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中國社會的一盞明燈”——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機關報《向導》

1922年7月召開的黨的二大，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是黨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緊隨其后創刊的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機關報《向導》周報，通過政論文、時評、群眾通信、批判短論等多種文體，刊發大量文章，系統解讀和宣傳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策略、任務和目標，讓“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主張傳遍全國，成為宣傳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的主要輿論陣地，有力推動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運動在全國蓬勃興起。

為宣傳黨的民主革命綱領而生

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中國處於內憂外患的危急時刻。列強在中國大肆劃分勢力范圍，掌控海關、鹽稅、鐵路和租界，內河外艦橫行，外國軍隊駐扎各大城市，扶持各派軍閥為代理人，通過貸款、軍火操縱內戰，形成列強侵略中國的格局。北洋軍閥分裂后混戰不已，各地苛捐雜稅繁重，農田荒蕪，百姓流離失所﹔思想界混亂多元、道路之爭激烈。有些人主張“好人政府”、議會改良，回避反帝反封建根本矛盾。還有人推崇國家主義，排斥階級斗爭與國際革命。資產階級民主派革命綱領不夠堅決徹底。黨的一大雖確立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但未能立足國情制定階段性行動綱領。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1922年7月召開的黨的二大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策略、任務和目標，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革命綱領應當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使它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樣，黨的二大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

黨的二大閉幕后不久，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創辦一份宣傳民主革命綱領的周報。9月13日，《向導》在上海創刊，蔡和森擔任首任主編，陳獨秀、瞿秋白、毛澤東、高君宇、張太雷等為主要撰稿人。從此，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機關報《向導》周報誕生。

推動全黨形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共識

在建黨初期，各地黨組織對革命目標認識不一，宣傳觀點較為分散。《向導》作為中共中央統一輿論宣傳平台，全面准確地宣傳黨的二大會議精神尤其是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推動全黨形成統一的政治主張與行動方向。

1922年9月13日，《向導》創刊號發表的《本報宣言——〈向導〉發刊詞》作為辦報總綱，旗幟鮮明地宣傳黨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發刊詞明確指出，“為了要和平要統一而推倒為和平統一障礙的軍閥”，“現在的中國，軍閥的內亂固然是和平統一與自由之最大的障礙，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更是鉗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的惡魔”，為此中華民族“不得不起來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

之后，許多黨的早期理論家為《向導》撰文闡釋黨的民主革命綱領。蔡和森在《向導》創刊號發表的《統一，借債，與國民黨》中指出，“中國在國際地位上早已處於半殖民地位”，“為中國人民根本禍患的就是國際帝國主義與封建的舊勢力”，“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特權與壓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獨立國家”，明確論述了中國社會性質、革命對象和革命性質。陳獨秀在《向導》第2期發表的《造國論》中寫道，“中國產業之發達還沒有到使階級壯大而顯然分裂的程度，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尚未成熟，隻有兩階級聯合的國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時期是已經成熟了”。蔡和森在同期發表的《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一文中認為，中國“惟一的出路，隻有貫徹民主革命”，“我們惟望結合偉大的革命群眾的勢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階級的勢力來統一”。

《向導》發刊詞以及《向導》刊發的大量政論文章，立足理論高度，系統闡釋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清晰解讀了中國革命性質、革命對象、革命動力、革命策略，對統一全黨思想、推動全黨形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共識起到了重要的理論指導和思想引領作用。

讓“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主張傳遍全國

20世紀20年代，改良主義、好人政府等思潮曾經迷惑大批進步青年，經過《向導》的持續批判和大力宣傳，廣大群眾逐步認清改良道路行不通，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思想逐漸佔據輿論主流，模糊籠統的愛國訴求日益轉化為清晰統一的革命目標。

《向導》開設的《中國一周》《世界一周》等重要欄目，用鮮活事實論証“反帝反封建”判斷的現實依據。1922年10月，《努力》周報刊發胡適的《國際的中國》認為，“打倒帝國主義”這樣的口號“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幾乎全無事實上的根據”。面對此種錯誤論調，蔡和森隨即在《向導》第6期、第11期刊發《目下時局與國際帝國主義》《請看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搗些什麼鬼》等文章予以駁斥，以海關、鐵路、外債、租界、軍閥貸款等大量史實，証明列強操控中國內政、制造內戰，宣傳普及黨的二大“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主張。此外，《向導》開設《什麼話》專欄，每期摘錄軍閥、改良派、國家主義派的一些荒謬言論，配簡短批駁，用通俗文字揭露軍閥出賣主權、橫征暴斂，持續宣傳打倒軍閥的革命任務。

與此同時，《向導》的發行量日益提高，從創刊初期僅印刷3000份，到巔峰時期突破10萬份，發行范圍遍布全國大中城市、工礦廠區和鄉村學堂，同時遠銷海外華人社群。讀者群體涵蓋產業工人、青年學生、農民、進步知識分子、國民黨左派人士，讓革命宣傳從黨內迅速擴散至黨外，實現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在全社會的廣泛傳播，為國民革命蓬勃開展指明了方向。1925年1月，黨的四大通過的《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對《向導》的宣傳工作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在全民族革命運動中“立在輿論的指導地位”。

喚醒社會各階層投身大革命洪流

黨的二大指出，為實現反帝反軍閥的革命目標，必須組成“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這需要號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社會各階層積極投身國民革命。為此，《向導》刊發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文章，壯大社會各階層廣泛參加的革命力量。

1923年1月18日，陳獨秀在《向導》第16期刊發《革命與反革命》《反動政局與各黨派》，前者以“革命”與“反革命”作為團結群眾的政治界限，認為凡是具有革命行動的人或團體，無論其原有黨派背景如何，都可以聯合起來。后者深入剖析當時中國政治格局中的“反動”勢力，指出軍閥、官僚以及勾結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右翼是革命的主要障礙。為此，陳獨秀呼吁社會各界（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乃至部分開明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打倒列強和軍閥。高君宇在《向導》第8期撰寫了《國民黨報紙不應有這樣記載》，嚴厲批評了國民黨報紙的錯誤立場，強調了“中國國民革命的主力軍，惟有是團結了的勞動群眾”，離開群眾支持，革命不可能成功。

1923年6月，直系軍閥首領曹錕指使其黨羽採用各種手段，對總統黎元洪進行“逼宮奪印”，為其當總統掃清道路，史稱“北京政變”。7月11日，毛澤東在《向導》第31、32期合刊上發表《北京政變與商人》指出，“外力軍閥和商人是勢不兩立的”，“惟有號召全國商人、工人、農人、學生、教職員，乃至各種各色凡屬同受壓迫的國民，建立嚴密的聯合戰線，這個革命才可以成功”。

此外，《向導》的《通信》欄目陸續報道香港海員大罷工、開灤煤礦工人罷工、農民抗租運動等事件，記錄廣大工農群眾遭受雙重壓迫的真實境遇，號召他們加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隊伍。《向導》還開設《讀者之聲》欄目刊發百余封全國讀者來信，收錄民眾對時局的困惑與訴求，編輯部依托來信答疑解惑，通俗解讀黨的民主革命綱領。針對讀者“救國道路何在”提問，《向導》編者以黨的二大宣言為依據，逐條對比改良道路與國民革命的差異，累計刊發讀者互動稿件120余篇，讓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深入人心。有讀者給《向導》編輯部來信寫道：“我每讀貴報，即滾滾地沸騰著革命的熱血，紅紅地燃燒著愛民眾的真心，我並認定貴報是中華民族的福音！”

1927年7月，《向導》因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而被迫停刊，完成了歷史使命。作為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機關報，《向導》以鮮明的無產階級革命立場，旗幟鮮明同錯誤思潮進行堅決的斗爭，堅持不懈宣傳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發揮了輿論宣傳和政策引導的重要作用。許多群眾將《向導》視作指明救國道路的讀物，贊譽其為“黑暗的中國社會的一盞明燈”。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06月26日 第 08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