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談正確政績觀

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必須自覺從人民利益出發，牢記“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毛澤東的相關論述和實踐，為黨員干部在新時代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提供了學習范例。

（一）堅持人民至上，“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

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前提是要堅持為人民出政績的根本導向。毛澤東指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是否為了人民的利益，不僅是檢驗共產黨人政績的根本標准，更是衡量共產黨人人生意義和價值的根本標准。延安時期，毛澤東為張思德的犧牲發表著名的“為人民服務”的演講，贊揚他“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並親自題寫挽詞：“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致敬。”毛澤東為什麼會高度重視一名普通戰士張思德？正因為在他看來，“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強調：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共產黨人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高度的熱忱”，“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准”。

（二）尊重群眾意願，“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願望出發”

尊重人民意願，必須從群眾的切身需要來考量，把好事實事做到群眾心坎上。毛澤東指出：“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不尊重“群眾的自覺和自願”，就會“欲速則不達”，甚至“流於徒有形式而失敗”。早年在領導湖南農民運動中，毛澤東大力宣傳“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並不能讓農民改天換命，主張要破除封建迷信。但他同時提出，不能完全不顧群眾意願和覺悟，“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憑著主觀臆斷，簡單化、片面化地理解群眾需要，在工作中行不通。毛澤東主張要深入群眾開展調查研究，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充分了解群眾所思所想所盼。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掃盲運動中，毛澤東大力提倡“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的方針，有效解決了師資緊張的矛盾，群眾中間出現“十字先生”“百字先生”“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的生動局面。毛澤東強調：做群眾工作，要根據他們的生活經驗，“很具體地很細致地去做，不能採用粗暴的態度和簡單的方法”，且要綜合考慮，“不能孤立地去做”。

（三）堅持造福人民，“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

為民辦事、為民造福是中國共產黨人最重要的政績。堅持造福人民，就要“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毛澤東強調：黨員干部“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痒，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為解決當地群眾吃水困難問題，親自帶領軍民挖了一口水井。新中國成立后，當地鄉親為紀念此事，在井旁立碑刻有“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這個故事后來被寫進小學語文課本，僅用百十個字便描寫出毛澤東時刻惦記群眾疾苦，為群眾排憂解難，以及群眾深深感念他的動人場景。

（四）秉持務實精神，“不偷、不裝、不吹”

秉持務實精神，來不得半點虛浮，否則就會走向勞民傷財、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極端。毛澤東強調：“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假話一定不可講”。針對工作中有干部不顧群眾利益而報喜不報憂、假話滿天飛的現象，他指出這“是官僚封建東西”，“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新中國成立之初，曾有某些黨政機關動員群眾向中央寫致敬信、發祝賀電，並自認為“已獲得相當大的成績”，毛澤東對此提出嚴肅批評，指出這“不但是一種浪費，而且是一種政治錯誤”。

秉持務實精神，要反對工作中的主觀主義。毛澤東提出：“檢查工作，應當用這個標准。凡是主觀主義的，不合實際的，都是錯誤的。凡是用命令主義去辦事，都是錯誤的。”對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等不好現象，毛澤東深刻總結反思，提出要在我們黨內“把實事求是的精神恢復起來”。他還強調：“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等等。

（五）堅持知錯能改、有錯必糾，“都是為人民服務，我們有些什麼不好的東西舍不得丟掉呢”

干事創業要正確對待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毛澤東強調：“共產黨人必須隨時准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主動糾正缺點錯誤同樣是政績。毛澤東特別重視在工作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認為“共產黨人在工作中有缺點錯誤，一經發覺，就會改正。他們應該不怕自我批評，有缺點就公開講出是缺點，有錯誤就公開講出是錯誤，一經糾正之后，缺點就再不是缺點，錯誤也就變成正確了。”延安時期，黨外人士李鼎銘提出的精兵簡政的建議一度產生爭議，有人認為這會削弱邊區的力量。毛澤東同樣客觀看待，認為這條辦法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加以採納並取得重要成效。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