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如何宣傳群眾

中國共產黨在帶領人民群眾奪取政權的奮斗歷程中，始終站在國家和民族大義的全局高度，以實現國家獨立、人民解放為根本動力，廣泛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推動黨的主張轉化為億萬群眾的自覺行動，引領人民群眾朝著建設新中國的共同目標奮勇前進。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在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教育群眾中發揮了獨具特色的政治優勢。

喚起工農千百萬，齊心干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的全部活動都是為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謀利益的，為此黨的二大通過的《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就明確，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地把聯系和團結工農大眾擺在各項工作的首位，體現了善於宣傳和組織群眾的獨特優勢。

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階級相結合中產生，也在宣傳群眾中逐步為群眾所認知和擁護。在新文化運動中一批熟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進分子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們發動工人運動、青年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成為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實際的鼓動者、宣傳者和指揮者。黨成立之后旋即開展積極有效的宣傳工作，使得黨的思想主張、方針政策，傳播廣泛、家喻戶曉。瞿秋白曾熱烈頌揚大革命時期黨宣傳群眾所發揮的偉大作用，“五卅后民眾運動的發展，一直波及於窮鄉僻壤，山西太原等處都有工會的成立，江浙則甚至於小小村鎮如雙林、義烏等處，都起來響應。上海的街頭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歲的兒童，爭著寫貼‘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標語，爭著唱五卅流血的時調山歌。這豈不是革命運動深入普遍的群眾之明証！”

充分開展農民運動，積極推動農村宣傳教育，是黨的又一大優勢。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系統論証了宣傳教育在破除思想迷霧、動員革命力量中的重要作用，如黨的政治口號經過農會的宣傳普及，“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面前，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裡去，又從他們的腦子裡流到了他們的嘴上”。由此他肯定共產黨和農會的作用，“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共產黨和農民協會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

在國共合作之時，共產黨善意指出“國民黨常有兩個錯誤的觀念”，其中之一就是：集中全力於軍事行動，忽視了對於民眾的政治宣傳。孫中山接受中國共產黨改組的建議，共產黨提出的“繼續民主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三大口號逐步成為國人的共識。共產黨積極組織群眾保護和推動東征、北伐，其中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組織省港罷工委員會3000人的運輸隊、宣傳隊、衛生隊隨軍北上，北伐軍向長沙開進時，中共湖南區委發動工農群眾參加帶路、送信、偵查、運輸等工作。中國共產黨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對大革命的勝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將放手發動群眾和爭取群眾作為首要任務

黨的六大把實現工農武裝作為奮斗目標，將從事長期的群眾工作和爭取群眾確定為首要任務。要實現工農武裝割據，團結發動群眾支持是基礎工作。在與國民黨的比較中，我們黨更加明確地認識到，隻有說服群眾才能領導群眾，隻有說服群眾才能贏得群眾。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因此土地革命就是黨宣傳、動員廣大農民為“打土豪、分田地”的根本利益而斗爭的偉大活動。隨著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土地革命及其宣傳工作廣泛地開展起來。1930年，毛澤東在《興國調查》中列舉了貧農在12個方面得到的利益，尤為重要的是取得了政權，貧農“成了農村中的指導階級”，中農也“與貧農雇農一起有了話事權”。廣大農民在政治、經濟上的翻身，極大地鼓舞了參加革命的積極性。以興國縣為例，23歲到50歲的翻身農民基本上都參加了赤衛隊，16歲到23歲的參加少先隊，8歲到15歲的少年兒童參加勞動童子團，任務是“放哨”“檢查煙賭”等。1936年，毛澤東會見斯諾時說道：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

紅軍的主要作用是發動群眾，打仗只是一種手段。革命根據地創建之初，毛澤東就明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他強調，紅軍的“主要作用是發動群眾，打仗僅是一種手段。並且打仗的時間、分做群眾工作的時間乃是一與十之比”。古田會議決議明確了宣傳群眾的重要作用，即“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決議規定了具體的宣傳內容、宣傳技術，宣傳要切合群眾的斗爭情緒﹔要針對城市貧民、勞動婦女、青年、游民、團丁等群眾，開展深入普遍的宣傳﹔要適合不同的地方，依照不同的時間，制出不同的宣傳和鼓動口號。廣泛而深入的宣傳教育，使得更多群眾認識到工農紅軍是勞苦大眾自己的部隊。1932年，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關於紅色五月擴大紅軍工作的指示信》，指出紅軍各級政治部要通過廣泛宣傳來吸收貧苦工農來加入紅軍，強調“擴大紅軍必須成為群眾運動，必須在群眾中創造出‘當紅軍去’的熱烈空氣”。

紅軍戰士依靠積極的宣傳動員，使得長征成為“一次喚醒民眾的偉大遠征”。紅軍在長征途中，黨中央和紅軍政治部及時發布宣傳發動群眾的指示、文告和宣傳材料，還專門下發《關於各部隊立即動員遍寫標語的命令》。長征中紅軍戰士以發布告、散傳單、貼標語、演節目、開群眾會議等方式，將黨的群眾政策、紅軍的性質等廣泛傳播、深入民心。據陳雲在《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記述：長征中很多戰士住在群眾家裡，戰士“同戶主一起召集一次家庭會議，給這家人講解紅軍的性質、紅軍的奮斗目標，力求使他的宣傳得以在老百姓中傳播。每一個紅軍戰士都隨身帶有一截粉筆，他每天至少要在走過的地方寫三條標語”。宣傳效果十分顯著，如紅軍隊伍於遵義期間僅僅十幾天，即建立了遵義、湄潭、桐梓等縣革命委員會，組織了赤色工會、農民協會、抗捐會、反帝會、紅軍之友等各種群眾群體，組織了4000多名群眾志願加入紅軍隊伍。

宣傳發動群眾以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

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民族矛盾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從九一八事變之始，中國共產黨就站在民族存亡的高度，喚起各方民族大義，宣傳和組織各方群眾，始終走在抗日戰爭最前線。從《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對日戰爭宣言》《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到《八一宣言》，我們黨以最清醒的判斷、最堅決的態度，煥發廣大人民群眾保家衛國的愛國熱情。1937年9月，毛澤東發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呼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統一戰線，是工農兵學商一切愛國同胞的統一戰線。為此，挽救危機的唯一道路，就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即“喚起民眾”四個字。

在全國人民為了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浴血奮戰的關鍵時刻，革命任務與革命形勢的艱巨使得“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思想流傳甚廣。值此緊要關頭，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以“兵民是勝利之本”的科學論斷，指明了反抗侵略戰爭必須持久抗戰才能取得勝利的前景，提出了一系列動員人民群眾、在持久戰中逐漸削弱敵方優勢、生長自己力量以取得最終勝利的辦法。“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極大反響，它不僅統一了全黨的革命思想和信念，而且對全國各階層人士都產生了積極的引領意義，提高了全國人民堅持抗戰的信心。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上海，《每日譯報》記載道：“《論持久戰》的發表是宣傳工作的一次重大勝利，大大加強300萬市民及上海附近報紙到達地區的人民群眾對最后勝利的信心。”

共產黨深刻認識到，“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在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國人民義無反顧投身到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之中。在很多敵后根據地，男女老幼都是八路軍、新四軍的“聯絡員”﹔群眾在各個山頭和村庄之間設置各種報告敵情的信號﹔各村自衛隊、兒童團有組織地傳遞“雞毛信”等緊急信件。1938年4月，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了一次大規模的抗日宣傳活動。周恩來領導和推動宣傳活動，深入到勞動階層中，到工廠農村裡，到前線，到戰壕裡，以增強廣大工農的抗戰意識和鼓舞激勵戰士們的殺敵情緒﹔文字宣傳力求具體、通俗和生動，口頭宣講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藝術宣傳更加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使看戲的、聽唱的感動得當場落淚，興奮得矢志報仇。宣傳周的第一天，恰好傳來台兒庄大捷的消息，武漢三鎮舉行了十萬人的火炬游行。幾十個演劇隊和幾百個口頭宣傳隊深入武漢的大街小巷、工廠、碼頭、郊區農村進行抗日宣傳。抗日宣傳活動的廣泛開展，啟發了群眾的民族意識，增強了群眾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隨著黨的理論建設的成熟，黨對如何有效推進群眾宣傳工作有了規律性的認識。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從哲學高度總結宣傳動員群眾的經驗，豐富發展了宣傳工作的基本理念和科學方法。1941年6月，中央宣傳部發布《關於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闡述了宣傳鼓動工作的任務與范圍、特點、基本原則、方法等，提出“辦報，辦刊物，出書籍應當成為黨的宣傳鼓動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務”，“全黨的宣傳鼓動工作必須統一在中央總的宣傳政策領導之下”。

為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斗

黨的七大提出為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斗的目標，解放戰爭就是中國共產黨告訴群眾光明的前途，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所進行的一場偉大斗爭。

在解放戰爭時期，黨中央把解決解放區的土地問題作為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環節，強調“必須以最大的決心和努力，放手發動與領導群眾來完成這一歷史任務”。1946年，黨中央發布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強調要堅決擁護農民一切正當的主張和正義的行動，即實現“耕者有其田”。隨即發布宣傳工作的指示，強調“各地報紙應多找類如《白毛女》這樣的故事，不斷予以登載﹔應將各處訴苦大會中典型的動人的冤苦經過事實加以發表”。毛澤東要求及時總結土地改革中涌現出來的典型經驗，並強調印成小冊子發給每個鄉村干部。他指出，領導者的責任，就是不但指出斗爭的方向，規定斗爭的任務，而且必須總結具體的經驗，向群眾迅速傳播這些經驗，使正確的獲得推廣，錯誤的不致重犯。這場疾風暴雨式的土地改革，以雷霆萬鈞之勢，從根本上摧毀了中國封建制度的根基，徹底改變了農村舊有生產關系，億萬獲得解放的農民迸發出難以估量的革命熱情和建設干勁。

全面內戰爆發后，黨加強了對國統區的宣傳工作，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收到較好效果，當時國統區很多人稱，“聽到延安的聲音，就像在茫茫的黑夜裡見到光明”。解放戰爭時期，在國統區出現了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斗爭，學生運動的口號是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和保護了學生運動。毛澤東認為：“學生運動是整個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要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各大中城市，在工、農、商、學、兵、少數民族和民主人士中，都有共產黨在開展工作，黨的聲音、黨的政策通過多種渠道，不斷送達到群眾的身邊。蔣介石承認“現在所遺憾的，是我們政府裡面一部分人員受了共黨惡意宣傳，因之心理動搖，幾乎失了自信”。

中國革命是依靠中國人民的廣泛參與取得勝利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宣傳和團結廣大人民群眾、為建設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的努力過程，其中的寶貴經驗成為黨領導人民群眾取得新的勝利的理論基礎和制度基礎。

來源：《 學習時報 》（ 2026年07月10日 第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