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政績觀故事

周恩來同志自1927年起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直至1976年去世，長達半個世紀。新中國成立后，他又擔任了26年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同志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在工作中求真務實、不慕虛名，始終強調“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反對各式各樣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倡導實干苦干，將是否有利於革命和建設事業作為判斷一切工作得失的標准。

一、強調“說真話”，要客觀反映真實情況

1962年，在經歷了“大躍進”的曲折后，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經驗教訓。周恩來在會上尖銳地指出:“這裡，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我們要提倡說真話”，“即使是講過了火的也要聽”。他引用歷史典故說：“唐代皇帝李世民，能聽魏征的反對意見，‘兼聽則明’，把唐朝搞得興盛起來。他們是君臣關系，還能做到這樣，我們是同志關系，就更應該能聽真話了。”

周恩來在工作中不僅自己堅持“說真話”，也要求向自己匯報的人“說真話”。1958年，中央召開全國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代表大會，周恩來在西花廳接見了來自家鄉淮安的代表。當相關負責同志匯報糧食產量時，周恩來很認真地說道:“實事求是嘛，收多少就應該報多少。”兩年之后，當淮安縣委負責同志代表家鄉人民看望周恩來並匯報農業生產、糧食產量時，周恩來再一次嚴肅地說:“對我要說實話，實事求是，收多少，就報多少，不要浮夸、不要說假話。”

二、強調“鼓真勁”，要反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周恩來將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視作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大敵，強調“鼓真勁”，堅決反對一切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1963年，在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干部會上，周恩來曾對官僚主義作過鞭辟入裡、切中要害的分析和無情鞭撻。他列舉了足足二十種官僚主義的表現，其中許多表現在當前開展的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中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三令五申明確反對的。比如，他說：“高高在上，孤陋寡聞，不了解下情，不調查研究，不抓具體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這是脫離領導、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浮夸謊報，瞞哄中央﹔弄虛作假，文過飾非﹔功則歸己，過則歸人。這是不老實的官僚主義。”“遇事推諉，怕負責任﹔承擔任務，討價還價﹔辦事拖拉，長期不決﹔麻木不仁，失掉警惕。這是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

周恩來說：“我們必須反對那些空洞的不提出問題不解決問題的文牘，反對那些冗長的不經過准備不作出決定的會議，反對那些隻會坐機關開會、簽公文而不研究業務、不熟悉情況、不檢查工作、不接近群眾的工作人員，反對若干國家機關中的那些機構臃腫、辦事拖沓、紀律鬆懈、責任不明的現象，因為這些實際上都是官僚主義的表現，是完全不符合我們的國家機關的要求和人民事業的利益的。”

三、強調“做實事”，要實干苦干

周恩來是實干苦干的倡導者，同時也是實干苦干的踐行者，是實干苦干的典范。

曾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的王光偉同志回憶周恩來帶領大家編制“一五”“二五”計劃的情景時曾說：“一五”計劃的編制，“主要是總理和陳雲同志負責。那時，計劃本子都是總理親自審查的。總理親自指導編制計劃，審定計劃。他工作非常細致，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幾乎每一個數字他都要過問，幾乎每一個百分比他都要親自計算，有些數字差錯往往是總理糾正的。”而“二五”計劃可以說是總理自己編制的，“這話不算過分，因為當時形勢發展很快，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得非常順利，第二個五年計劃幾乎還來不及編制。那個時候，富春同志到莫斯科去了，總理就親自動手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親自確定控制數字”。計劃建議中的數字，“都是總理嘔盡心血考慮的。他不僅過問每一個數字，而且經常是在他的西花廳宿舍計算到深夜，連文字都是他親自定下來的。夜深了，由於工作時間長，疲勞得很，總理就披上大衣在院子裡站一會。”“那時的工作程序是：晚上總理講，白天按總理講的算、改、寫。第二天晚上再送到總理那裡審查修改。這樣循環，風雨無阻，夜夜如此，緊張工作約個把月。”

這樣的事例比比皆是，凡是和他共過事、在他領導下工作的人，都對此有極深的印象。

四、強調“求實效”，要以是否有利於革命和建設事業作為判斷工作得失的標准

周恩來認為，要判斷工作的是非得失，應該以是否有利於革命和建設事業、是否取得了令人民滿意的效果為標准。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主持南方局工作，曾向南方局干部作過“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的報告，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正確地評價、審查執行組織決定的情況。他認為，要檢驗落實組織決定情況，首要的便是：“不根據允諾，而看工作結果”﹔同時，“不根據室內紙上計劃，而看實地情形是否做了或是否敷衍”﹔“不看形式，而看內容和實際是否正確地執行或被曲解了”。

周恩來是這樣主張的，也是這樣做的。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針對日益加快的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周恩來提出“手工業在改造以后，品種隻許加多，不許減少﹔貨色隻許更好，不許變壞﹔技術隻許提高，不許降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最終表現是生產的發展和提高”。這些切實可行的目標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會主義改造過於迅猛發展帶來的負面作用。

周恩來就是這樣，在工作中始終實事求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解決了前進中的一個又一個問題，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為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和鞏固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