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干事創業中表現堅強黨性——劉少奇關於政績觀的論述與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劉少奇認為黨員干部在干事創業中，應當表現出堅強黨性，堅持“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下面，我將從3個方面分享劉少奇的相關論述和以身作則的故事。

第一，願意擔負最艱苦和困難危險的工作。1935年冬，黨中央派劉少奇任北方局書記。當時華北地區經過多年嚴重白色恐怖，黨組織絕大部分被破壞，“左”傾思想嚴重，局面很困難，有同志對他說“你這次去白區，是重返虎穴，任務艱巨”，劉少奇充滿信心地答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劉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間，恢復和整頓華北黨組織，糾正黨內“左”傾錯誤影響，領導和指導華北地區統一戰線工作和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根本扭轉黨在白區工作中的被動局面作出了卓越貢獻，得到中央的肯定，“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轉變”。

1940年7月，劉少奇在新四軍江北政治部舉行的慶祝大會上作了《做一個好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的報告。他針對部分黨員干部不願意到“不安全，有危險，土地貧瘠，生活艱苦，工作困難，環境復雜的地方”開拓事業的現象，指出好的黨員“隻問這件工作對黨對革命是否重要，他是否能夠做。如果對黨重要的，他能夠做的，他不計較困難與否，環境復雜與否”。不應該“同別人計較享受的優劣”，隻同別人比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艱苦奮斗的精神”。當時，面對抵抗敵寇、漢奸及頑固反動勢力圍攻的艱苦境況，這篇講話在華中地區“建黨宣傳上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不輕視具體切實的日常工作。黨性體現在把一切具體瑣碎的工作提高到政治任務的水平。針對某些“厭惡與輕視”做具體工作、自認不應當做“麻煩瑣屑事情”的人，劉少奇尖銳指出，他們“對黨表示不滿，抱怨黨不栽培他們”，但實際上他們所謂的“理想工作”完全是“主觀上的一種幻想”，黨找不到“一種神通廣大的、足以使他們揚名后世的、抽象的、一般的、並不麻煩的什麼革命工作”讓他們“稱心如意”和“馬到功成”。劉少奇以瓦特觀察開水壺、牛頓觀察蘋果樹這樣的小事得出偉大發現，來告誡黨員干部，細小的日常工作“並不是完全作不出英雄”。

1946年年底延安疏散工作完成大半時，劉少奇讓師哲去檢查大姐們和老弱病殘人員的疏散安置工作。師哲在匯報檢查結果時說，人員基本疏散完畢、“我看沒有什麼問題了”。劉少奇批評說“任何時候、對待任何事情，都不應該認為‘沒有什麼問題’”，“一有這種思想，就會麻痺大意起來”，“應該時時刻刻考慮，並細心察看，檢查在某處、某個環節上還可能會出現什麼岔子，並及時採取預防措施、堵塞漏洞”，這才是有意義的。1945年，在同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的同志討論如何開展好婦女工作時，劉少奇提醒相關負責同志要“真正了解七八個村，解決了七八個村的問題”，才能找到農村婦女運動如何搞的基本答案。他一再批評空喊為廣大婦女服務，沒有做一點實事，只是“大喊大叫，裝模作樣，口號喊得高，樣子裝得象”，這是要不得的。

第三，超越“小我”融入“大我”。如何看待個人創造的“業績”？劉少奇強調，就算因為很能干獲得“很可以‘自驕’一下”的“偉大”成績，然而“拿這點成績和整個共產主義事業比較起來，又到底有多大呢？”當初年僅24歲，剛從莫斯科學習歸國的劉少奇就在中共湘區委和毛澤東的要求下，參與領導聞名全國的、上萬名工人加入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他組織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和漢冶萍總工會是當時全國最大的產業工會組織，以此作為自己工運事業的開端﹔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國家主席，長期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劉少奇的一生，為黨和人民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勛。

但是，劉少奇閉口不談成績，而是始終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務員。他清醒地認識到，黨員工作做得好，不是依仗個人能力，而是“在黨的指揮幫助之下忠實努力奮斗”。因此，任何黨員的勝利都是黨的勝利，“一切隻有依靠黨，離開黨就沒有一切。”劉少奇嚴肅指出，黨員“就不應該有個人地位、個人名譽、個人英雄主義以及其他個人打算等等個人的獨立目的”，否則，就會離開黨的利益，“以致走到在黨內進行投機”。1953年，劉少奇特意召集中央書記處第一辦公室的全體成員開會，諄諄告誡他們：“要全心全意為中央服務，不要打算在中央機關為自己搞出點什麼名堂來。如果企圖利用黨給你們的工作條件為自己撈名譽地位，那是要摔跤子的。”劉少奇要求他們“坐得住”，“坐得住”就是安心工作，安心在中央機關做一名普通工作人員。

堅持事不避難義不逃責、偉大藍圖細處落筆、心有大我為黨盡責，是我們從劉少奇樹立和踐行“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正確政績觀的論述和實踐中得到的啟示。

以上是我的發言。謝謝大家。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