派秘書到河南去了解情況。秘書把土法煉出的所謂生鐵帶回來，最好的也只是含鐵成分較多的海綿鐵。周恩來看了樣品后心情十分沉重，說：“這哪裡是鐵嘛！”后來有的省領導再來要求放“衛星”，他總是勸說：“你們別放了，不要再放了。”12月，周恩來前往河北省定縣進行深入調研。在參觀“大豐收展覽會”時，他對展品和數字提出許多疑問，一針見血地批評：“展室內麥穗報二米多長是假的，大南瓜、大玉米、大土豆是假的”。他還對“安國把不夠中學程度的學生集中一起學習，挂大學牌子”的做法表示憤慨，痛心地說，“把我黨的謙虛作風變成了浮夸，我看后很難過”。20世紀70年代初，北京有一家石油化工廠宣傳污水處理得非常好，能養魚。周恩來曾經陪一些外賓去參觀過，當時確實看到魚在那裡游蕩，得到外賓的稱贊。后來在一次會議上，他得知這個廠弄虛作假，所謂處理后的污水能養魚，完全是靠自來水。周恩來嚴厲批評了這件事，非常嚴肅地說：一個國家干部，一個共產黨員怎麼能夠做這種事情，怎麼能夠弄虛作假？很要不得。這些問題都引起了周恩來的深刻思考。1971年 2月 13日，他在修改《一九七一年全國計劃會議紀要》稿時，特別加寫：“一切領導機關，切不可對下面提一些脫離實際的口號和要求。對那些愛說假話和逼人說假話的人，要敢於批評抵制”。

力行真抓實干。扎扎實實、腳踏實地是周恩來工作的鮮明特征。比如，他堅持調查研究要“實”。1958年 4月，他在陝縣大營村調研時，不是隻坐在房間裡聽匯報，而是一下火車直接走向田頭，與那裡的干部群眾一邊聊天，一邊看庄稼的長勢。在村裡，周恩來走訪了幾戶農家，走進廚房，揭開鍋蓋，看看裡面的飯菜﹔打開櫥櫃，摸摸裡面的存糧。他還走進衛生所、幼兒園、書店、供電所、供銷社和農機修配站，廣泛接觸群眾，了解基層情況。又如，他要求分析判斷要“實”。1963年 5月，在處理“躍進號”遠洋貨輪意外沉沒一事時，周恩來嚴肅交代：“証明‘躍進號’沉沒的原因，不能用‘大概’、‘可能’，一定要有充分的証據。”曾任昆明軍區司令員的秦基偉回憶周恩來時講道：“向他匯報工作，說‘大概’、‘可能’、‘差不多’這些字眼，是注定要挨批評的。他要求匯報一定要准確、實在，決不能模棱兩可。 ”

實事求是是黨的優良傳統，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也是正確政績觀的基本要求。面對革命和建設的各項事業，周恩來把心思用在實干上，把精力投在落實上，創造了經得起歷史、實踐和人民檢驗的政績，用一生的實際行動詮釋了實事求是的深刻內涵。

“我自己隻起一個螺絲釘的作用”

周恩來一生波瀾壯闊，為黨和國家立下了不朽功勛。但他始終保持謙遜本色，淡泊名利，從不計較個人地位和得失，常思為政之過，常懷責己之心，以永不滿足的態度注重思想改造，經常開展自我批評，以堅強的黨性涵養政績觀。他多次真誠地表示：“黨和人民是偉大的，我們個人是渺小的”，“領導威信不是從掩飾錯誤中而是從改正錯誤中提高起來的﹔不是從自吹自擂中而是從埋頭苦干中培養起來的”，表示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

淡泊名利，不自我炫耀。周恩來長期居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關鍵崗位，歷史地位和貢獻有目共睹，但他從不為自己評功擺好。1961年6月，周恩來約見五四運動期間共同組織領導天津學生愛國斗爭的戰友馬駿烈士的家人時，談及收集、整理歷史資料的問題，他認真地說：“不要看我現在是總理了，就把那個時候的一切功勞都記在我身上”，還特別關照，“不要提我”。7月，周恩來在上海與文藝工作者座談時，文化界的同志建議他寫本書，他誠懇地說：“如果我寫書，就寫我一生的錯誤。”1965年 4月，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 10周年紀念談到中國革命時，再次清醒地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全國人民斗爭的結果。我自己隻起一個螺絲釘的作用”。周恩來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詮釋淡泊名利的超脫與豁達。1971年 12月，新華社所編《參考資料》轉登日本友人敬仰周恩來的文章，他看到后，嚴肅表示，“吹我的，讀了討厭”，並要求今后切實改正。1973年6月，在陪同外賓參觀延安革命舊址時，周恩來提出不要宣傳自己，要求關閉他在棗園的舊居。

勤於自省，不文過飾非。周恩來具有嚴於律己、不斷自我革新的品格。比如，他在中共七大上講到統一戰線時，不是以倡導者、開拓者自居，而是認真總結工作中的不足，指出：“當時在武漢做領導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內，著重在相信國民黨的力量可以打勝仗，而輕視發展我們自己的力量﹔在戰爭上強調運動戰，輕視游擊戰。”又如，他在 60年代回顧總結南昌起義時，多是談及失敗教訓，指出：“南昌起義本身是正確的，但在領導思想上有錯誤：單純軍事行動，中心是城市觀點，沒有跟當地農民結合起來建立根據地的思想。”在回顧工作時，他常因在事業追求上的高標准、不滿足、不盡意，心存“內疚、羞愧”之感。他曾自我檢討說：“我當總理十六年，有兩件事交不了帳，一是黃河，一是林業。林業是抓晚了。”這種常常自省的工作作風正是周恩來為政之道的真實寫照。“吾日三省吾身”更是他加強思想改造，提高自身修養的看家本領和一貫作風。

對待名譽、地位的態度是為政之道直接的反映，是影響政績觀走向的重要因素，也是黨風廉政教育的關鍵所在。周恩來始終堅守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政治原則，成為勤政為民、立黨為公的杰出楷模。

周恩來的政績觀，承繼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融合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優秀品德，是周恩來崇高精神風范的具體體現，是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的生動教材。梳理和總結周恩來為政之道蘊含的政績觀，對我們今天激勵廣大黨員干部胸懷“國之大者”，以“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境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定力，埋頭苦干、創新實干，扎實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張謹，江蘇省淮安市政協研究館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