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途中的“第一等好事”：讀書求索

古人雲：“天下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翻閱紅軍長征親歷者和相關人員的回憶史料，有個細節讓人動容：萬裡征途中，許多紅軍將領在戰斗和行軍的間隙都保持著讀書的習慣，甚至在生死懸於一線時，仍讀書求索。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精神世界的寫照，更是這支軍隊、這個政黨歷經磨難，仍不斷發展壯大、取得一個個勝利的深層密碼。

書挑子裡藏乾坤

跟隨毛澤東同志走上長征路的警衛員陳昌奉清楚記得，長征出發時“主席的全部行裝是：兩條毯子，一個洋布被單，一塊油布，一把破傘和一個書挑子”。這個“書挑子”裡的書籍，伴隨毛澤東一路思考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方向。

全程親歷長征的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毛澤東在長征路上讀馬列書很起勁﹔看書的時候，別人不能打擾他，他不說話，專心閱讀，還不停地在書上打杠杠，有時通宵地讀。根據她的講述，毛澤東在一路轉戰中仍然堅持讀的是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后文稱《兩種策略》）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文稱《“左派”幼稚病》）等書。

實際上，早在中央蘇區時，毛澤東就已經讀過這兩本書。在蘇區時，毛澤東把《兩種策略》寄給彭德懷，上面還用鉛筆寫著一段話，大意為：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不久后，毛澤東又寄給彭德懷一本《“左派”幼稚病》。他在書上寫：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與彭德懷分享讀列寧這兩本書所得的啟發，表明毛澤東是聯系中國當時的革命實際來領會其要義的。毛澤東讀馬列著作是有重點地讀、認真反復地讀，為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實際問題而讀。1964年，毛澤東對一個外國代表團說，自己“是在馬背上學的馬列主義”。

毛澤東長征途中閱讀的書籍，很多是紅軍1932年打下福建漳州時搜集而來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兩本，還有他非常喜愛的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論》。這本書帶給毛澤東諸多啟發。《反杜林論》是恩格斯批判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歐根·杜林的書，分別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3個方面，系統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反杜林論》中文版的譯者吳黎平回憶，1932年在中央蘇區時，毛澤東就主動和他討論《反杜林論》中的理論問題，還評價他翻譯得好。在長征行軍中，毛澤東丟棄了好些衣物，但這本書卻一直帶在身邊。吳黎平回憶，“記得在長征勝利結束到達陝北后，毛主席有一次對我說，‘你看，我把這本書帶過來了。’”可見毛澤東對《反杜林論》的喜愛和重視。

長征途中讀書，不是脫離現實的閑情逸致，而是毛澤東立足斗爭實際、研判局勢的重要方式。依托對這些經典書籍的學習和思考，毛澤東不斷深化對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認識。他用讀到的理論思考路線問題，為決策提供思想武器。

保護古籍留美名

走上長征路時，徐特立已經57歲，是長征隊伍中最年長的“老兵”。這位受毛澤東尊敬的老師，對書籍的熱愛近乎痴迷。

紅軍過遵義的見証者、遵義地下黨員周濟，回憶過徐特立在遵義時的一個細節：徐老的身體不好，正在“打擺子”（害瘧疾），他身上揣著治病的“奎寧”，還有一本《宗教哲學社會主義與恩格斯》﹔看一陣書，又吞兩顆藥。

據另一位見証者、遵義當時進步文化團體“紅軍之友社”成員之一的余選華回憶，在遵義時，徐特立托他找到《遵義府志》，了解遵義地區的風土人情，稱贊編著者很有學問。后來，徐特立又去老城拜訪遵義書法家王石珊，見幾名年輕戰士正燒書取暖。一向溫和的徐特立十分生氣，當即制止並耐心教育了他們。為了保存好遵義的珍貴文化典籍，徐特立讓大家先到革命委員會打封條，把藏書封存起來，然后再集中放到《續遵義府志》的撰寫人趙乃康先生家中，請其代為保管。趙乃康深受感動，寫下《呈徐老》：“軍中忙無暇，積極救文化。維護文物功，當不在禹下。”

隨后，徐特立向紅軍總政治部建議加強對紅軍戰士進行這方面的教育和宣傳。從此，紅軍長征的路途中出現了醒目的保護書籍和文物的標語。根據遵義會議研究專家費侃如等人考証，紅軍二進遵義時，在朱德總司令和康克清曾居住過的房間裡，刷了一條“保衛書籍 不要亂拿”的豎版標語。雖然標語字跡不太工整，卻見証了紅軍重視文化、保護書籍的往事。

在遵義期間，徐特立還和余選華來到位於遵義老城的通俗圖書館。徐特立在樓上發現了《三通》，即唐代杜佑的《通典》、宋代鄭樵的《通志》、明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都是歷史書，相當於《二十四史》中的志書總結。徐特立見了，如獲至寶，興奮地說：“毛主席正在找《三通》。”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徐特立和毛澤東在長征路上交流過讀書心得，並且一路都在尋找自己喜歡的書籍。

徐特立除了自己讀書，一路上還堅持不懈教紅軍戰士識字。不少出身貧苦、目不識丁的紅軍戰士，跟著徐特立一路行軍學習，識字讀寫能力穩步提升。這位“長征老青年”，一邊堅持自學求索，一邊傾盡心力傳播文化火種，用一言一行告訴身邊戰友，越是艱苦，越要學習求真、積蓄力量。

日記之中滿書影

長征途中，陳伯鈞在3個方面軍都任過職，曾三過草地、兩爬雪山。在這種情況下，陳伯鈞始終保持利用碎片化時間讀書求知、堅持記日記的習慣。

1935年8月初進駐兩河口后，陳伯鈞記錄12日“看《兩種策略》一書”，13日依然看這本書，14日“午后，看完列寧所著《兩種策略》一書”。

陳伯鈞的長征日記中，隨處可見有關讀書和寫作的記錄。一路上他讀了劉伯承著的騎兵戰術書籍、德譯本《戰術講義錄》以及《特種戰斗》《武裝暴動》等書。他還將所學知識進行整理，給戰士講課。1936年4月至6月駐瞻化期間，陳伯鈞為教導隊講授了《對敵人騎兵的戰斗》《排擔任偵察》。他還在日記中提到自己起草修改《步兵動作》《偵探勤務》《簡易的設計動作》《西北敵情》《行軍宿營》等書冊，好多天都是忙到很晚才結束。

1936年9月，陳伯鈞在夜行軍中，因坐騎受驚摔了下來，頭部和手部受傷，但讀書的習慣不改。他在9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我讀《唯物史觀》第二章，《有定論與無定論》全部。”9月9日，陳伯鈞在日記中提到：“看完《唯物史觀》第三章，《辯証唯物論》的全部。”作為紅軍高級指揮員的陳伯鈞，利用長征中的零碎時間堅持閱讀軍事書籍和哲學理論，並不斷總結運用或編撰軍事著作。這為他后續指揮作戰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撐。

勤學星火耀征程

長征途中讀書好學之風遍布全軍，許多老一輩革命家都留下了勤學事跡的記載。“長征四老”之一的董必武，在長征途中任干部休養連黨支部書記。勤務員鐘珠瑞回憶，董老有兩塊油布，一塊披在肩上擋雨，一塊搭在馬背上遮書籍。任弼時一路上帶著兩個鐵皮箱的書，自己拄著拐杖步行，讓馬馱著書。劉伯承行軍途中堅持研讀俄文軍事著作。鄧小平長征期間曾主編《紅星報》，轉戰間隙堅持編審稿件、研讀時政理論……他們勤學苦讀的星火，如一束束光，照亮前進的征程。

許多老紅軍回憶，沿途經過書店時，書籍、報刊、文具被紅軍官兵爭相借閱購置，讀物迅速一空，直觀印証了長征中全軍高漲的學習熱情。許多普通紅軍戰士，白天浴血奮戰、阻擊敵人，夜晚圍坐篝火旁聽讀報、學識字、悟道理，從目不識丁的貧苦子弟，成長為有信仰、懂文化、明初心的革命戰士。對知識的渴求和對革命的探索，像一種看似無形卻重若千鈞的力量，支撐著這支隊伍歷經千難萬險而從不言棄。

紅軍官兵讀書學習，為的是探尋救國救民的真理。毛澤東擔架上研馬列、徐特立奔走護古籍、陳伯鈞病中讀書忙的鮮活身影，連同萬千紅軍戰士篝火求學、路邊識字的動人畫面，共同鑄就了長征路上“越是艱險越向學”的紅色豐碑。

來源：《解放軍報》2026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