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政績觀研究

共產黨人干事業、創政績，為的是造福人民。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政績觀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強調：“政績觀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問題，關乎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正確政績觀要求我們堅持從實際出發、按規律辦事，通過科學決策和實干苦干，創造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眾公認的業績。”2026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在全黨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的通知》，要求全面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重要論述，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以立黨為公、為民造福、科學決策、真抓實干為總要求，以一體推進學查改為抓手，教育引導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堅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為人民出政績、以實干出政績。作為黨史工作者，我們有責任深掘黨史富礦，用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深邃思想和可貴實踐，為新時代黨員干部校准政績觀提供歷史鏡鑒。

系統梳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論述與實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為人民服務的根本立場、聽黨的話的政治底色、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多干實事的歷史擔當、檢查到底與有錯必糾的制度安排，是貫穿老一輩革命家政績觀的核心內容。

一、“為人民服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為人民服務”——毛澤東的這一經典話語，道出了共產黨人政績觀的靈魂所在。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深厚基礎和最大底氣。真正的政績，體現在對人民懷有深情的關切，把群眾一切看似細小平常的生活都放在心上，在柴米油鹽中感受民生冷暖，在急難愁盼中彰顯責任擔當﹔體現在尊重群眾意願，不搞強迫命令，不搞“一刀切”，讓群眾真正成為政績的參與者和受益者﹔更體現在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政策和作出決斷的出發點和歸宿，以群眾的滿意度檢驗政績的含金量。

一要對人民懷有深情的關切，深入到普通群眾醫療衛生、耕田種菜、吃飯喝水的每一個細節之中。1933年2月中旬，毛澤東向同情革命、追求進步的福音醫院院長傅連暲提議，將醫院改編為中央紅色醫院，並把它搬到瑞金。傅連暲欣然同意。毛澤東結束休養，回瑞金不久，即派人到長汀將醫院及傅連暲全家遷移到瑞金。他看望傅連暲時說：這個醫院，是我們的第一個醫院，由你當院長。醫院的任務很重，你要當好這個院長，首先得有一個觀點，為傷病員服務。這個醫院除了給紅軍看病外，也要給老百姓看病。他又說：對疾病的預防和治療要結合進行，要教育大家講衛生。2月25日，毛澤東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關於政府工作人員實行幫助春耕並自己種菜的訓令，規定：凡屬政府工作人員（從中央政府到鄉政府），均須在不妨礙政府日常工作的條件下，盡可能地動員起來，親自下田，去幫助政府近旁的紅軍家屬及缺乏勞動力的貧苦農民群眾耕田。各級政府更須迅即採定旁近政府的空地或荒田，辟為菜園自己種菜。4月，住地葉坪遭敵機轟炸，毛澤東隨臨時中央政府機關遷居沙洲壩。他了解到當地群眾飲用池塘水不衛生，便帶領干部和群眾挖掘一口水井。

二要尊重群眾意願，“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願望出發”。毛澤東尤其提倡文藝面向人民、文化教育面向大眾的方針。1944年1月9日晚，毛澤東在觀看中共中央黨校俱樂部演出的平劇《逼上梁山》后，寫信給該劇的編導楊紹萱（時任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員）和齊燕銘（時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文教科科長），指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

1944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談發展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在講話中，他“稱贊《解放日報》昨日發表的關於延安市完全小學在春季招生中學生驟增一倍的消息”。該報道說：“延安市完全小學在去年上半年以前，教學方針脫離群眾，教的是天下國家大事，很少陝甘寧邊區的事情，在學校所學的不能為群眾服務，因此群眾不願送子弟入學。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聽取了群眾意見，改變了教學方針，教學內容增加了記賬、寫信、寫路條、寫契約、珠算等，自編一些介紹邊區的鄉土教材，並實行教學與生產相結合，受到群眾的歡迎。”毛澤東評價說：“這是很好的一個新聞。這個小學現在辦得很好，過去辦得不好，群眾不歡迎。這條消息說明完小已經做出了實際的成績，應當廣播到全國去。”

三要將人民至上的政績觀具體化、可操作化，“作為制定方針政策和作出決斷的出發點和歸宿”。鄧小平提出人民標准的論斷，反復強調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方針政策和作出決斷的出發點和歸宿。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推動恢復高考制度、支持和領導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每一項重大決策都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准則。他強調：“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這種深厚的人民情懷，貫穿了他整個政治生涯。

陳雲身為經濟工作卓越領導人，堅持民生優先，強調將人民生活放在首位。他提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先生活，后建設”的重要觀點。在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進程中，陳雲強調正確處理人民群眾生活和生產建設的關系。他提出“無農不穩，無糧則亂”的論斷，從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國家發展戰略全局出發，為確保農業安全和糧食安全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議，體現了強烈的人民至上價值取向。1983年6月30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這幾年人民群眾的生活比過去有了較大的改善，今后也還需要進一步改善。但是，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能大於生產增長的幅度。”“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吃了之后，還有余力搞建設，國家才有希望。”

二、“聽黨的話”：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

“聽黨的話”——這句朴素而堅定的話語，道出了正確政績觀最根本的政治底色。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黨性純則政績觀正，黨性弱則政績觀偏。真正的共產黨人，首先要有“忠實地服從黨的領導”的政治自覺，把個人追求融入黨的事業，做到黨指到哪裡就戰斗到哪裡﹔要有“功是黨的，是群眾的”的清醒認識，不居功、不諉過，把成績歸功於組織、歸功於人民﹔要有“講真話”的坦蕩胸襟，不夸大、不隱瞞，讓政績經得起人民的審視和歷史的檢驗﹔更要有“具體著手細節著力”的務實作風，從細微處入手、在點滴中積累，把黨的事業落實到一項項具體工作之中。

一要“忠實地服從黨的領導”。朱德始終強調：“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1929年2月，中共紅四軍前委召開會議，鑒於行軍打仗和軍情緊急，為了減少領導層次，會議決定“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領導軍內各級黨委。原由中共中央任命的軍委書記朱德的職權隨即暫時停止。對此，朱德堅決服從，會后立即回歸部隊指揮戰斗。

朱德指出，絕不能在公與私的問題上犯糊涂、出問題，要自覺把個人追求融入黨和人民的事業。抗日戰爭時期，他告誡由蘇區到白區去工作的同志，對違背“階級覺悟與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的私心雜念“應該有所警覺”，“要突破酒色財氣、富貴功名這個關”。針對革命作家要不要經過思想轉變問題的爭論，朱德明確表示：“我投降了無產階級，並不是想來當總司令，我只是替無產階級打仗，拼命做事。”

二要謙虛謹慎，堅持“功是黨的，是群眾的”。朱德始終強調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離開了群眾的支持能夠做出什麼事情來的”，“我們的英雄、模范都是依靠集體的力量和廣大群眾的力量完成了任務”。1944年，他在編寫紅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切不可居功。群眾風起雲涌，烈士犧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們的。”對於自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卓著功勛，他謙虛地說：“打了勝仗，功勞是誰的呢？是紅軍的，所有的紅軍。”“如果有人要把這個賬算在我身上，我就把它推出去，上面推給黨，下面推給將士。”

朱德始終強調：“不要為個人的地位、待遇等問題去苦惱”。他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1954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選舉朱德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后來，毛澤東曾經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繼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務。1958年12月10日，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決定同意毛澤東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12月29日，朱德致函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並轉中央書記處，指出：“我提議以劉少奇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更為適當。他的威望、能力、忠誠於人民革命事業，為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一致贊同的”，“至於我的工作，歷來聽黨安排，派什麼做什麼”。最終，黨中央接受朱德的提議，正式確定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朱德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候選人。

三要“講真話”，“不報虛數”。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有種空氣，隻講成績，不講缺點”，“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后面，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要進行教育，講清楚，要老老實實，幾年之內能做到就好。”1959年4月，他再次談到“講真話問題”。他說：“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周恩來同樣反復強調“要提倡說真話”。1962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上尖銳地指出：“這幾年來，黨風不純，產生了浮夸和說假話的現象。”他引用歷史典故說：“唐代皇帝李世民，能聽魏征的反對意見，‘兼聽則明’，把唐朝搞得興盛起來。他們是君臣關系，還能做到這樣，我們是同志關系，就更應該能聽真話了。”劉少奇把“丟掉了共產黨人應該有的忠誠老實的態度”看作“喪失黨性的表現”。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工作做得越不好、問題越多、缺點和錯誤越嚴重的地方，“那種不對黨說真話的現象就越加厲害”。他強調，要正告不老實的人，“他們的前途是很危險的”，而老實人“最后是決不會吃虧的”，會取得“黨和人民群眾的最大的信任”。

四要具體著手細節著力，“任何輕視具體切實日常工作的傾向，都是不對的”。劉少奇指出：“共產主義事業的一切工作，黨的一切工作，都是具體的，都是經過各個具體的黨員和革命者去作好的。”針對某些“厭惡與輕視”做切實的具體的革命工作、自認不應當做“麻煩瑣屑事情”的人，他尖銳地指出，黨找不到“一種神通廣大的、足以使他們揚名后世的、抽象的、一般的、並不麻煩的什麼革命工作”讓他們“稱心如意”和“馬到功成”。劉少奇以瓦特和牛頓從觀察小事得出偉大發現為例，來告誡黨員干部，細小的日常工作“並不是完全作不出英雄”。對有些同志為當英雄“要求做領導工作”的現象，劉少奇指出：“專門做一般的領導、隻提方針任務而不做實際工作的人是沒有的。而且一般的領導工作也是具體的麻煩的工作。”因此，每個同志都應當“多做日常的、細小的、麻煩的工作”。

三、“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研究是正確政績觀的前提和基礎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兩個“沒有”，道出了正確政績觀的認識論根基。政績靠什麼樹起？靠的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靠的是調查研究這個謀事之基、成事之道，靠的是在深入調查研究基礎上作出的科學決策。離開調查研究，政績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背離實事求是，再宏偉的藍圖也難免淪為空中樓閣。唯有把調查研究貫穿於政績創造的全過程，才能在摸清實情中找准方向，在把握規律中精准施策，在問計於民中凝聚共識。

一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毛澤東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他說：“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所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發生的原因，都是由於我們離開了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主觀地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這一點，應當引為全體同志的教訓。”

鄧小平堅定踐行實事求是。他常說自己是“實事求是派”，反復強調“拿事實來說話”。20世紀60年代初，面對國家困難，鄧小平引用四川俗語“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強調恢復農業生產“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採用哪種形式”。這種求真務實的態度，體現了對實事求是的創造性運用。1978年，鄧小平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支持和領導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這場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吹響了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號角，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要“做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調查工作》一文是毛澤東在1930年5月所寫，一度遺失。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首次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1961年3月11日，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華東局負責人和這三個地區所屬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期間批示印發這篇文章時，將題目改為《關於調查工作》。3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經過毛澤東審改的《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其中附有《關於調查工作》一文，要求縣以上各級領導機關聯系實際進行深入學習和討論。信中指出：最近幾年工作中缺點錯誤之所以發生，根本上是由於許多領導人員放鬆了在戰爭年代進行得很有成效的調查研究工作。這是一個主要的教訓。“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干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准則。”

毛澤東是黨內調查研究的開創者。1930年的尋烏調查堪稱典范。他直接與各界群眾開調查會，對各類物產產量、價格，商鋪經營情況，農民分地情況，各類人群政治態度等，都弄得一清二楚。這種調查研究不是走馬觀花，而是解剖麻雀式的深入細致。毛澤東通過一系列調查研究，寫出了《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等名篇，為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是要依靠調查研究作決策。毛澤東強調：“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他進一步指出：“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他以第二次反“圍剿”為例，當時覺得兵少很不好辦，開頭不了解情況，每天憂愁。后來，他跟彭德懷兩個人到白雲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他對彭德懷說，紅一軍團的四軍、三軍打正面，打兩路，你的紅三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一定會垮下去。毛澤東發自肺腑地說：“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調查研究就會有辦法。”

陳雲在“依靠調查研究作決策”上作出典范。他主管經濟工作期間，辦事非常慎重，屬於“舉輕若重”的類型。他特別注重調查研究，尤為注重細節，對經濟問題有深入理解。粉碎“四人幫”后，人們急切地期待中國迅速擺脫困境，邁開大步前進。但是，實踐發展卻步履維艱。在國民經濟得到恢復的同時，又產生急於求成的冒進傾向，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對此，陳雲保持冷靜的態度，強調經濟工作要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量力而行，不能脫離實際地急於求成。首先要重視農業，“把農業搞上去”﹔“工業生產的重點在提高質量”，“質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費”。這種審慎務實的態度，正是實事求是在經濟工作中的具體體現。

四、“多干實事”：以實干出政績

“多干實事”——這四個字看似簡單，實則道出了實干出政績的精髓。“那種隻靠發指示、說空話過日子的壞作風，一定要轉變過來”。“多干實事”，意味著要有直面矛盾的勇氣，以擔當精神妥善處理遺留問題，不回避、不推諉、不甩鍋﹔意味著要有胸懷全局的格局，講大局、抓大局，在整體中找准定位、在協同中推動發展﹔意味著要有刀刃向內的自覺，堅決反對官僚主義、轉變工作作風，讓政績經得起人民群眾的檢驗﹔意味著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把責任扛在肩上、把事業干在實處，而不是轟轟烈烈一陣子、留下問題一攤子﹔更意味著要有面向未來的遠見，著眼長遠、注重人才培養，為事業發展積蓄源源不斷的后勁。

一要以擔當精神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任弼時從16歲參加革命，到46歲英年早逝，長期抱病承擔繁重的工作，“凡是自己經手的，一定要負責到底”。在大革命瀕臨失敗的關鍵時刻，他一連三次向黨中央呈送《政治意見書》，要求武裝工農、實行土地革命。1938年到1940年初，任弼時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並沒有“新官不理舊賬”，而是以擔當精神妥善處理了王明、康生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使許多干部丟掉包袱重新走上了崗位。延安整風運動中，他鮮明提出對“肯負責任”的干部要獎勵，對“不負責任”的干部要處罰，並指出“這對於鞏固黨的組織是有著重要的意義的”。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合理的工廠管理和檢驗制度被廢除，導致產品質量嚴重下滑。1969年4月12日，周恩來在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解決飛機生產質量事故問題時，嚴肅批評了這一現象。他指出：“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合理的還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學的。”他強調：“不是逐步恢復，而是應當馬上恢復！”在那個特殊時期，周恩來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責任擔當糾正錯誤，對歷史遺留的混亂局面進行果斷“止損”和重建，展現了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精神風范。

二要從大局出發，講大局、抓大局，樹立全國一盤棋思想。毛澤東經常要求大家，“要看大的東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東西。”不要“隻看見局部的小量的東西”，這樣“才能正確地進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時不會犯錯誤”。毛澤東還強調，要處理好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關系。“要懂得抓緊每一時期內的中心工作”，“而不應該隻忙一些零碎事務，把中心工作丟掉了”。“必須養成他指出，一切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具有照顧全面的整體觀念，既要抓緊當前的中心工作，又不要放鬆即使不是當前的中心、然而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不要隻求簡單、單純，抓住一件，放棄其余﹔也不要對於某一件工作進行任意解釋，作不適當的強調。”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1985年，中央軍委作出百萬大裁軍決策，這是貫徹落實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的一個重大行動。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強調：“四化總得有先有后。軍隊裝備真正現代化，隻有國民經濟建立了比較好的基礎才有可能。所以，我們要忍耐幾年。”“先把經濟搞上去，一切都好辦。現在就是要硬著頭皮把經濟搞上去，就這麼一個大局，一切都要服從這個大局。”他同時提醒，經濟建設必須打牢基礎、穩中求進。他指出：“我們寧可把調整的時間放長一些，把調整期間的發展速度放慢一些，穩一些。如果這個時候的基礎打好了，以后發展速度會快。基礎不牢，想快也快不了，欲速不達。”

三要反對官僚主義，轉變機關作風。1953年3月3日，中央轉發毛澤東對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習仲勛報告的批語：“習仲勛同志這個報告很好。現發給你們，供你們在反對官僚主義斗爭中作參考。”前一日，習仲勛在關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分黨組布置反官僚主義斗爭情況給毛澤東並中央的報告中反映，官僚主義作風在中央一級文教機關和領導干部中，是極為普遍而嚴重的。主要問題：一是上面要求過高、過急，迫使下面發生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如在掃除文盲方面，我們曾經希望在幾年之內完成全國掃盲任務。由於計劃訂得過高，教學方法上把部隊的一套照搬到工廠、農村，突擊掃盲，結果出現了假畢業等現象。在高等教育教學改革方面，因要求過急，形成許多學校普遍緊張，教授支持不了，學生消化不了，影響了他們的身體健康。二是有些地方的組織機構和人員需要調整。三是機關內工作忙亂、效率很低的現象普遍存在。真正“飽食終日”一事不做的人還是少見，多半屬於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或是糊糊涂涂的官僚主義。根據上述問題，習仲勛提出：“我們反對官僚主義的基本要求，就是加強政治思想領導，改變工作作風，提高工作效率。具體做法是：第一，要把反官僚主義與當前各項實際工作相結合。不採取暴風驟雨的方式，而是採取和風細雨的方式。第二，對官僚主義要加以分析，對具體事、具體人，要抓住關鍵問題，實事求是地加以解決。第三，重點放在黨內。黨員干部應多作檢討，不要把做錯事的責任推在別人身上。第四，一面反對官僚主義，一面倡導和推行鑽研實際、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並注意合理分工，樹立領導核心，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等。”

周恩來將官僚主義視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大敵，強調反對官僚主義，避免落入事務主義的陷阱。他說，事務主義雖然看起來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但鼓的並非真勁，走的大多是過場。在工作中，周恩來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保持著高度警惕和毫不容忍的態度。1970年，他對一些部長頻繁出國，勞而無功，進行了批評：“有的部長上任沒有幾年，出國去的地方比我還要多，但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他強調：“出國考察要注重實際效果，不要搞形式主義，不要搞無效勞動，造成浪費。”1973年，他在一個派代表團出國考察的報告上批示：“一定要精選能夠學習考察一些知識，把經驗、先進技術帶回來的人去，不要來去空空，專門講排場，無所獲而回。”

四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懷。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展現出“功成不必在我”的寬廣胸襟。他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需要長期艱苦的奮斗，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他堅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為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強調：“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他深知建設事業的長期性，強調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拼命精神”，為后人栽樹、為長遠奠基。

陳雲在經濟工作中展現出久久為功的政績觀。他反對急於求成，強調要穩扎穩打，量力而行。在引進外資和搞建設時，他強調優先保障民生，不搞脫離實際的“形象工程”。陳雲的這種政績觀，體現了對歷史規律的尊重、對人民長遠利益的負責。他深知，經濟建設是一個長期過程，不能為追求短期政績而損害長遠發展。

五要著眼於長遠，特別注意人才培養問題，“保証我們的事業后繼有人，后來居上”。在人才培養和選拔上，要突出政治標准選人用人。鄧小平深刻指出：“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証。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在改革開放伊始，他就把“為人民造福，為發展生產力、為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積極貢獻”定為用人的“主要的政治標准”。20世紀八九十年代，鄧小平指出，選拔干部除了“年輕”“有業務知識”之外，“還要有好的作風”。他特別強調要選拔那些“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有政績的人”，並將其“大膽地放進新的領導機構裡”。

培養好年輕干部是鄧小平始終關心的關鍵問題。他指出：“年輕干部只要選得准，搞好對他們的傳幫帶，加強學校的培養，是能夠接好班的。”“把大批優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來，保証我們的事業后繼有人，后來居上”。他強調老干部要發揮對年輕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對他們要傳幫帶，要給他們樹立一個好的作風，要使他們能夠繼承和發揚黨的艱苦朴素、密切聯系群眾等優良作風。”除了傳幫帶和教育，鄧小平還注重通過“壓擔子”培養鍛煉年輕干部。他說：“把年輕干部放到第一線壓擔子，這個路子對，不能隻靠人家扶著。他們受到了鍛煉，提上來別人也會服氣。”

五、“檢查到底”：正確政績觀落地生效的抓手和保障

“檢查到底”——這斬釘截鐵的要求，道出了正確政績觀的落實機制。考核評價以科學的指標體系引導干部從追求顯績轉向注重潛績，是確立價值導向的“指揮棒”﹔“失敗也不要緊”以敢想敢試的精氣神鼓勵干部開拓新路，是破解發展難題的“動力源”﹔有錯必糾的機制以制度化的容錯糾偏為擔當者解除后顧之憂，是激勵干部作為的“安全閥”。

一要經常地檢查和督促工作，建立考核評價機制。任弼時強調，要對每一個工作計劃執行情況“檢查到底”，確保落實到位，特別強調“要懂得這個‘底’字”。他提醒黨員干部，“工作中有了毛病還需要改正，有了經驗還需要總結，總之，還需要經常的審查和督促。”他指出督促檢查的三方面內容：“了解干部”、“了解執行機關”和計劃“是否真正是從實際情形出發的”。為此，他還提出兩種“互相配合”的方法：書面報告和實際執行情況相結合、從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隻有綜合運用好這兩種方法，“才能使我們的審查更接近實際，更接近真理”。轉戰陝北期間，無論日程多麼緊急，任弼時總是“抓住任何一點時間，召開檢討會，或者自己跑到兵舍裡、馬號裡，檢查行軍備戰情況”，全力保障黨中央指揮機關的順利運轉。

二要敢想敢試，“失敗也不要緊”。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強調改革開放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面對試驗和探索中可能犯的錯誤，鄧小平說：“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准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1979年4月，鄧小平指示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習仲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講話中指出：“已經從各方面証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繼續實行，不能走回頭路。”198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紀要》，進一步明確了創辦經濟特區的指導思想和改革開放措施。

1981年底至1982年初，有調查組到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4個經濟特區做了調查，寫了調查報告，警告道：引進外資成片開發，要警惕有形成變相租界的危險。這時，社會上一些人趁機指責經濟特區的開拓者，說引進外資，開發特區，搞土地有償使用，是沿襲歷史的老路，搞變相租界，“賣國”，給海外資本家提供奴役和剝削中國勞動人民的“獨立王國”，各種社會輿論和流言蜚語一度沸沸揚揚。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對特區建設一直全力支持。1984年1月，鄧小平親臨深圳、珠海兩個特區考察，了解情況，解決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辦經濟特區是我倡議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夠成功，我要來看一看。”實地考察的結果，証明了建立經濟特區的正確性，也堅定了鄧小平對辦好經濟特區的信心。

三要在干事創業中勇於承擔責任，知錯能改、有錯必糾。毛澤東強調：“我們走過了許多彎路。但是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他說：“共產黨人不要怕犯錯誤。錯誤有兩重性。錯誤一方面損害黨，損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員，很好地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對革命有好處。失敗是成功之母。”他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認真對待錯誤，指出：“犯了錯誤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錯誤和失敗就會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確和勝利，不要抬不起頭來。”毛澤東還特別重視在工作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延安時期，黨外人士李鼎銘提出的精兵簡政的建議一度引發爭議，有人認為這會削弱邊區的力量。毛澤東同樣客觀看待，認為這條辦法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加以採納並取得重要成效，為黨在抗日戰爭中克服困難、增強戰斗力，取得最后勝利奠定了基礎。

劉少奇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典范。1947年，河北阜平等地試點土改工作，出現了侵犯中農利益、對地主亂斗亂殺的情況。對此，劉少奇明確指出，第一要緊急剎車，第二不要責備下面干部，由他自己承擔責任。同年夏秋，中央召開全國土地工作會議。會上，劉少奇把邊區土改經驗提高到政策上來總結，認真坦率地接受教訓。1962年初，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主動承擔責任，坦誠地指出“這幾年在我們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點和錯誤的”，如果根本不承認缺點和錯誤，“或者只是枝枝節節、吞吞吐吐地承認一些，又掩蓋一些”，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傾箱倒篋地承認，“經驗就無從總結，也無從學習，壞事就不能變為好事”。

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所倡導的為人民服務、聽黨的話、調查研究、多干實事、檢查到底與有錯必糾這五個方面，在正確政績觀中構成一個辯証統一、環環相扣的有機整體。具體而言，其一，人民至上與聽黨的話相互支撐、互為表裡。人民至上是黨性原則的本質要求和價值歸宿，回答了“為什麼人、靠什麼人”的問題﹔聽黨的話是人民至上的政治保障和方向指引，確保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偏離、不動搖，二者共同錨定正確政績觀的“靈魂”與“定盤星”。其二，調查研究與多干實事貫通知行邏輯，形成認識與實踐的結合。調查研究為實干提供科學依據和決策前提，解決“干什麼、怎麼干”的認識問題﹔以實干出政績是調查研究的價值歸宿和實踐檢驗，隻有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正確決策，繼而將調研成果轉化為推動發展、改善民生的實際成效，政績才能真正落地生根，二者統一於“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其三，檢查到底與有錯必糾構成激勵約束並重的制度機制。科學的考核評價體系發揮著“指揮棒”作用，通過設置科學指標、優化權重導向，引導黨員干部從追求顯績轉向注重潛績，從“對上負責”轉向“對上負責與對下盡責相統一”﹔有錯必糾機制則體現了黨的自我糾錯和自我監督的優勢，既以制度化糾偏及時矯正探索中的失誤偏差，又以容錯保護為敢於改革創新者解除后顧之憂，二者在“嚴管”與“厚愛”的辯証統一中，為正確政績觀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總之，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政績觀的這五個方面，各有側重、各司其職。人民至上與聽黨的話管“魂”，調查研究與多干實事管“行”，檢查到底與有錯必糾管“度”。這五個方面又相互依存、有機統一，共同構成正確政績觀從價值理念確立到實踐落地、從個體自覺到制度保障的完整邏輯鏈條。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用畢生實踐為我們樹立了正確政績觀的豐碑。這些跨越時空的政績，是真正意義上的好政績。我們要以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為榜樣，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新征程上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注釋從略）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