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思想方法搞對頭”——陳雲對“怎樣才能少犯錯誤”的思考

“堅持實事求是，是陳雲同志的鮮明特點。”在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陳雲始終堅持實事求是，注重從黨的歷史中總結經驗教訓，為黨的事業發展思考良策。他早年就進入黨的核心領導層，對黨的早期發展歷程特別是曲折和教訓感觸頗深，因而經常思考怎樣才能少犯錯誤、少走彎路以保証黨的事業順利發展的問題。經過不斷思考和學習，他逐步認識到，“把思想方法搞對頭”是破解“怎樣才能少犯錯誤”問題的根本答案。1947 年2 月，陳雲在中共中央遼東分局會議上的講話中，圍繞“我們怎樣才能少犯錯誤，或者不犯大的錯誤”這個問題，著重從思想方法角度作了深刻闡釋。在其他一些場合和著述中，他也多次從思想方法角度論述這一問題。系統梳理陳雲從思想方法角度破解“怎樣才能少犯錯誤”問題的思考與探索歷程，對於我們深刻認識掌握科學思想方法的重要性和根本路徑，減少工作中的偏差和錯誤，更好把各項事業推向前進，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一、在毛澤東的教導和啟發下深刻認識“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

遵義會議后，陳雲奉中央之命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在莫期間，他曾到列寧學校系統學習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在學習理論時，他堅持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進行深入思考。“那時候，他經常思考人為什麼會犯錯誤這樣一個問題：如黨內的一些領導人像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是有學問的人，為什麼還會犯錯誤？”他還聯系自己的經歷思考，認為“過去自己也犯過錯誤”。從遵義會議時黨面臨的形勢和走過的歷程來看，那時的黨還很年輕，對於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還在探索之中。那麼，年輕的黨和年輕的自己“犯錯誤的重要原因是否是因為經驗少呢”？對這個問題，陳雲“看得很重，但一直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復”。

延安時期，陳雲繼續深入思考這一問題。他認為，這個問題不僅關系到黨的生存發展，更關系到中國革命的前途命運，是一個必須要徹底搞清楚的大問題。他說：“中國革命隻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才能成功”，“這樣大的責任放在我們肩上”，“如果我們搞不好，中國四萬萬五千萬老百姓的解放，不知又要拖后多少年！”帶著這樣的責任和思考，陳雲如飢似渴地擠時間學習，並就“怎樣才能少犯錯誤”三次請教毛澤東。在毛澤東的直接關心和教導下，陳雲逐漸認識到“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對此他回憶說：“我曾以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於經驗少。毛主席對我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他要我學點哲學。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還是對我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他以張國燾的經驗並不少為例加以說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談這個問題，他仍然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陳雲對毛澤東的反復教導作了深入思考和領會，由此撥開思想迷霧、透過現象看本質，在思想方法層面找到了破解問題的正確方向。

循著毛澤東的指點，陳雲開始從思想方法角度重新思索什麼是錯誤、人為什麼會犯錯誤等問題。關於什麼是錯誤，他基於主客觀相統一的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指出，錯誤就是“主觀對客觀事物認識上有偏差”﹔關於人為什麼會犯錯誤，他聚焦於認識主體方面，指出“如果自己腦子裡所想的是主觀主義的，和實際情況不相符，那就會犯錯誤”。然后，陳雲更進一步分析指出，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犯錯誤並不是因為完全不認識實際情況，而是因為隻認識部分的、片面的實際，也就是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他認為，這才是多數情況下犯錯誤的根源。陳雲指出：“我們過去所以犯錯誤，也不是對實際情況一點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況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誤把局部當成了全面。”他結合自身經驗指出：“所謂難也就難在這裡。我參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錯誤都是因為認識上存在片面性。”這樣，陳雲從“怎樣才能少犯錯誤”問題切入，逐步深入到人的認識的來源、主觀與客觀的關系等哲學問題層面，從思想方法上找到了問題的根源。

二、通過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毛澤東著作努力“把思想方法搞對頭 ”

既然“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那麼要“少犯錯誤”就自然要求掌握科學的思想方法，而科學的思想方法，實質上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樣，陳雲按照毛澤東“學點哲學”的指導開始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認真學習毛澤東的哲學著作。擔任中組部部長時，陳雲在部內組織了學習小組，“從一九三八年開始學習，堅持了五年。先學哲學，再學《共產黨宣言》，然后再學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等”。毛澤東對這個學習小組很重視，專門派出他的哲學秘書和培元等作為教員幫助學習。陳雲還“把毛主席從井岡山到延安寫的著作都找來看，研究他處理問題的方法”。通過學習，陳雲“思想上的進步可以說發生了一個飛躍”，“思想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飛躍”和“新的階段”指的就是陳雲通過學習哲學掌握了辯証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陳雲后來回憶說：“我到延安后，毛主席讓我學哲學，還給我派了教員，我認真地學了三遍”，“那幾年的學習，使我受益匪淺。在延安學習前，我的講話、文章缺少辯証法﹔學習后，講話寫文章就不一樣了，就有辯証法了”。

延安時期通過學習哲學掌握辯証唯物主義的這段經歷，使陳雲對掌握科學思想方法、少犯錯誤就要學習哲學有了很深的體悟，並使他從此成為學習哲學和掌握科學思想方法的積極倡導者。延安時期他就說：“努力學習，加強自己。學習什麼呢？學理論，學正確的思想方法”，“理論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對黨對革命是有很大好處的”。后來他更是把學習哲學和掌握科學思想方法視為學習理論之中“最要緊”和“首先”的，明確強調隻有通過學哲學掌握辯証唯物主義才能少犯錯誤。他說：“學習理論，最要緊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對頭。因此，首先要學哲學，學習正確觀察問題的思想方法。如果對辯証唯物主義一竅不通，就總是要犯錯誤。”在陳雲看來，哲學是馬列主義的根本和精髓，學習馬列主義最根本的就是要學習掌握唯物辯証法這個“最正確最科學的世界觀和思想方法”。他指出：“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設”，“哲學是馬列主義根本中的根本。這門科學是觀察問題的觀點（唯物論）和觀察解決問題的辦法（辯証法），隨時隨處都用得到”。用來干什麼呢？就是用來正確分析和解決問題以少犯錯誤。

改革開放之初，陳雲在參與指導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過程中深刻指出，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后犯錯誤的根源乃是在思想方法上出現偏差，也就是“離開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因此，他對症下藥，有針對性地、語重心長地建議在第二個歷史決議中寫上提倡學習特別是學習哲學的內容。他說：“提倡學哲學，有根本的意義。現在我們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學，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隻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他說的學哲學“有根本的意義”，就是指要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夯實堅持和運用科學思想方法的思想根基，從而做到少犯錯誤、不犯大的錯誤。同時，他深知高級領導干部犯錯誤對黨和人民事業影響大，晚年時反復囑咐高級領導干部要學哲學，強調“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

三、從思想方法層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觀點

通過學習哲學，陳雲不僅找到了“怎樣才能少犯錯誤”問題的根源，提出了“把思想方法搞對頭”的總原則總方向，而且還更進一步，結合自身思考與實踐提出了一系列具體觀點、具體方法。這些觀點和方法，體現了陳雲對思想方法問題的深度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一）“十五字訣”

陳雲通過學習哲學掌握科學思想方法最直接、最重要的明証和成果，就是他總結提煉的“十五字訣”。陳雲晚年總結說，在延安的時候，“當我全部讀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電報之后，感到裡面貫穿著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那末，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當時我的體會就是十五個字：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交換、比較、反復”。他明確講：“這十五個字，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証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証法。”從陳雲相關論述來看，“十五字訣”是他針對“怎樣才能少犯錯誤”問題給出的一個根本性的解決之道。其中，“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針對的是錯誤從哪裡來的根源和由來問題﹔“交換、比較、反復”針對的是如何避免認識片面性、少犯錯誤的方法和途徑問題。

關於“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與“少犯錯誤”。陳雲認為，既然犯錯誤是由於認識主體“不根據客觀事實辦事”，那麼要少犯錯誤就必須也只能從“實”即客觀實際出發，使主觀符合客觀，而不能從“上”或者“書”出發。他指出：“隻唯實，就是隻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這就從根源上、出發點上解決了錯誤來源的問題。同時，陳雲強調“不唯上，並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都不要讀”，而是說對上級的要求、書本的道理要做到“不盲從”，要採取“唯實”的態度和辦法，實事求是地將其與客觀實際相結合、放到實踐中去檢驗。關於“不盲從”，陳雲在中共七大上的發言中有一段論述。他說：“現在不要說有了正確的領導就不會犯錯誤了”，“我們相信毛主席，但絕不是盲從，盲從是沒有用處的，隻有對問題仔細地考查，翻來覆去地考查，這樣不管毛主席在這裡領導也好，離開毛主席也好，大體上不會犯大的錯誤，否則風潮一來，就又要犯錯誤”。正是基於對錯誤本質的深刻思考和對黨的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陳雲創造性地提出並自覺踐行“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和“不盲從”。

關於“交換、比較、反復”與“少犯錯誤”。陳雲認為，認識的“片面性”是導致錯誤的“病灶”。他指出：“要少犯錯誤，就要避免認識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為三條：一、交換，二、比較，三、反復”，“我們常常在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而這6個字首先能解決片面性的問題”。陳雲認為，如果這三條都做到了，“就能夠比較全面地認識客觀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較正確的決策，比較好地做到實事求是”。

交換，針對的是“一個人看問題總是有局限性”，強調通過與各方面交換意見以達到對事物的全面認識，從而避免認識的片面性、少犯錯誤。陳雲指出，交換“就是要互相交換正反兩面的意見，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況”，“交換的目的在於能使自己對事物認識得更加完整”，因此“集體討論、大家交換意見，是達到全面認識的重要方法”。

一是要與持不同視角、不同立場的人交換意見。不同的意見，從認識論上講是指客觀事物在不同主體意識中的反映具有多面性、多樣性。陳雲指出：“事物是很復雜的，要想得到比較全面的正確的了解，那就必須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經過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來。”“有不同意見是好事，可以使我們看問題比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錯誤。 ”“允許有不同意見的辯論，這樣可以少犯錯誤。 ”

二是要與持相反觀點的人交換意見。反對意見是不同意見裡的一種特定意見，即明確與自己的認識相對立的顛覆性意見。從少犯錯誤角度出發，陳雲極為重視反對意見的價值，明確指出：“聽反面意見是少犯錯誤的保証之一”，“經常有人提出些反對的意見，能使我們考慮問題更慎重、周到，可以減少錯誤”。他要求“領導干部聽話要特別注意聽反面的話”，認為“有錢難買反對自己意見的人”，“聽不到反面意見，這是危險的”。

比較，是指通過將此事物與他事物進行多方面的對比，全面深刻認識該事物的本質、特點等。陳雲指出，“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經過比較，能夠“更好地判斷事物的性質”，“對事物認識得更清楚、更深刻”，“可以把情況弄得更清楚，判斷得更准確”。他舉例說：“毛主席《論持久戰》就是採用這種方法。他把敵我之間互相矛盾著的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幾個基本特點，作了比較研究，批駁了‘抗戰必亡’的亡國論和台兒庄一戰勝利后滋長起來的速勝論。毛主席說，亡國論和速勝論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抗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歷史的發展証明了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由此可見，所有正確的結論，都是經過比較的。”反之，不進行比較“就看不清事物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質是什麼”。相較於交換方法側重於認識事物的廣度即不同方面，比較則更加側重於認識事物的深度即本質屬性。

反復，強調的是認識活動本身的反復性特點，因為“人們認識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個反復的過程”。這個“反復的過程”，不是朝令夕改的意思，而是指通過反復認識和實踐來發現錯誤、修正錯誤，不斷形成更加完善的認識，以消除認識的片面性，從而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這個“反復的過程”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認識過程的反復，指在形成初步認識、作出初步決策之后，在認識上再進行“反復考慮”，補充已有認識的不足。所謂“反復考慮”，是指“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可以“在決定了對策之后，再找反對的意見攻一攻”，因為“對於有些問題的決定，當時看來是正確的，但是過了一個時期就可能發現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因此“最好過一個時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決定”。二是相較於交換和比較只是認識的過程，反復則“既是認識的過程，也是實踐的過程”，即“在實踐過程中反復認識”，“凡是正確的，就堅持和發展。如果發現缺點就加以彌補，發現錯誤就立即改正。總之，判斷，行動，再認識，修正之，這樣就可以不犯大的錯誤”，這個過程是“最要緊的”。

（二）做好調查研究

調查研究是實事求是的基本實踐要求，是“隻唯實”的具體體現。隻有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才能取得對事物的全面認識，從而作出科學合理的決策。對於調查研究，陳雲從少犯錯誤的角度著重強調兩點。一是從犯錯誤的原因上，陳雲強調不搞調查研究就不能使主觀與客觀相一致，就會犯錯誤。他指出：“人之所以犯錯誤，都是由於不了解實際情況就匆忙地決定對策，主觀與客觀相脫離。”二是強調要避免片面性、少犯錯誤就要將決策過程的重心放在充分了解情況、掌握全面情況上。從難易、先后等多個角度，陳雲就“弄清情況”對於“決定政策”的重要性作了充分強調。他指出，“難者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況，不難決定政策”，“為了避免犯錯誤，在開會、決定問題之前，要下去跑跑，搞一兩個、兩三個典型調查，仔細分析，使我們決定大政方針大體上不出毛病”。

（三）傾聽群眾意見

群眾路線是黨推進工作、贏得勝利的重要法寶，也是形成全面認識、及時發現錯誤、實現科學決策的重要途徑。陳雲將傾聽群眾意見視為踐行群眾路線從而少犯錯誤的基本途徑。一方面，傾聽群眾意見可以從群眾智慧中汲取養分，完善工作方案和思路，減少差錯。陳雲認為，群眾意見中蘊含著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智慧和辦法，要少犯錯誤就要主動請教群眾和依靠群眾智慧。他形象指出：“‘三個臭皮匠，湊成個諸葛亮。’離開群眾，世上是沒有什麼諸葛亮的。”我們共產黨人“要解決依靠群眾的問題。疑難不決的事情，要請教群眾。沒有這一條，不能算馬克思主義者”。為此，他指出，黨員干部作決策尤其是事關群眾利益的重大決策，要經由群眾討論，充分聽取群眾意見。他以三門峽等重大工程的決策為例說，這類大事“要公開討論”，“隻有經過全民討論，把好的意見吸收下來，才可以少犯一點錯誤”。另一方面，傾聽群眾意見可以幫助及時發現和改正錯誤，及時止損，改進工作。陳雲認為，群眾意見“是對我們工作好壞的直接反映”，“光靠少數領導干部發現我們工作中的問題、缺點和錯誤，那是很不夠的。必須充分發揚民主，發動廣大群眾和干部對我們的工作提意見”。他認為，群眾的意見“可以提高我們的警惕性，從而容易發現工作中的錯誤並改正錯誤”，“可以改進工作，對革命事業大有好處”。因此，“我們應該歡迎唱對台戲，希望人民群眾多提意見”。

（四）善於總結經驗

總結經驗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正面的成功的經驗，一個是反面的教訓性的經驗。總結經驗的作用就是提高、加深和完善主觀對客觀的認識，努力做到實事求是，從而少犯錯誤。陳雲把總結經驗形象地比作“事后諸葛亮”，指出“總結經驗就可以把過去做對了的和做錯了的加以分析，使我們頭腦清醒，把工作提高一步”。對於少犯錯誤而言，反面的經驗教訓往往更具有警示價值。陳雲指出，“要從成功的經驗中學習，特別要從失敗的經驗中學習。這是使我們減少錯誤的好辦法”﹔“毛澤東同志的一整套理論和政策，是總結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的錯誤教訓得出來的”。不僅如此，他還把反面經驗教訓或人物稱為“反面教員”，揭示其對於形成正確認識、少犯錯誤的意義和價值，強調“正面的東西是在不斷同錯誤的東西的斗爭中產生和發展的”，“正確的東西，是在否定錯誤的東西中生長起來的”。與反面意見側重於認識層面不同，反面教員則側重於實踐層面，強調正確的思想認識往往是在與“反面教員”的斗爭實踐中形成的。陳雲常常以毛澤東思想為例指出：“毛澤東思想之所以發展到這樣的高度，就是因為它是在不斷地同錯誤思想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毛主席如果沒有王明、張國燾這些反面教員，未必能那樣的成熟”。

（五）“踱方步”

“踱方步”是陳雲對戰略謀劃與思考的形象說法，指的是對於關系全局、長遠的大問題要進行充分的戰略思考，以避免大的錯誤。由於戰略性問題關系重大，一著不慎就會滿盤皆輸，因此必須在決策之前反復考慮，審慎抉擇。為此，陳雲提出，“上層機構要有人專心考慮大問題”，要“拿出一定時間‘踱方步’，考慮戰略性的問題”。他常常舉例說， “‘瓜皮帽，水煙袋’，舊商人中有一種人專門考慮‘戰略性問題’”，“我們要有這樣的戰略家”。“這樣的戰略家”站得高、看得遠，對事物的整體、本質和發展趨勢具有很強的判斷力，這樣才能把握戰略主動，避免大的失誤。

（六）“摸著石頭過河”

“摸著石頭過河”本是民間俗語，是人們從過河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穩步過河、避免在水中摔跤溺水的經驗之談。在長期領導和指導經濟工作、經濟體制改革工作的實踐中，陳雲對“摸著石頭過河”進行創造性運用和闡釋，使之成為少犯錯誤尤其是避免犯大錯誤的重要思想方法。“摸著石頭過河”強調做工作不能急於求成，要有計劃有步驟，有試驗有總結，走一步穩一步，步步為營，扎實為功。其一，在態度上，陳雲認為，辦事情“寧可穩當一些，不要冒冒失失”，“寧可慢些，避免有錯”。他將慢與失兩者作比較，認為“有些問題，沒有把握寧可慢些，多考慮一下，其缺點是慢，但如果做錯了，那就是失。慢和失比較起來，慢比失要好”。其二，在實踐中，陳雲把“試點”作為“摸著石頭過河”的重要方法和步驟，強調要摸著“試點”這塊石頭慢慢過河，盡量少犯錯誤。 1961年3月，他強調搞改革要先試驗后推廣，指出“一件工作的改革，要先進行試驗，不能一下就鋪開來搞”，“要把試驗和推廣分開”，“必須從實際出發，摸著石頭過河”。在陳雲看來，“摸著石頭過河”最重要的是“走一步看一步，隨時總結經驗”，把握好行動節奏。改革開放之初，為了避免在復雜的改革進程中犯大的錯誤，他指出：“改革必須經過試點”，“因為試點而使改革的進度慢了，與為了加快改革的進度而不經過試點，以致改得不好，還要回過頭來重新改，這兩種損失相比，前一種比后一種要小些”。“改革的步驟一定要穩妥”，“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復雜，不能要求過急”，“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陳雲“摸著石頭過河”思想方法的核心就是穩中求進，這樣才能做到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

四、小結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陳雲是我們黨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掌握實事求是科學思想方法的典范。他從“把思想方法搞對頭”角度對於“怎樣才能少犯錯誤”問題的深入思考及豐富創見，從根本上說就是對實事求是這一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的貫徹和發展。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風險挑戰比以往更加錯綜復雜，重溫和學習陳雲從思想方法角度破解“怎樣才能少犯錯誤”問題的思想歷程及成果，對於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更好運用實事求是這個傳家寶、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作者：唐國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