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物承載的建黨往事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全部歷史都是從中共一大開啟的，我們走得再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許多建黨前后的珍貴革命文物留存至今，重溫一件件文物背后的建黨往事，體悟中國共產黨人矢志救國的赤誠情懷，對於新時代傳承紅色基因，牢記初心使命具有積極意義。

《共產黨宣言》“姐妹本”——最早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

《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1920年8月首版本與9月再版本。

在中共一大紀念館展廳中央的玻璃專櫃裡，靜靜地陳列著兩本紙張泛黃的小冊子，這就是《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1920年8月首版本與9月再版本，也被稱作“姐妹本”。這兩本合計僅百余頁的小冊子，見証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點亮革命火種的光輝歷程。

1848年2月，《共產黨宣言》發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學說傳入中國，但始終未有《共產黨宣言》全本翻譯。五四運動后，翻譯完整中文版《共產黨宣言》成為中國先進分子宣傳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迫切任務。

歷史的重任，落在了陳望道的肩上。1919年底，上海《星期評論》決定連載《共產黨宣言》，經邵力子推薦，剛從日本回國、任教於浙江省立第一師范的陳望道擔起了此項翻譯重任。為躲避外界干擾，潛心完成翻譯，1920年2月，29歲的陳望道回到家鄉浙江義烏分水塘村，根據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和陳獨秀、李大釗從北大圖書館借來的英文版，在一間簡陋破舊的柴屋裡開始了艱難的翻譯工作。柴房裡兩條長板凳、一塊寬鋪板，既是書桌也是床鋪。春寒料峭，他伴著一盞昏暗油燈日夜奮戰。母親心疼他辛苦，送來粽子與紅糖，他因太過投入，竟蘸著墨汁吃完粽子，還渾然不覺地說“夠甜了”，這便是“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動人由來。翻譯《共產黨宣言》難度極大，陳望道反復琢磨、逐字打磨，終於在1920年4月下旬完成全本翻譯。

陳望道攜譯稿抵達上海時，《星期評論》已遭查禁，他托學生俞秀鬆將譯稿轉交陳獨秀。譯稿經陳獨秀、李漢俊精心校閱后，決定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名義出版單行本。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本在上海面世，封面印有水紅色馬克思微側半身肖像，首印1000冊迅速售罄。因排版疏忽，封面錯印為《共黨產宣言》，9月推出再版，改正書名，馬克思肖像底色改為藍色，加印1000冊。此后《共產黨宣言》多次重印，成為國內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館內珍藏的1920年9月版的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是由中共早期黨員張人亞的父親在為張人亞假造的衣冠塚中保存下來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張人亞（原名張靜泉）有一本9月版《共產黨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籠罩上海，他冒險將一批黨的文件與馬克思主義書報送回寧波鎮海老家，托付父親張爵謙妥善保管。張爵謙對外謊稱兒子已離世，修建起衣冠塚，用油紙將書報文件層層包裹，秘藏於塚中。張人亞轉移文件后於1931年赴江西瑞金繼續革命，1932年因勞累過度在蘇區病逝，年僅34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久等兒子不歸的張爵謙估計兒子已犧牲，挖開墓穴取出文件，讓三子張靜茂帶回上海上交政府。1959年，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中共一大紀念館前身）征集革命文物，張靜茂將珍藏的9月版《共產黨宣言》捐贈給籌備處。這本歷經風雨的小冊子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后經多年努力，2005年8月，紀念館從山西征集到8月版《共產黨宣言》，至此，珍貴的“姐妹本”終於在中共一大紀念館團聚。

這兩本薄薄的《共產黨宣言》，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重要見証，更深刻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它們講述著翻譯者的堅守、守護者的赤誠、革命者的奉獻，不斷激勵著后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續寫信仰與奮斗的嶄新篇章。

《共產黨》月刊——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份理論性刊物

《共產黨》月刊。

隨著《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逐漸深入人心，並且日益與工人運動相結合。1920年8月，陳獨秀、俞秀鬆、李漢俊等人建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這個組織實際上起到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的作用，積極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10月，李大釗指導建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武漢、長沙等地共產黨的早期組織也相繼建立。為直接推動建黨的准備工作，介紹革命理論和黨的基本知識，1920年11月7日，《共產黨》月刊創刊。

《共產黨》月刊一出刊，就受到早期共產主義者的熱烈歡迎。《共產黨》月刊刊發了一批回答“為什麼建黨”“黨的任務是什麼”等問題的文章，刊發了有關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的狀況等文章，在建黨理論准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出版這樣一個刊物很不容易，編輯出版發行處和書刊隨時都有被查抄沒收的危險。《共產黨》月刊在《新青年》和《廣東群報》上，以“共產黨月刊社”名義，公開刊登每期要目廣告，而編輯部的處所、刊物的發行出版又都是秘密的。作者署名也不用真名，而是用筆名和化名。如李達用“胡炎”“江春”，沈雁冰用“P生”，施存統用“CT”等。刊物主編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李達，他在南成都路輔德裡625號的小亭子間裡，負責編輯和發行工作。辦刊過程中，人力、物力、財力都很困難，出到第二期時因經費困難不得不中止，后經多方努力才恢復出版。

在《共產黨》月刊第三期出版時，法國巡捕房派密探來干擾。計劃刊登的《告中國的農民》一文的一頁被搜去，出版后的這一頁就“開天窗”，上面印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沒收去了”一行字，成為這份刊物歷經艱險的獨特印記。即使環境如此惡劣，《共產黨》月刊依然從1920年11月一直辦到1921年7月，共出版6期，單期發行量最高達到5000多份。

如今，歷經百年滄桑，存世的《共產黨》月刊已經成為十分珍貴的革命文物，泛黃的紙頁間依然能感受到早期共產主義者探求真理、建黨救國的熾熱初心。

中共一大會址——中國共產黨的“產床”

中共一大會址。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中共一大”）的正式會場，在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一大代表李漢俊的家。望志路辟於1916年，因法國工程師望志（M.Wantz）而得名，在當時是偏僻的“城鄉接合部”，並不繁華。1920年夏秋之間，望志路上沿馬路一排建起5幢石庫門房屋，即望志路100號至108號。1920年，李漢俊與哥哥李書城租下了望志路106號、108號居住，並將兩幢房屋的內牆打通，成為一家，人稱“李公館”。

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和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李達、李漢俊商談后，建議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他們和在粵在京的陳獨秀、李大釗商討后，由李達、李漢俊發函給各地共產黨組織，請每地派兩名代表到上海開會。當時李家所在的這一區域剛剛開辟，人煙稀少，周圍環境比較僻靜。為了會議的安全，中共一大的主會場就安排在李漢俊家裡。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開幕。出席會議的有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代表陳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以及受陳獨秀派遣出席會議的包惠僧。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也出席會議。這時，陳獨秀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正在籌款辦學。李大釗除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教授外，還兼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兩人均因事務繁忙，未出席會議。

會場設置於樓下客廳，面積不大，約18平方米，布置也很簡朴。代表們坐在一張長餐桌四周。大會開始，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先后致辭，隨后代表們商討大會的任務和議程。7月24日，舉行第二次會議，各地代表向大會報告本地區黨、團組織情況。7月25日、26日，休會兩天，大會委托張國燾、李達、董必武三人起草綱領和工作計劃。7月27日至29日，連續三天舉行三次會議，代表們進行認真討論。

7月30日晚，第六次會議開始不久，一名陌生男子突然從后門闖入會場，借口找人后匆忙離開。有長期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立刻判斷此人是密探，建議會議立即停止，在場大部分代表迅速轉移。很快，法租界巡捕就搜查了李宅，李漢俊從容應對，以這是自己哥哥的房子，在這裡只是北京大學的幾名放暑假的師生談論新文化運動為由，成功應付了巡捕的盤問，巡捕搜查后沒有發現異常便離開。這場意外，導致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開。

新中國成立后，勘察確認中共一大會址成為一項重要的任務。1950年9月，經上海市市長陳毅提議，上海市委討論決定開始尋找中共一大會址的工作。歷時半年，於1951年4月找到並確定原望志路106號為中共一大會址。隨后展開建筑的修理加固和陳設布展工作。1961年3月，國務院公布中共一大會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習近平總書記在瞻仰中共一大會址時強調，“一定要把一大會址保護好、利用好”。他說，毛澤東同志稱這裡是中國共產黨的“產床”，這個比喻很形象，我看這裡也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從《共產黨宣言》播下馬克思主義的火種，到《共產黨》月刊銘刻建黨籌備篳路藍縷的歷程，再到石庫門裡迎來開天辟地的曙光，這幾件珍貴文物見証了百余年前建黨時的崢嶸歲月。革命先輩們矢志不渝、艱苦奮斗的崇高精神，永遠激勵我們前進。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續奮斗，在新征程上跑好歷史接力賽，我們更要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奮發進取，真抓實干，在傳承紅色血脈中堅定歷史自信，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不懈奮斗。

（作者單位：中共一大紀念館）

來源：《黨建》2026年第7期